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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密码-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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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五有。
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大喝酒。
下地赶圩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
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这个民谣生动通俗，略含讽刺和愤懑。蒋专员规定老百姓一早要出操；天天要向蒋总裁致敬；宣传“建设新赣南”的大小会开个没完；不许个人私自结婚，一定要参加集团结婚，规定蒋总裁生日为“太阳日”，一定要祝寿喝寿酒；新赣南制定了“新家训”，人人得背熟，有时赶圩下地，保长或其他官员，得随时点着你，叫你背家训。总之，名目繁多的种种规定，从早到晚缚着老百姓的手脚。只想老实安静地种田过日子的老百姓，的确是吃不消了。
10。赣南的新奇计划标语口号多。高唱“五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各式各样的计划办法，一个接一个，满墙满壁的大小标语、宣传画，抬眼即见。你一进到赣州东门外，就可以看到大字标语：“建设新赣南”，“人人有饭吃”！并且以醒目的大字写在城门入口处：“欢迎指导”！又在城门出口一边写着“祝你一路平安”。给进出赣南的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
推行新政被说成苏联方式的翻版（1）
在这落后、贫穷、黑暗、混乱的赣南地区，蒋经国提出“建设新赣南”的响亮口号，打响了从政第一炮。尽管是雷声大雨点小，但这雷声也不同凡响。他的赣南新政并非创新，只是把他从苏联所看到、学到的一套经过改造，搬进赣南。
这个口号据说是蒋经国和四大秘书共同商量的产物。这个计划后来被说成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其实刚开始分散在各个部门中的中共地下共产党员与一般公务人员，都毫无所知，没法参与。蒋经国不会找共产党商量，也不知哪里有共产党员，身边有几个他仅是怀疑，没有证据，他也不想借助共产党员的力量。就连雷宁这个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也无从插手，就变成看他演戏了。
雷宁清楚，中共的政策是帮助蒋经国，一要做到国共合作，不在名义而在实际；二要促使他确实做些有利抗日救国的工作，最低不能让他开倒车，能有一点进步就算一点。
当时，中共地下党也提三民主义，可与小蒋说的三民主义在具体步骤上还有先后之别。中共江西省委认为，应先解决“东南防卫”问题，然后，方谈到赣南建设。首先安定人民生活，使之能服从抗战的需要。在战争时期，没法单纯地大规模搞经济建设。
看着小蒋响雷重鼓地“建设新赣南”，弄得鸡飞狗跳墙，耽误了抗日救亡的当务之急，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唐敬斋有些着急，几次问雷宁：“我们该怎么办？”
雷宁说：“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就是一个客卿的地位。”
唐敬斋说：“我去看看蒋经国。”
“以什么身份？”
“先以个人的名义，他对我这个暨南大学学生还有感情。”
“那我就给你吹吹风，择日去登门。”
有一天早晨，小蒋经过动员委员会的门口，停了一下，把头探了进来，两只眼睛晶晶发亮，落在章亚若身上。她刚上班，坐在门边的办公桌边。小蒋一改爱说的“喂！老表”，而用“喂！我的好同志，这么早！”章亚若是个女的，听到一句“我的……”显得十分腼腆，把一个少妇弄得红头涨脸，轻声地说：“你把我吓一跳，蒋专员，有事吗？”
蒋经国毫不在乎，说完便罢，也不置答，转过脸就说着：“没有事，你们好！”就要抬脚走人。
在动员委员会工作的雷宁从办公桌旁站了出来，忙向他大声说：“蒋经国同志，你记得唐敬斋吗？”
小蒋愣了，思索了一下，方从记忆的脑海里捞起来似的回答：“当然，记得！这个猛汉，他怎么啦？”
“他经过赣州，要来看你。”
“来就来嘛，还要先通知？”
雷宁只好解释：“不是，我在街上遇见，他对我这么说，又不知哪天来好？”
“要来就来吧！”
蒋经国跟人谈话都是很干脆利索的，绝不含糊两可。他表示态度，是或不是，都很清楚。这是他的特点，和他商量什么比较好办。
