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遗事-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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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说完了想说的话，就匆匆叩头下殿了。下面的话不好再说，还是先回避一下为好；留下空间，也好让皇上慢慢儿去消化。
　　讲书的非止一人，内容也各有特色。司马光讲《资治通鉴》，吕惠卿则继安石之后接讲《尚书》，还有个王珪王禹玉讲《史记》。司马光讲书的时候，王禹玉与惠卿都在座。惠卿虽急得牙痒，无奈没有机会说话，只好作罢。隔天该惠卿当班，他精心挑了《商书？咸有一德》章，作为题目。连着正文，很快他就借题发挥了：“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这话当然太过。可时与法俱，时易法变，却是不刊之论。先王的法令，有一岁一变的：《月令》，‘季冬饰国内，以待来岁之宜’，《周礼》‘始和，布法于象魏’，就是。有的数年一变：唐尧、虞舜‘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即是。刑法轻重，世代不同，又是一世一变。还有几十代一变的：夏、商、周三代的赋税教育制度，就是如此。夏贡、商助、周彻，是税赋不同；夏校、商序、周庠，是教育迥异。当然，也有亘古不变的：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就永远不能变。怎么能一言以蔽之，说法根本就不能变呢！而且，前天，司马光说到汉代，认为守着萧何的成法就大治，稍有变更就陷于大乱，臣也不敢苟同。明显与事实不符嘛！”
　　说到这里惠卿停了一下，瞅了大家一眼，这才接着说道：“早先萧何虽约法三章，可后来他参酌秦法，已重新作律九章。他自己已经不能守法不变，再说别人，何从谈起？后人，更是如此。汉惠帝废除了挟书令、三族令，汉文帝刘恒又废除了诽谤法、妖言法、秘祝法，这些都是萧何九章里原有的法律。汉景帝，则完全继承了惠帝与文帝的法令。哪里是不变，变得多了！那么，从惠帝到文帝、景帝，天下大治，显然不能归功于守法不变，恰恰相反，倒正应该归功于对萧何成法的修改。汉武帝时盗贼蜂起，是因为他穷兵黩武，奢淫厚敛；汉宣帝一改武帝的作为，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天下复归于治；到汉元帝，因为乱用宦官弘恭、石显，冤杀贤臣萧望之，终于盛极而衰，从此走了下坡路。治乱自有原因，与守不守成法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真要说有关系，那也恰恰相反：治，源于因时变法；乱，起于枯守弊法不变。法弊则变，哪有坐视弊法动也不动的？那只能是死路一条！说到《尚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那是警告后人不懂不要乱来，强作聪明，胡搞一气，哪里是说旧章根本不能改变？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道理，全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史书上，稍解句读的孩子都能一目了然，司马光身为大臣，且专攻史学，怎么会一点儿也不知道？既知道，还要这么说，该是另有想法？”他瞥了司马光一眼，语气虽然依旧平缓，分量却明显加重了：“眼下国家正更张旧政，变法图新，他一定是想有所规讽吧？微臣现在三司条例司勾当，又在中书看详条例，首当其冲，自然不能不多这个心。请皇上明鉴。要是觉着司马光说得有理，就该照他说的办；要是他说得不对，皇上也应该请他说说清楚，向他指出来。思想统一了，才好协力同心。”
　　这下可遇上对手了！神宗看着司马光一笑：“爱卿都听见了？他说得怎样，您也谈谈吧？”
　　

大宋遗事　第八十一回（4）
司马光虽处处都说吕惠卿的坏话，大体只是人云亦云，真正当面过手，这还是第一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司马光冷汗都下来了：除了安石，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这样能言善辩了！而且，故实清楚，逻辑严密，竟是一点扳摇不得！连自己的强项，都打不了他的马虎眼，愣是叫他挑出不是来了！这个人不除，安石不啻如虎添翼，更没法儿动了！且不要想那么多了，只说眼前怎么过他这一关吧。皇帝鼻子底下哪，今儿这一关不过，以后再想进言，可就难了！
