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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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知江西王守仁等人据城不出，宁王朱宸濠胆子愈大，仅留数千人守南昌，他自己与刘养正、李士宝等人率领六万人，号称十万人，出江西，“声言直取南京，载其妃媵、世子（朱）从，总一百四十余队，分五哨出鄱阳（湖），舟田舻蔽江而下。”
　　造反大军，先攻安庆。安庆城里，守臣守将勇武，宁王朱宸濠数日不能攻克。
　　王守仁得知宁王出南昌的消息，知道一切皆在预料之中，便与伍文定在临江樟树镇会兵。“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临江，徐琏引兵自袁州，邢洵引兵自赣州，通判胡尧元引兵自瑞州，通判谈储等人，各以其兵至。”六月十八日，大家齐集丰城，商议如何出兵事宜。
　　听说王守仁欲攻南昌，不少人有疑意：“宁王一直谋划造反，南昌留备必严，恐怕难以一日攻拨。今宁王攻安庆，日久不克，兵疲意沮，不如以大兵逼之于江中，与安庆守军夹攻之，必败敌人。宁王一败，南昌不攻自破……”
　　王守仁摇头，说出自己的意见：“不然。我军如舍南昌不攻，与宁王必定相持于江上。安庆守军仅能自保，不可能抽兵增援我们。此时，宁王南昌守军可以乘间断绝我们的粮道，而南康、九江贼军又可合势出击，我们腹背受敌，肯定要吃大亏。宁王集所有精锐之兵齐攻安庆，南昌防御必薄。加上我军新集气锐，南昌定可一攻而克。宁王闻我军攻南昌，必会自安庆解围，还兵救其老巢。待其回军，我方已克南昌，宁王闻之必然夺气，首尾牵制，必为我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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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4）
果然，七月二十一日，大军齐集南昌城下，王守仁下达死命令：“一鼓附城，二鼓登城，三鼓不登者诛，四鼓不登者斩其队将！”于是，号令一下，士兵蚁附秉城。城上虽设守御，皆闻风倒戈，城门多有不闭者，打兵遂入。
　　南昌如此坚城，由于宁王暴虐，人民不附，守将怯懦，几乎没怎么招集，就被王守仁大军攻陷。入城后，王守仁安抚士民，籍封府库，城中遂安。
　　当时的朱宸濠正因安庆久攻不下而着急上火，亲自督兵填濠堑，竖云梯，期在必克。听闻王守仁帅兵攻南昌，宁王大恐。李士宝等人多谋，劝宁王舍安庆不攻，径攻南京。如果登帝位，自然占据了名义上的优势，可使江西等地自服。宁王短视小人，惦记老窝的金银财宝，没有听从李士宝建议，马上要回援南昌。他从安庆撤围，立刻派二万精兵先发，他自率四万军随后继之。
　　听闻宁王朱宸濠大军还攻江西，明军内部有人建议：“宁王兵盛，凭其愤怒，乘众而来。我方援军未集，势不能支，不如坚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
　　王守仁自有其独特见解。“宁王兵力虽强，但以威劫众，所至焚掠，不得民心。虽兵马势众，但宁王部伍从未遇旗鼓相当之军与之相战。其部将本来想待其称帝以取富贵，今其进取不能，巢穴又失，沮丧退归，众心已离。我军以锐卒乘胜击之，彼将不战自溃！”
　　果不其然，七月二十三日，王守仁率诸将在樵舍迎击宁王朱宸濠叛军，败其前锋。转天，黄家渡一战，又大败叛军，“追奔十余里，擒斩二十余级，溺水死者万计。贼气大沮，退保八字脑。”
　　至此，宁王的先遣军，已经完全被消灭。
　　宁王本人乘舟夜泊，泊地名为“黄石矶”。他问从人当地何名，南人“黄”、“王”二音不分，对曰“黄石矶”，宁王听成“王失机”，大怒，立身挥剑，把答话人脑袋砍掉。叛军见兵败，军心已经溃散，逃兵日多。
