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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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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世纪纽约那场最负盛名的宴会不相上下。女士们珠光宝气，许多宾客来头不小，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塞恩和索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斯特林格。娱乐活动也极尽奢华，一大看点是摇滚歌手洛史都华的半小时现场演出，据报道称，他的酬劳是100万美元。
一个世纪前，马丁的支持者们以促进经济刺激为宴会辩护，施瓦茨曼的朋友们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对整体经济是有益的，”参加施瓦茨曼晚宴的四季酒店（施瓦茨曼和皮特彼得森经常在那儿消费）共有者朱兰尼科利尼认为，“人们花钱买香槟、花钱买鲜花、花钱听音乐，这些都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工作机会。”
同1897年时一样，公众并不买账。有所不同的是，施瓦茨曼的晚宴举行时，经济普遍兴旺。但7个月后，全球信贷市场的寒流导致泡沫破裂。一年半内，美国遭受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施瓦茨曼没有永久地离开美国——虽然2011年，他搬到巴黎住了6个月，但他承认，要是能预见到挥霍300万美元办生日宴会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他可能会三思而后行。
第二章
顶级富豪文化
我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一个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他们的生活中全是商业交易和高尔夫聚会，他们更关心你在哪儿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在哪儿长大。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独立的公爵领地和世袭土地上飞扬着主人们的旗帜，愿意接纳任何誓将生命交给自己的臣仆。每个人都因为共产主义陷入困境而忙于自我鼓励，而当可口可乐在联合国申请席位时，到底谁是赢家？我们完全茫然了。
——斯科特图罗，《有罪辩护》
你闻所未闻的美国经济学家
亨利乔治（1839~1897年）在世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而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大名。这位19世纪的人物仿佛是当代迈克尔刘易斯、霍华德迪恩和罗恩保罗的混合体。乔治最重要的一本书《进步和贫穷》（ProgressandPoverty）热卖了300万本，并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匈牙利语、希伯来文和中文。乔治在世时，也许算得上是第三著名的美国人——仅次于托马斯爱迪生和马克吐温。他也被当时的国外杰出人士所景仰，如列夫托尔斯泰、孙中山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曾写道，“很不幸，像亨利乔治这样的人太罕见了。他集敏锐才智、艺术形式和对公正的炽爱于一身，如此美妙的结合无人能出其右。”萧伯纳曾听过乔治的演讲，他将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看作是乔治思想的延续。
1886年，自由女神像在美国纽约落成，那一年，乔治在纽约市市长竞选中名列第二，根据官方统计，他拿到了68110张选票，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桀骜不驯的年轻贵族西奥多罗斯福。乔治的支持者声称，要不是坦慕尼协会操纵选票——该协会的艾布拉姆休伊特赢得了竞选——乔治本会当选市长。即便乔治屈居第二，许多人仍认为他引领了美国政治的进步时代（1880~192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投票日称为“划时代的一天”，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劳工领袖预测投票结果将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所有被奴役苦工的战斗口号”。乔治出乎意料地成功创建了一个工人阶级选举联盟，这不仅激励了进步政治人士（包括当年28岁的罗斯福），而且有助于让商业精英相信向工人阶级妥协才是精明之举。竞选成功的坦慕尼协会成员休伊特是百万富豪彼得库珀的女婿，他自己承认“那68000多人郑重地表示他们有冤在身，一定要平反昭雪”。1897年，乔治再次参加纽约市市长竞选，可惜在竞选日四天前不幸逝世。葬礼达到了政治领袖的级别，他的灵柩静静地躺在纽约中央火车站供公众瞻仰，十万多人前来吊唁。这是纽约市自1865年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以来，哀悼人数最多的一次。《纽约时报》引用了一名乔治支持者的话：“乔治和林肯一样死得光荣。”
乔治走上公众舞台的个人历程充分体现了19世纪美国人的艰辛、冒险的生活。1839年，乔治在费城出生，在家里的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二。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在“印度号”船上当了一名水手，这艘全帆装船的注册吨数为586吨，船上有20名船员和累计50万英尺长的木材货物。这艘船驶往印度时，乔治不像许多同辈人那样着迷于当地的奇风异俗，贫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船驶往澳大利亚，乔治在那里发现了无记名投票制度，并最终将这一制度引进美国。乔治回国后，先在印刷厂当学徒，挣够钱后坐上“舒布里克号”，绕过合恩角驶向美国西海岸，前往淘金狂热之地旧金山。但乔治没有淘到金子，他开始自食其力，依靠排字、写社论以及检查煤气表（他做过的最轻松的活）维持生计，很快他就有了一个6口之家。这个家庭的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乔治的第二个儿子长大后成了纽约州国会议员，他这样描述二儿子出生当天的情景，“我在街上拦住一个陌生人——我告诉他，我需要5美元。他问我用来干什么。我告诉他，我的妻子生孩子了，我没有东西给她吃。他把钱给了我。要是他不给钱，我想我可能万念俱灰，甚至把这人给杀了。”
虽然乔治早年流落四方，靠打零工生存，最终他发挥了聪明才智，成为专注于一个问题的思想家，即成为以赛亚伯林所指的“刺猬”。对于乔治而言，这是“镀金时代”令人困惑的重要悖论——进步和贫穷共存的难解之谜，因此他将“进步和贫穷”作为畅销书的标题。
正如乔治在1886年市长竞选时说的那样，两大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城市里会有如此严重的贫困”，以及“我们打算怎么做”。
