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历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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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4）
李怀宇　　那时候常泡图书馆？
　　许倬云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写我们要的书的名字，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李怀宇　　是什么样的机缘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许倬云　　说来话长。我在研究生的第二年，学校里有李氏基金会提供奖学金，是全校最好的学生去考，我运气很好，就考上第一名。但是基金会的要求是健全青年，我不健全，所以就算了。钱思亮校长很不高兴，就找胡适先生帮忙，努力了两年，找到了华侨徐铭信先生，由他捐出一千五美金。这钱不够，我就申请学校，芝加哥大学愿意补上一些钱，这样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东方研究所做这方面工作，远东的部分就附在旁边。所以我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另外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的学科，有三分之一跟顾立雅做独立研究。
　　李怀宇　　在芝加哥大学你还成了医学研究病人？
　　许倬云　　他们还开刀诊治我的脚。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是学校对我的手脚很感兴趣。医生说很难得见，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每年住三个月到半年，吃他的，住他的，用他的（笑）。
　　李怀宇　　这五年里，你主要的学术兴趣在哪里？
　　许倬云　　很广泛。埃及史、两河流域的考古学、社会学、欧洲中古经济，什么都有。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耳濡目染，就对神学有兴趣，也选课。我跟神学院的学生一起淋浴，有几十个龙头，中间有个大桌子，淋浴完大家就围着中间的大桌子讨论问题。温度很高，所以不用擦，身体都会干。
　　李怀宇　　当时正是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候？
　　许倬云　　对。芝加哥大学是韦伯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韦伯跟马克思是两大宗派，马克思是非常好的社会学家，不要单纯地把他当政治家、革命家看，他是社会学者。韦伯是反驳他的，但是韦伯也不是不讲经济学，韦伯一生的第一个课题是德国的土地制度。
　　李怀宇　　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
　　许倬云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左传》里的人物，找出每个人的来龙去脉，年代、家世作统计，战争作统计。博士论文答辩是芝加哥大学的特色。那时候我们答辩要在校门口布告栏公布出来，任何人可以去考你，这是欧洲的规矩。
　　李怀宇　　到芝加哥大学留学对你后来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倬云　　有极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全美学术气氛最浓厚的一个，不出阔人家的子弟，不出总统，不出财主，但出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念书就像在僧院里一样，坐下来吃饭，另外一个人过来：“对不起，能不能跟你一起坐。”一侃，关于什么问题，你的想法如何？无时无刻不在讨论问题，没有别处学校有这种气氛。
　　1962年，许倬云从芝加哥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1964年，许倬云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积极参与民主自由活动。
　　李怀宇　　1962年回台湾以后做什么？
　　许倬云　　回到台湾，基本回到“中央研究院”，但是台湾大学是母校，台大让我去做兼任，马上就从兼任变成合聘。
　　李怀宇　　1964年怎么当了台湾大学历史系的主任？
　　许倬云　　偶然的因素。那时候系主任余又荪先生遇车祸身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去开会，要接系主任。
　　李怀宇　　当时系主任的工作很忙？
　　许倬云　　非常忙。研究和教书两边工作。校长钱思亮先生让我去做大大小小的委员会的委员，他的目的是训练我。当年我出去留学，他帮了忙，所以他吩咐，我一定做。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5）
李怀宇　　三十四岁做系主任时，主要研究什么？
　　许倬云　　西周史。一篇篇做文章。
　　李怀宇　　你从1962年回台湾到1970年去美国这段时间，目睹的台湾政局是什么样的？
　　许倬云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紧缩它的掌握，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们都是被他们打击的。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人当作自由分子，不过不用自由分子这个名称，叫“歧异分子”。从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钱校长到沈刚伯到许倬云，都是歧异分子，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先生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我们都受打击。
