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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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幌胱懦⒌碾访荒苈磐撇痪停桓以偎灯渌啊＜爸量吹酵醢彩侨ネ奁鹁幼⒁涣狭�###章，而朝廷最后居然同意了，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朝廷不许，只是自己辞而不坚而已！这一次自己吸取了教训，一定一辞到底。就是因此而受到重诛，也决不回避！说到王安石，他学识渊博，文采宏富，独步天下，无与伦比。普天之下，没有不佩服的。连他都一再辞让，我还敢伸头任职吗？但凡只要有他的一二分才情，我都不会辞职不受。实在是连这一二分都没有，怎么敢印匙鏊甲郧蛔龅氖履兀∷档贸峡仪芳耍苫故敲挥谩�
上到第五章，到底没用，司马光只好就任，再不辞了。
王安石这次是辞准了，但他也有顶不住的时候。
这次任命不过几个月，朝廷到底又下了一道敕命，还是要他任同修起居注。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安石接到敕命就上了一章。这回，别的理由不算，又说到久住京师，亲老口众，经济困难；自春天开始就病了，至今未愈。末了，干脆请求调出京城，让自己到无论什么闲慢州军去当知州或知军。
他说的，也倒都是实情。
母亲是一年老于一年了，这两年身体也越来越差。几个妹妹倒是已经婚嫁；弟弟中除了安礼刚中了进士，还没任官，其余几个依旧全是白身；几个孩子也陆续大了。亲老口众，原是大实话。京城生活本来就不易，既亲老口众，除了官俸，又没有别的额外收入，不穷，又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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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三回（4）
说到病，早年的头晕病一直时好时坏。自春天起，又多了一项便血。自然是贫穷与思虑过度所致。他连吃饭都常常因为想事情，往往食而不知其味。淑贤心细，留心看他老是伸筷子夹什么，以后就仿着样子，总做他爱夹的菜。等有一天摆菜，一时没注意，将爱夹与不夹的颠倒了位置：爱夹的反摆远了，不夹的倒摆得近了。结果让淑贤大吃一惊：爱夹的一筷子没动，不夹的被夹了许多！又试了几次，屡试不爽。淑贤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完全用错了心思：他哪里有什么嗜好，不过只挑近的夹罢了！她虽难过，知道安石是劝不转的，也只得罢了。这样整天魂不守舍，再好的身体也得垮呵！
便血不是小事。幸亏找到名医陈景初，他说属于热盛，得寒凉、辛温数药并用，才有疗效。当时开了一个方子：
生地四两 小蓟、滑石、通草、蒲黄（炒）、淡竹叶、藕节、当归（酒浸）、山栀（炒）、甘草（炙）等各五钱 瞿麦二钱 加水一盅半煎，空心温服
连服几剂，虽说控制住了，总是不敢拿大。要是没事，当然可以撑着；有事，就不失为很正经的一条理由了。
欧阳修自将修完的唐书献给朝廷得到嘉奖，已经做到副枢密使。他对于安石的进退，自然很关心，知道他除了困难，怕也还有难言之隐。找到安石一问，安石谢过之后，果然回道：“大人，朝廷所以突破常规提拔我，总是认为我有过人之处，想要我有所作为，是不是？”
欧阳修说：“那是自然。要不，怎么会三番五次要擢用你呢？我知道你肯定有想法，说说吧。”
安石道：“大人，您比我更清楚。当今天下，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因循守旧；最重要的当务之急，莫过于改革，革除因循之弊。朝廷不次用人，首先得有特殊才干，能够革除积弊。这样才会深孚众望，才能一扫积弊。您是知道我的，无才无德一个人，治身、居官，没一样有过人之处。虽然也知道好学，学的东西却没一件能够得到实施！提拔我这样的人，除了增加笑料，贻误国事，还能有别的结果吗？除了辞免，我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说到最后，安石已经慷慨激昂，不能自已了。
