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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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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稿子，与邵洵美较熟。尤其是郁达夫每次从杭州来，邵洵美都会打电话约我出来，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有幸跟他们来往。我曾经说，没有邵洵美办时代图书公司，就没有中国漫画，特别是30年代蓬勃发展的中国漫画。
郁 风 邵洵美把自己家里收藏的田黄图章卖掉，给钱时代图书公司。在30年代，同时出五个刊物，在美国等于一个托拉斯了，很了不起。
黄苗子 当时，两个大的“小托拉斯”，一个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还有一个广东帮，以梁得所为首办的大众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穷途末日，“快完了”，仍然是根深蒂固地继续发展。当时延安鲁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艺术人才。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条件、机器印刷漫画。所以，最早的漫画宣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在没有人再提起了。像张乐平、叶浅予、陆志庠、特伟、张仃，这批人全部是漫画宣传队的重要人员。他们的根子都是上海漫画，分散到很多地区用漫画做抗战宣传，张乐平在上饶，黄胄、特伟在重庆。尤其是在农村，漫画宣传队起到了很大作用，一边挂着画，一边讲解。在没有敌人侵略的地方，很多重点城市都有漫画宣传队。比如廖冰兄在广州，后来到他的家乡广西，穷乡僻壤里，漫画起到了作用。但是当时的照片不容易收集，现在也很少人提起。当时，鲁少飞他们在广东，我也去了广东，办了一个《总动员画报》，由部队出钱。《总动员画报》一出就是几十万份，对抗战影响比较大。当时涌现的一些好的作品，艺术性与政治性结合得很好，现在看来仍然是很有力量的。
黄苗子和郁风的朋友中，聂绀弩是特立独行的一代怪才，如今“已经成为一部情感的老书，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一定要翻翻他”（黄永玉语）。黄苗子说，朋友们见面常常以怀念聂绀弩为话题，许多人认为绀弩是“鬼才”，中国之大，传奇性人物甚多，绀翁是尤“奇”者。
李怀宇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聂绀弩三人的旧体诗都写得很好。
黄苗子 最近，有一个研究聂绀弩的专家侯井天得到消息说，山西发现一批聂绀弩的作品、手稿和衣物。他们找到一摞诗，其中有十七首是写给我的。侯老就马上跑去山西抄下来。当年，我去看望聂绀弩，他不在家，我就留诗在他的写字台上。他就用“台”、“才”字韵写了十七首给我，觉得很过瘾，后来又写了几首给张友鸾，一共二十几首。很奇怪，我都没有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抄家，关在山西，这些当初被当作调查证据，如今都成为研究资料。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6）
李怀宇 我觉得聂绀弩跟郁达夫很像：性情中人，都喜欢喝酒，旧体诗都写得好，经历都很坎坷。
郁 风 那个时代才出现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很少有了。
黄苗子 聂绀弩晚于郁达夫，鲁迅先生对他很重视。现在大家一致公认，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
李怀宇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真是好诗！
郁 风 他是开创新一代诗风。旧诗虽然是老套，那种规律、美，如果不了解旧诗，掌握不好，就拿不到旧诗的精髓。但是拿到精髓的人，又不免落入老路。而聂绀弩既精通旧诗的精髓，又能将现代语言融入得很好，兼顾平仄的规律。
黄苗子 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都有这种开创。但是聂绀弩做得更高一些，新中国之后的很多新词，以前的人不懂，他都能融进来。
郁 风 杨宪益受他的影响，诗写得也很好。
黄苗子 现在我们来往的仍然写诗的就是杨宪益、邵燕祥。宪益最近身体不大好，不能走动，但是脑子清醒，对着电视机，现在一天要抽两包烟，偶尔也写一两首打油诗，一般没有从前那么起劲了。
李怀宇 我在香港罗孚先生家里谈到聂绀弩在北大荒的一些事情，车子撞倒他，大家以为撞伤了他，没想到跑过去，看见他坐起来，拿着一根烟。
黄苗子 他这种事情很多。我们一些劳改的朋友帮助聂绀弩去盖房子，房子刚搭上棚顶，他总是抽烟，就烧掉了。哎呀！要判死刑。夫人周颖马上赶过去，千方百计找人营救，总算免去一死，轻判三个月就放他出来了。
有一天我跟聂绀弩开玩笑，我说他是研究古代小说的，研究《三国》、《红楼梦》、《金瓶梅》、《水浒》，我给他书房起个斋名“三红金水之斋”。他高兴得不得了，我用隶书写好了挂在他书房。后来要命了，红卫兵来了。我都不知道红卫兵的事情，事后他才告诉我。他说，我要赔他一张“三红金水之斋”。红卫兵让聂绀弩说“三红金水”的意思，他急中生智，就说“三红”是“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金”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水”是江青的“江”字偏旁，因为尊敬不敢直接写出来。红卫兵啪就撕掉了，说：“你也配！”（笑）他就让我重新给他写一张。十年之后，我们再见面，我又用草书给他写了一张。但是后来我都把这件事情忘记了，直到最近看他送我的十七首诗，我才记起来。