雷宁转告了唐敬斋。过了几天，唐敬斋登门来了。他直接到蒋经国的住所从午后2时谈至5时左右，日影已经斜照，才告一段落。当唐敬斋出来的时候，蒋经国说：“你要时常来，有什么不好谈的！”然后就分手了。
后来雷宁碰到唐敬斋，问：“跟蒋经国谈得怎样？还是个人身份？”
唐说：“不！个人就没有那么多话好扯！我就给他表明党的态度，好让他放心，放手做好工作。”
原来如此，这是中共赣州地方党跟蒋经国作的一次正式接触。后来雷宁见到蒋经国，他却不讲正题，乱问一气：“你们是同学？”
雷宁笑了起来：“南辕北辙，我是广东人，他是四川人，我在北平，他在上海……”
他仍然把雷宁与唐敬斋搅到一起，说：“你们都是年轻人，难得都在江西，难得干同样的工作。”
也许蒋经国知道了雷宁的地下党员身份，从此以后，不再像以前那么随便随和了，一跟他谈工作，总好像有一条线牵扯着，难免正经八本，不苟言笑。
过了一些天，市面有些浮动。按小蒋的说法，是奸商可耻，操纵市场，米价上涨，盐也看涨，甚至有时买不到。闹得赣州城里，人心惶惶。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计划遭到挑战了。
他雷厉风行地搞禁烟禁赌禁娼，抓走私捕奸商，原是好事，只是除了靠权力镇压以外，并无疏导之途，所以招致了不法商人的消极抵制或反攻倒算，引起市场骚动。这件事，轮到黄中美和徐季元出马。黄中美很简单，下令抓了几个奸商，关到牢里去了，煞煞威风，有点效果，可是紧张局面，并不因此稍减。
一个星期天，很多人去打球去了，雷宁没有外出，蒋经国到公署遇见了他，心中的事儿难免外露出来，说：“你们广东人狡猾，做了奸商躲在后面，却把老表推了出来。现在抓来的，好多人来求情，放吧物价还要波动；不放吧，关人真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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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新政被说成苏联方式的翻版（2）
雷宁笑着说：“我这个广东人就不狡猾！哪个不想捞钱啊？反正你治标不治本，尽演《捉放曹》。”
雷宁随便这么一说，他一听好像击中了要害，抓住不放了：“我也不想尽演捉放曹呀，有什么办法治本？”
雷宁点拨说：“徐秘书就是专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很懂很熟，为什么不试一试？”
小蒋说：“那是苏联！”
雷又说：“也不是以前有现成的经验。在这以前，都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会暴发革命，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德国闹得最热烈，偏偏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来个一国首先胜利。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他听了听，没有说什么，沉默着走进了办公室。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他有亲身体验，只是没有想到搬过来用，经雷宁一提醒，他脑筋活络了。
过了几天，雷宁见所有公署的人，都被调动去发赣州城里的“镇民购买证”。报了户口的给，没有户口的不给。有了这个证，可以到粮食公店去买公价的粮、酒、盐、油等用品。至于不愿来买的，请便。这下子物价就平复下来，群众有了生活上的基本所需，即使有奸商操纵，也不起作用了。
这办法原是徐季元想出来的，小蒋犹豫不决，直听到雷宁的话才办了起来，一举得胜了。雷宁为此写了篇《赣州的交易公店》，表彰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桂林《国民公论》上发表了，许多地方都能看到蒋经国的这一政绩。
可要继续扩大“建设新赣南”的政绩，需要大把的钱。钱从何而来呢？靠盐、烟、酒的专卖，也靠外面捐助的救济款，包括华侨的，以及重庆的儿童福利基金等等。此外，还抓奸商，要罚款，要捐款。因为在赣州，是东南联接西南的一个枢扭，商贾云集，确实可以从商贾那里得到钱。金钱万能，解决了救急问题。
蒋经国笑着对雷宁说：“还是商人有钱。”
为了搞钱，小蒋在赣州又掀起一个高潮，叫祝寿献机活动，就是捐钱为他父亲庆祝寿诞。说得好听：所得的钱是拿去购买飞机，加强军事力量。于是，蒋经国全家出动都为这个工作努力。
在专员公署、动委会和保安司令部的范围内，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走向群众，拿着认捐款的红簿子出现了。她说着宁波普通话，遇着公务人员一个也不放过，说：“爱国抗日，祝贺领袖，捐款为乐，无上光荣。”
