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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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封

　　　　书名：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没落

　　　　作者：【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Freeland）

　　　　出生于加拿大，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获得“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罗德奖学金。路透社资深编辑，为纽约和伦敦的《金融时报》工作，加拿大《环球邮报》副主编。长期为《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撰稿。弗里兰的上一部作品是《世纪大拍卖》。

　　　　内容简介：

　　　　当今，在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财富拥有者。“富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警醒人心的是，社会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存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间，而存在与最富的0。1％与1％之间——他们以飞速的资产扩张成为新一代全球超级富豪，将所谓的有钱人远远抛在身后。他们钟情于英国公立学校，毫不低调地干慈善事业，他们自身的重要理念是自创的而非衣钵而来。

　　　　作者深入追踪全世界富豪近20年，以原汁原味的采访资料为依据，深刻的全方位解析，为我们解密新镀金年代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与吸金门道，为我们打开巨富的隐秘世界，窥探其中不为人知的规则。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全球新贵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是如何同他人联系的。作者对“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的新贵阶层与经济现状进行了揭秘与分析，既有指导性，又警醒人心。同时，本书也从政治和社会科技革命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以及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书摘正文：

　　　　前言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前南斯拉夫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对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兴趣。在前南斯拉夫，他发现官方将收入不平等视作“敏感话题”，也就是说政府不希望本国学者对此做深入研究。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平等社会。

　　　　可是，米拉诺维奇来到华盛顿后，发现了一件怪事。美国人非常乐意颂扬巨富，当然有时也会为穷人担忧，但同时谈论富人和穷人，并引申出经济不平等的话题却是一大禁忌。“华盛顿特区某个很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席曾告诉我，该智囊团的理事会不太可能资助任何主题中含有收入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字样的工作，”蓄着胡须、头顶渐秃、身材好似泰迪熊的米拉诺维奇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透露，“对，他们会资助任何同扶贫相关的事，可要是涉及不平等就另当别论了。”

　　　　“为什么呢？”他问，“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慈善利人又利己，它能大大增强自尊心，即便只是为穷人捐了寥寥数元，也在道德上加了不少分。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

　　　　上层精英并非不情愿展示出自己有多少财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毕竟，拥有游艇、时装和豪宅，并捐出夺人眼球的大笔善款本身就带了些炫富的意味。可是当讨论从歌功颂德转变为剖毫析芒时，上层精英开始如坐针毡了。一位曾在华盛顿顶尖金融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华尔街民主党人对我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因称呼高收入群体为有钱人（therich），而被商界视为异己。该银行家说：“最好对收入差异只字不提，如果总统实在无法避免特指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则应该称他们为富人（theaffluent）。将这些人贴上有钱人的标签，听上去会造成分化——富人可不想被这样称呼。”无独有偶，比尔克林顿在2011年出版的《重返工作》一书中用相似的口吻指责奥巴马谈论高收入群体的方式。“我没有因为富人的成功而批评他们。”克林顿写道。相较于奥巴马，克林顿对高收入群体较缓和的态度，是他们愿意接受更高税收的原因。

　　　　专门为上层精英提供心理咨询的波士顿心理学家罗伯特肯尼也赞同上述看法。他曾对一位采访者说：“有钱（rich）一词通常具有贬义，它甚至和婊子（bitch）一词押韵。我见过有人站起来这样做自我介绍：我是鲍勃肯尼，我很有钱。说完他便自惭形秽地痛哭起来。”

　　　　不仅仅是顶级富豪不愿谈及日益加重的经济不平等，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谈论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不适，因为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大多数全球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看来，其不应如此运作。