　　正这么想着呢，猛听皇上要他答话，心里一急，硬是兜出实话来了：“回陛下，吕惠卿说的倒都在理。关于汉代治乱，事实如此，臣没有什么好辩的。”
　　可一说完这句，司马光就懊悔得什么似的了！那是自己的主要论据，承认他说的是事实，不就等于承认自己撒了谎，下面的话还怎么再往下说！可不能说，也得说呵！他偷着瞅了皇上一眼，皇上似乎并没有觉察什么，心里多少稳定了些，又干咳了一声，这才往回挪道：“当然，也不全对，有对有错。比如他引的《月令》、《周礼》上的话，理解就有错误。”下面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他张冠李戴了。
　　可说完这些，自己也知道没有说服力，只好一咬牙，借力发力，以退为进：“陛下，臣之所谓率由旧章，也并不是说坐视旧法之弊而根本不变。微臣的意思，实际上与汉代大儒董仲舒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按我的话说，是道之所以为道，经天行地，万世无弊。这个道，是绝对不能变的。夏禹、商汤、周文、周武之治，与这个道完全相合，所以有治。他们的后代子孙，胡乱变易，失了这个道，所以衰乱败亡。而中兴之君则非变不可：变不合道为合道，再次由乱而治。这才是真正的率由旧章！像萧何九章中的挟书令、妖言令，怎么能守着不变？一刻也不能守！所以，变法是变不是为是：是则不变，非则变之。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乱变一气，以表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就是所谓自作聪明，紊乱旧章了！”说到这里，好不容易才转过来了，而且越说越顺。
　　他又干咳了一声，接着说道：“这就像房子，住的时间久了，瓦漏了，墙塌了，柱子歪了，该修的当然得修，修好了还可以住呵。不是实在坏到修都没法儿修的地步，何必非毁了它重盖！而且真要重盖房子，又谈何容易？得有好匠人，好材料，然后才能动手。如今既没好匠人，又没好材料，房子也只有那么一丁点渗漏，就要完全毁了旧房再造新的！微臣担心，新房子没造好，又没旧房子遮风避雨，那可就糟了！而且，变法有那么容易吗？”
　　“陛下，司马光承认天道不变，弊法当变，是个进步，与朝廷可以说已经没有分歧了。朝廷目下所做的，不正是要变更弊法吗？可他怎么说，目下有人正将整个屋子拆掉重盖？谁在这么做？这不是故意危言耸听吗？”惠卿插进来说。
　　是呵，谁要扒掉房子重盖？神宗望了司马光一眼，没有说话。
　　司马光还是感觉到了，猛一激灵：言多必失，还是打住吧！惠卿还在那儿咄咄逼人，不安抚一下是不行的，也好转移一下话题。便改口说：“陛下明察。微臣位侍经筵，只知道诵读经史。看到经史中有那圣贤事业，可以补益圣德，微臣就想办法说出来，希望能有助于皇上。臣不过看到什么说什么，根本没有讥刺别人的意思。今儿这事，也是就事论事，并不是针对吕惠卿的。国家有三司专管天下财利，如果官员不称职，可以罢免，可以处罚，另外派人去主管，现在却完全撇开它，另设一个三司条例司，完全夺了他们的权，这三司还要着干吗？中书执政大臣是皇上的左臂右膀，政事都是由大臣们处理的，关条例什么事？真用条例办事，有个能吏就行了，还要丞相参政干什么？还要专门委托一个贤才看详条例！这两种设置，完全多余。今儿在座的，除了讲读官，还有各位大臣，陛下也可以问问他们，看看微臣的话究竟对不对？”
　　说来说去，还是对目下朝廷的种种措施不满，皇上自然不会去问。倒是惠卿接茬儿说道：“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有事不当，应该直言不讳。有官守的人，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的人，不得其言则去。说就说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惠卿这话，乍听似乎没有什么，其实相当凶狠，环环相扣，将司马光一步一步逼上了绝境。该你说的话，你不说，是失职，该去。既然说了，就该敢做敢当，不要不承认；而一旦承认说了，说了却没用，既身负言责，也应当辞官而去。那么，无论你说话与否，不都该走人吗？不因为这样走，就因为那样走，二者必居其一。司马光虽明知来者不善，却不知道陷阱究竟在什么地方，只好顺着惠卿安排的狭道，一步一步朝死地走去；或者也已经知道，是有意赌气硬朝死里钻？
