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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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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氐拖峦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圣谕一下，就知道在劫难逃了。所谓“错划”、“扩大化”云云，都是以后的说法。”
（引自《1957新湖南报人》第146页及第427页按语）
7月，民主同盟的唐荫荪以及钟叔河、朱纯（女）、李长恭、郑昌壬等5 人，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人报小集团”；不久，又把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苏辛涛以及编委傅白芦蔡克诚、各报道部主任共20多人，打成“党内右派小集团”。37岁的谌震（饶珍之夫）被判处徒刑13年。
在长沙，1958年春节元宵之夜，唐荫荪、李长恭、张志浩等待“发配”的右派分子共进晚餐。也许意识到这是他们聚会的“最后的晚餐”罢。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受到何种处理？今后何去何从？有人估计发配农村（有的回老家）种田的可能性比较大，时间作三五年打算；唐荫荪则估计到劳改农场去的可能性最大，这便于专政部门监管。唐荫荪是理智又冷静的，他很沉痛地预言：“我们这一回都误入迷途了，今后的路是很艰难的，想要恢复工作，不太容易，说不定是一辈子的悲剧。” 李长恭坦率表示不在乎：“我光棍一人，任他五湖四海漂流。” 张志浩表示忧虑儿女幼小，负担重、困难多。4月中旬，召开处理右派的大会。宣布被划为“极右”，受到最严重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处分的，计有蔡克诚、柏原、傅白芦、钟叔河、郑昌壬、周艾从、朱正、张志浩、刘凤翔、易地、李长恭、萧湘共12人。除个别自谋生路以外，多数被押送到长沙劳动教养集训队。
4月28日下午，极右分子们背负着简单的行装，由人事科备车监送到长沙麻园湾劳教人员集训队（省公安厅临时主办）报到；湖南省直属机关送劳教的右派都在这里集合受训。“五一”节后，首批投入“劳教”的右派分子们，前往“新生”电机厂工地待命。6月，劳教分子约8千人，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调往株洲“新生”工程队，即湖南省第一劳改管教队，投入株洲铁路枢纽站的土石方工程。被关在铁丝网栅栏围成的营地里，哨兵日夜监视。清晨5时排队由武装警察押送，做重苦力活，经常加班到夜间。不堪苦役者卧轨或撞车自杀。有少数仍留在“新生”电机厂工地。其中李长恭后来又被判刑12年，在劳改中被迫害致死。……报社编辑部此外还有16名右派分子归第2类处理，撤消职务，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每月都只发给生活费15元。下面例举一些右派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一） 朱正
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所受处分，属于第一类：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的1970年被错判徒刑。
1958年至1962年，朱正被劳动教养；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递减4元。朱正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14元。扣除伙食费10元，所馀也就无几。
1970年到1973年，朱正又被判刑劳动改造。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朱正当劳改犯时，起初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1元5角，后来提高为2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也都免费发给。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比起来，“劳动教养”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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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2）
（二）谌震、饶珍夫妇
1957年夏，“鸣放”一开始，饶珍就提心吊胆，预感大祸临头。丈夫谌震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全不考虑后果。他是个闯祸的祖宗，一生就吃这个亏，全家也跟着他受了许多苦。果然，他在小组会上就“放炮”，说“肃反扩大化”太主观主义，是违反宪法。在今天来看，这话一点不错，谌震的出发点确是帮助党整风。然而在当时这话怎么能够说？谌震一年前还是肃反对象，新老帐一齐算，他能逃过这一关吗？妻子饶珍跟他吵过闹过，都枉然。谌震结婚已20年。1945年他因羊枣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一年多。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才生，妹妹湛良也只16岁，流落异乡，简直陷于绝境。幸而有朋友伸出同情之手，两人都找到工作；后来由福州回长沙，因黎澍同志的安排，途经上海、南京、武汉，都有朋友照顾。这回可不同了，谌震是右派，甚至是反革命，哪个敢同情他，敢接近他？那时已有六个孩子。大女儿刚考进中南美术学院附中（后改为广州美院附中），二女儿刚进初中，老六还只三岁。
饶珍的工资每月50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怎么活下去？幸而谌良和妹夫王蔚深很仗义，当时就承诺把老大的费用包下来。不过半年，又把老二接过去。结果老大在广州美术学院毕业，老二在湖南农学院毕业，都是他俩负担。这样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文革”初期，王蔚深担任长沙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是“走资派”，罪名之一就是抚养谌震的两个女儿。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大人有罪，儿女没有罪。我有责任使他们受教育，我是为国家分担困难，培育人才。”