　　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要死撑到底。宁王朱宸濠大赏将士，奖当先者千金，受伤者五百金，并招南康、九江贼兵前来江合，并力合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叛军拼死前冲，杀掉官军数百人，战阵不稳。吉安知府伍文定虽是文臣，提剑监军，急斩先退者数人以徇。他身先士卒，站立炮铳之间，大火焚其须髯，伍文定坚守不动。见伍知府如此，众军勇气倍增，殊死抵拒，兵势复振。
　　明军铳炮齐发，宁王朱宸濠所乘指挥大舟也挨炮着火，贼众大溃。不得已，宁王率残兵退保樵舍，联舟为方阵，准备做垂死挣扎。
　　正当贼王贼将为如何处理败将争执不下之时，官军已经发动火攻，大军四集，争相进击，贼军终于四散而逃，大势去矣。
　　时至此刻，宁王朱宸濠万念俱灰，与嫔妃泣别，成百绝色佳人知道造反被抓没什么好结果，皆赴水自杀。至于宁王本人、其世子，以及李士宝、刘养正等数百贼头，皆被生俘。此战，叛军溺水淹死的就有三万多，“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水上战场真是“壮观”得很。
　　官军把朱宸濠一行人押上囚车返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
　　入城后，王守仁阅视俘虏，宁王老着脸还哀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还能当个庶民老百姓吗？”
　　王守仁心中冷笑，脸上不动声色，回答道：“自有国法处置你。”
　　这边宁王已被活捉，京城内的明武宗高兴得心急火燎，借“亲征”之名南巡，以尽游玩之乐。
　　大军刚行至良乡，王守仁捷报已至，并表示要献俘阙下。明武宗连发数檄止之，如果宁王被送来北京，他就不能“南巡”游乐了。
　　阴历九月间，明武宗至南京，王守仁又欲到南京献俘，仍不被允。江彬、张忠等人深知皇上爱玩的心性，想让王守仁把宁王一行人放归鄱阳湖，以使明武宗能亲自率军与其“交战”，而后再奏凯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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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量力的宁王朱宸濠（5）
王守仁不得已，连夜过玉山，押解宁王一行叛将取道浙江以进。这时候，大太监张永在杭州正等着王守仁，准备让他纵俘鄱阳湖，以使皇帝能亲自“打猎”。
　　王守仁见张永，苦求道：“江西之民，久受宁王荼毒，今经大乱，又继以旱灾，加之供京军粮饷，困苦已极。如再有苦压，一定会啸聚山谷为乱。如果此时放宁王入湖，兵连祸结，何时有个结局啊！”
　　张永即是昔日诛除刘瑾的首谋太监。听王守仁一席话，也深以为然，缓言道：“我此行杭州，因为群小（指江彬等军人）在君侧，不得已侯你于此，非为掩功而来。但皇上之意可顺不可逆，群小若乘其怒激之，大事不好。”
　　王守仁听此言，稍稍心定，便把宁王一行贼人转交张永，连夜返回江西。老王学乖，再上奏疏，称“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即把大功归于武宗皇帝及其左右。
　　张永回南京后，见武宗皇帝，极言王守仁忠臣，良可信赖。本来，江彬等人事先已经在武宗皇帝前进谗言，讲王守仁本来依附宁王朱宸濠，后来见其不能成功，才反手一击击擒宁王。经张永大公公一番释疑解惑，武宗皇帝终于相信王守仁是“好人”。于是，他下诏命王守仁巡抚江西，并擢升吉安知府伍文定为江西按察司使。
　　年底，宁王一行俘囚槛车至南京。武宗皇帝想自以为功，就与江彬等诸近侍戎服骑马，大列队伍，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
　　宁王朱宸濠被囚一年后，正德十五年（1520年）年底才被赐死，并被焚尸扬灰。宁王之乱，终于尘埃落定。
