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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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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接着说：我看领导没有错，是下面搞错。周总理同意上海搞个文艺俱乐部，下面却批评是浪费。作家协会应该管创作，可是现在只能像机关一样办事务，本身业务没有办法搞。上海城市很大，连外国许多作家也说可写的东西非常多，作家协会偏偏组织会员到东北和别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似乎上海没有什么可以写。作协本身就没有考虑到上海这一个城市的特点。靳以也认为如此。
出版部门又缺又滥
巴金说，出版部门问题很多，没有很好领导，又缺又滥。初中语文课本里有文言的教材，教师备课感到困难，要找教学参考书，书店里就没有。有的书一印十几万册，积压在仓库里。该出的书出得很少，去年大规模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可是鲁迅全集只印了二万册，叫了半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但读者要买书却买不到。巴金建议要有计划地出好书。
他还说，书籍初版时可以少印一点，经过群众考验，再版时就可多一点。以前出版社私营时期出版、印刷、发行都有配合，如果再有数万存书，出版社就只好关门，现在不要紧，积压多了，卖不出去，可以向银行贷款，他严厉批评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
只此一家不能竞赛
巴金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本来有几家，现在只有一家，这种局面，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就很困难。繁荣创作要多出书，作协希望多出书，可是现在出版社的做法是“可出、可不出者，不出”。如果有两、三家出版社，对一部作品这家不出那家可出；现在独此一家，一旦决定不出，则难见天日。同时，对书籍内容的估价，作家和出版社就不同。加拿大一位作家写了一本《白求恩大夫》，民主德国早已翻译，平明出版社出过两版，后来新文艺出版社不接受，说是书中有宣传“个人崇拜”之处，没有写群众。我看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巴金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写的《谈契诃夫》，自平明出版社转到新文艺出版社，竟被误作是译著，出版处的书面材料中说，“译者情况尚未了解，出版不出版未定”。这个关门造表的材料是“新文艺”给出版处的，也不研究一下。这说明了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
稿费标准不合理
傅雷说，现在出版局认为稿费太高。所以傅雷着重谈到了出版中的稿费问题，他说，这是出版业与作家的一个尖锐矛盾。解放前，是销一本书，扣一份版税。最近是：根据固定印数拿钱。10万字一本书一版定额为一万册，每千字10元，印一版，版税是1000元。拿了1000元后，要出到一万零一册时，再有钱。一般创作，一年可二、三版，古典文学名著销一万册要三、五年。再版无期，这种定额数是不合理的。
稿费标准也不能一般而定。编写一本通俗读物和化一二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巨作的书，稿酬不能相差太近。作家再生产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一本接一本的写，有时候，一二十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时候要稿费维持生活。同时，作家自己要有一定的特殊参考资料。所以现在稿费递减率要改变，创作稿费到七版时稿酬打八折，翻译第三版时打七折，这对化费过多劳动的人是不公平的。他特别提到，剧本创作报酬太不合理。一般人认为剧本的字数很少，不排满，浪费篇幅；但这要从作品内容看。剧本上演税也少得可怜。灌唱片的稿酬更少。
傅雷指出，这个问题已讲了好几次，现在还没定论，他请中央快一些决定，好使作家安心，特别是今年实行职业化的时候。
出版效率不高
靳以批评出版效率不高。他说，准备出版的《收获》是双月刊，60天才出一期，但排印和出版一期却要72天，当年韬奋的生活书店两三天就印出来了。出版机构庞大，制度繁琐。独家经营也是个原因。听说有个出版社，校对员一天只校对七千字。巴金同志提得好：有人回家多看了几张校样，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矮子中挑长子。靳以还指出了一些不合理情况，例如《佛子岭曙光》再版2000册，只得到60元稿费。
罗稷南说，出版社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只是几个编辑。他们权太集中，责任太重，不好。希望多有几家出版社，不要一家独断，一花独放。出版书，品种要多些，纸张困难，印数可少一些，不要特别捧一种，不要以个人趣味来决定，应该倾听群众意见。他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有长远历史，不能一笔抹杀。以前它们出的古典文学、辞典、工具书和科技书绝版了，现在买不到。出版界一切像是另起炉灶、重新做起，这种做法不好。不能割断历史，抹杀前人的劳动。（摘录上海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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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年）（1）
但是，上述巴金等作家的意见，丝毫没有被接受。反而变本加厉地降低了稿酬。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对文化人开展拔“白旗”及批判“一本书主义”等政治运动，认为印数定额稿酬制度是形成高薪阶层的基础。到1958年9月，就停止使用这种付酬办法。
1958年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
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才算是正式制定了统一的稿酬标准。当时的稿酬标准是：著作稿每千字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译稿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比1953年的标准有所降低。
制定这个标准时的指导思想是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要保障作者、译者有一定的收入要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水平，鼓励创作，又防止稿酬偏高，滋长作者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
但是，这个新标准刚刚实行了3个月后，到1958年大跃进，由曹禺等几位作家联名发表文章，主动提出降低稿酬。但是，也有冰心等人提出取消个人工资，只靠稿酬生活。中国作家中只有巴金是不拿工资，只靠稿酬维持生活的。于是，文化部就在1958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提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