1958年3月25日谌震被捕，半年后判刑13年。当时妻子一大早带着五个孩子搭汽车到故乡长沙县福临铺老家，姐姐是贫下中农，姐夫是党员干部。下放不久便遇着公社化，一时间仿佛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许多旧房子拆了，用陈壁土肥田；许多铁器都砸了，大炼钢铁；许多锅盆碗筷也都充公了，要办公共食堂。带下乡准备养殖的安哥拉兔和来享鸡当然也归了公社。饶珍分配到幼儿园工作。在大办水利的时候，也曾和姐姐一起，带着十二岁的二女儿参加修河。到1959年苦日子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困难，副食品也缺乏，大人孩子都经常不饱，饿肚子。那是一场浩劫，全国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
1958年新湖南报社处理右派时，谌震受的处分最重，判刑13年，送第一监狱印刷车间改造。1971年满刑，留厂就业。1976年作为“国民党县团级人员”，分配到望城县一家工厂。这些年都是二级工待遇，月工资32元。妻子的工资一直是50元，在农村供销社要算高工资了。1966年大女儿大学毕业，每月寄15元回家。勉强维持生计。罗斯福当年提出“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在那些年代，最困苦的就是无从免于恐惧。谌家三个下放农村的儿女，得到点安置费和建房补贴，自己再凑合一点，在农村建了几间瓦房。生活勉强过得去，但无日无夜不处在忧患中。
（三）李长恭
他是山东莱阳人，有兄弟在江西赣南工作，1948年他也到了赣南，南昌解放后，他考入南昌新闻干部学校；1950年调入《赣南日报》社，后又调到江西《钨矿工人报》社，1954年调来《新湖南报》社，分配在工业组。当时不过24岁，尚未结婚。与人交往不亢不卑，重然诺，急公好义，很有一点山东大汉的江湖义气。李长恭被送到“劳动教养”的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干体力活。因该厂要办一张油印小报《新生快报》，便把他留下，后任技术组副组长；却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分子判了刑。
1960年正是过苦日子的时候，有一天技术组加班到深夜，肚子都很饿，想把次日早餐换成当晚夜餐提前吃。厨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等人就去敲事务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夜餐没有吃到也就罢了，哪知这事务长向厂里汇报，称他们聚众闹事。厂里不分青红皂白，第二天立即组织全体劳教人员讨论这件事的性质，众口一词说是“反改造行为”。过了两天，厂里突然宣布：这是一起利用粮食困难的“反革命暴乱”，罪上加罪。为首的技术组组长彭一农被判处15年徒刑，副组长李长恭被判处12年徒刑。押解到望城县坪塘“新生”水泥厂劳改服刑。
1967年秋天，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跳崖自杀。
（四）邓钧洪、李茵夫妇
1958年4月，领导宣布对邓钧洪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到师范学院图书馆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还说：“我们本来是可以把你拉过来的，不一定划右派。但是由于你的态度恶劣，死不承认你的罪恶，所以划了你的右派，还加重处分，就是监督劳动。”人事科长又通知邓的妻子李茵去宣布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5月初，李茵被下放到衡山县大浦农村劳改。1959年秋天李茵第一批摘帽，但不给安排就业。1961年9月恢复工作，每月34元5角。报社分给一间房子，在经武路281号。这是报社大院外面的一个小院，夹在贫民区当中，报社一些“有问题的人”都住在这里。一间房子里开了三个床，李茵带着五个孩子住着。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余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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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3）
邓钧洪直到1961年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工资由11级降到18级，每月有80元工资。交50元给家里，自己留30元在师范学院吃饭。李茵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傍晚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以工分券买些洗澡用的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衣裤。孩子们的鞋袜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李茵白天上班，晚上就做针线。周末也没有休息。从农村回来以后，眼睛肿起来了，睁不开，看不见。医生说这是角膜水肿，营养不良，不用吃药，吃鸡蛋就会好。但是鸡蛋太贵，要五角钱一个，实在买不起。1969年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原福田劳改农场）。1975年李茵退休，每月退休费按原工资60 ％ 只有24元6角。女儿顶替到食堂烧锅炉，月工资29元5角。生活苦不堪言。
1982年邓钧洪、李茵全家才算“落实政策”，恢复待遇。
（五）柏原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处理“右派分子”。柏原受到最重的处分：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从此全家人走上苦难的历程。