　　王守仁方面，平宁王之乱，立下如此殊勋，但终武宗之世一直未叙功。明世宗入统，很想招王守仁入朝，并下诏封其为“新建伯”。但是，王守仁与兵部尚书王琼关系好，阁臣杨廷和与王琼不睦，不少大臣嫉妒王守仁功劳，皆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名，阻止他入京。虽然稍后任命他“南京兵部尚书”这样一个虚衔，“然不予铁券，岁禄亦不给。”忧恨之下，王守仁拒不上任，病辞归家。未几，其父病死，因丁父忧，他只能闲居于乡，郁郁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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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1）
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玩够了猫捉耗子游戏的明武宗终于率军往北京回返。
　　回程路上，武宗皇帝当然不会闲着，自瓜洲过长江，登金山，游镇江。在清江浦，武宗见水上风景优美，鱼鳞潜底，顿起渔夫之兴，便自驾小船捕鱼玩耍。结果，提网见鱼多，明武宗大乐，尽力挽提，使船体失去平衡，他本人跌落水中。明武宗在北京长大，不懂游水，掉入水中后手忙脚乱，一阵乱扑腾，亲侍们虽然把他救回，但水呛入肺，加之惊悸惶怖，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自此身体就不行了。
　　导致他大病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武宗皇帝呛水后引致肺部高压，使血液中的水渗透入组织间隙，造成肺部换气障碍，进而引致肺部积水。另一个可能，是受惊加秋日着凉，引发肺炎，才击跨了身体特棒的皇帝。今天，肺炎乃一般病症，大剂量消炎药加上保养能痊愈。但在明朝，肺炎、肺积水可是要人命的绝症。
　　途中耽搁几个月，正德十六年（1521年）春正月，明武宗一行才回到北京，文武百官在正阳桥南接驾。武宗皇帝身体困疲，仍强自支撑，入城时大耀军容，把俘虏的贼将贼臣以及从逆者家属数千人皆五花大绑，皆令他们在辇道跪于两边，“生者标其姓命，死者悬首于竿”，特别不吉利的是，路两旁皆标以白帜，数里不绝，一派发大丧的排场，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祥。
　　明武宗仍旧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才入宫中歇息。老小伙子又发烧又咳又胸闷，还有心气和精气神玩阅俘的把戏，真正是荒唐到底。
　　正月十四日，明武宗仍旧强撑，在南郊主持大祀礼。行初献礼时，武宗皇帝下拜，忽然口吐鲜血，瘫倒在地，大礼不得不终止。
　　拖了近两个月，正德十六年阴历三月十二日，武宗皇帝处于弥留状态，对司礼太监讲：“朕疾不可为也。告知皇太后。天下事重，望太后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辈所能预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毕，这位英俊爱玩的大明天子崩于豹房，时年三十一。
　　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在后世人眼中十足坏人一个，但相比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明神宗，明熹宗，他并没有坏到哪里去。只是继位为帝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出于私愤，明世宗在实录编撰中下令史臣皆录其恶，丝毫不为尊者讳，使得武宗皇帝荒唐之行天下人皆知，且“万古流芳”。