　　李怀宇　　1966年，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出来后，你给他写书评，还指出书中的不足？
　　许倬云　　我很认真而客气地写，但是殷海光已经自命为大师，人家都捧他，他觉得你怎么可以批评我。我讲了他几个有问题的地方。殷海光其实跟我私交很好的。殷海光是有骨气的人，但是学问并不怎么样，他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被大家当作一个指标。
　　李怀宇　　当时自由主义在台湾很受打击？
　　许倬云　　非常受打击……
　　李怀宇　　你跟胡适先生有没有交往？
　　许倬云　　我出去，胡先生回来了。我跟他的交往只有一次。1960年他带了台湾一个访问团到美国学术界开双边会议，我的老师李济之先生是人文部分的领队，李先生是史语所的所长，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做这个会人文部分的秘书，这时候跟胡适先生有接触。等我回台湾时，正是胡先生出殡的日子，我在院里悼念他。他是很温和的长者，很有风度。
　　李怀宇　　你对胡适先生的思想研究得多吗？
　　许倬云　　平心而论，我并不赞成胡先生的科学主义，他的“德先生”也并不清楚。他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不能苛求他。他贡献非常大。
　　李怀宇　　现在大陆在谈“鲁迅还是胡适”，这个问题很妙。
　　许倬云　　鲁迅差太远了。我在抗战时就看他的文章，他最有趣的是《故事新编》。这是历史的东西。
　　李怀宇　　胡适先生去世后，王世杰先生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风度如何？
　　许倬云　　他的风度非常好。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是不肯屈服的。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王先生不肯跟蒋介石见面，更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但是“中研院”还是必须与总统府打交道，他就派我去见蒋经国（笑）。这样因祸得福，蒋经国跟我打了好几次交道，了解我，所以后来在1967年、1968年特务整我的时候，他不相信。
　　李怀宇　　整你的理由是什么？
　　许倬云　　理由很多。我们自由分子长期跟他们对着干，他们找我们自由分子麻烦。
　　李怀宇　　当时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吗？
　　许倬云　　在报纸杂志都有发表文章，关于民权、自由。
　　李怀宇　　至少还可以在报刊上讨论。
　　许倬云　　你讨论两次以后就不让你讨论了。所以《文星》了不起，可以接受这些文章。萧孟能的爸爸是国民党宣传部的重要人员，所以他可以过关。那时候我一到台湾，就找三四十个三十来岁的大学教授，组织一个“思言社”，我在《文星》稿费透支，借两千块“青苗钱”（笑），发行第一期的《思与言》杂志。后来变成我的罪证：你为什么组织“思言社”？我说我想搞“费边社”啊（大笑）！“费边社”是英国的一批主张社会主义的学者搞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罪名之一。
　　1970年，许倬云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在匹兹堡大学，许倬云与王小波、李银河结下深厚的师生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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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6）
李怀宇　　1970年怎么去了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　　匹兹堡大学邀请我去当访问教授，本来是要回来的。我们带了两个箱子、一个娃娃，没有想到留在美国几十年。去了匹兹堡大学以后，台湾的长辈陈雪屏先生告诉王世杰先生说：倬云啊，回来环境不好。他们就让我待在匹兹堡大学，留下来。
　　李怀宇　　陈雪屏先生是余英时先生的丈人？
　　许倬云　　是的，当时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李怀宇　　此后一直就在匹兹堡大学？
　　许倬云　　一直到现在，我的房子还在匹兹堡大学。我有历史系和社会系两份聘书，我教东亚史、社会变动、中国古代史、历史研究法，等等。
　　李怀宇　　匹兹堡大学的社会系很强，杨庆先生与金耀基先生都是匹兹堡大学社会系的？
　　许倬云　　是的。我到匹兹堡大学主要是杨庆先生要我去的，他还一直帮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社会系，由中大借去的。所以匹兹堡大学和中文大学有特殊的渊源，等我后来到中文大学去了七年，每次半年，也是由中大借去的。
　　李怀宇　　杨庆在社会学的建树如何？
　　许倬云　　他回来帮助社科院重建社会学，国内的社会学是他跟费孝通先生一起重振起来的。那时候他把中国美化，我跟他意见不一样。那是1973、1974年，中国并没有那么好。我说：中国不是你讲的那样。我俩意见不一样，但是到他死，我们感情还是很好。他是爱国主义。
　　李怀宇　　那时候王浩、杨振宁也曾经回来过，经历相似。
　　许倬云　　你现在跟杨先生谈话，他会回忆当时他被懵的事情。他是非常爱国。
　　李怀宇　　爱国应该是海外学者共同的感情。
　　许倬云　　但是，我到五十岁才拿自己的爱国思想摆在一边，我觉得不能盲目地爱国，我要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人类社会跟个别人是真实，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我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到五十岁，我理解到多少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在进行。