　　　　直到几十年前，经济学家还普遍认为，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收入差距非常小（由于整体财富少、生产力比较弱，所以并没有太多东西能让社会精英占取），而在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达到顶峰，实业家和工人的收入远远胜过农民（想一下当今中国的情形）。最后，在完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由于教育更为普及，并且国家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发挥了更强的再分配功能，收入差距再次缩小。这一观点论及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生于白俄罗斯、后移居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首次提出该观点并对此做出了最清晰的阐述。库兹涅茨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图形之一——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他的理论，这条倒Ｕ形曲线描绘了随着经济逐渐发达、生产力逐渐强大，整个社会经历了从收入差距很小到收入差距拉大，最后回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

　　　　工业革命早期——那时库兹涅茨的数据和统计分析还远未出炉——法国社会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就已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预测：“如果你仔细观察社会形成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平等仅仅存在于历史上的两个极端中。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全都软弱和愚昧；高度文明的人也可以变得十分平等，因为他们都能选择相似的方式获得舒适和幸福。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地位的不平等，因为财富和知识属于极少数强者，剩下的弱者只能陷于贫困和无知。”
第2节。
　　　　如果你信仰资本主义，你会认为库兹涅茨曲线是个精彩的理论。经济发展之路可能是崎岖不平、冷酷无情的，一路上会涌现很多挫败者，但是一旦我们到达了托克维尔所谓的“所有人都是高度文明的”（没错，所有人！）的稳定状态，我们将共享盛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典型，成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化身。“二战”后的大扩张时期也被经济学家称作“大紧缩”，随着贫富差距缩小，大多数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中产阶层。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的话来说，“那时的美国人民肩并肩共同成长”。这似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形态。里根政府的改革甚至也秉承了这一范式——垂滴经济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滴流”。⌒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产阶层的收入开始停滞不前，而上层精英开始与其他人拉开差距。这一转变在美国最为显著，但到了21世纪，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已遍及全球：不仅出现在大多数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而且在日新月异的新兴市场中也十分显著。

　　　　美国从“大紧缩”到“前1％富豪群体”的转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以至于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种种直觉都跟不上现实了。事实上，激增的收入差距同我们的预期背道而驰，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真实的状况。

　　　　2011年，美国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阿雷利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诺顿一同做的实验印证了上述结论。阿雷利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的财富分布——20％最富的人拥有总财富的84％，而瑞典20％最富的人仅仅占有总财富的36％。92％的答卷者说，相比当今美国的财富分布，他们更喜欢瑞典的。然后，阿雷利要求被试给出他们理想中的美国财富分布。结果，他们更希望20％最富的人仅占有总财富的32％，这一财富分布比瑞典的还要平衡。说到财富的不平等，当今的美国人更希望生活在瑞典——抑或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他们最渴望的是基布兹式的平等主义。

　　　　可是，这些数据与我们的直觉之间的鸿沟，不能成为我们无视现实的正当理由。要理解美国资本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变化的，你不得不观察一下富豪阶层的现状。我们关注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用数字说话。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绝非激进分子，但他指出，美国在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成果分配得太不平均。对于中产阶层而言，“自大萧条以来，我们首次应将重点放在重新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上，这样做更为明智。”

　　　　统计曲线向富豪阶层倾斜得相当显著，如果你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整体经济增长的数据。如同学校里一小部分学生的优异表现提高了整体的考试分数，富豪阶层激增的财富可以掩盖收入分布图底部毫无起色的数据。回顾美国2009~2010年的经济复苏，总收入增长了2。3％，可以肯定这一增长率不低也不高，但还是会比你依据那两年整体的悲观气氛所推测出的数字要高得多。

　　　　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仔细研究数据后发现，美国人普遍质疑经济复苏已经到来是有道理的。99％美国人的收入仅仅增长了可怜的0。2％，相比之下，前1％富豪群体的收入跃升了11。6％。这确实是复苏，只不过该复苏仅属于那1％的人口。

　　　　新兴市场的繁荣背后有着相似的情况。当印度人民党想依靠“印度辉煌”（IndiaShining）这句口号谋求连任时，他们失望地发现在“辉煌”的城市中产阶层身后，是还在为温饱苦苦挣扎的数亿农民。中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大批精英聚集在沿海都市，而几乎一半的人口还生活在中国广阔腹地的穷乡僻壤。