安石一向很沉稳，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慷慨激昂，欧阳修自然有些吃惊。可他毕竟是了解安石的，就是安石上过《万言书》之后的郁闷他也略有所知，何况，官场的历练也比安石更为通透，略一迟疑之后，也就莞然一笑了，安慰安石道：“介甫，你说的我都理解。什么都不能急，只能慢慢来。因循既已成弊，这因循之力就不是短时间所能改变的了。不然，它又何至于成弊呢？还有一条，你有没有想过？不在位置上，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武之地！有了位置，就有了机会。一旦时机成熟，你就可以大刀阔斧，有所作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安石愣了半晌，才说道：“大人，您说的固然有理，可僭越同列，贪冒宠荣，总是不妥当。将来如果朝廷循序用人，轮到我，我再当仁不让吧。这次，还是要辞的。”
欧阳修笑道：“这次不比上次，朝廷也没有退路了。还是走着瞧吧，实在不给退路，你只能权变了。”
安石又连着上了四本辞折，朝廷到底不准，他也只好勉强了。朝廷这次真是有备而来，一到他上任，跟着就将他转升了知制诰。朝廷原有这个惯例，辞又纯粹是走形式，安石也就不再饶舌，当他的知制诰了。
安石的问题解决了，本来已经没事的司马光，却又骑虎难下了。
安石是嘉祐六年夏天做的知制诰，司马光还在做他的修起居注、知谏院。来年春天，朝廷也要升司马光与吕公著做知制诰了。不过，他们不能像安石那样直迁，必须先到中书考试，合格后才能升用。考试的程序其实很简单：最主要的，不过根据虚拟的题目，试着替皇上拟几道敕令、诰命而已。司马光喜滋滋地去试了。很快就传来消息：考试合格，朝廷不仅要任他为知制诰，还准备要他兼侍讲——专给皇上讲书。他更高兴了。可很快又传来消息：人家吕公著根本就没去中书考试，更甭说当什么知制诰了！而且，朝廷已准了他的辞折，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了。君实一听，当时冷汗就下来了！这个吕公著，也不打声招呼！这不是有意要我难堪吗？他也没想想，自己又什么时候想着要和他去通气？
吕公著不去考试，原是事出有因。
安石当群牧判官的时候，欧阳修不是曾举荐过几个官员吗？除了安石，还有包拯、吕公著等等，他们后来都陆续升了官。安石回京当上度支判官不久，原来的天章阁侍讲病了，朝廷下令要吕公著升任。吕公著借口身体不好，改荐司马光与安石代替他。朝廷没理这个茬，还是由他做了天章阁侍讲。才几年，自己还在天章阁与皇上消磨时光呢，安石早跑到他前面去了。他就是淡泊，不计较也就得了。可现在是要他追着安石的脚后跟跑；而且，为了得到这追脚后跟的权力，还要先通过考试取得资格！这已经不光是升官任职，而是对人格尊严的一种侮辱了！不要说自己堂堂宰相之子，就是平人之后，也不能这样去捧臭脚啊！这试要是能考，天下也就没什么事不能做了！
司马光哪里能想到这些，他也顾不上去想，当务之急，是找一个解羞办法，洗刷自己名利熏心的臭名声。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上书辞免。他先从自己当初之所以坚辞起居注说起。那不是因为自己不能记录皇上的言论行动，怕的就是顺序升迁知制诰，写不来文章叫天下笑话。为什么又应命而试呢？原是怕辞不掉，又招人闲话。直到知道吕公著辞免，升任待制，自己才悔恨不迭了。只要能辞免，也就顾不得一时的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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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三回（5）
这次是有进无退，他只能一辞到底。上到第九章的时候，好歹才算如愿以偿了：朝廷让他做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赐的是三品官服。那敕命，还是安石写的：