又过了半年，到1959年3月23日，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厅），新闻出版局、中央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
我部前于1958年10月10日，以（58）文钱出字第593号文，将北京各报刊社、出版社关于降低稿酬一半的倡议，作了通报。这一倡议的执行情况，一般说是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稿酬标准降低以后，有些专业的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虽然人数并不多，但也是不利于文化和学术的繁荣的。
二、有些出版社在支付稿酬的时候，不完全以稿件质量出发考虑稿酬等级，而是从“稿酬总是低一点好”的观点出发，尽量压低稿酬等级，使作者的实际所得，较以往减少一半以上。也有个别出版社在支付稿酬的时候，从照顾观点出发，经常使用较高的等级，使另外一些作者，发生厚彼薄此的感觉。
三、我部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中，除规定降低基本稿酬外，同时降低了印数稿酬的稿酬率，这就使得印数稿酬的降低幅度超过了一半（因为印数稿酬是按基本稿酬比例折算的）。
北京各报刊社、出版社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上述一些问题，也要予以解决。我们意见，在执行降低稿酬标准的时候，应实事求是地掌握降低一半的原则，使一般作者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一半以上；我部前发“关于北京各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中的第二条内关于修改印数稿酬的稿酬率部分的意见，应予撤消，恢复1958年7月14日我部文钱出字第433号文中所规定的计算办法。对于降低稿酬后有困难或生活水平下降过多的专业作者（包括专业的翻译工作者），稿费应该少降，有的甚至不降；或采取其它适当办法予以照顾。
总之，实行这样的稿酬标准，既要有利于作者的思想改造，又要照顾到作者适当水平的物质生活，这样才能有利于繁荣创作，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
在执行过程中新发现的情况问题，望随时报告我部，以便继续研究，对稿酬标准作进一步的改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1959年3月23日
实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1958…1962年）
1958年10月，文化部颁发《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正式采用“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付酬原则。
“基本稿酬”决定于稿件的质量和篇幅（字数、行数或页数），不受印数的影响；一般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只计算基本稿酬。1958—1962年，基本稿酬的标准（以每千字计算）：著作稿4—15元，翻译稿3—10元。
“印数稿酬”专对书籍而言。在基本稿酬之外，再根据图书的实际印数，按基本稿酬总额的百分比支付给作者报酬。1958—1961年，印数稿酬以千册为计算单位，实行累计递减的办法。印1—5千册，每千册按基本稿酬的8 ％ 付给；如一部20万字的书稿，印4万册，每千字以15元计算，则作者可得稿酬减少40 ％ ，只有7350元（约合今人民币7万元）。
1958年采用新的付酬制度，一方面减少了基本稿酬（比1957年平均降低20—30 ％），又在印数稿酬方面，采用递减的办法。官方解释说：“这是鉴于印数定额付酬制度将基本稿酬成倍翻番不适合我国当时国情而作出的调整。同时，也是对某结质量不高，但因某种客观原因，一时大印时销售的出版物的稿酬数额有所限制”。实行新的付酬办法，作者所得稿酬，比印数定额办法，明显减少。
稿酬只作为生活补助到完全取消
到1960年，稿酬问题再度被提出来了。1960年10月，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改革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废除版税制（指“印数稿酬”和“定额稿酬”），同时对当时一部分完全靠稿费维持生活的作家一律实行工资制，稿费只作为生活的补助和鼓励创作的一种次要因素。于是，只付一次稿费，办法极其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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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年）（2）
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倾，“印数稿酬”又多次下降。
1961年4月，国家下令取消了印数稿酬，只付基本稿酬，付酬标准与1958年10月相同。如20万字的作品，每千字以15元计算，不管印行多少万册，作者所得稿酬仅为3000元。若印4万册，只相当于1958年10月付酬办法的40 ％；或1953年付酬办法的四分之一。况且物价（特别是农贸市场的食品价格）上涨、供应严重困难、人民币或明或暗地不断贬值，货币稿酬的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
1962年5月，在“三年严重灾害困难时期”后的恢复阶段，一度恢复了印数稿酬。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当年7月，再度宣布停止实行印数稿酬，稿酬标准维持每千字著作稿4—15元，翻译稿每千字3—10元。
1966年1月，国家认为虽然取消了印数稿酬，但稿酬标准依然过高，又决定降低基本稿酬标准，减少50 ％；著作稿降为每千字2—8元。翻译稿每千字1—5元。同年5月，再度取消了印数稿酬，只付基本稿酬。
“十年浩劫”即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6年6月起，各出版单位自动消稿酬。文章在报刊发表，或图书出版，一律不付酬报。稿酬制度实际上被废止。
降低知识分子的工资
极左思潮泛起，平均主义流行。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相应降低国家机关中1…3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以后还曾数次降低工资。1957年6月国务院决定，企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还没有实行奖励制度的，不要实行；已经取消了的，不得恢复。
当时中共中央还认为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定级工资标准过高，因此1957年10月，国务院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定级工资由21级（在北京等6类地区月薪62元）降为22级（月薪56元，约合今560元），并决定1957年一律不再升级。大中专学校毕业生的工资待遇一再降低。这是为了逐步缩小和取消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知识分子跟工人阶级的差别。