每个人在这个外国婆子的热情感染下，只有多捐没有少写，蒋方良手捧的捐款箱里总是满满当当的。蒋方良高兴地对雷宁说：“要到陶陶招待所、广东酒家去！那里摆了酒席，蒋专员在等着哪！”
第二天，蒋方良又出动了，一手拿捐款的红簿子，跑到富人面前，一手要人写捐款。这些工商巨富，在酒溢杯外的时候，见一个不同肤色的人前来劝募，确实想也没有想到，写点或者多捐点，总比被戴上奸商的帽子强得多了。捐款数目猛增，购一架“赣南号”的飞机，已经绰绰有余了。
蒋经国一走进公署动员委员会的门，就兴奋地向雷宁说：“三民主义新赣南的民众力量显示出来了，蒋总裁一定高兴，中国有这样一个领袖，国民之福呀！”
雷宁听着他嘴里这些新名词，没有说什么。他又高兴地说下去：“三青团宣传献机祝寿，已准备了戏，学会了歌，不会错的。”
雷宁一走上大街，果然看到不论是至圣路还是阳明路，几条大街上都有宣传队在活动。
到了老蒋诞辰的那一天，先在赣州公园举行庆祝会，然后列队在大街上游行，高举着“赣州各界庆祝总裁诞辰献机运动”的横标前导，蒋经国和蒋方良两人在横标下面，带头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路放着鞭炮，在口号声中游行起来。在这个队伍里，有高呼祝寿的口号，也有与祝寿毫无关系的口号，“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两旁的观众，那就更热闹了，互相争看蒋经国夫妇。真是万人空巷，场面壮观。
蒋经国的头脑又热了起来，认为这是得意之作。据说受到重庆国民党中央的夸奖，说是小蒋把赣南的建设搞得好，纳入正轨了。他忘乎所以溢于言表，乐融融地竟有时像小孩子一样快乐得边走边唱起歌来。
雷宁走进他的住处，他就滔滔不绝地说道：“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第一个成功，就是祝了寿，又献了机。民众同心一气，领袖领导有方，抗日战争胜利也就有了把握。”
雷宁顺水推舟地问：“这么做，赣南三年计划，可以实现吗！”
“能，能，能！”铿锵的声音，像钟摆连打三下。
没有想到言犹在耳，重庆却接连给他浇来几盆冷水。小蒋的除“四害”、试行耕者有其田，以及出台一些新政策，在形式上有点类似苏联；他的建设新赣南的纲领、目标、计划、作风，在形式上也有点苏联的气味；他智商不高创造不了那么多东西，也的确参考了一些他认为好的从苏联学来的一套做法，这就给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把柄。尤其是他的作为触犯了地方封建势力的根本利益，也触动了特务们的“###”神经，他们纷纷向重庆告状，一个调地说“蒋经国先生在赣南搞赤化”。老蒋最反感“赤化”，本来对从“赤都”回来的儿子就不完全放心，如今居然真在赣南搞“赤化”，哪还了得？立即电召儿子赴渝，把他训斥一通，不但没有支持他的“三年计划”，还牵着他的鼻子右转，逼使他发动了一次###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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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变脸训斥儿子（1）
到1940年春，赣南“烂局”基本上得到收拾，“建设新赣南”的锣鼓刚刚敲响。就在这时刻，赣州发动了第一次###大搜捕。
这个时期蒋经国的声望，可以说是“火箭似地直上云霄”，在国内外爱好和平、民主、进步的人士中引起广泛好评，但在国民党内部却有一种 “强烈的酸性反应”，马上变成恶浊的气体，弥漫到重庆他老子那里。国民党反动派有的指责赣南的改革是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更露骨的说法是：“蒋经国是地道的共产党，赣南快被亦化了。”
这种“化学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小蒋的母亲遭日机轰炸丧命，使他的仇日情绪急剧高涨，做出了一些被怀疑是共产党性质的过激的抗日救亡举动。之后，那些受他的“除暴安良”和“三禁”打击的土皇帝、地头蛇，以为抓住了他的辫子，联合起来勾结省府省党部的反动人士向重庆最高当局递折子告状，这些地方士绅重弹小蒋在南昌时期已经被指控的旧调，认为小蒋的做法和口号，与共产党一模一样，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到了赣州则有过之无不及，说小蒋在赣南搞“赤化”，闹“###”，要暴动，赶走熊式辉，夺取全江西。反正怎么恶毒怎么写。他们又把小蒋的“建设新赣南”的说法做法，说成是他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党和苏维埃要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搞出的名堂，蒋经国走的是中共的“群众路线”，蒋经国的勤政亲民源自苏共的“党员干部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思想，蒋经国是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在培训干部，总之，他的“建设新赣南”就是苏联经验的翻版。那些反动派明白要赶走小蒋，就要往他头上戴“红帽子”，因为他老子最讨厌“红帽子”，虽然国共合作了，他也老找茬跟“红帽子”闹磨擦。