　　李怀宇　　你去美国时四十岁，从此在美国扎了根？
　　许倬云　　但是到1972年以后，我就每年回台湾。我母亲还在，每年暑假回来看老太太。所以，我跟史语所的关系一直不断。我现在还是史语所的特聘研究员，不退休的，因为我不拿薪水。
　　李怀宇　　你的研究是很多学科的交叉，不单单是历史学、社会学。
　　许倬云　　对，兴趣问题。我对很多课题都有兴趣。
　　李怀宇　　后来你在匹兹堡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位在国内非常有名。
　　许倬云　　王小波！我跟他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
　　李怀宇　　人家写文章讲他：坐无坐相，站无站相，非常散漫的一个人。
　　许倬云　　我说他是“惫懒相”，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翘在桌子上，我的脚也翘在桌子上。
　　李怀宇　　你们在一起聊些什么？
　　许倬云　　他对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要不要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究竟差别在哪里？反正他进来问问题，我都跟他讨论，我提出三五不同的方向：你可以这么想，可以那么想，你自己找你的路去。
　　李怀宇　　你也曾经对他的文字提出建议？
　　许倬云　　我跟他说，你的文字写得太松、太浪费，要炼字炼句，他听我的话。他起初不服气，我就把他的文章改给他看，说这些都是浪费的，一句就够了，他服帖了。文章要干干净净。
　　李怀宇　　他的文章中不少以他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为背景。
　　许倬云　　这是最后一个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很多，但是留下来的很少，他的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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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7）
李怀宇　　更重要的方面是，他在美国时对一些现代观念有了新的认识，这样在写文章时有一个好的思想框架。
　　许倬云　　理清楚头绪了，他用讽刺、嬉笑怒骂的笔调写严肃的问题。对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式，我是帮了他忙的。
　　李怀宇　　当时是李银河在读学位，他却没有？
　　许倬云　　对，他是跟着李银河去陪读的，他在中文系选课，那里的课都是教洋娃娃说“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之类（笑），他就找我，我就说聊天好了，个别指导。
　　李怀宇　　现在国内有很多“王小波门下走狗”。
　　许倬云　（笑）现在他的书有很多人读，银河现在也很有名啊。她当时读的是社会学，杨庆先生和我是指导委员，她有选我的课。她那时已经注意到性的问题。
　　李怀宇　　当时她的学习成绩如何？
　　许倬云　　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当时一起从大陆去的学生有十来位，就她一个人读出来了。
　　李怀宇　　李银河最近很红，你有注意她的一些言论吗？
　　许倬云　　我有注意，她最近有一个同性朋友，对不对？也无所谓，人有做事情的自由。小波走了以后她也很寂寞，这也是应该的事情。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许倬云在美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任教过。，近年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讲学和主持学术研究。他关注两岸三地，用多民族和全球视角思考中国历史。历时三年完成著作《万古江河》，阐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李怀宇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来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主要在哪里？
　　许倬云　　最大的转变是把欧洲的史学研究方法拿进来了。寅恪先生写的文体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期刊的文体，规格、体裁、讨论问题的角度都是德国史学的，是傅孟真先生带回来的。史语所建立以后，就成了全中国史学的指标。
　　李怀宇　　在70年代，台湾正在转型，而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当时你在美国关注得多吗？
　　许倬云　　在70年代，我主要关注台湾，希望台湾能够逐渐走向开放民主，花了很大力气。我想这么大一个中国，“文革”是天翻地覆，谁也没有办法措手。当时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从地上堆起到肩膀这么高的字画，唉，看了伤心：有的泼了墨，有的刺刀刺穿，有的剪刀剪开，好字画呀！国内拿去卖的，五块港币一张，等于废品。要是我把这么一堆买了，花不了几百块钱。我心里不忍心。多少好的艺术品在里面，后来下落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李怀宇　　八年抗战和十年“文革”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许倬云　　八年抗战没有摧残，而是凝聚、吃苦、一穷二白。人家问我：抗战对你们经历怎么样？我说：bleeding　to　white——血都流白了。但“文革”不是，“文革”是摧残，摧残文化，摧残人格。抗战时穷归穷，苦归苦，危险归危险，人格都在。钱宾四是在抗战的炸弹声中写了《国史大纲》，陈寅恪许多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逃难中写的。