国务院又规定，修业四年以上的高等学校毕业后分配工作的，第一年为“见习期”，执行临时工资待遇；在见习期间每人每月46元（北京地区，约合今460元）。见习期满后，根据他们的表现定级，一般可以定为行政第22级，比原先规定的21级月薪降低10 ％ （差一级）。这是体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一个实际措施。此后十几年没有调整，随着每年物价上涨，大学毕业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实际收入逐年下降，真是一年不如一年。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反右以后知识分子臭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难题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群众运动中，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人数不断扩大。当时有一段著名的批判词：“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可见你的知识不太多。在这方面，知识多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你看谁人知识高呀？”党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在工人和农民（贫下中农）里面抓右派。集中火力批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57年6月26日，党中央估计“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三天后的6月29日党中央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右派，全国大约4000人左右”。仅过了十天，即7月9日，党中央通报说：“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8000人。”到9月份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时，已经划了右派6万2千多人，而据会上“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在首都， 10月14日统计，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有“右派分子4837人”；到10月25日“北京市经领导批准审查的右派分子有6927人”。对于全国的右派分子，制定了百分比的指标而且不断超标，构成了相当庞大的数字。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30万人；随后中央文件又宣布全国“右派约4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人）的九分之一（参看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及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等书的记载）。
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全国监狱是关不下的。对于他们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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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条例
“反右运动”刚进入高潮，席卷全国的“大风大浪”（毛泽东语）中涌现大量触目惊心的“右派分子”，特别在大专院校师生、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青年干部里面，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右派分子不服气、不认罪，坚持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予“正确处理”。再说全国各地的也没有足够的牢房、无法关押如此众多的右派分子。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8月1日，公布《劳动教养条例》；8月3日，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这个《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一措施作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朱正指出：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
劳动教养跟劳动改造罪犯有什么区别呢？社论说：“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其实跟劳动改造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但是社论又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两者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宽大为怀，不予办罪”的精神。就经济状况来看两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参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489—493页）
劳动教养，是新中国的一大新发明。据说是吸取了苏联“劳动教化”的措施，并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妇女教养院”的经验创造出来的。这不算判刑，不用经过法院审理，而是一种“最高的行政处分”，属于“敌我人内处”，就是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劳动改造”先得经过法律程序由法院审理然后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里有个底。而1957年8月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却不必经过法律程序，对劳动教养期限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现良好而有就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特别大的规定。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57—1958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呢？李维汉回忆，“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参看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所以，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按照李维汉所说的数字，55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28万以上的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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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1）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7年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级。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第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