那时，工业革命正登峰造极，大批人移居驻扎美国大西部，像同时代的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乔治对不证自明的时代进步感到激动不已。“19世纪是财富的创造力发生惊人增长的一个世纪，”他在《进步和贫穷》的开头写道，“蒸汽和电的使用、工艺流程改进、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的引进、更细的分工、更大规模的生产、外币兑换带来的奇妙便利，这些都使劳动力的效率成倍增长。”乔治继续罗列那个时代的一些惊人变化：“蒸汽船取代了帆船，铁路取代了马车，收割器取代了镰刀，脱粒机取代了连枷现在在制鞋和制靴的大工坊里，给鞋子上底所花的劳动力比老式制鞋匠所花的更少；工厂里，在一名女工的监视下，棉花很快被织成了布料，比几百名壮实的织布工用手织机生产得更快。”
如今，这些发明所包含的“财富的创造力”不容置疑。即使在经济增长疲软时期，几十年间工资停滞不涨，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仍然比乔治时代“强盗贵族”的要高得多——前者拥有电力、供水系统、热水、汽车、飞机旅行等，而且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延长了近30年（黑人和妇女延长得更多）。但在1879年3月《进步与贫穷》发表时，美国和欧洲还饱受“长期萧条”之苦，这场持续了65个月的经济紧缩即将进入尾声。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令人困惑的现实是工业革命所没有传达出来的：“我们碰上了相互冲突的事实。文明世界的四面八方都传来种种抱怨：工业萧条、劳工非自愿失业、资本大量堆积和浪费、商人的资金压力，以及工人阶级的贫穷、痛苦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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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关于工业革命的经济后果，乔治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对于工业革命是否实现了经济繁荣，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因为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舒适生活，”他写道，“而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太艰难了。乞丐伴随着机车一并出现，救济院和监狱同奢华的住宅、富足的仓库和宏伟的教堂一样，都是物质进步的确凿标志。煤气灯照亮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察来回巡逻，乞丐等待着过路人。在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附近，麦考利曾预言的更鄙陋的匈族（Huns）和更强悍的汪达尔人（Vandals）正聚在一起，大搞破坏。”
乔治的分析看似简单，实则深刻：革新的果实没有被广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给了地主。这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美国式控诉。当马克思全盘否定私有财产来回应欧洲版本的“进步和贫穷”时，乔治狂热地支持工业、自由贸易以及对政府采取的限制。他所控诉的对象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富人和那些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获利颇丰却毫无贡献的地主。。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乔治大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他评论了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但没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本身。乔治没有尝试构建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的竞选承诺是将美国从一批“强盗贵族”手中解救出来，使其回归“托马斯杰斐逊所指的民主”。这一理想——不论体现于“茶党”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不仅赢得了工人阶级选民及其领袖（如塞缪尔龚帕斯）的支持，而且引起了许多小企业主的共鸣。美国共和党演说家、律师、学者罗伯特英格索尔大力支持乔治，他还竭力说服其他共和党人支持乔治，从而“表明他们绝不认同银行家、大公司和百万富豪”。
实干的富豪
乔治的广受欢迎体现出人们认可对食利者的批评——他表达了一种对非裙带资本主义的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屈服于这样一个现实：如今的超级精英比“强盗贵族”更难以对付。当然，裙带阶层仍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可是，当今顶级富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同19世纪的“前辈”相比大多是实干的富豪。即便是当今寻租的富豪也靠实干赚钱——卡洛斯斯利姆及众多俄罗斯寡头靠他们亲手获取的租金，而不是靠祖父辈夺取的家产致富。
我们痴迷于超级精英的奢华生活：对冲基金经理肯尼斯格里芬拥有一架宽敞的私人飞机，内部配备了儿童房；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拥有一艘414英尺长的“章鱼号”游艇，能容纳两架直升机、一艘潜水艇和一个游泳池。虽然这样的奢华看似有点儿熟悉，甚至有点儿老套了，但如今的顶级富豪在其他方面的确呈现出新的景象。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他那个时代的富人是“生来富有的”，他们知道怎样“占有祖父辈的财产，坐享其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半个世纪前就描述过他们：“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省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
而如今的许多超级精英已不是这么回事了。“从祖父辈得益的富豪现在的收益不全来自祖产，”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告诉我，“如今，许多收益属于创新者。富有的比尔盖茨比贝德福德公爵更能说明什么是精英统治。”热衷于经济数据统计的先驱学者赛斯虽然深深担忧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他仍赞同现在这群顶级富豪的一个关键特点是：“实干”。赛斯发现，1916年，美国前1％的富豪群体的收入中仅有1/5来自有偿工作，而2004年，这一比例增长了两倍，达到60％。“20世纪，高管层（实干的富豪）最终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并占据了收入等级的至高处。”赛斯和皮克提在他们相关的重要论文中陈述道。