　　李怀宇　　中国台湾、香港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没有断？
　　许倬云　　现在也差了。台湾本土化的运动以后，也差了。他们不要中国，要本土，也是跟“文革”一样荒谬。台湾就是中国嘛，你怎么可以说：我只要手指头，不要身体呢？
　　李怀宇　　你最近几年在台湾多吗？
　　许倬云　　差不多半年在美国，半年在台湾，在台湾的半年还扣掉在大陆的一个月时间。
　　李怀宇　　我们身处大陆很难理解，在台湾“去中国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市场？
　　许倬云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1895年割台，台湾人的情绪是，你有十八个儿子，为什么独独挑我一个？Why　me——为什么是我？割台以后恩断义绝，这点很重要。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心里投降了。1895年到1905年十年之间，台湾的抗争此起彼伏，伤亡大概二十多万人，这个数字很庞大。但是等到1905年以后改变政策了，让台湾人心服了。这是一。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8）
第二，现在讲###运动，很多要角都是当年“皇民”——天皇的子民——的后代，正如香港也有一批专门说英文的华人。在日本统治之下，日本人把本来地方上的领导阶层赶走了，把他们庞大的产业让二手地主接下来了，二手地主原来是大地主的租户，现在变成产业所有者。租户成了地方领袖，把子弟送到日本去留学，大半是读医，一回台湾，不能做大官，不能开大公司，医生是最好的职业，这叫做皇民，皇民要全家讲日本话。到1940年时，大概全台湾百分之四到五的人是皇民。太平洋战争开始了，兵源不足了，皇民的人口提升到百分之七到八。仗打完了，皇民的人口大概不到百分之十。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受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完整的、彻底的日本教育。到1945年，国民政府在打内战，到台湾搞接收的是最差的福建纪律不好的部队，福建公务人员也不好。军队的纪律不好，公务员的操守不好，台湾人很失望，他们看惯了日本军队非常有纪律……这些人是对中国看不起的，像李登辉，他说中国是“清国奴”，他们脑子里，中国不现代，日本是现代的。蒋介石带了九十万人到台湾以后，台湾的政权基本上在外省人的手里，本省人只有跟蒋家比较合作一点，才去沾一点边边上的位置。这也是他们心里摆不平的地方，到今天以民主程序的话，要把这个倒过来。
　　另外一个理由，这个中国我们能回去吗？……我解释这么详细给你听，你就了解这中间的前因后果，累积起来，而且中间有一批人从来没有受过中国的教育。要把中国的成分拿走，才有独立的可能。但是紧箍咒就是“一中”原则：美国只能接受的“一中”原则，变成紧箍咒，怎么都去不掉。只要美国不肯去掉“一中”，台湾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李怀宇　　你的《万古江河》就是把“台湾百年的变化”作为最后一节。
　　许倬云　　因为这本书本来是写给台湾人看的，本来在台湾发行，在大陆发行是蹦出来的。在大陆发行时改了一些，但是不太伤元气。写《万古江河》时我有原则，不写政治、战争、制度、帝王将相，写老百姓。
　　李怀宇　　为什么没有写同时期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历史？
　　许倬云　　我无法写，因为1949年以后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情，这一段不能靠史料，就像我写台湾后面那一段不是靠史料。
　　李怀宇　　《万古江河》的写法跟以前中国通史类的著作有些不一样，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世界眼光。
　　许倬云　　我是有意这么做的。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做系主任时，第一个事情是修改课程：中国是一圈；东亚各国——日本、朝鲜、韩国、马来西亚、越南、蒙古是一圈；再外一圈是美、俄、英、法、德。我教学生理解，你读历史不能光读中国史而已。你看了《万古江河》之后会理解：中国从来不是孤立的。从新石器时代就给人家文化，拿人家文化。从新石器时代逐渐并合，并合中原，并合中国，并合到大中国。它的视野、它的领域都在跟外面接触，准备走向大世界共有的大人类，为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准备这条路，将来中国必定是全世界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外。
　　李怀宇　　你在五十岁以后对中国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许倬云　　那时候我就拿最大的“全人类”、最小的“个人”这两个当作真实不虚的东西。余外，国也罢，族也罢，姓也罢，都是空的，经常变化。哪个国的疆域没有变过？哪个族是永远这么大的？哪个姓没有中间变化而来？哪个地方是永远同一个地名？哪个村永远是同一批人？都是变化的，只有全人类全体跟一个个人是真实的。
　　李怀宇　　在你之前，像陈寅恪、钱穆先生这些前辈有没有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历史？
　　许倬云　　寅恪先生为什么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要指出唐朝是一个混杂的东西。为什么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因为他的家里经历了同光年间的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党争，写牛李党争是同光党争投影过去的。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自己摆在历史里。他写柳如是，是讲一个无可奈何接受了革命的人，留下来没有走，后来是很懊悔的。但是当时为什么不走呢？世家子弟吃不起苦，逃了一次难已经苦死了，不想再逃第二次难。他写陈端生，是“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特别表彰孟丽君这种男人里没有的女子，来看不起世间一般冠冕堂皇的人物。他早期写印度神话，是探索中古以后中国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他跟宾四先生很不一样，宾四先生是爱国主义，但是寅恪先生一辈子没有写出一个类似通史的东西。