尤其糟糕的是，陈立夫兄弟掌控的中统，以及戴笠主持的军统，亦向重庆当局提出报告，指称共产党员已经潜伏进蒋经国的文宣机关工作。蓝衣社旧成员也打报告说，蒋经国的办公室本身遭到共产党员的渗透。小蒋身边是有些共产党员，他们是帮助他搞抗日救亡，因为国共还在合作抗日嘛。
“折子”上得多了，老蒋就起了疑心。老蒋本来就是个谈“共”色变的人，本来就疑心儿子“一身睡两张床”，可能是斯大林派回来的内线，或中共安在他身边的暗探，在溪口洗脑不彻底，放出来工作就老是冒出苏联那一套。故他一见江西的报告，就十分当回事。而且觉得自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虽已签发全国有年余，在儿子坐镇的赣南却尚未执行，现在是处置赣南异党的时候了。
重庆老蒋先变了脸，他要求儿子也要变脸，采用的方式十分激烈。
老蒋再次把小蒋召到了重庆官邸办公室，“啪”地把厚厚一册“情报”扔到了他脚下，训斥同时掷过来：“哼！你在赣南干的好事。你自己看去！我还相信熊式辉的话，以为你真的脱胎换骨了呢！”说完拂袖而去。
小蒋俯身捡起那些“情报”，一页页翻过去，都是一个调调，说他在赣南搞共产党那一套，说他“骨子里虽是国民党，气质上却是共产党”，说他包庇重用共产党。
老头子不放过他，又放不下老子的架子跟他讲道理，就派了党国###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陈果夫、陈立夫一干人，轮流来教育他。苦口婆心，晓以利害，唱红脸唱白脸的轮换上场，最后是要他反省悔过，保证回去对共产党下手。
儿子###不得力就得派得力的人去，于是相继增派了“政校系”的人“充实”赣州专署，“中统”、“军统”和宪兵也往赣州去了许多，同时又调了大批“蓝衣社”分子去赣州捣乱。
其实赣南并不缺情报特务机构，更不缺特务。
从1939到1945年的六年当中，赣州市的均井巷一号，一直是一个半公开机关“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情报室”的驻地。
这是一幢宽敞的普通民房，房间甚多，光线不太好，走进里面有些阴森森的感觉，从外到里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国民党掌控的特务机关。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对苏联的“契卡”便很感兴趣。他知道特务情报机关的重要，当了江西第四行政区的专员以后，就决定搞一个“新赣南的小‘契卡’”，这就是扩建区保安司令部情报室，改属专员公署。蒋经国把此事交给接任徐君虎当专署主任秘书的黄中美去办，并派黄为扩建后的第一任主任。
情报室分为三组，侦察组长汤觉吾（以前曾任三区保安司令部情报员），行动组长蔡百里，还有一个总务组。
黄中美还向蒋经国推荐了一个临安同乡杨明当副手，派为情报室的副主任。后来这个杨明获得小蒋的青睐信任，黄中美和苏联系情报干部靠边以后，蒋就派杨明继任情报室主任。不久，又派杨明充任赣县县政府秘书（主任），仍然兼任情报室主任。这时，情报室改名特务室。
老子变脸训斥儿子（2）
专署情报室起初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党政军机关实行三禁，查缉烟、赌、娼，同时查缉汉奸间谍、走私贪污，监视所谓“异党分子”。国民党变脸###以后，###成为情报室的主要任务，直接参加逮捕共产党员，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抗战胜利以后，杨明继任专员，改派他的亲信郭某为侦察组长，刘滨海为行动组长，新增侦缉员牛慎之、汪复初。青帮头子、军统出身的李翼也介入特务室，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段杰也过问特务室的工作。
在当年的赣州，传闻黄中美是个神秘人物。黄是浙江临安人，与蒋经国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同学。据说他到苏联去留学的时间比蒋经国更早，在留学期间参加过苏联的“契卡”（后改名克格勃），从事秘密工作，并曾一度回国，潜往东北哈尔滨一带活动，不久返回莫斯科。1939年，蒋经国邀请他到赣州来工作，当了专署主任秘书，蒋交权给他扩建情报室，并派他兼情报室主任。