在宣布处分一个多月后，即6月中旬，柏原和本市同样被判处劳教的分子，由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上火车，发配株洲。这一伙人五花八门，有被划右的教师、艺术家、机关干部，也有流氓、盗贼等刑事罪犯，一视同仁。全省各地的劳教分子约七八千人，集中在株洲，编成新生工程队。内部称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工程队承包了广州铁路管理局京广路复张株洲枢纽工程，便由这批劳教分子来完成。被关在木栅栏和铁丝网围成的营地里，哨兵站在了望台上日夜监视着，不许自由进出。每天早晨5点钟排队，由民警带领去工地，开始一天的劳动，主要是土石方工程，全凭锄头挖、肩挑、土车子推，从不言八小时，十小时，经常加班加点，直到午夜。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沉重的苦役，有的人忍受不了，加上心里委屈、绝望，便选择了卧轨、撞车，种种自杀的道路。
当时柏原35岁，正当壮年。最难应付的却是个“教”字，也就是政治教育。从入队的第一天起就被警告：到这里必须认罪认错，这是最主要的一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内容和外边的一样：交待、检举、认罪……批斗。除了强度很大的劳动之外，精神是非常紧张的。到这儿来的人大多数想争取早一点摘帽、解除劳教，获得自由，“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要把“认罪认错”、“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经常吊在嘴上，发违心之言，表违心之态，人格分裂，精神分裂，苦苦地熬过一天又一天。
（六）袁家式
1958年秋，最后宣判袁家式摘掉帽子，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4级，又下放劳动。工作组在大会上告诫：“帽子时刻抓在我们手上，不老实，随时可以再戴”。1958年至1960年，袁家式和张雨林、严伯嘉一道，在衡山修水库，“低着脑袋做人”。1960年到省文化局。1964年调省文化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馆里第一批抓的黑鬼就有“这个老右派”，前后被专政三年。
1969年10月得到“解放”，旋即去绥宁农村劳动三年，又转到五七干校审查半年，直到1972年分往洞口一中，教了一年化学、五年语文。
（七）李均
李均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先是被开除党籍，撤消现有职务，调任待遇较低的工作，由行政16级降为21级，月工资55元。随后又被发配到偏僻的南县农村，进行无限期的“劳动改造”。当时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农村生活非常困苦。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米饭，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脚上生疮、步履艰难，仍得一瘸一瘸地去劳动。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通知。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公社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妻子也受到株连，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殴打、辱骂，并从学校下放到县药场监督劳动。她痛不欲生，几度欲寻短见，以死抗争。
1960年底，经过两年多的改造，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在南县华阁公社办公室工作，自以为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可以直起腰杆做人了。谁知还是“摘帽右派”，处处仍受歧视。在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日子里，时刻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但求平安无事。这种起码的要求也被现实粉碎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发配到公社渔场监督劳动，从此成了劳改犯，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公社造反派频繁批斗“走资派”，每次均得挂着大牌子低着头陪斗。批斗会后还得挂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街示众。
（八）蓝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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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4）
1958年4月，报社对右派分子作出决定，对蓝岗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开除团籍（超龄）、撤职、降级、降薪，即从原行政17级降为21级，月薪从91元降到55元。应该说是报社右派中受处分比较轻的一个。
报社对保留公职的右派，分别下放到南县、衡山两个点参加劳动。蓝岗患肺结核未愈，留报社印刷工厂劳动。先在印刷工厂的排字房、铸字房、裁纸房打杂，后转到职工食堂养猪场喂猪。在喂猪的一年多里，没有走出报社大门，有时拖板车上街，也要有人陪同。并且要“事先请示，事后汇报”。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可说完全中断。在每天的劳动中，处处小心谨慎。甚至树上落下一片叶子，也怕打破脑壳。在喂猪期间，还在母猪下崽的几天里，把被窝、铺盖搬到猪栏旁，日夜守护，防止母猪翻身时压死崽猪。如此积极劳动，图的是什么？图的是有个好表现，以便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万万没有想到，不仅没有摘帽，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因为某些人为了表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搞伪证逼供信。污蔑蓝岗“形成三十人之多的反革命集团”，目的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情节极其恶劣。” 经再三抗辩，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五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判时，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第几款给我判刑，只是笼统地说：“本院为严肃国家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依法判处蓝岗为有期五年，强制劳动改造。”这说明当时判刑，“依法”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判刑后，被押解劳改农场——岳阳县城陵矶建新农场。正是过“苦日子”时期，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反革命犯”，与一些土匪、强盗、强奸犯、杀人犯关在一起，在很难填饱肚子的情况下，每天要围进高墙，在看守员的枪杆子押解下，强制从事重体力劳动，身心饱受创伤与痛苦。