　　明武宗为帝，北征南巡以外，不是没有干过好事。史不绝书的，是正德一朝多次赈灾免赋，而且，刘瑾之诛，宁王、安化王乱平，北边御蒙古，皆是正德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代的臣子有不少能干贤才，皆从侧面反应出这位帝王治下的总体治略的可称道之处。再举数个小事以彰显正德时代的“好事”：其一，宁王造反，武宗亲征，行至山东临清，传令当地官员进“膳”。由于人多苍猝，武宗本人面前竟然忘记放筷子。他笑道：“怎么这样怠慢我！”话虽如此，并未发怒，吓得尿裤的地方官未得任何怪罪；其二，太监黎鉴向都御史王頨索贿被拒，便跪于武宗面前哭诉王頨虐待蔑视自己，武宗笑言：“肯定是你要人家东西没要成，王巡抚怎敢惹你这样朕身边的红人。”；其三，武宗皇帝一行至扬州，江彬等人欲夺富人宅院为“威武将军府”，知府蒋瑶坚执不可（现在某些官员还不知明朝这位爷，专替开发商强拆老百姓房屋）。江彬伺机报复，正好明武宗手钓大鱼一条，戏称价值五百两银子，江彬就强卖给在一帝侍立的蒋瑶，让他用库钱购买。蒋瑶屁颠颠从家中跑回来，把老婆的耳坠头簪献上，说：“官库无钱，臣所有惟此。”见此，武宗皇帝也是“笑而遣之”；其四，武宗祖母太皇太后王氏崩，百官送葬时，正值大风雨，泥地中众人欲下跪时，明武宗遣人谕止……诸多小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明武宗本人并非残虐淫暴大恶之君，他这辈子坏就坏在一个“玩”字上。
　　

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2）
所以，史臣也公正：“毅皇（武宗）手除逆（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该肯定的也应肯定。
　　明武宗病危时，江彬不知深浅，仍矫旨改团营为“威武团练”，任命自己为军马提督，兼掌京内大军，以至于大臣们都忧惧江彬旦夕之间想造反。
　　大学士杨廷和文人老姜，亲自与江彬寒喧，常常没事人一样笑谈，使得江彬不觉有异。明武宗崩后，杨廷和密不发丧，与司礼太监魏彬定计，派内官密禀太后，索得除掉江彬的手敕。于是，他们以坤宁宫殿成，要行安装上梁的仪式，派找江彬与工部尚书李燧一起入宫主持典礼。
　　江彬不知是计，穿礼服入宫，其侍卫被阻于宫外。祭礼毕，江彬欲出，太监张永又出面，留他吃饭。
　　远远看见有宦者持诏带几个锦衣卫士兵走来，江彬感觉不对，朝西安门方向狂奔，但宫门紧闭。无奈，他又顺墙疾行，趋北安门。结果，把门的兵将说：“皇上有旨，留提督在宫内！”
　　江彬可笑又可气：“今日旨从何出？”意思是皇帝病成那样，我又没派人发旨，哪里有什么“圣旨”。说话间，他推搡拦阻他的门将，想乘间逃出宫去。
　　这时，得到密令的门将再也不怕江彬，命手下士兵一涌而上，把江提督绑成粽子，连打带骂，把他胡须拨个精光。昔日威武绝伦的大将，如今狼狈不堪。
　　明世宗继位后，下诏凌迟江彬，并杀其成年的五个儿子，其幼子江然与其妻女“俱发功臣家为奴”。对江彬抄家时，查得黄金七十柜，白银两千两百柜，其他珍宝不可数记。
　　凭实而论，江彬也就是一个恃宠跋扈武夫而已，“自始至终没有剪除异已之心，也没有质劫公卿之志　，一心一意只想哄明武宗开心，常年导其游猎，骚扰地方。所以，他在武宗身边十年，为恶之事，比起刘瑾的乱政五年，远远不及。
　　明武宗弥留之际，江彬没有任何拥立宗室的打算，可称是皇帝耿耿忠臣，绝无为已为身远谋的私虑。为此，虽然江彬当时是以“谋逆”的罪名惨遭凌迟，后世史臣并未把他列入什么“逆臣传”或“奸臣传”中，只划入“佞幸”一类而已，实为公允。
　　最后，再表一个与本文离题不是很远的真实历史“花絮”。刘瑾大公公，千古坏人，铁案一件，一万年后也翻不了案。但他没干过什么好事吗？一件好事也没干过吗？回答是否定的。
　　京剧折子戏《拾玉镯》（全戏为《法门戏》），刘大公公就是最终扭转冤案的正面人物。
　　故事发生在今天宝鸡市的眉县（戏文中改为“眉坞”），线索大致如下：正德初年，眉县金梁乡有位世家公子傅朋，其母给他玉镯一对，让他择中意之人成婚。傅公子心高气傲，总想娶个卫慧才，嫦娥貌的女子，日久未成。一日，有友自京城来，二人至西村游玩，巧遇村姑美女孙玉姣。这位姑娘乃村内孙寡妇的独生女。二人一见倾心，互传爱慕之意。公子临别，假装把一支玉镯遗落于地，孙玉姣会心拾起，含羞入户。此情此景，被邻居刘媒婆看个满眼。