　　　　因此，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富豪来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是如何同其他人相联系的？本书不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美国电视节目），也不想成为《谁之罪》的翻版（这本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出自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之父亚历山大赫尔岑之手）。

　　　　本书将我们需要资本主义这一信念作为起点，因为西方确实需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一样，是目前西方设计出的最好制度。但本书认为结果同样重要，顶级富豪正与其他人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这既是当今资本主义造成的一个重要事实，也是塑造未来的一个新的现实。

　　　　对于前1％富豪群体的其他诠释倾向于将焦点放在经济或政治上，在这二者中的选择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隐含意义。如果你支持顶级富豪，你会偏好经济论据，这样会使他们的崛起看似是无法避免的，或至少在市场经济中看似无法避免；而顶级富豪的批评者会偏好政治解释，因为它们表明前1％富豪群体的统治地位不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造成的，而是容易犯错并且观念与外界隔离的美国政府造成的。

　　　　本书既谈经济，也谈政治。起初，政治决策参与了造就超级精英之路，随着超级精英阶层的经济实力逐渐变强，政治开始发挥更强大的作用。金钱、政治和观念三者间的互相反馈对于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既是因，也是果。但是经济力量同样举足轻重。全球化、技术革命以及由两者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长是巨富崛起的重要因素。即便对于寻租的巨富来说——那些利用对自己有利的政府决策从中获得财富的人——他们致富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全球经济的蛋糕在变大。

　　　　美国仍旧主宰着世界经济，美国人在超级精英中依旧占领重要地位。本书试图将美国的巨富放入全球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是全球现象，而且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巨富是最能体现全球性的——不论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获得财富的方式。

　　　　19世纪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亨利乔治是自由贸易的坚定倡导者，他坚信自由市场并反对收入税。对他来说，当时巨富——“强盗贵族”的出现如同“狮身人面像”一样神秘。他写道：“贫困与发展的共存是当代的一大难解之谜现代化创造了大量财富，一旦这些增长的财富全都用来累积更多的财富、用来营造奢华，进而使得富宅和贫窟的对比更加悬殊，那么发展必定如海市蜃楼、如昙花一现。”

　　　　一个半世纪后，“狮身人面像”卷土重来。本书意图拓开通往“富宅”之路，打探里面住着的那些人，并试图揭开贫困与发展这一谜题的部分面纱。

　　　　第一章

　　　　历史及其重要性

　　　　海外有1000000个人能做你的工作，你有什么过人之处？

　　　　——2009年，连接硅谷和旧金山的101高速公路上的一块告示牌

　　　　第二次“镀金时代”

　　　　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富豪统治集团在哪一天正式登场，那么2007年6月21日会是个不错的答案。在那一天，私募股权公司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成就了自2002年以来美国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募资近40亿美元，发行首日该上市公司的市值高达310亿美元。黑石集团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史蒂夫施瓦茨曼，收获了等同于近80亿美元的个人股权和6。77亿美元的现金后凯旋，而另一位创始人皮特彼得森将一张支票兑现18。8亿美元后光荣退休。

　　　　还有一桩巧合让历史学家、阴谋论者和出版商津津乐道。6月21日当天，彼得森恰好在曼哈顿的四季酒店（理所当然的地点）举办酒会，发布他女儿霍莉的处女作《男保姆》（TheManny）。这本书以轻松的口吻讽刺了纽约上东区金融家与他们妻子的生活和爱情，与当代“妈咪文学”的风格十分吻合——《今日美国》报建议读者去海滩时带上这本书。而作者告诉我，她写这本书的部分灵感源于她认为“人们不清楚上东区到底有多少财富”。

