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2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艄獯┕靶未罢丈淇泶蟮陌旃溃嫫ど撤⒌谋；つど形唇铱Ｎ航淌诳隙ǖ厮担饫锉荣苷袼赵诿拦陌旃铱沓ǘ嗔恕Ｓ喟旃遗员叩募父龇考洌啃槲灰源难芯可秃献髡摺Ｎ航淌谒担颐蔷褪窍肴么庸饣乩吹难д呒跎俸蠊酥牵丫性诳蒲а芯可稀Ｍ保蚕肴盟堑耐夤兄溃泄心芰α糇∽约旱难蹙ⅰＲ恢蔽⑿ψ诺睦先撕鋈惶玖艘豢谄骸翱上В颐且酝奶跫睿判阊蟛糠殖龉恕Ｏ裎颐亲ㄒ担苣颜械奖贝笞约旱乃妒俊⒉┩痢５牵桓鲅芯咳嗽保钊菀壮龀晒氖焙颍∏∈亲鞑┦亢筒┦亢笫逼诎。 �
留美的舒红兵教授在《自我介绍》里，也谈到了回国的动机：“虽然我（在美国）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教授职位，一个好的研究环境，一份高的年薪，还有我从来不看重的绿卡；但我从出国的那一天起，就想着回国效力。只是等待机会罢了。”
北大方正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阳振坤教授，是北大应聘者中惟一没有国外留学和工作背景的人。他说，“特聘教授”对于他更多地意味着荣誉，甚至压力。佘振苏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我不能受聘，那么这项计划会有问题。”
北大力学与工程科学系64岁的武际可教授认为：科学是需要很多人合作的事业，仅有少数“特聘教授”是不够的。特别是跟“特聘教授”一起工作的人，会感到难以平衡。
37岁的博士生导师王健平说，目前（1998—1999年度）年轻教授、副教授500…1000元的月收入，与“特聘教授”近万元的月收入，十万元年薪，实在不成比例。这种反衬，不是说“特聘教授”的待遇太高了，而是普通教师的待遇太低了。“国家教育、科技事业的振兴，应该是政府长期的职责，而不能寄希望于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北大2000多教师，800教授，特聘教授毕竟只有13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许振洲副教授说到这里，和他一起教书的妻子插话：“这当然是件好事，至少社会的焦点又转向了教育。”
。。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新纪元（2）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强劲推动力
一批长江学者已经成长为科教带头骨干。据初步统计；有12位长江学者分别于1999至2003年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34位长江学者担任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职务；还有许多长江学者主持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4年，###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密切合作，决定自2005年至2009年继续实施“长江学者成就奖”，并将“长江学者成就奖”实施范围扩大到港澳地区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每年计划评选一等奖一名，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三名，每人奖励人民币50万元，奖金仍由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全额捐赠。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作为一种新的措施；推动我国的高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这种示范和导向作用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此后，全国各地高校纷纷按照“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思路，改革了人事分配制度。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之后；广东、福建、四川、湖南、山东等省分别开展了珠江学者计划、闽江学者计划、天府学者计划、芙蓉学者计划、楚天学者计划、燕赵学者计划、泰山学者计划等。北京、天津、黑龙江等省市许多高校也相继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高层次人才选拔和引进的办法。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发挥作用的新制度、新环境，正在高校逐渐形成。
相当多的高校为特聘教授尤其是直接从海外应聘的特聘教授提供了200万或更多的科研配套经费，并积极为他们建立高水平、国际化的实验室。例如，浙江大学为每位特聘教授提供200万元科研配套经费和30万元住房津贴，并视其工作情况对科研配套经费予以追加；为特聘教授提供了总计2400平米的实验室；不限制特聘教授招收研究生名额；为特聘教授配备科研助手、行政秘书，组建学术梯队，并从学科配套经费中提取10％由特聘教授掌握作为梯队成员津贴发放。又如，复旦大学为每位特聘教授提供了50…100万元的科研配套经费、30万元购房补贴、20平米以上办公用房、100…500平米以上实验室；允许特聘教授在国内外自主选聘科研助手、在校内自主选聘行政助手；实行特聘教授学术休假和短期休假制度；设立特聘教授医学专家健康咨询热线，等等。
1999年转折点：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1）
我国知识分子待遇大幅度提高的转折点，是在1999年秋天。
这一年全国的高等学校纷纷以“津贴”方式增加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例如：上海市复旦大学给予300名“优秀教员”每年增加津贴1万元、400名“骨干教员”年津贴2万元，50名“首席教授”年津贴5万元，并评选出15位“学术大师”年津贴8万—20万元。
对于院士一级的专家学者给予特别津贴：华中理工大学的院士月津贴1700元，合每年2万元。
浙江大学给院士们每月“学校津贴2000元、国家津贴200元、浙江省津贴1000元”，每月总共津贴3200元，合每年38400元。（据1999年2月7日《光明日报》的报导。）