扬雄曰：“周之士也贵，秦之士也贱；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盖言先王以礼让为国，士之有为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势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尔具官某，文学行义有称于时，故明试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执辞让，至于###。改序厥职，以伸尔志。是亦高选，往其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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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1）
知制诰仍故我依然
言职事多老生常谈
一是因为忙这忙那，二来也有个职责所限的问题，自打上了《万言书》，安石就再没有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了，到做了知制诰，终于又有了一次机会。
契丹与大宋，不是经常有使节互相来往吗？每次使者到了对方边境，主人一方都要派人迎接，回去时再送出边境。这负责接送的，就叫做接送使者。安石做知制诰不久，就做了一回伴送使者，一直将契丹使者送到雄州白沟边境上。一路所见所闻，无限感慨，自然又要想到变法图强。伴使回来，仁宗要在垂拱殿召见他。这是自己生平第一次上殿单独面见皇上，能不抓住机会吗？他将《万言书》的主要思想缩成一个劄子，揣在了怀里。仁宗的召见，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垂询多少东西。几句话之后，他就献了劄子下殿了。可他心里仍觉着满足：毕竟亲手将劄子递给皇上了！《万言书》即使没读，这几百字的短短劄子，皇上总是要读的！
又是一个泥牛入海。
安石的心情，更为痛切郁闷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他又给仁宗皇帝上了一本，话题自然也更沉重了。奏折一开头，他就猛敲警钟：长久执政的皇帝，只要没有心忧天下的至诚恻怛之心，即使睿智英武，没有暴政酷刑，也一样会弄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唐明皇李隆基等三个人，就是现成的例子：他们都算得上是明智有功之主，都在位几十年，天下似乎也都没有什么事情；又全都一样忘乎所以，以为天下真的歌舞升平，江山真的金汤永固，一味因循苟且，得过且过。好梦还没做完呢，天下已经大乱，宗庙毁辱，膏血涂野，连自己的性命也差点儿搭进去了！总以为不至如此，却偏偏或然沦到这个地步，最是触目惊心！
为什么没有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会弄到这种地步呢？这是因为，天下是至大之器，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而没有了至诚恻怛的忧虑之心，就不能询考贤才，讲究法度。一个社会，不用贤才，不修法度，只知道苟且时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时间长了，能不出乱子吗？以古论今，皇上谦恭节俭，聪明睿智，仁民爱物，长久享国在位，也正是到了以晋、梁、唐这三个皇帝为鉴，至诚恻怛心忧天下的关键时刻。
这可不是虚言枉论，那危险是实实在在的。且看朝廷职位，不能说得了贤才；政事施为呢，不能说已合法度。放眼内外，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渐浅薄，财力日益穷困。这是何等的危险！而陛下高居深宫，却没有一点讲究考校、以求变革的意思！一想到这个，怎能不叫人心急如焚，扼腕浩叹！
从来因循苟且，犹豫无为，只能侥幸一时，决不能旷日持久。以古准今，天下安危治乱，仍然大有可为。只要充分认识问题严重，从现在起就有所作为，大明法度，广揽贤才，前途仍旧无限光明。有为，莫甚于今天。过了今天，则连懊悔都怕来不及了！