在过“苦日子”时期，劳改犯人的伙食很差，最先每人每天还可以吃到八两米“双蒸饭”，以后不得不改吃红薯、蚕豆和菜叶、蒿子粑粑。很多犯人由于营养不良，患了水肿病，熬不过的就倒下去了，被拖出去掩埋。蓝岗也因肺病复发，咯血不止，晕死过去，被送到了“落气亭”。其实这是“休克”，没有死成。蓝岗先在果木组搞果木修剪，后到畜牧组放牛。
到1965年底，刑满释放，拒绝留场就业，回到长沙与家人团聚。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幸好摘掉了“反革命”帽子，只接受街道“21种人”的管制。开批斗会时，只要陪斗，没有挂牌子游街。全家老少8口人的生活，全靠爱人在湖南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每月63元5角的低工资收入维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蓝岗经长沙市北区劳动服务站的介绍，到新河为长沙机制砖瓦厂挑土，做“土伏子”；或是到建筑公司当泥木小工，或是拖板车。还在长沙火车北站做过临时押运工，押运生猪到广州或福建龙岩销售；合起来每月挣不到50元，家里除了四个未成年子女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婶妈和一个患精神病并断了左腿的堂妹。后来堂妹进了精神病院，婶妈就到医学院帮人家做保姆。
到1966年年底，妻子下放到湘西大山区桑植县人潮溪公社卫生院当医生。我和四个未成年孩子，放弃长沙市户口，陪同前往。并在这个公社的塔坪大队邓家台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高山区坚持天天出工，背篓不离身，和社员们一起，搞原始的“刀耕火种”，或是搞“农业学大寨”，开山、填田、搬岩石，在石头缝中种包谷……，劳动十分艰辛。每天工分收入按全劳动力10分底分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钱计算，蓝岗这个半劳动力，每天只有1角5分钱收入。到年底分红，只得到几十元的现金，再分点包谷、红薯、土豆等杂粮，无法解决全家5人的温饱。
虽然生活极其贫困，但精神痛快些了。因为“生产队”农民没有歧视蓝岗，不把知识分子当“臭老九”，还尊称他“蓝伯”。有一次砍柴时，他不慎跌人悬崖下的一棵大树上，全队人奋力搭救，把他救上来。蓝岗不习惯背背篓，总有人为他分劳减轻负担。蓝岗买了理发工具，义务为农民剪头发，或是备有信纸、信封，代写书信。彼此互相关照，感到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68年，出人意外地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还通知蓝岗自带包谷到人潮溪公社武装部参加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集训，为期半月，作为阶级敌人；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案后，才回到长沙原单位。
（九）阮甫堂
阮甫堂受到仅次于劳动教养的严重处分，撤销记者站负责记者的职务，取消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原行政17级（月工资91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往农村监督劳动，每月仅给15元生活费。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刚入党两年还来不及如期转正便丢掉了党籍，刚提职一年多便失去了继续提高和进取的机会，刚到而立之年便虚度了人生最宝贵的金色年华而没有干成一番事业，刚结婚不久便无可奈何地被近同意离婚……
下决心在繁重、艰苦的几年劳动中好好磨练自己，经受住在艰苦日子中经常挨饿、劳累和生病（水肿、干瘦等）的严酷考验。1961年摘帽以后，拼命工作，曾在1963年一年中干过30个通宵，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事，而且尽力把工作做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质高效的成绩来。1979年1月23日，中共湖南日报社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改正阮甫堂同志被错划右派的决定》。《决定》宣布：“阮甫堂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经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17级，从1978年10月1日起按行政17级工资发给（每月91元）。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党龄从1957年4月算起。在错划右派期间，应连续计算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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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5）
（十）刘皓宇
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刘皓宇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18级（月工资85元）降到23级，月工资45元。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