1999年开学后，我国高等院校开始试验全面的“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例如北京大学原有教授800名，副教授1500名。其中计划聘任“学校关键岗位”1000名（实际聘任724名），“院系重点岗位”1500名。相应的岗位津贴为：A1级年薪5万元、A2级年薪4万元、A3级年薪3万元。清华大学的情况类似。
教员聘任制的财力基础
1999年9月开学以后教员大幅度加薪，财力后盾是国家投入拨款。例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获得18亿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各获得12亿元。这9所全国性重点大学先行一步，其他院校纷纷跟上。高校不仅动用了国家投入的专项资金，还利用了校产收入来改善教员待遇。
合理地设置岗位
北京大学在1999年1月召开第十次全校党代表大会，提出用17年时间，到21世纪初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前7年（1999—2015年）打基础，后10年（2016—2025年）整体发展。
按照优才、优劳、优酬的原则，拉大分配差距。关键岗位的人员一定要确保，一般人员可以通过各种机制流动，在流动中优化自己的队伍。北京大学曾搞过主干基础课、精品课、特色课，还设立了精品课程主持人、特色课程主持人。这次改革，教学岗位从制度上得到了体现。
1999年10月，学校在实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全校干部会议上提出，教学科研单位只有85 ％ 的人员进入改制体系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现有的岗位分成A、B、C三大类，九个级别。第一类（A）是校聘关键岗位，第二类（B）是院系聘重点岗位，第三类（C）是基础岗位；具体称为A1、A2、A3；B1、B2、B3；C1、C2、C3；共九个级别。
在实施岗位津贴制度的改革中，重点支持1000名A类关键岗位和1500名B类重点岗位人员，共2500名，占学校教职工人数的35 ％，纳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专项经费支持。
分配制度的改革
在分配问题上，北京大学同清华大学协商，决定两校的最高和最低标准一致，中间津贴标准和岗位设置则各自具体安排。清华大学将教研岗位分为9个等级，在现有工资以外，每月再加岗位津贴300元、500元、800元、1200元、1700元、2300元、3000元、4000元、5000元，寒暑假中无津贴。
北京大学类似，将教研岗位分为ABC三大类，每类分3级，总共也是9个等级。
A类“关键岗位”人员是重点对象。计划中A类人员1000名，占全校7000名在职人员总数的14 ％ ，是学校操作和审核的重点。A类人员又分3级。
北大A1级关键岗位100名，计划占全校人员的；第一批聘任84名，占教授人数的十分之一。均为“学科带头人”和在岗院士，每人每月增加5000元岗位津贴，一年按10个月计，每人5万元。
A2级关键岗位300名，选聘在本学科领域中处于领先水平的“学科先进”；计划占全校人员的，其中有教授和一部分副教授。第一批经过学校三道审核关，聘用240名。每人每月增加4000元岗位津贴。
A3级关键岗位600名，是骨干力量，计划占全校人员的；第一批聘用400名。每人每月增加3000元岗位津贴。
有一部分教授落到院系聘的B级重点岗位上去，有一部分突出的年轻副教授到学校的A 级关键岗位上来。
各院系安排多少个A1、A2、A3关键岗位，由学校决定。同时定出津贴标准：A1级人员每年5万元，A2级人员每年4万元，A3级人员每年3万元。待遇拉开距离。同样是教授职称，过去的月薪只相差几十元钱，现在可以相差上千元。
在85 ％ 进入创建一流大学的人员中，除去A类岗位，剩下的按照学校统一的津贴系数，把工资经费拨给院系。院系自己设置B类重点岗位（计划共1500名）和C类基础教学岗位，方案报学校审批。
在一类A以上还设立了特级岗位，每年津贴30万到50万元，计划专门招聘国际上最杰出的人才，甚至能够问鼎世界重大发明和突破的大师。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的专项计划体制，因此离退休人员不在其中。但考虑到许多教学科研人员对北大的历史发展做过重要贡献，学校投入400多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
根据每个人不同状况，给予明显的区别。对于没有进入创建一流大学计划的15 ％ 的人员，必须保证业务继续开展。
人事制度改革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如果只保证了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人不稳定，将会对学校的改革带来冲击。为了兼顾效益和公平，学校自筹经费，又设立了1000到1500名基础教学岗位的津贴。与其他重点支持达到6000万元相比，C类基础岗位人员的经费投入很少，只有900万元。基础岗位人员占1/3，资金只占1/7。这些人虽然也进入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计划，但是差距拉大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99年转折点：岗位聘任和津贴制度（2）
所有聘任上岗的人，只增发10个月的岗位津贴。按照国外惯例，只给法定工作时间的津贴，标明2月、8月份两个假期没有额外津贴。
强化岗位职责
北京大学决定每个月先发70 ％ 津贴，定期对全体人员进行整体考核后再发30 ％ ；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扣除岗位津贴；如果严重不合格，将解除聘约。
竞争上岗。岗位设置必须体现在学科上，突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及重点发展的思想。学校批准岗位设置以后，院系公布岗位，由教师针对岗位设置的情况提出申请。应聘的人要提出自己过去几年做了什么贡献，准备应聘哪一级别（A1或是A2，A3）。今后要在这个岗位上做什么工作，承担什么责任。校部规定上岗前的基本条件，即对每个应聘者五年来的教学、科研工作进行审核。然后进入院系审核小组答辩，院系通过后再报校部。每个应聘人员都经过三级审核：一、院系的聘任审核委员会，二、学部学术委员会（北京大学有理学部、化学和技术工程学部、社会科学部、人文学部、医学部等五个学部），三、校部学术委员会。以往职称评审时，过半数就算通过。这次所有人员都必须经过三个委员会的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增加了难度。有将近九分之一的教授跌到B类的岗位，这对他们有一定的心理冲击。