安石说的三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七年，死后不久宗室就造反，有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萧衍执政四十八年，还在台上就有了侯景之乱，子孙争位，梁朝很快就完了；李隆基当了四十六年皇帝，弄了个安史之乱，躲到四川，连个宠幸的妃子杨玉环都没保住，生生被兵将们在马嵬坡勒死了，大唐朝也从此盛极而衰。史实确凿，血肉横飞，惊心动魄。整篇奏折，理更清楚，话更痛切，可照旧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也没溅起！
怎么会一点儿反响也没有呢？安石指陈时弊的话，什么朝廷没得贤才，政事不合法度，官乱于上，等等，不是说得相当刺激吗？刺激不假，可都是泛指，朝廷大佬犯不着对号入座，找他理论。要是这种泛泛而论的话他们都要认真计较，他们那位子就一天也坐不住了。这既犯不着理论，因循了几十年的大政方针，更不是一招一式所能触动的了！安石的上书要不再次石沉大海，还能怎样呢？
下面一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宋承唐制，皇帝的诏令文书等都是由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执掌的。翰林学士专管免罪的赦书、降恩的德音、分封皇亲等的册文、发布大事（诸如大政方针、大赏罚、大除授等）的制书与制诰等；中书舍人，则一般只管朝廷百官的封拜事宜。前者称为“内制”，后者称为“外制”。不是翰林学士的知制诰，通常就是中书舍人。安石还不是翰林学士，自然只能主管有关百官封拜的文字。虽不过是皇上的高级文秘，但身为近臣，也有顾问参谋的权利与义务，至少不完全是个文字机器。朝廷的旨意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知制诰至少可以问一问，抑或略作改动；实在荒谬，还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诏。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权利与义务，实际上是预设的一道防线，虽然极其脆弱，至少可以多少起一点制约校正作用。朝廷与任官者本人，往往都心照不宣，各自守护着各自的疆域，既不剥夺，也不僭越，都遵守规则，这游戏才能正常进行哪！
可有一天，中书突然传来一个诏令，说是从今往后，中书舍人只能奉命行事，照章转录，再不准申请改动任何文字。几个中书舍人一接到敕命，当时就炸锅了。因为激愤，说什么的都有，可临到要上书较劲，谁都不伸头了。中书现在是韩琦为首相，也只有他才有胆识魄力，敢破坏习惯，另搞一套。要较劲，就是直接与他对着干。这，不仔细掂量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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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2）
安石没有说话，却直接上书皇上。
第一本不行，又上了一本。
话也直截了当，决不转弯抹角：这是执政大臣要为自己为所欲为大开方便之门。否则，决不会这样立法。
对于朝廷的充耳不闻，安石也动了真脾气，一条一条认真清算起来。不外乎三种可能：一是，皇上以为朝廷的敕命正确，不必改；二是，知道不对，但条例为执政大臣所建，不好改；第三，皇上未置可否，执政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不能成立。考察历代与本朝典籍，从来没有治世政治，像这样闭塞近臣言路，害怕他们发言的！知道不对，仅仅因为事出执政大臣就不改，是泯灭义理是非，一味顺从大臣。皇上没有意见，而听任执政大臣为所欲为，是人主失权，政出私门。不是全无道理，大家又何至于一再喋喋不休呢！
顺着这条思路，安石渐渐又推广开去，公开说出他一向挥之不去的隐忧。近几年来，皇上将天下大事全都交给七八个大臣，举国上下也都以为从此可以积弊尽除，臻于大治，事实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一帮大臣，有强有弱。弱者，只知道持禄保位，讨好谏官、御史，做梦也不敢得罪他们，为陛下守法办事；强者则又太强，完全颠倒过来。他们挟圣旨造法令，不管义理是非，为所欲为，天下就没他们不敢干的事情，而谏官、御史看到他们，则像老鼠见猫，连大气也不敢透，哪里还敢说三道四！对这两种人，皇上都是不管不问，放手让他们各行其道。照这样下去，时间一长，不出乱子反倒怪了。从来致乱，并不都因为君臣大奸大恶。只要没有至诚恻怛的求治之心，不能审择利害，早辨是非，不改小过，不为小善，喜谀拒谏，最后都会积小错而成大恶，失尽民心，酿成大乱。酿乱于不知不觉之中，这才是最可怕的。