　　司马光先问皇上：“陛下，前不久微臣曾应诏言事，上疏指陈朝政得失，像不该设立三司条例司等话，我都说过了。陛下不知道看过没有？”
　　“有这么回事，折子朕也看了。”皇上说。
　　“那么，微臣就不是不说话了！至于说言而不用则去，是应该的。臣没做到，是臣的罪过。吕惠卿的指责，臣无话可说。”司马光说，钻得那叫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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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一回（5）
这不是摊牌，真要走人吗？怎么能就这么走了？这君实牛劲又上来了！神宗一笑，安慰他道：“大家辩论是非，不过说说罢了，何至于此！”
　　“司马光的意思，恐怕是说朝廷变更利小害大，最好不搞，并没有别的。”王禹玉也替他担着心，赶紧插进来说；一面又向他直使眼色，想他见好就收。
　　可他却无动于衷，仍然一副木木的样子！禹玉急了，灵机一动，立马又改口问道：“陛下，下面该我们讲书了，是不是接着讲？”
　　“接着讲，接着讲。”神宗心领神会，来了个顺水推舟。
　　惠卿原来只想辩个来清去白，打一打司马光的嚣张气焰，见皇上有心收束，自然也一笑置之。一场风波，总算平静地收场了。收场尽管收场，始终处于下风的劣势，却在司马光心里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正是这个阴影，影响了他日后的选择。至于惠卿，一战而胜，无论在皇上还是朝野人士的心目中，风头都更劲了。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更能得到一派的信任与拥护；坏事，则是更容易成为另一派的靶心。随着两派势力的消长进退，他个人的命运，也就不能不随之大起大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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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二回（1）
急事先办农田水利
　　双燕单飞馆阁州郡
　　司马光处心积虑的一个大动作黯然收场，是非更加明确，神宗变法图强的决心也更大了。这对于安石他们，当然是最大的鼓舞。他原来设想的种种事情，益发紧锣密鼓，次第出台了。第一，就是农田水利。
　　在安石的议事日程上，经济是当务之急；而急务之中，又以农事为先。农事又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去其疾苦，抑制兼并，便趣农——以便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与神宗谈青苗法，说的就是这些话。那时他虽没具体解释，但在他的心目中，这三个方面及其解决办法，都是各有专指的。去其疾苦，是要将农民从繁重的徭役中解放出来；抑制兼并，是要均田赋，平准物价，打击重利盘剥；发展生产，则主要是大搞农田水利。早在鄞县，这些思想已经有了萌芽；随着岁月、阅历的增长，它们更日渐明朗具体了。且看他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说：“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那思想是何等的明确！均输与青苗法已在实施之中，抑制兼并已经开始；徭役问题，正在抓紧研究，已经有了一个以钱雇役的征求意见稿，一等皇上签署，就可以下发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农田水利。时令又已入冬，正是冬闲整修的大好时节，还能再蹉跎时光吗？神宗也一样非常关注这件事，早先已下过诏书，要各地认真体量相关事情。条例司不也派人下去，作过专项调查吗？因为准备充足，条例司很快就拿出一个完整的《农田水利法》，报请皇上批准颁布，发向全国了。