最后，申请获得批准的应聘人员，经过学校最高委员会资格认证，再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通过后上岗。此项改革是过去没有做过的，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完善，因此对所有人都先试聘一年。一年以后，再签三年协议。1999年7月份开始进行全面审核，按学期签订聘任的协议，聘一到六个学期。面临退休的人，最短应该满一个学期。如果发现有人不能实现上岗时提出的目标，就要进行调整。学校保留调整的权利。
全校1000个关键岗位，第一批聘任724名，有71位年轻的副教授进到A类，65位正教授到了B类。当了教授以后若没有新的贡献，在这次改革中就只好退到次要岗位上；让年轻的副教授走上关键岗位。
1999年北京大学教授队伍总体比较老化，全校近800名教授里面，超过60岁的占一半以上。但4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基本上全部被聘到了关键岗位，有的院系被聘到A1、A2类的年轻教授的比重非常突出，如化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达到了40 ％ ；根据北京大学的规定，特聘教授不占岗位。理学院A1岗位50岁以下的教授也达到了50 ％ 左右。这两个学院的教师，几乎是清一色博士学位的人员。但有些院系，教师的结构层次相对较低。
今后公开岗位，国际国内人员都可以参加竞争。院系内部的招聘，逐步过渡到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的招聘。
由于岗位的设置，1999年以来要求到北京大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重点在国外。2000年申请来北京大学工作的国外博士，有一百多人。通过这次改革，北京大学出现了吸引人才的新高潮。
存在的问题：必须摆脱“官本位”
教育事业的职责是“出人才、出成果”，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前途。而“政治挂帅”和“金钱挂帅”都是扼杀人才的。因此，学校不应该是“官场”，也不应该是“商场”。
在教研人员中套用行政机关的级别，就是一种“官本位”的做法，对于学校管理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减低了效率，增加了矛盾。例如1985年我国的工资制度，施行了“学校工资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靠”。当时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正处级”，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被定为“副处级”，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的校长被定为“科级”。而教授专家的待遇，甚至有“省部级学者”“厅局级学者”的提法。这真是荒谬。
2001年，上海市首先开始在全市中小学推行“校长职务制度”，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上岗的原则，有利于教学人员告别“官本位”，促进校长向“学者型”“专家型”的转变。
在高校中，也应该如此。学校行政级别的差异，不利于学术交流。
（以上根据近几年报刊资料）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9年以后改行大学收费制度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长达40年间，我国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不收学费的（只收伙食费、住宿费、教材费等）。那时，上大学花钱虽少，但毕业后个人对工作选择的自由度不大。在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制度下，大学毕业生完全由国家安排工作，“一切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工作后也是低薪制，大多数毕业后二十来年月薪一直冻结在人民币56元左右（合今560元）。那种局面造成“脑体倒挂”的怪现状，确实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我国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相应地，学费制度也必然要改变。但是如何改变才符合国情呢？这造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难题！
到1989年开始改行大学收费制度，当时规定每学年的学费一律200元。
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376元，那么200元学费占人均年收入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计，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40 ％ 左右。城市家庭尚能应付，但是乡村家庭已经感到负担比较重。
1993年，高校学费提高到每年平均610元。1995年，提高到700—800元。
1994年以前，高校对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统一分配。大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由政府教育经费承担。虽然在这其间，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招收部分“自费生”，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当时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各部门、各企业委托培养，学费由各部门缴纳，不由学生家庭承担。