莱斯大学的迈克尔林赛教授正从事一项名为“铂金研究”的多年研究，该计划旨在研究美国公司老板的背景和行为。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采访了500多名美国领导者，得出了与赛斯完全相同的结论。2010年秋，林赛在哥伦比亚大学有关精英的会议上发言称，当今大多数美国商界、非营利机构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并没有继承大笔财富，也没有显赫的背景。
2011年10月，一项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了相同的情况，这项研究由无党派的政府研究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持。研究表明，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国会预算办公室如此描述这一转变：
除资本利得（capitalgains）外的资本收入（指利息、红利和租金）已普遍成为高收入家庭逐渐减少的收入来源。除资本利得外的资本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的市场收入的比重从1979年的42％跌至2002年的21％高收入家庭收入构成的变化反映了更长远的趋势。在整个20世纪，对于高收入的纳税人而言，资本收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2007年，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中劳动所得的部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高，获得高薪酬的工人已经在收入分配的至高处取代了依靠财产和证券获得收入的那些人。
财富金字塔尖的情况也一样。美国财政部税务分析办公室的三名经济学家在分析了2005年的数据后发现，即便在前0。01％真正的顶级富豪（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中，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
从当今顶级富豪的生活经历中，你能看到这种变化。例如，皮特彼得森的父亲是希腊移民，他17岁时来到美国闯荡，最后在内布拉斯加州开了一家小餐馆；黑石集团的另一名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其父亲是一名费城零售商人。高盛元老、对冲基金亿万富豪莱昂库珀曼是直言不讳的白宫政策批评者。2011年秋，他在一封广为传阅的写给总统的公开信中提到了他卑微的背景：“虽然我通过兢兢业业地工作（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我的出身绝对称不上显赫。我的父母从波兰移民到这里，父亲就在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当一名水管工。我是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这得益于优秀的公立教育体系（先后就读于P。S。75初中、莫里斯高中和亨特学院，这些学校都在布朗克斯区）以及我父母的长期督促。”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属于“白手起家”类。的确，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一大先决条件，有一个富裕的任专职的父亲也帮了大忙——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美国人笃信霍雷肖阿尔杰所创作的故事，而我们也可以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看到这一事实。一些社会仍保持着最传统的阶层划分，全球富豪的涌现使得这些社会的底层人民有机会爬上金字塔顶端。例如，有钱有势的达利特人虽然很少，但数量在不断增加。达利特人曾被认为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阶层。在印度的一些农村地区，达利特人仍然禁止从村庄的井里打水喝，达利特小孩只能待在学校教室的特定角落里与别人隔离开来，以防他们心灵上的瑕疵玷污了更高阶层的同班同学。可是，现在印度出现了众多的达利特百万富豪。阿肖克哈德就是其中一位，他拥有一家建造和整修海上钻油平台的公司，最近《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了他的故事。正如一位达利特商人对记者所说，“我们正在用资本主义抗击种姓制度。”
白手起家是当今全球顶级富豪自我写照的重要一面，也是他们享有奢华、地位和影响力的正当理由。偷偷打探顶级富豪之间对话的一个方法就是阅读他们的装帧精美、专属限量杂志。例如，一本有着直白名称的《奢华》杂志自称为“全球奢侈品的专业指南”，在欧洲许多高档旅馆的房间里你都能看到这本杂志。最近一期杂志刊登了劳斯莱斯首席执行官托斯顿穆勒的专访。他这样对消费者说：“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重要的变化。如今，劳斯莱斯的消费群变得年轻多了。我们最年轻的客户是一位28岁的印度企业家。我们发现，许多客户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致富的，作为回报，他们奖励自己一台劳斯莱斯。”
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定义超级精英阶层中的典型人物，那么他不是简奥斯汀笔下拥有华丽的“彭伯利”大庄园的达西先生。作为典型的“他”——仍几乎全都是男性——应该是中层或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一位闯劲十足、教育程度较高、善于计算的人，并且年纪轻轻时就掘到了第一桶金。
技术极客的崛起