　　傅公子刚走，刘媒婆就走入孙玉姣家，自告奋勇当媒人，想趁机赚几两银子花。孙玉姣羞涩之余，拿出一只绣鞋作为信物，应允刘媒婆为自己做媒。不料，刘媒婆之子刘彪乃流氓大恶之人，以为傅公子与孙姑娘有奸情，自己想趁机尝尝鲜。于是，他先持绣鞋去傅公子处，想敲诈几个钱花，被公子的家人们乱揍一顿赶出。
　　怒从心来，色从中起，第二天夜里，刘彪手持绣花鞋，想偷入孙玉姣绣房实行奸淫。赶巧的是，孙玉姣的舅父屈环生和舅母贾氏在孙家借宿，住在孙玉姣房间内。刘彪摸黑，色胆包天，潜入房间后，趁黑往床上瞎摸。屈环生夫妇惊醒，与之扭打一团。刘彪又惊又急，掏出尖刀，杀掉屈环生，并把其妻贾氏人头割落，提之于手，夺门而逃。
　　花分两朵，各表一枝。眉县县城内，有个穷生员宋国士，中年丧妻，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名宋兴儿，女名宋巧姣。由于借高利贷商人刘公道的钱不能及时偿还，宋国士就让儿子宋兴儿在债主刘公道的粽子房当伙计还债。一大早，刘公道搅锅煮粽子，忽然发现大锅中有个人头，登时大惊，引得一旁帮忙的宋兴儿也来瞧。这少年不经事，大叫“杀人了！”刘公道大怒，怕宋兴儿高声引差人抓自己打官司，抽了少年一个大嘴巴让他收声。其实，这个人头，正是流氓刘彪慌忙逃跑途中扔入锅内的。左思右想，刘公道怕宋兴儿把此事说出去给自己惹祸，竟然用斧头劈死少年，抛尸于枯井。
　　

明武宗戏剧人生的终结（3）
早晨时分，孙寡妇发现弟妇夫妇二人被杀，忙入眉县县衙报案。知县赵廉不是贪官，但是个固执的自以为是的人。他实地勘察后，发现了刘彪丢弃当地的孙玉姣绣鞋一只，便认定谋杀案与奸情有关。于是，他先严审孙玉姣。孙姑娘见此“信物”，也以为是傅公子夜入自己房间，就把拾玉镯定情之事和盘托出。
　　不必讲，赵知县立刻派人抓来傅公子。大刑伺侯之下，傅公子屈打成招。问他人头何在，傅公子只得说自己抛入渭水之中。至此，案情虽“大白”，但“尸首无对”。
　　刘公道方面，怕宋国士日后找自己要儿子，就恶人先告状，声称宋兴儿昨夜盗物而逃。赵知县一听，联想丰富，又马上揣测是宋兴儿昨夜入户杀人，便命人马上抓宋国士父女来堂受审。
　　宋国士书生，很怕见官。他进到衙门后，见县官大老爷威赫声声，衙役们如狼似虎，吓得张口结舌。这种神态，使得赵知县认定他把凶手儿子匿藏起来，便狂拍惊堂木，非逼他交出人来。一旁的宋巧姣虽是女儿家，见父亲冤曲情状，心有不忍，抗言力辩，一连串反问赵知县，使得这位县太爷恼羞成怒，喝令宋国士回去凑十两银子先赔偿刘公道失误。然后，他下令先把宋巧姣当人质收监。
　　宋巧姣在监狱，由于不是人犯，比较自由，狱吏们也多对她抱同情、保护态度，得以随意行走。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被押于死牢、浑身是伤的傅公子。细问情由，宋巧姣才知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勒索这样一个关键情节，便决心找机会越衙上告。
　　可巧的是，明武宗的母亲张太后在大太监刘瑾陪同下在扶风县法门寺上香。宋巧姣知道后，手持诉状，跪于寺外称冤。张太后仁德妇人，命刘瑾把小女子带入堂内详细询问情由，下令刘瑾根据宋巧姣诉状细审。
　　刘公公得旨，马上把眉县知县赵廉叫来，先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然后让他重审案件。
　　有了刘彪这个新“线索”，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刘彪供出他把人头抛在刘公道的粽子锅中。由此，刘公道杀宋兴儿一案自然也得查出。赵知县方知审错案子，愧恨交加。他忙命人放出蒙冤入狱的傅公子和孙玉姣。然后，他亲自押解刘彪、刘媒婆以及刘公道三人来法人寺复命。
　　刘瑾亲自坐堂鞠讯，判刘彪死刑。同时，他撮合姻缘，命傅公子娶孙玉姣、宋巧姣，两头大，皆是正妻，三人完婚。张太后闻知，也非常满意。所以，在这场人间大戏中，刘谨大公公，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善事。
　　在戏剧中，见佳人才子携手而去，刘公公还唱道：