　　《农田水利法》先是广开言路，不问官民人等，凡对水利、农田、种植等事确有见地的，都鼓励他们大胆言事，经所在州县上报朝廷。二是，要求因地制宜，综合开发。垦殖废田，开塘挖河，建立堤防，修理圩垾，疏浚通淤，或只做一样，或多项结合，只要合适可行，什么都可以。三是，不拘一格，多家经营，官办，民办，官民同办，民办官助，民办官贷，民办民贷，谁出力谁受益，只要方便快捷，事半功倍，朝廷一概给予支持。所谓民办官贷，是指农户缺钱，仿青苗法由朝廷贷给，分两期或三期还清；民办民贷，则是缺钱户向有钱的人借贷，照惯例付息，由官府立账催还。四是，要求明确责任，计划周密，分工协作。本县官员，要对辖区的土地资源、水利状况及开发修缮等情况，立出图籍，送到上一级州郡备案。凡开工，对所需钱物、工食、时间及其来源、开销等一应事情，都要有详尽计划。非一时一地能独立完成的，要报上一级政府统筹协调，各地不得无故推诿。最后，当然也少不了奖惩规定喽，如此等等。
　　《农田水利法》弄得那么细密，神宗怎么想，怎么奇怪。到底忍不住，问安石道：“爱卿，这次《农田水利法》搞得很细，倒像你们都亲自搞过工程，是怎么回事？”
　　安石一笑：“回陛下，这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光咱们几个，怎么也说不清楚。”
　　曾公亮也笑着插嘴道：“安石在州县都搞过水利，这里面确实有他自己的不少经验。”
　　神宗点头凝思道：“所以哪，将帅得起于行伍，宰臣要起于州县，这话实在有道理！安石没有州县那一番经历，再怎么集思广益，怕也难得这么细密通透！”
　　“陛下圣明。”公亮与几个中书大臣异口同声地说。连安石本人，也不能不讷讷地跟着附和了。
　　《农田水利法》颁布不久，雇役的征求意见稿，也经皇上批准下发了。朝廷又根据条例司的请求，专门差官到各路去监管青苗、农田水利等法的实施，先后一共派了四十一名专职提举官员。有他们的监管，新法再不能光写在纸上，挂在嘴上了。无论主动被动，总得有模有样地闹起来才成。常平仓、广惠仓实有钱粮一千四百万贯，全都转作了青苗钱资本。本来不是只说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先行一步，等取得成效、经验，再逐渐推广吗？可青苗法颁布之后，各地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朝廷放权同步。本来嘛，放着见钱见功的机会，谁不想早占先机！朝廷鼓励都来不及呢，还能泼冷水吗？干脆松口，叫它全面开花了。
　　公亮说得不错，《农田水利法》确实凝聚着安石过去的经验。新法出台前后，无论忙闲，他总时不时要想到过去的许多事情：不只是经验教训，还有过去接触的那些人。这不，安石退朝与夫人闲话，又想起了王逢源与单克单化刚：“唉，逢源去世，转眼就十多年了！淑梅带着孩子怎么过呵？山长水远的，也顾不上照顾他们！”
　　“她守着祖上几亩薄地，日子倒也勉强能过。只是带着个孩子，孤苦伶仃，太难了！二舅也劝过她，要她改嫁，她死活不肯。实在是夫妻感情太深了，一定要为逢源好好留个后。”夫人说，眼里噙着泪水。
　　“她倒是好样的！逢源有淑梅，九泉有知，也可以安心了，只是太苦了淑梅了！还有单克单化刚先生，夫人该记得他？”安石动情地说。
　　“单先生？不是在常州与逢源一起帮相公治河的吗，怎么记不得！”夫人回忆说。
　　“就是他。也找不到了，八成也作古了！”安石很是伤感。
　　“怎么就断定他不在了？他也不过四十左右，哪里会呢？”夫人不相信。
　　

大宋遗事　第八十二回（2）
“目下讲究农田水利，化刚正好大有作为，我早请地方上找他了，可始终没有消息。你说不是作古，他能怎样？怎么好人都不能长寿呢？”安石因为感慨，连逻辑都变了。
　　“那也未必。或者搬家，或者云游，这哪能说死？相公还是不要多想了！”夫人故意朝反里说道。
　　安石也知道夫人有意安慰自己，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两个人正相对无言，氓儿进来报道：“老爷，曾布曾大人来了，正在厅堂等着呢！”
　　安石听是曾布，站起来就走，一面吩咐氓儿：“你引他到书房去吧，我在那儿等他。”
　　安石与曾布，脚赶脚进了书房。见过礼，分宾主坐下，氓儿过来献了茶。安石看着曾布笑道：“子宣，咱们有些日子没见了？你来，一定是有事？”子宣是曾布的字，他小子固、安石十多岁，安石从来也将他当幺弟看，说话自然不拐弯子。
　　“是，大人。”子宣恭恭敬敬地说。
　　“怎么，称呼都变了，三哥都不喊了？这是家里，不在朝堂，你放松点嘛！”安石笑着提醒子宣。
　　“是，三哥。”子宣答道，还是有点拘谨。
　　越说会越紧张，安石不说了，只问：“你来一定有事？”
　　“是，三哥，二哥有信给您。”子宣说，一面从袖口里掏出信来递给安石。
　　安石接过一看，信封上写着“子宣转介甫亲启”几个大字；拆开一看，不过是道好问候几句闲话。安石放下信，叹了一口气：“唉，这官场真是太可怕了！”
　　子宣一时听不明白，只管大睁着眼睛瞅着安石。