到1996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每年学费一下子超过2000元。顿时引起轩然大波，96级学生对此深有感触：“心里一下子失去平衡！同样是大学生、同样的课程，上一级收费大约700元左右，而一年后我们的学费上涨三倍！”
从1997年开始，我国消费有所萧条，但此时居民储蓄总额达到了空前5万亿元。面对这庞大的5万亿元巨款，某些决策者毫不分析到底其中有多少是普通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只是想着如何将银行里的存款引向消费。他们把目光转向学校，认定那里是一个个“摇钱树、聚宝盆”。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无不“望子成龙”，他们一贯省吃俭用，但是对于下一代教育，则往往是从不吝惜的。
于是，一场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变革启动了。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学校市场化！公然将学校课堂作为商店，将教育办成商业，将学生家长当作购物的顾客，将毕业生当作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理论认为，“学生应该为自己所受的教育买单。”从前占高校大多数的“公费生”，一下子几乎全部按照“自费生”收费了！
1996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一律提高学费。高校每学年的学费逐年显著增加，超过2000元。1997年“全面并轨”后，大学学费一直在3000元上下浮动。
1999年以后，高校又连续三年扩招，平均每年学费由1999年的3000元到2000年猛涨为4200元，并继续飞扬跋扈。
到21世纪初，我国各大专院校收费标准猛涨。据新华社消息，###门发出通知：“从2000年9月新学年起，对北京地区高校年度学费标准进行上调，最高上限上浮20 ％ ，一般专业一般高校为每年4200元，重点院校为5000元；理工科专业一般高校为4600元，重点院校为5500元；外语、医科类专业一般高校为5000元，重点院校为6000元。师范、体育、农林、航海、民族专业等享受国家专业奖学金的学生免缴学费。”
。 想看书来
一张大学收费单
2003年一名大学新生收到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告专业的收费单——
学费：每年人民币16000元；住宿费：1200元；书费：600元；卧具费：400元；体检费：100元（进校、毕业各一次）；保险费：每年40元；就餐费（预先打入校园卡）：115元；住宿押金：100元；军训服装费：95元；总计：一次交19000元。预计生活费：每月600元。全年总费用26000元。
社会一般家庭见到这张收费单，都会心烦意乱。这意味着，对多数老百姓而言，大学的门槛离他们更高、更远了。
然而，到2005年学年开始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学费仍然居高不下：艺术设计专业学费20000元/年，建筑学专业学费18000元/年，一般普通专业学费16000元/年，国际合作项目专业学费25000…26000元/年。
如此高昂的学费，一般家庭只能望而却步，大学对他们而言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幻。
。 想看书来
我国学费猛涨的历年记录
历年来学费的实际增长情况如何呢？举上海、北京、浙江、广东为例。
1999年，一般高校一般专业一学年的学费平均在3500元至4000元之间。上海市1999年收费标准如下：一般专业最高不超过3800元，医学专业最高不超过4200元，法律专业最高不超过5000元，艺术专业最高不超过10000元（部委属高校收费属地化管理），高职教育最高不超过6500元，民办高校最高不超过10000元。
北京市2000年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到 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的学费则突破了万元大关。也就是说，都超过了20 ％ 的上限。在所有高校中艺术类院校收费最高，北京电影学院的两年制高职走读的表演、广告专业学费创下最高，达到25000元。音乐、美术、设计类专业学费分别是6000至18000元不等，主要价位集中于10000元左右。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冷门”专业收费较低。
浙江省的大学收费为4000元，学院院校为3600元，专科学校为3200元。广东省2000年的大学收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3800元至4000元之间。
那么我国当年人民收入状况如何呢？ 据报刊资料，14家调查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2000年我国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以标准家庭3口人推算，这14座大城市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29550元。又据专家的估算，以上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偏高。
还要列举的统计资料，是有关“我国两亿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的。国家统计局公布：
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仅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2253元。根据“十五计划”，要到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将达到666元，人均年收入将达到8000元。