　　“少年为官粉面郎，二位佳人交凤鸾。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透鼻香！”
　　值得大提特提的是，以此故事蓝本，自清朝中叶起，秦腔《宋巧娘告状》、《法门寺降香》、《双玉镯》、《双姣缘》等不少折本在民间演出，后来又纷纷被搬上京剧及其它地方剧种的舞台上演出，流传甚盛。但这个故事的原型，绝非文人写的传奇剧本，而是发生在眉县的真实故事。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的县教育局职员还发现过明朝时期眉县县衙的宋巧姣原状实物，但当时的县令真名是李镒，其人也确是清官，他平生只审错过这一件案子。至于傅朋公子与宋国士及其宗族家人，一行数人随刘瑾入京做官。可惜，好景不长，刘公公得罪皇上，最后倒台完蛋，这两家人也跟着倒霉。傅公子本人也被杀头，二位夫人的命运不知下落。
　　人生有时真如戏，福兮祸兮，波谲云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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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的历史机遇与一生浮沉
无端世路绕羊肠，偶以疏慵得自藏。种竹旋添驯鹤径，买山聊起读书堂。开窗古木萧萧籁，隐几寒花寂寂香。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海。
　　如此一首好诗，疏朗，散淡，恬适，自然，用典熨贴不露痕迹，于精简处现典雅，在随意间显大气。此诗名为《东堂新成》，作者乃明朝大名鼎鼎的大学士严嵩。然而，正像电影《天下无贼》中刘德华的那名台词：“开好车的，就一定是好人吗？”写好诗的，当然更不一定是好人！
　　国人因意识形态的教育简单化，总爱唐突古人，往往对任何历史人物均以忠奸或者好坏来框定。说起严嵩，人们肯定会脑海中浮起京剧中大白脸、耸端肩、斜阔步一个大奸臣面目。其实，真正的历史人物严嵩，绝非是能以好坏忠奸来区分那么简单的。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绝对脱不开那个时代的环境，如果把历史中的“这个人”从历史复杂的关系上加以抽离，人，其实也就成为呆板的、符号化的空洞名字。其实，真正的严大学士本人，风神像秀，长身玉立，眉目疏朗，音声宏阔。放在如今，也是让人一见倾心的“人样子”。
　　严嵩大学士的一生，跌宕起伏，值得大书特书。嘉靖皇帝一朝，宦官弄权情况几近绝迹。所以，严氏父子当政握柄，自然为时人侧目，失去话语权后，代代流恶，成为巨奸大恶。特别是经过戏曲、话本和说书人的渲染，严大学士完全沦为“遗臭万年”的悲惨角色。
　　

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1）
明武宗好色荒唐这么多年，竟然颗粒无收。临崩时，他自己没有儿子，只能遗诏让在安陆的堂弟兴王朱厚璁继承皇帝位子。这位小爷时年十五岁，乃明宪宗二儿子兴献王（谥号）朱祐杬的独子。由于兴献王是孝宗亲弟，明武宗死后，朱厚璁以堂弟身份“兄终弟及”，也合乎帝王承继的传统。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朱厚璁由安陆入京。其生父兴献王早死，只有寡母蒋氏与其辞行。蒋氏乃一藩王妃，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她当时很谨慎，嘱咐儿子说：“吾儿此行，荷负重任，不要随便说话。”朱厚璁跪答：“一定遵奉您的教诲”。
　　朱厚璁不比当年继位为帝的堂兄明武宗，他在藩地时受过极其正统的儒家教育，少年老成，本性阴沉，又不喜动，属于那种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材料。行至良乡，接到礼部公文，见上面有让他入宫先为“皇太子”的安排，朱厚璁很不高兴，回复说：“遗诏让我当嗣皇帝，怎么又出来这种事？”显然，明廷大臣们是想他以“皇太子”身份继统为帝。