情报室的主要人物除了主任之外，就要算行动组长蔡百里了。蔡百里有“赣南的小戴笠”之称，他最厉害的一手就是在赣州全城编织了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方法是就地取材。罗致收买（名义是聘请）通讯员，加以短期训练，然后为其所用。在旅社、餐厅、浴室里，就从茶房当中选聘，在戏院、影院就从把扎子的当中选聘，在大商店里，就从店员中选聘，在机关团体中，就从职员工友传达中选聘，在工厂里就从工头之中选聘，在学校里，就从职员工友和部分学生中选聘。收买的手段主要是“保证不抓壮丁送兵”。光凭这一条就有许多人甘愿尽义务充当情报室的通讯员。也有每月拿少量津贴的，所送情报如有用处另有奖金。因此，情报室到处都有坐探、眼线，消息非常灵通。
蔡百里为人很老辣，他的特工，竟做到“新赣南”的干部头上来了。有时他会向蒋专员打小报告，蒋也需要人做他的耳目以了解干部们在背地里的言行表现，所以蔡就有机可乘，把了解干部列为任务之一。有些人吃过他的苦头，也是哑巴吃黄连，所以，“新赣南”的各级干部们对蔡百里都有戒心。
他凭着情报室行动组长这个特殊身份，亮出“拍司”给人一看，谁都要卖他的账。只要发现所谓有可疑之处的人，他就有权抓起来。得罪了他的人，当然要倒霉，抓起来关上几天，查不出问题再放出去，但已经枉坐了几天牢，受了侮辱。因此，赣州老百姓或在赣州住的人，凡知之者莫不畏之如虎。
一般人认为专署秘书黄中美、赣州动员委员会秘书周百皆和专署秘书孙某都是共产党员。因此，青年和一般人就不以旧官吏来看待他们，看到小蒋新来时的一些改革举措，对他及他的班子就更抱一些希望。以至在1939年，赣州市成为了东南重镇和文化中心，进步的空气相当浓厚。它给国人的印象，好像这里是沙漠之中的一片绿洲。那也的确是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在幕后折腾的。
小蒋也风闻他周围的热血青年中有不少是或明或暗的共产党员，他也不是没有一丝觉察，可在渊源上曾为苏###员的他不仅不提防他们，而且还鼓励他们积极做抗日救国的事。他觉得他们也的确会办事，招人喜爱，与国民党的官吏硬是不同。他喜欢朱承熙大刀阔斧又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三青团筹备工作做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他有一份不薄的功劳。他喜欢葛洛的沉稳细致，从容不迫，从温泉督练处任教官再随他进专署动员委员会，当宣传股长，始终任劳任怨，配合默契。他喜欢锋芒毕露又能言善辩的吴越，短短的时间就将文化服务社搞得红红火火。他喜欢有独立见解又老成持重的雷宁，在南昌和赣州他都做了不少抗日宣传工作。他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那又怎么样？他们能干又不捣乱，怎么不能用呢？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吗？
因为小蒋喜欢身边共产党的一些能干的人，就以为他喜欢共产党，这是一种错觉。其实，小蒋是愈来愈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他在演讲和编造口号上，能巧妙地把他重视平等，反抗既有体制的名词与他父亲钟爱的新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他骨子里已是国民党了，可是，与保守顽固的国民党人又格格不入，国民党内最保守的一些人士晓得蒋经国不喜欢他们，因此以牙还牙，一再传布谣言，指控蒋经国是“苏联的秘密工具”。
这是冤枉。只是小蒋当时的确没有###，而是容共，因为当时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嘛。赣州的“民主”、“进步”空气很浓厚，有些民主人士、进步分子在吉安、泰和站不住脚，纷纷来到赣州，他们以为蒋经国是棵大树可以庇荫。小蒋也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来，打出“到赣南来”的旗号以抵制青年“到延安去”。
这个时期的情报室，工作重点放在查缉汉奸间谍和除三害、安定社会秩序方面。监视“异党”活动只是例行公事，尚未正式逮捕共产党员。
老子变脸训斥儿子（3）
重庆派来的以周灵均为首的“政校系”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宪兵，到了赣州，与赣州的特务合流后，形势大变。他们大肆活动，###，唱歌，造声势，最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也举行火炬游行，每个人穿着整齐的蓝色衣服，一律佩“三青团”的臂章，非常划一，高呼的口号，也很别致。
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党。”