这就是说，我国2000学年的大学学费，相当于14个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而达到“两亿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 ％ 以上。国立大学的学费占据市民家庭生活费份额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2001年，北京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又提高为4800—6000元。北京大学（除个别专业）、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各专业学费均为每生每年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大部分专业学费为5000元。对外经贸大学为6000元。
上海高校的学费标准是：4600—5500元，天津高校的学费标准是：4200元—5000元，四川高校的学费标准是：3500—5000元，广东高校的学费标准是：4500元—5000元，浙江大学为4800元，湖南大学为5000元。
2003年，除艺术等专业之外，北京各高校学费基本上仍保持在4000到6000元不等。上海各高校学费要稍高一些。
2004年，各高校学费又涨价了，最高可上浮20％。北京部分高校学费标准：清华大学，5000元；北京大学，4900元—5300元，医学部，6000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4800元；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文科5000元，理科6000元；对外经贸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6000元；其他省市部分高校学费标准：上海外国语大学，10000元；复旦大学，5500元；哈尔滨工业大学，4000元—5500元；南开大学，4200元—5000元；中山大学文科，4560元，理科，5160元；四川大学，文科 4600元，理科 5000元；西安交通大学，3750元—5200元；浙江大学，4800元；南京大学，4600元；山东大学，3600元—3940元。
我国大学的学费从1989年的200元、1995年的700元，到2004年的平均5000元左右，持续高涨，令人瞠目结舌。
。。
高校学费为何会居高不下
大多数老百姓对这种高学费怨声载道。这种高学费绝不是因为国民收入提高而提高的。那么它为什么会提高如此之快，为什么会居高不下呢？
高校审计风暴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提交了“2004年中央决算和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李审计长尖锐地指出：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学这一环节中，违规和不规范收费的现象尤为严重。
他说，审计和调查18所中央部属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表明，近年来有些院校基本建设负债增长较快，违规和不规范收费仍然存在，财务管理比较混乱。2003年这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等64427万元，国家明令禁止的费用6010万元，自行设立辅修费、旁听费等7351万元，超标准、超范围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5219万元，强制收取服务性、代办费3284万元，重修费、专升本学费554万元，共计亿元，比上年增长32 ％ ，占当年全部收费的。
不少高校大规模进行基本建设，造成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3年末，18所高校债务总额亿元，比2002年增长45％ ，其中基本建设形成的债务竟然达到82 ％！
由基本建设而造成的负债被高校转嫁到学生身上，更有甚者，部分高校官员购买豪华进口轿车、以出国考察为名的公费旅游，都通过各种巧立的名目分摊到了学生头上。这一笔笔难以言说的开支，使得高校的收费居高不下，学生也只能多掏腰包为这些额外的消费买单。而且，高校财务管理混乱，账目不公开，使得高等教育成本至今给人一笔糊涂账的感觉，没有准确的账目明细、成本核算，以至在高校收费中，学生及家长只能看到高校开出的“一口价”。
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又怎能不乱收费？高学费又如何降得下来呢？
有人批评大学的“教育成本”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要往里装。比如某些大学“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的冗员问题，比如某些高校争相征购土地、大兴土木等。对此，高校应该拿出成本“清单”，财务透明化，教育费用方能合理化。
国家投入
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义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结构有很大变化。1978—2001年间，教育经费从亿元增加为亿元，名义上约为倍；但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1978年人民币1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2001年的8元左右），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则由下降为66 ％，社会和个人等办学经费比重由上升为34％，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重由上升为。
从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分析：1952年为亿元，占当年GDP的，1960年比重为，2002年达到亿元而比重下降为，近年来增加到。与国家有关法律要求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 4 ％ 的水平线还有一定距离；与发达国家国家投入的比例更有差距。
从用于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析：我国1952年为，最高年份1995年达到，2002年下降为，跟发展中国家比较�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