　　给死去的堂兄明武宗当“儿子”，朱厚璁当然不干。所以，到了北京城以后，这位心思缜密的少年坚持不入城。阁臣杨廷和依旧希望这位“嗣皇帝”按礼部规定办，朱厚璁坚执不可。由于明武宗遗诏中的“接班人”人选天下皆知，再怎样也不可能另外推一个“嗣皇帝”出来，杨廷和等人拗不过少年朱厚璁，只得授意群臣劝进。
　　朱厚璁这才答应入城。他由大明门入宫，拜谒大行皇帝（明武宗）梓宫后，又见宫内的皇太后（武宗生母），然后出御奉天殿登上皇帝宝座，改明年为嘉靖元年，这位就是明世宗了。
　　即位后，同几乎所有新帝登基后都样象征性做的一样，明廷以皇帝名义下诏，尽革明武宗时期弊政，在平反昔日蒙受不白之冤官员的同时，处决、惩治了前朝许多跋扈的文武官员。
　　身登九五龙宝座，嘉靖皇帝一面派人往安陆迎取其母的同时，一面下令朝廷礼部官员集议如何崇祀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在当时的继位诏书中，有“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一语。这位少年皇帝，乃大孝之人，总觉得这句话显然是给堂兄当儿子继承人的意思。为此，他费尽心思要尊崇自己的本生父母。这种宫廷礼仪，现代人可能不太明白，可能不少人会以为：你小王八蛋皇帝都当了，怎么还惦记着如何让死去的亲爹再风光一场，没意义吗！不少当代“大儒”也不时讥讽为“大礼仪”拼死廷争进谏的官员，说那些人死脑瓜子，人家小皇帝爱干啥干啥，爱封死爹为皇帝关你们屁事，豁出身家性命争这些“细微末节”，傻呵。不！当时的这些事情，在古代皆属“四项基本原则”，是天道大经，为臣子不争这些原则问题，就是不忠。所以，大臣们才如此纷争嚣嚣，数年不绝。
　　大学士杨廷和官场老人，熟谙史籍，对礼部尚书毛澄说：“此事以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二事为依据，敢有异议者皆为谀奸小人，依法当诛！”也就是说，根据前代外藩王入继大统的事例，新皇帝应以明武宗为皇兄，以明武宗之父明孝宗（嘉靖的伯父）为皇考。这样一来，就只能让新帝以其生父生母为皇叔父、皇叔母。为了弥补兴献王“无后”的“遗憾”，廷臣们建议让益王的儿子朱崇仁过继给死去的兴献王为“儿子”，代替现在给明孝宗当“儿子”的嘉靖新皇帝，这样一来，那个朱崇仁就只能称他自己的亲爹益王为“叔父”。
　　看到这种“编排”，少年嘉靖皇帝老大不高兴，“父母岂有能更换的，再议！”
　　杨廷和等大臣六十多人上疏力谏，希望新帝以大局出发，兼顾“天理”“人情”，不听。
　　新帝登基之际，新科进士张璁是个投机分子，他先透过老乡、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瓒当众散布消息，表示新皇帝入继大统，并非是以别人“儿子”的身份嗣承帝位，与旧日汉哀帝和宋真宗时代之事不同。杨廷和很讨厌王瓒这种卖巧行为，指派言官劾其过失，把他贬往南京，当那里的摆设“礼部侍郎”。
　　

名号纷争引致的党争（2）
张璁见势不妙，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听说新帝不停让礼部集议对其生父的尊崇之礼，便投石问路，呈上《大礼疏》一篇文章，把“继统”和“继嗣”问题抛出，论点论据颇有可采之处：
　　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王妃为皇叔母者，不过拘执（于）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汉哀（帝）宋英（宗），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明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　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陛下）为孝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