在现代文化史上，“二流堂”是一个特别的场所。它在重庆和北京，汇聚了文化界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有革命家兼艺术家夏衍、电影界报刊编辑唐瑜、漫画家丁聪、剧作家吴祖光、画家叶浅予、大牌明星金山、翻译家冯亦代、歌唱家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抗战时，在重庆的“碧庐”，这些文化人平时不用严格上班办公，生活自由散漫，便用“二流子”互相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找不到宣纸和毛笔，未能题成，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二流堂”在民族水深火热之际安顿了一批文化人，而不同学科的交流，日后更成就了一批文化大家。1949年后北京的“栖凤楼”，被称为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潘汉年、黄佐临、柯灵、于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这儿跑。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字字粗黑。从此，“二流堂”一案株连无数。专案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李怀宇 从30年代开始，艺术界的朋友圈中就少不了你们两位，1949年之后又有启功、王世襄等文化大家，你们朋友之间在生活中的交往是怎样的？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7）
黄苗子 启功比我大八个月，跟我比较熟，他去世时九十三岁，我九十二岁。去世以前，就算我们身体不灵便，也总是通电话。启功进了医院以后就不能说话了。启功、王世襄对我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写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艺林一枝》，研究古代艺术。启功的打油诗非常有意思，滑稽得很。我跟启功相识大概是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我当时住在王世襄的芳嘉园，启功从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因为佩服他的学问，我们经常来往。“反右”以后，都被划成了“右派”，大家都很紧张，都不敢来往。但是我们彼此平时来往还比较多一点，大家都互相理解，启功、王世襄有时候来看我。
“反右”以后，大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就都写一点东西。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研究清朝人的建筑法则《营造法式》等好几本书，还有对于鸽子、葫芦的研究，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当时研究唐代画圣吴道子，写了大概十几万字。我们有一个朋友以前给启功的老师陈援庵老先生抄东西，当了“右派”以后没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们三人抄东西。抄完之后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见，当时来往比较密切。启功最有名的一本书《诗文声律论稿》，给诗律平平仄仄的发音总结了很好的表格和规律，从平平仄仄中拉开五言、七言，这就让人们能抓住旧体诗平仄的规律，让它变得简单。启功改稿子的每一页都是手写楷书，《诗文声律论稿》最后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满意。我十分钦佩，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第七次改稿。差不多是几年以后“右派”平反，我的《吴道子事辑》才在中华书局出版，启功也替我纠正了不少错误，他都用纸条夹在稿件里，很细心。
我觉得启功很可惜，这么大的一个天才，什么都懂。有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他的书法，但是提到书法，不能不说他是头一把交椅。他对书法理论太熟悉，把书法研究透了。提到书法，他能讲几天几夜。他现在的桂冠就是书法大师，这实在还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华没有很好发挥。
李怀宇 1949年后，“二流堂”那些朋友之间如何交流？
黄苗子 阿英同志50年代初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他每次来北京都住在我们这个“栖凤楼”，所谓“二流堂”。后来，吴祖光也住在我这里。阿英同志鼓励我搞美术史，解剖几个“麻雀”。大家都知道吴道子是“画圣”，可是“圣”在何处，有哪些作品，历代有什么评论，到底有多少作品，都需要系统地说明。在他的启发下，我、徐邦达、张仃、叶浅予常常为吴道子的研究互相交流。
李怀宇 “二流堂”的案子到底怎么回事？
黄苗子 北京“二流堂”在东单一个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浩子（戴浩）花了几个金条买下了这栋楼。起初是盛家伦、浩子两对夫妇住在里边，后来，我从香港来，没有地方住，也住在里边。再后来，《新民报》公私合营，也搬到里边，我也去参加管理。最后是吴祖光也搬进来。吴祖光很可惜，多少年的朋友，他的才华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当时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郁风是美术界的朋友多，盛家伦是音乐界的朋友多，吴祖光是戏剧界的朋友多。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险，我们就不知道危险。“反右”的时候，有人提出来我们是在北京恢复重庆的“二流堂”，还上告了中央。其实周总理是很清楚的。在重庆，郭沫若、夏衍都和我们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帮”把我们揭露出来，目的也就是为了针对周总理。