技术极客的崛起在硅谷极为耀眼，硅谷既是他们创造的一种文化，也是一个经济引擎。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在首创技术外包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技术极客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在中国，他们化身为工程师，在许多重要岗位担任领导工作。俄罗斯寡头成为了裙带资本主义教科书式的样本，在成为天然资源巨头之前，原先的七大寡头中有六位获得过数学、物理或金融学位。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中学时研习工程学，大学本科时教授别人代数和线性规划，他将自己能够获得大量财富归功于自己出众的数学能力。史蒂夫施瓦茨曼也告诉我，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总能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型”。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技术极客的崛起意味着前1％富豪群体接受了更严格的教育，精英教育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要多。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共同获得者之一简丁伯根用一个隐喻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达人的黄金时代：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和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将“教育与技术的竞赛”作为标题和理念框架，该书探讨了新技术与教育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影响收入分布的。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前0。1％的富豪集团在一些城市具有较大影响力——不仅包括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等繁华城市，还有孟买、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大都市。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层父母都觉察到，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些荒谬的言行甚至由此而生。例如，花旗集团的技术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打算为他的两岁双胞胎申请曼哈顿最热门的幼儿园“92街Y”，为了换取老板桑迪威尔的支持，他竟为那些他认为表现疲软的公司给出了积极推荐的评价。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扭曲的行为草草解释为暴发户的不节制或以孩子为中心的狂热文化引发的过度焦虑。但是事实更加令人不安。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谈到，根据他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约27000人）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约300万人）的近1％。在由教育驱动、赢家通吃的经济体中，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想想这些数字，”奎金写道，“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如此激烈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学费一直稳定上涨，比一代人以前贵得多，家长和学生还是认为进入一所正确的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
第10节。
想要明白进入一所精英大学有多难、学生为此需要花多少精力，以及出生富贵的最大特权是能接受昂贵的教育而非继承一大笔信托基金，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佛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拉里萨默斯担任哈佛校长时，喜欢顺道走访录取委员会，参加他们的录取审议会。
一件特别让人为难的事情让萨默斯印象深刻。他解释道：“你知道，哈佛有许许多多实力强大的申请者。有这样一个小孩，他来自大城市的优秀私立学校，他的成绩很好（虽然不是顶级出众，但成绩真是非常优秀），他的考分非常高（但不是名列前茅）。他一看就是适合进哈佛的小孩，但是像他那样的孩子有7000名，而我们只有2000个名额。其实，那个小孩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会说中文，自从他读九年级起就在放学后和他的中文家教一起学习。他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中文学习，最后他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会说流利中文的小孩不是很多，而且学习中文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而是自主选择的一个课外活动。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这件事呢？一种反应是，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给这个小孩加了不少分。我认为，总的来说，这种反应在这一特例中可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在美国或加拿大，有多少家庭能有足够的钱为他们的孩子请一个中文家教，每周三天坚持四年教孩子中文？你觉得呢？我们是在鼓励保留特权，还是在认可孩子的长处？”
进入“正确的”大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如今已到了可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年龄，他们对毕业生的忠告都很类似。史蒂夫乔布斯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令人难忘，他告诫道，“要勇敢地追随你的内心和直觉”，“要热爱你的工作”，“不要故步自封”。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她第三次毕业典礼致辞时激励毕业生听取她的“人生停车位理论”：“不要因为你认为找不到更近的车位而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10个街区的地方。你应该直奔目的地。大不了绕回你本想停的车位。”可是，赢家通吃的经济不会体谅那些花太久时间找到自己“车位”的人。《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马歇尔是在1890年得出上述结论的，他通过实地考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120多年后，在另一块大陆，你能从互联网变革的领导者口中听到极为相似的评价。2011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团购网站Groupon（高朋网）还有5个月就将迎来这家新创公司的IPO——7亿美元。“许多职业作家来申请工作，”编辑招聘主管基斯格里菲思当时对记者说，“他们来自《滚石》杂志和《华尔街日报》，但要他们按我们所希望的方式做事实在是太困难了。教他们洗掉以前的经验比教他们新事物更难。”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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