　　“普天之下，也就数你二哥与不多的几个人，与我不存形迹。你二哥与我志同道合，更非一般人可比！可他与我，现在也有了形迹了。给我的信，不直接寄给我，却要你来转交！唉！”安石似乎有无限感慨。
　　“三哥现在做了副相，二哥怕是避嫌吧？”子宣解释说。
　　“所以，我才说官场可怕哪！一入官场就身不由己，多了无数嫌忌。不仅是你二哥，我不也一样？照心里的想法，我恨不得马上就将你二哥调进京来。有他帮助，不说多，至少可以替我分担一些吧！有什么不对，他也能直言不讳，帮我多长两只眼睛。看法不同，也可以切磋长进。”安石说，除了无奈，似乎还有几多难言之隐。
　　子宣很感动，一时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二哥与安石的关系，有些他知道，有些也不尽知道。仅就知道的而言，也就够让他感慨唏嘘的了。
　　子宣第一个想到的，是安石如何替二哥辩诬。
　　这普天之下，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诽谤？贤者，尤其是处于下层的贤者。为什么呢？因为贤人少，始终处于愚人的包围之中。愚人总要嫉妒贤人，而贤人偏偏又洁身自好，不愿与愚人来往，他们的怨恨也就更大了。既有怨恨，就不能不造谣诬蔑。不明真相的再偏听偏信，这么一传播，贤人还能不诽谤多多吗？处于下层的贤人之所以更不堪，是因为无权无势，别人可以肆意攻击；又因为自己没有名声影响，他人不加辨别，也更容易扩散流布。这层意思，是王安石一段名言的释义。他的原话，子宣字字能背，是：“天下愚者众而贤者稀；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这话，就是安石专为子固辩护时写的。
　　当年子固在京，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曾晔分房而居，很为一些人所诟病。照大宋法律，父母健在，子女分家是违法的。子固父亲虽然去世，母亲却健在，与大哥分住，当然不合适。其实，分居并不等于分产。曾家自父亲去世，人口众多，生活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财产可分！而且，子固分住，主要还是为了清静，想有个空间好好读书，并不为别的。外人不知就里，难免瞎说一气。有人甚至写信责备安石身为朋友，不该不规劝子固。安石知道实情，回信时不仅申述了道理，为子固鸣了不平，也义正词严地将那人教训了一顿：让他多多自重，不要妄议子固。这在曾家，自然是一件大事。除了感谢，谁都刻骨铭心地记在心里。等接信的人传出信来，这段文字就叫子宣永远记在心里了。
　　或许就是因为“贤者多谤，困于下者尤甚”的缘故，子固的仕途始终不顺。他窝在京中做编校什么的，一窝就是九年。安石自然也劝过，让他争取到州县去历练历练；他自己何尝不也这么想？可朝廷又不让，始终想用他的文字功力；欧阳修也存着个提拔推荐的心思，只是始终阴错阳差，使不上劲。到濮议起时，子固如坐针毡，到底待不下去了。
　　他对濮议，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专门写了一篇《为人后议》，反对濮王称皇，认为那是干越正统，极为无礼。那道理，也说得很透彻：按照《周礼》，父为士，子为天子，儿子以天子之礼祭祀父亲是可以的，但父亲的尸体，仍然要裹普通士人的衣服，不能僭越。为什么？按照礼仪，子女没有封赏父母的道理。因为不能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不这样，就不是尊敬父母，而恰恰是贬低了他们！子固心里虽然明灯似的，却不能说。因为欧阳修是他真正的恩师，他说什么也不能站在别人一边去反对他。可他身为朝廷命官，又是文章大家，这样大是大非的事竟不置一词，原本就对他求全责备的人，能放过他吗？夹在夹缝里的子固，到底下了决心，一再请求外放。因为态度坚决，欧阳修他们又顺水推舟不再阻拦，他也就真外放了：去越州做通判。辛辛苦苦熬了九年，就这么个结局，他心里自然不痛快，可是能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地方上一显身手，又觉着轻松，就这么忧喜参半，出京赴任了。那时已是治平年间，安石早在金陵服丧，越州又不顺路，两个人只能且靠书信来往。安石见他远出京城，倒是有些为他高兴。他的《为后人议》，也始终放在行囊里，没向任何人公开过。他很体谅欧阳修他们的处境：四面楚歌，一时根本顾不上关照自己；二呢，虽不十分明了，或者也能体察自己始终不发一言的苦衷。那么，将他外放，也就是一种不关照的关照了。及至时过境迁，欧阳修已经败走亳州，他才将文章寄给了欧阳修。欧阳修除了赞成他见事明理，自然也为他的知恩图报，决不落井下石，而感叹唏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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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八十二回（3）