其实，“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比如吴祖光搞梅兰芳的戏剧，就把我、张光宇、张正宇请进去做艺术顾问，对布景等提出意见。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我们没有想法、意识去振兴中华文化，但是实际上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黄苗子：郁风一流人物一世情（8）
郁 风 其实，因为文化圈里的人兴趣相投，大家也是以兴趣结合，不是从一开始就严肃考虑任务，要完成什么任务的。
黄苗子 好像现在的分行比较明显。以前我们跟电影界经常沟通，现在很少有什么交流。
郁 风 以前很多画家、作家都不分彼此，特别是抗战时期重庆的很多画家。大环境在一起，都是相通的，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是靠着一些旧的关系，虽然不同行，也还继续保持友谊。建国以后分行比较细，大家似乎都老死不相往来。现代从业的人多了，生活工作压力大、紧张，也不大有机会见面了。现在的学科划分更细，互相的沟通也更少一点。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对自己的专业是很有帮助的。过去的通才多，现在的专才多了。
黄苗子 陈逸飞希望成通才，但是被“累”死了。
郁 风 我们在美国见过几面，但是也不大熟悉。
李怀宇 现在老朋友间的来往怎么样？
郁 风 当时最活跃的叶浅予、吴祖光都离我们而去，搞外国文学的冯亦代也去世了，老朋友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新朋友，像范用、邵燕祥、李辉，也大多限于写作、出版的朋友。
黄苗子 我经常说，我这一辈子得到过的最大益处就是朋友。我的很多朋友，有些比我年长，比如陈寅恪。1957年，我到广州送母亲上船回香港，为了研究吴道子，我特地去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当时，他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要跟着一条白线去课堂。陈先生的头脑十分清醒，博闻强识。他指导我，让我查《新唐书》第几卷第几页，有一些有关唐代壁画的材料，《旧唐书》第几卷第几页也有，都是如数家珍。
我二十来岁在上海就认识了张大千，后来认识了徐悲鸿，抗战结束后结识了齐白石，都是经常来往的朋友。张大千总是惦记我，后来台湾跟北京能通信以后，他还送我他住在南美洲的四套照片，专门让人从香港带给我。临死前，还画过达摩像托付朋友带给我。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朋友。齐白石是抗日战争以后在南京认识的。建国以后，我到北京，就经常跟叶浅予一起去看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好。
郁 风 齐老的画50年代六元钱一尺，我们都觉得太便宜了，让他提到十元钱。
黄苗子 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我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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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1）
我一生都没有寻找伟大的意义，画画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时有位老先生批评我，说我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当时我低头站在台上，他指责我，我也不能说话，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
2005年8月13日，黄永玉在北京万荷堂举办八十一岁生日酒会。《比我老的老头》一书记载，黄永玉生于1924年7月9日。近年来，黄永玉每年都会随心情变化，在盛夏选一个吉日请亲朋欢聚。我们乘坐美术评论家陈履生夫妇的车，出北京约一小时，到达通州区徐辛庄万荷堂。堂外公路上的汽车早已停放成长龙，几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路口有一座八角亭，不见题匾。陈履生介绍，此亭名为“侃亭”，黄永玉专门建来方便周边村民歇息“侃大山”，并亲笔题字制匾。不想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题匾不知所踪，黄永玉便不再题字。侃亭下依然有侃爷，只是成了“无字亭”。
万荷堂为独立的中式园林，远望四周皆是田园。走进大门，那几条传说中的大狗早已被拴到不知何处，没有机会出来迎客或吓人。地上铺着粗石，院子里躺着几尊古旧的石雕，抬头一看，“万荷堂”三个大字颇为拙朴，走廊上挂有一个拳击沙包。大堂是黄永玉的画室，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居中摆放着几根硕大的原木，上有黄苗子题字。一面几十平米的大墙专为画大画而设，墙角有升降机。墙上挂着黄永玉新写的书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堂上高朋满座，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专程从香港回来打点老爸的酒会。每次见到黄黑蛮，总觉得他这么憨厚，哪像他老爸的性子？有人说，黄黑蛮的性子像他妈，黄黑妮的性子才像她爸。喝茶抽烟的众来客中我一眼就认出清瘦留须、手执烟斗的广州雕塑家许鸿飞，独特的形象占了便宜。