　　

许倬云：只有“全人类”和“个人”是真实的（9）
李怀宇　　为什么这么多史学家里，陈寅恪先生不写通史？
　　许倬云　　他有能力写的，晚年眼睛瞎了，环境又不好，于是人间少了一部好书。
　　李怀宇　　你是不是把《万古江河》当作晚年对中国历史考察的一个总结？
　　许倬云　　对。我另外还在写一本《万古江河》的姐妹篇，那是投射到未来的。写中国面对未来的世界，每一章讲一个问题，中国的演变过程，加上平行的在其他文化系统里演变的过程，然后未来是变成什么样子。历史学和未来的预测合在一起。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1）
倪匡
　　1935年生于上海，1957年到香港，1992年移居美国，2006年回到香港。
　　居港期间，倪匡创作了大量小说、剧本、散文，其中以卫斯理系列小说最为著名，为创作量最高的华语作家。
　　我和古龙是1967年在台湾第一次见面，之前我代武侠小说杂志约他写稿，他写了《绝代双骄》。他写了一段就断稿，我帮他续了很多。所有名家的小说我都续过，金庸续过，古龙续过，卧龙生续过，诸葛青云续过，司马翎续过，我喜欢续小说，我觉得很好玩。
　　倪匡先生的住处位于香港铜锣湾，高处可见豪宅，低处是一片旧楼，他说：“每天看着窗外风景，告诉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刚坐下来，他就介绍：“我们在美国的房子很大，见过的人没有不喜欢的。这房子是一个建筑家专门建给一个舞蹈家住的，三层五千多尺只有一间房，反而有四个洗手间，古怪到极点，我一看就喜欢。”
　　从平静的美国回到热闹的香港，倪匡顺其自然，说起美国神采飞扬，谈到香港妙语连珠。一个下午的采访，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我说：“今天是来听你讲故事的。”“有人叫我写自传，我的自传三百字就可以写完。我从1957年来香港快五十年了，这五十年除了写稿，还是写稿。”倪匡操着有浓重口音的粤语，讲话速度飞快，“写稿之外，就是吃、睡。人家问我现在忙什么，我整天睡觉，而且一睡就做梦，人家笑我的人生有两次，梦中一次，现实一次，好像庄子一样，都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中。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做梦做出来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说在梦中想到很古怪的情节，我一定即刻跳起来，记录下来，要不然明天就会不记得了。昨天我就梦见潜到海底，见到一条古怪的鱼，奇怪，我根本就不会潜水。”
　　这位自称是世界上写汉字最多的作家，即使今天出品锐减，谈起写作，还是感慨良多：“我写稿除了稿费没有第二个目的，没有什么崇高理想。因为我发现我来到香港以后，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除了写稿，我去打任何工都不够资格，不够学历，不够经验，也不够能力。我做生意都亏得厉害，一次炒股票，一次炒黄金，我以为最容易了，结果亏得几乎跳楼。最后只有哈哈大笑。现在我知道，上天造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事，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本事，不要硬来。”如今酒烟的配额已经用完，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在谈话中，他对后辈作家的作品如数家珍：王安忆的《长恨歌》虽然婆妈，也觉好看；余华的《兄弟》是晚清讽刺小说以来最好的讽刺小说；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要看三遍才看明白；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有相见恨晚之感。对自己的妹妹亦舒，他也不忘吹捧：“亦舒的小说好看，文字简洁明了，情节发展得快，人物性格鲜明，这是小说的必要条件。”
　　谈到兴起，倪匡起身带我欣赏他和倪太、女儿倪穗和洋女婿、儿子倪震和周慧敏的照片。又进电脑房参观两部电脑，随手打开的那部电脑桌面上是倪匡夫妇、倪震和周慧敏四人在美国旧居前的合影。突然，他说，客厅里还有一样好东西，原来是舒淇早期的裸体写真集。他笑道：“真靓！”
　　1935年，倪匡生于上海。1937年抗战爆发后，一度由家长带到故乡浙江镇海的乡下避难。童年时喜欢博览群书，养成了一生好读杂书的习惯。1951年，倪匡初中毕业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后参加解放军和公安，至苏北、内蒙古垦荒。
　　李怀宇　　你在抗战年代已经养成喜欢看书的习惯？
　　倪　　匡　　我从小到大都喜欢看书，最开心的事就是看书。我差不多在十二岁以前就看遍中国传统小说，那是在小学时期。《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我看《聊斋》时完全不明白，就选一些最短的来看。我在小学已经看《红楼梦》，但是看不明白。我在当兵的时候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真是好笑，那时候有一本书叫《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写的，当时要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我最喜欢看《红楼梦》，周围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对我叫嚷：“在看什么？”“《红楼梦》。”他们看到《人民日报》上正在批判《红楼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