安石自江东任上还京，与子固一起也盘桓了几年，相互都有长进。虽说志同道合，有时也小有分歧。主要是子固多少有些迂阔空谈，还守着过去的看法，主张先行教化，然后再求变求治。这是安石在江东时，子固给他的信中提出来的。安石也赞成这种看法，但他毕竟经州历县，接触实际政治多，知道那顶多只能是个理想，或思考一切的逻辑出发点，是不能真正付诸行动的。要真付诸行动，等官民全都成了正人君子才有所作为，不啻就是完全取消一切变革了。到子固下了越州，他似乎也不再胶柱鼓瑟，变通多了。
　　越州的衙役，很久就不用差派，而是花钱雇佣了。钱从哪儿来呢？主要靠酒场专卖酿酒所得。不够，则将钱摊到农户头上，让他们交钱帮助。这有个名目，叫助役钱。原来说好只交七年，过期就不再交了。可子固到时，早过了七年，还是照交不误。地方官吏从中渔利，不愿轻易放手呵！通判管的正是钱粮财政，子固当时就下令免了，而且明令今后再不准擅自增加招募差役的钱！
　　当年灾荒，眼看官仓不够赈济，他先就将各县知县召来，替他们出点子道：“你们回去，将那些有钱有粮的大户找到县上，劝劝他们。就说：‘灾民饥不择食，保不准要来吃大户，倒霉的还不是你们这些大户人家吗？与其被人一文莫名地瓜分，干吗不趁早平价卖给县上，得了实惠不说，也是积德行善。’他们不会不动心。你们有了平价粮，再平价转手卖给灾民，问题就解决了。”这办法果然灵，一下就得了十五万石粮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农民青黄不接没东西种地，怎么办呢？子固又想到安石在鄞县的办法，贷出许多青苗钱，也是加利和本利一起，与秋赋一块儿上交。
　　有这么几大德政，自然有口皆碑。一任期满，子固自己又想回朝廷了。英宗已经薨逝，朝政可能一新，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他也想同安石一起做些事情。除此之外，母亲留在京城无人照应，也是一条理由。他给朝廷专门上了折子，请求返京，或就近任职。可结果，却是改调齐州！
　　清算濮议旧账的人，还没忘了他一言不发、姑息养奸的投机行为，要跟他算上一算。神宗问吕公著：“就爱卿看来，曾巩这个人怎么样？”
　　公著想都没想，就答道：“回陛下，曾巩也是一代名士，不可多得的人才。只是就微臣看来，他为人行义不如处理政事，行政才能又不如文章学问。”
　　这意思很明显：曾某人不可不用，也不可大用。要用，也只能用他的文章学问而已！
　　“何以见得？”神宗并不放心，又问。
　　于是，公著便将他所知道的子固亏行，不管事实与否，有一搭无一搭，全都缕述了一遍：从与大哥分居到濮议息奸，无一遗漏。神宗听完，不说话了。
　　可神宗问曾公亮时，曾公亮却极口推荐，并举出当年欧阳修如何推崇他作为旁证。他想不到的是，这恰恰增加了皇上的疑虑：身为臣子，为私情而不顾大义，恰恰是最要不得的！
　　神宗排解不下，又去问司马光。司马光一笑：“吕公著与曾公亮褒贬不一，一点都不奇怪。”
　　神宗听出话里藏着机锋，自然要问：“难道有什么纠葛不成？”
　　“臣也是道听途说来的。曾公亮与曾巩家，至少有过两代恩情了。”司马光说。这可是头一回听说有这种事，神宗自然要打破沙锅问到底。司马光说：“当年，丞相还在山阴做县令，因为压价买了子民几十顷田，被人告了，知州原是要深究的。曾易占，就是曾巩的父亲，正在那儿做幕僚，劝知州说：‘曾公亮高中进士，前途不可限量。为这点儿小事碍了他的前程，实在可惜。官场上的事，山不转水转。何不放他一马，也好图个日后相见！他父亲曾会现做明州知州，年老多病。不如找曾公亮来商量一下，让他父亲认了这档子事，反正他也该致仕了。这么着，与大人无碍，也成全了曾公亮，岂不一举两得？’知州觉得有理，就这么做了，救了曾公亮。后来曾易占贪赃枉法，受编管处理，曾公亮为了报答他，硬是将他藏在自己的别墅里，直到大赦才让他出来了。陛下瞅瞅，这能是一般关系吗？”
　　神宗像听一部传奇，哪里还有说话的份儿！可事实却不尽如此。曾公亮父亲在他的辖县买过田，这事是有的，其他都属无中生有。曾易占贪赃原是知州要挟不遂，刻意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