画室后面的另一幢房子“老子居”才是黄永玉居住的地方。先进入饭厅，但见黄永玉的太太张梅溪手执葵扇，正指点厨师准备晚餐。王世襄曾夸奖：“永玉夫人梅溪精于烹调。”房中蝈蝈和鹦鹉的叫声不绝于耳，转入客厅，一位貌似黄永玉的长者在招呼客人，这是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黄永厚也为名画家，也住在通州。兄弟俩有二十年不相往来，直到前几年才重新和好，唉，这俩老头儿。坐在我旁边的是建筑大师张开济的公子张永和，如果不是和身边的外国友人讲着流利的英文，外人还认为这位是黄永玉老家来的亲戚。凤凰老家自然是来了不少亲戚，忙着倒茶待客。里屋走出一位身材高挑的客人，张永和旁边的女士觉得眼熟，便问我这是何人，我脱口而出：“刘诗昆。”心里暗暗庆幸电视看得多。当天的压轴好戏是刘诗昆演奏钢琴。
李辉、应红夫妇开车载黄苗子、郁风夫妇也早到了，李先生带我进入里屋认识黄苗子、郁风，这才见识了黄永玉那间宽敞典雅的卧室兼会客室。许多曾在电视里见过的客人，正陪着黄永玉聊天。黄永玉穿一件浅色衬衫，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房中那张其大无比的睡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更难忘的还是黄苗子温暖的微笑。
“老子居”外的另一个院子才是荷塘所在，数亩地大的池子栽满荷花，顿感“十万狂花入梦寐，一袭清馥逸荷塘”并非虚言。荷塘中间是一个石砌的舞台，上面摆放一架钢琴，刘诗昆在试音，旁边站着两位妙龄佳丽。荷塘周围是走廊和几座两层楼房，不少艺术家在此挥毫的墨迹随处可见，黄永玉各个时期的照片和画像尤为醒目。
沿荷塘漫步，看看字画，赏赏荷花，幽香扑鼻，远处则飘来烤全羊的香味。日渐黄昏，宾客陆续到达，荷塘边的广场已摆上自助餐，生日蛋糕则摆在舞台后的大厅里。黄永玉站到舞台中间，只说了一句：请大家来聚聚，开心一下。于是上百位宾客食指大动，分坐荷塘四周，觥筹交错之间，欣赏舞台中的表演。
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2）
华灯初起，正是酒足饭饱之时，刘诗昆一曲奏响，全场肃静。黄永玉嘴叼烟斗，坐在钢琴旁的台阶上，已然心醉了。
和黄永玉共进晚餐，光听他讲话，已经半饱。那种调动气氛的功力，至今犹历历在目。座上有人问他：“您现在吃辣椒吗？”“用鼻子吃不行，用嘴巴就行。”又有人问：“平时有什么活动？”“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是不能打了，家里有个沙包，每天打打沙包。我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的水平差不多，认得中国字的那部分……”
谈兴最浓的还是他的故乡凤凰。“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笑眯眯的黄永玉仿佛在讲着与自己并不相干的故事。“还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
晚餐后的第二天下午，我提早半个小时到达黄永玉的住处。黄永玉还在午休，黄黑蛮出来泡茶聊天。黄黑蛮也是画家，现居香港，言语质朴。我知道经济学家张五常写的文章都指定由黄黑蛮画插图，称他为“我的御用画师”，便聊起张五常在美国卖假古董的新闻。陆续有黄家的朋友到来，带来了各类相机，黄黑蛮很喜欢摄影，说起来深得门道。
正谈间，黄永玉出来了，手执烟斗，面带微笑，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肃立起来。访谈一开始，黄家亲朋拿着相机在不同角度上拍照。闪光灯影里，我恍然觉得这是一位江湖老大主持的英雄会。可惜“黄老大”的听力不太好，只好凑近一些，提高声调，距离感顿时消失了。一会儿工夫，便觉得这位老大不喜欢正儿八经的访谈，更乐意百无禁忌地聊天，“黄老大”的英雄会变成“黄爷爷”的故事会了。
黄永玉的童年在湖南凤凰度过，读书时以逃学闻名，十二岁离乡求学，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时多次留级，后来校友聚会时，曾经跟他同班的有一百五十来人。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来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中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黄永玉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后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同事中有金庸、梁羽生等。在香港，黄永玉与聂绀弩、叶灵凤成为忘年交，日后又与黄、蔡澜成为忘年交。
李怀宇 在香港罗孚先生家，我们聊到你的一件趣事，说一家馆子童子鸡做得很出名，你和朋友经常去，有一次你们吃到一半发现大家口袋里都没有钱，你就对着饭馆里饲养的热带鱼画了一张速写，用手指头蘸着酱油抹在画上，算是着色，画完给叶灵凤打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叶先生笑眯眯地来了，你交上画，叶先生预付稿费付清了饭钱，大家尽欢而散。
黄永玉 有这个事，就是偶然的这么个事。罗孚当时没有跟我去，主要是叶灵凤先生，叶先生当时在《星岛日报》工作，那个店叫“美利坚”，里面有童子鸡，我们那时也没有什么钱，没有常常去。
李怀宇 那时候还有一位后来很出名的同事——金庸，他跟你同龄。
黄永玉 喔，查良镛。香港有一家电视台采访过我，请我谈他，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笑）
李怀宇 黄应该是后来的忘年交了，他比你小十几岁。