从这天起，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分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在南县农村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户不能挑到能挑150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分子集训。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到1970年又不得不做了五个月卖餐票的工作。1977年才回到阔别15年的长沙，分配在长沙市十五中教书。刘皓宇打成右派时不到26岁，因为自己是右派份子，别人畏而远之，他也有自知之明，以致拖到40岁才结婚，22年中的工资一直每月45元，还要拿一半供养年老的父母；结婚后因生活贫困，拖到46岁方生一男孩。刘皓宇领独生子证书时，人们都投以惊奇的目光。
1979年4月，才得到一纸通知：错划右派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原有职务和18级工资每月85元，由鬼又变成了人。工龄中有一半时间被浪费了。47岁的刘皓宇被调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担任编辑和室副主任。
（十一）傅白芦
生于1923年，原系中###员，为新湖南报编委会委员、秘书长，工资13级。1958年6月，被作为报社党内右派集团的重要委员，受到第1类的严重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自谋生计。初被押送劳动教养，后因爱人已先下放岳阳，留在长沙的两位年过六十的老父母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无法安置，而改为自谋生计。1962年3月，经省委批准，接掉右派帽子在长沙市北区房地产修建组工作，月工资50元，无级别。不管在怎样痛苦、绝望、悲观、困难的情况下，还在劳动，像往昔一样严格要求自己。
（十二）杨德嘉
1958年春天，杨德嘉担任《新湖南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25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行政级别16级却未动，月工资106元。时隔半年，正在衡山县岭茶乡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但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杨德嘉的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的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右派分子”才过了半年就摘掉帽子，又还留在党内，据说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说：“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哟！”
（十三）张少锋
张少锋生前是新湖南报资料室负责人，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他基于自己的职责，将外报整风鸣放的报道剪贴公布在评报栏中，另外给编辑部大、小展览会提供了一些优稿、劣稿的剪报。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就被划为右派分了，受到监督劳动，每月15元生活费，下放衡山改造的处分。他因劳累过度，贫乏饥饿，在1961年得恶性痢疾，重病时被送回长沙市一中他爱人杨春云老师家。不到四天便去世了，死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直到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他的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这已是18年以后的事了。
［附］新湖南报右派冤案受害者名录
第1类 朱正 男 26岁，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70年被错判徒刑。
第1类 钟叔河（朱纯之夫）26岁，共青团员，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因家有老小牵挂，当年改为自谋生计。1970年被错判徒刑。
第1类 刘凤翔 男 26岁，中###员，湖南农民报编委。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9年被错判15年徒刑，1970年4月被错判反革命罪，遭枪决。
第1类 李长恭 男 26岁，报社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0年被判刑12年，在劳改中被迫害致死（自杀）。
第1类 蔡克诚 男 33岁，中###员， 报社编委，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8年3月在报社被迫害致死（被造反派凌辱而自杀）。
第1类 萧 湘 男 32岁，《湖南农民报》编辑，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文革中被错判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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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编辑部的右派分子（6）
第1类 谌震（饶珍之夫） 37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判处徒刑13年。
第1类 傅白芦 男 33岁，中###员，报社编委、秘书长（13级），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因家有老小牵挂，当年改为自谋生计。
第1类 柏原 男 35岁，中###员，报社编委，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1类 张志浩 男 35岁，报社编辑 所受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1类 周艾从 男 35岁，报社编辑 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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