另一边答呼：“中国国民党。”
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主义。”
另一边答呼：“三民主义。”
一边呼：“中国只有一个领袖。”
另一边答呼：“蒋委员长。”
有点像德国的法西斯捧喝团！
小蒋还在重庆挨训，他们就迫不及待抓人。
1940年6月，戴笠手下抓到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此人负责中共在江西和广东的青年工作。这个地下党员旋即叛变，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指认潜伏在赣州工作的若干中###员的身份。12月，保安队在赣南突袭中###员的一次秘密会议，逮捕了20多个中###员。
赣南形势大变，CC系推荐的这批中央政校毕业生前来赣南“辅佐”蒋经国，一下子往赣南地方政权的结构里掺进了沙子，凡认为有助小蒋“搞赤化”之嫌的苏联系通通让路靠边，黄中美也被排挤，交卸了专署秘书兼情报室主任的职务，调任财政部江西省盐务处任副处长。
黄中美靠边以后，蒋经国把副手杨明提升为主任，后又派苏联系的尤策副之。小蒋也老辣，这个自己能掌握的要害部门始终没有让政校系插手。
杨明是黄中美的同乡，在家乡是做生意的，曾任临安县商会会长。到赣州后，当了交易公店的经理。因为他懂得做生意，交易公店在短期内赚了大钱，因此得到蒋经国的赏识，后来调升为赣县县政府的主任秘书，实际上是代行县长职权，兼任专署情报室主任。他为了报答蒋经国的知遇之恩，日办县务，夜办特务，把全家搬到特务室去住，老婆也带进情报室工作。在继续查禁烟赌娼和查办贪污案件当中，杨明主持的情报室出了一把力，起过一些作用，深得小蒋信任。
赣南自从在政治上翻脸以后，四区特务室的任务立即转入以###为主的阶段，从监查“异党”活动，到逮捕“异党分子”。
变脸是迟早的事（1）
国共合作抗战的好景不长，到1940年便风云突变，杀气腾腾，赣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1940年3月下旬，蓝衣社分子开始连日上街火炬游行，高喊“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砸商店，捉“异党”，闹得满城逆风乱卷，人心惶惶，百姓们遂感到1926年底杀国民革命功臣、赣州总工会主席陈赞贤的往事又要重演了。
三青团悄悄下手，不动声色地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吴越，当时知者甚少。那时小蒋还在重庆。
1939年下半年，赣县的三青团几乎已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趁蒋经国在重庆之际，他们采取了行动搞小政变，先是撤换了在团内宣传组工作的朱承熙、王重实，接着由一个叫江海东的带头，手提木棒，气势汹汹地砸了吴越的“青年文化服务社”，绑走了那里的工作人员。这次行动的来头挺大。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赣县人王某特来赣州，邀同赣县党部书记长刘宜之来县政府找县长吴剑真。王、刘对吴说：“赣州公园路一个新书店是共产党机关，请你立刻派警员去搜捕。”
吴县长是小蒋从政治讲习院带来的干部，忠诚于小蒋，他答应负责去慎重办理，但不同意即派警员搜捕。王、刘挟国民党的势力以压人，王更以“中委”特派指导赣省党务的名义要县府调十名警士交他带去，吴也未答应。两人不欢而散，回到县党部，他们亲自带领职员十几人，冲进文化服务社的书店，直登楼上。正值有十余人在楼上开会，王、刘搜获开会记录等。他们翻抄吴越的住处，又找到吴越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期的毕业证书，延安解放社的书和马列著作，算是“铁证如山”，绑走了吴越和傅命绪。王据此飞回重庆报告，又给在那里受教育的小蒋当头一棒。后来查封了书店，那些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也都逃避走了。专署主任秘书黄中美气不过，撕掉了封条。党部把此事告到省主席熊式辉那儿，熊式辉下命令要抓黄中美，被小蒋拦住了。
他们像法西斯匪徒一样的行为，使赣州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赣州。
这时的赣州，国共合作已经到了三岔路口，但看蒋经国回来是怎么个态度了。
快要毕业的赤珠岭青干班第一期学员，正在赖老怪空荡的土屋仓房里举行例行的周末联欢晚会。插科打诨的节目过后，大家起哄要章亚若上台表演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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