树右派标兵、立处理样板
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
这96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肱、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等。
在这96人之中，绝大部分撤职、行政降级（一般降4、5级），有的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被监督劳动，但有两人免于处分。
如章伯钧，被撤去交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3级（月薪517元）降为7级（月薪322元）。仍维持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原住房四合院不动；因为7级还算副部长级待遇，尚保留轿车和司机。但是车子由一辆新“吉姆”降级为旧的“别克”。章伯钧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今后还能看到一份《参考消息》。
罗隆基，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9级（月薪253元）。仍住乃兹府公馆，但只算司局级待遇，没有专用轿车和司机了。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
章乃器，被撤去粮食部长的职务，工资从行政4级（月薪460元）降为10级（月薪元）。在1963年以前，仍保留有服务员、炊事员、警卫员。但是到1963年3月，被撤消政协委员资格；身边勤务人员全部撤走。工资停发，改为每月生活费150元；后来经周恩来总理过问，增加到200元。不过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均由章乃器自理。
浦熙修，原上报的处分意见是从行政11级（月薪元）降为16级（月薪元）；后来批下来的结果是降为13级（月薪元），属于高干的边缘；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文史资料选辑》
储安平，工资被取消，由九三学社机关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并被下放到西山农场放羊。……
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重在改造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及对右派的政策。他说：“对右派的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宽大无边当然不好，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这就总结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名言。
紧接着第二天——1月29日，国务院第９６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给全国各地党政机关执行。文件把“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划为6类处理办法，把“高等学校学生”中的青年右派分子划为4种处理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甲） 国家各机关单位中的右派分子：
第1类、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实行劳动教养，态度特别坏的，还要开除公职；
第2类、态度好或情节不十分严重的，撤职送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生活上酌予补助；（附注：撤职、监督劳动者不发给工资，每月领取生活费26—32元人民币，随地区不同略有上下；如必须抚养子女，每个子女领取8—10元最低生活费。）
第3类、情况与前两种相似，但本人学术、技术上有专长，工作需要的，或年老体弱不能劳动的，撤销原职，留用察看，并降低待遇；（附注：一般降４—5级，下放劳动锻炼，每月生活费约60元。）
第4类、情节较轻、态度较好，或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需要给予照顾的，撤销原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附注：一般降3级左右）；
第5类、情节较轻、态度好，或在社会有较大影响，或学术、技术上有较高成就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原兼职过多者，应撤销其一部分或大部分职务；（附注：一般降２级左右）
第6类、情节轻微、态度好的，免予处分。（附注：实际上极个别才有“免予处分”的说法，而不久后一律处分。）
（乙） 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
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保留学籍，送农村或农场劳动考察（相当于上述第1类）；
个别特别严重的，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相当于上述第2类）；
情节严重态度好的，留校察看（相当于上述第3、4类）；
机密性专业中的右派分子，除开除学籍的外，应转学或转系；情节较轻的，免予处分（相当于上述第5、6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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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2）
其中，最严重的“第1类”是送劳动教养（或送监狱），同时开除公职；最轻的“第6类”是只带帽子，撤销领导职务，基本保留原工资待遇。至于组织处分：右派分子中的党团员一律开除党籍、团籍。
3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指出：
在对右派分子作了组织处理之后，对他们应该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工作，以进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
一、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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