　　　　霍莉很苗条，长得像地中海一带的人——这遗传自她希腊的祖父母——鲜明的轮廓、乌黑的眼睛、深色的眉毛和一头浓密的棕发。新书发布会结束后，我和霍莉交谈了好几次，她向我阐释近些年来巨富如何改变了财富的含义。“现在上东区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她说，“很多40多岁的人通过对冲基金，一年就能赚取2000万~3000万美元，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花这笔钱。”她以晚宴中的一段对话作为例子：“如果你打算买下宴会厅的所有东西，这意味着奢侈生活的开始。如果你想从巴菲特旗下的NetJets公司租一架飞机（该公司将部分飞机所有权份额出售给那些不想购买整架飞机的人），或打算买四套房子并管理它们，似乎这时你才开始花了些钱。”

　　　　霍莉说，之后餐桌上有人一锤定音。“她转向我说，要知道，2——她其实指一年挣2000万美元——缴税后只有1了。最后餐桌上的每个人都点头赞同。”

　　　　霍莉绝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村妇，也并非嫉富之人。可是即便在她那么富有的人看来，财富金字塔的顶端也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事。

　　　　“如果你看一下原版电影《华尔街》（1987年）——它讲的是三四十岁的人一年挣两三百万美元，这会令你厌恶。但随后网络时代来了，全球化时代也来了，金钱累积真正开始变得疯狂。”她对我说。

　　　　“30多岁的人通过做对冲基金或当高盛的合伙人一年赚取2000万、3000万、4000万美元，并且很多人在这样做。他们开始拉帮结派，在全球游荡，挥金如土，他们与普通大众拉开的差距呈几何级数扩大。如今的富豪阶层已不像影片中的主角金融家戈登盖柯那样单枪匹马了，而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下面的数据证实了霍莉小姐在晚宴上的观察。在美国，随着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人不断拉开差距，前者真的已发展成了“独特的至高层”。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这一比例同“镀金时代”（GildedAge）——上一次历史高峰——一样高。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贫富差距：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美元。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

　　　　以上仅是美国的数据。如霍莉小姐所言，当今崛起的富豪统治集团有一个重要特点：顶级富豪是“全球兴风作浪者”。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瑞典、芬兰、德国、以色列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即便都选择了比“美国模式”更为缓和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们贫富差距的扩大照样和美国一样快，甚至更快。法国通常将自己视为特例，并引以为豪，它似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的局外者，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法国也没能逃过一劫。
第3节。
　　　　新兴经济体中前1％的富豪也正把其余人甩在身后。现在中国的收入不均现象比美国更严重，印度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而“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巴西的贫富差距没怎么扩大，可能是因为其收入差距本来就很大。当今，巴西仍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收入不均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我和埃及电信业的亿万富豪纳吉布萨维里斯最近进行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今金钱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流转的。萨维里斯的财富版图从他的出生地埃及扩展至意大利和加拿大，他还支持了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叛乱活动。在多伦多的四季酒店，他向我（以及餐桌上的听众）表示了对独裁者巧取豪夺的不解：“我一生都无法理解当这些独裁者掠夺财富时，为什么不只偷10亿美元，然后把其他的钱用之于民呢？”__

　　　　我感兴趣的是他选择10亿美元作为独裁者掠夺的合理上限。我想知道在他的眼里，10亿美元是否就是他的财富目标？

　　　　“是的，包括福利、飞机和游艇，差不多是10亿美元，”萨维里斯对我说，“如果我金盆洗手的话，至少得拿到这个数。”

　　　　大多数美国工人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横财，而且许多人发现，那些使顶级富豪更加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反而摧毁了工人们的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西方的很多工作被快速淘汰，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直接面临同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那些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半途而废的人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反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等收入止步不升，因为机器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已经压低了西方中产阶层劳动力的价值。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在欧洲参加各种高级会议，在玛莎的葡萄园岛或硅谷的会客室里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做访谈，还在曼哈顿的高端晚宴上细心观察。你完全可以预见到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