黄永玉 湖南电视台曾经采访过黄，问他，听说你失恋时黄永玉安慰过你？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又问，听说黄永玉让你享受“失恋的诗意”，有没有这回事？黄说，这就是放狗屁了，失恋都要上吊了，还能有诗意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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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3）
李怀宇 你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他根本没有发掘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黄永玉 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敢这样做，所以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战士。这样一来他当然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生活境遇之下，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的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
他的文学才能也很高，他写广州的竹枝词，信手写来，举重若轻。我看过他一本书，写他自己的，很了不起，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杀出来。今天你们这么好的环境，小学中学大学出来，就有工作，那时是没有的。有时候我不理他，他也不理我（笑），但这个不重要。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家，杰出的、少有的艺术家，一个战士。
1953年，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任教于徐悲鸿主持的中央美术学院，先住在表叔沈从文家，后入住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革”期间，黄永玉因“猫头鹰黑画”事件受到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黄永玉再次到香港，作品渐为市场所重。
李怀宇 1953年怎么从香港回到北京？
黄永玉 1948年到1953年我在香港，最初是1946年去的，后来又到上海参加一些美术活动。去香港之前又在台湾待了几个月，那时蒋介石还没有到台湾。我们到台湾，很多画家也在台湾，住了不到半年，后来中共地下党知道第二天中午国民党要抓我，通知我赶紧走，替我买了票，用车子送我，从基隆离开了，到香港，那是1948年。1953年以后我就回北京教书了。
李怀宇 沈从文先生读过小学，当了教授，你读过中学，也当了教授。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毕业？
黄永玉 我没有读过什么书，说了人家不相信，初中三年，念到二年级留了五次级……有记者花时间去翻我当年读书的档案，找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我那个同学告诉记者，黄永玉当年的成绩，每学期的总分，加到一起都不到一百分。我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会当教授啊！我就用老布什的话说，我是没有任何出路了，只好去当教授（笑）。
李怀宇 当时是沈从文先生写信让你回北京的？
黄永玉 那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先生也写信，这是我们老这么讲，人家喜欢说是沈从文写信让我回去这么一个故事。事实上我也很想回去。那时候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多少年来一直是左倾的，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真正认识共产党……广义地来讲，我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社会主义，其实我懂得多少社会主义呢？回来总是开心的，那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有很多人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的亲戚。而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我的是左翼文化，从小就是鲁迅先生创造的木刻协会，我们是在党领导的木刻协会中成长起来的。沈从文是我的表叔，又同是凤凰人，人家很容易把我跟沈从文牵在一起。其实我在50年代才正式见到沈从文，把这种关系重新结起来，他是我很亲的亲戚，是我爸爸的亲表弟。两个事情：成长的过程是左翼文化影响，亲戚是我们尊敬的长辈沈从文，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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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创作的起点是快乐（4）
李怀宇 50年代初期，沈从文先生的处境也不是很好。
黄永玉 我们每个星期多少天都在一起，我去看他，他也来了，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天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到我家里，我就谈到解放以前同党的关系，我们感觉领导我们的党是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我们也不是党员，但是感觉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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