话说到这里，已经没有退路。安石最后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收回成命，仍旧维持游戏规则，保留中书舍人的那么一点可怜的权力；否则，自己谤讪朝政，罪责难逃，应当严加贬斥。究竟如何，专等朝廷定夺。
安石既然一扫帚扫倒了所有的中枢大臣，连曾公亮、欧阳修他们也在劫难逃，中枢震动，是不是保留中书舍人的些许权力，已经不重要了。
两个首席大臣富弼、韩琦，首当其冲。而且，只要稍微了解一点朝政的人，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安石所谓弱者，指的正是富弼；而那强者，即是韩琦。
当年庞籍，不就曾指责富弼除了做好好先生以市私恩，别的什么都不做吗？有个汪辅之参加制科考试，被御史攻了一下，什么也没捞着，更直截了当，写信骂他身为宰相，只知道奉行台谏的风旨，天下还能有什么指望！可既是弱者，不愿多事，即使胸里不痛快，大半也就忍了，不过苦苦一笑而已。富弼心里多了一种认识，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还有这么金刚怒目的一面，认起真来，丝毫不留情面，自然也是一种收获。
韩琦就不一样了。他一向是个敢作敢当的人，没做之前，早就准备有人骂他了。只是，这话由自己一向颇为看好的王介甫说出来，他多少有些吃惊，不由得又想起第一次看见介甫的直觉印象，更觉着一种逼人的压抑。但很快就摇头一笑，从压抑中摆脱出来了：“说得容易！软又嫌弱，硬又嫌强？到你上了台，再做着看吧！”
曾公亮也是看好安石的人之一，他是个温厚长者。骂到自己头上虽然叫他难堪，却心悦诚服。“不能不承认人家介甫骂得对！光靠我们，要想大治，移风易俗，真是不行哪！”他对欧阳修说。
欧阳修比他更激烈：“不错。不是介甫，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骂到点子上，能有这样的气魄胆识一脚踏倒所有的中枢大臣！要真正刷新政治，怕也只有介甫了！”
曾巩前两年不是已经中了进士吗？做过一任外官之后，已回到京城在史馆任职，与安石朝夕相处。他更多的则是担心，埋怨介甫说：“你这事做得太孟浪！是非且不论，目下几个中枢大臣对你我可都有知遇之恩，怎么能不管不顾，指着鼻子骂他们呢！你就一点不怕得罪他们？”
安石没说话，只大睁双眼望着子固。
子固被他望得莫名其妙：“难道我说的有什么不对？”
安石反问道：“你我做事从来只问是非曲直，什么时候变成先不论是非了？说到先后，难道不该先公后私，先国家后人情？你说说，我的话究竟哪儿不对？”
子固的脸尽管有些发红，但他们两人之间是不计形迹的，仍然辩道：“我没说你话不对，只是担心你过于直白，得罪人！”
安石轻松一笑：“这你不用担心。我说的是为国为民的大实话，他们会理解的，不会怪罪。要是有人真不理解，怪罪我，他大体就是居心不正。要真居心不正，你我迟早总要开罪他的，倒不必争这早晚。”
根本不怕疙瘩，想没想到疙瘩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是这么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子固只好摇头干笑了：“介甫，我真服了你了！”
司马光一向是忠于职守的，卖什么吆喝什么。早先做礼官，总要上书谈礼；到知了谏院，是个名副其实的言官，如何能不找些事情说道说道呢？
言谏官虽然什么都能说，但也不能没有选择乱说一气！说什么好呢？这可是个问题。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3）
细想起来，事情不外大远小近两端。大的远的，汪洋辽阔，却难切合实际，想着朝夕得利是不成的，透着迂；小的近的，得利是快，却又无关大局，琐细烦屑，总不能尽拿这样的鸡毛蒜皮来麻烦圣上，那叫烦琐！两者各有利弊，又完全对立。到底怎么好呢？
可怜君实，日思夜想，食不安，睡不眠，前后整整折腾了半个多月，总算定下心来：与其提些鸡毛蒜皮让圣上心烦，不如说些大而迂阔的事情叫皇上畅想：哪怕想通小小一点，也会比天大一片鸡毛或蒜皮有益得多！又过了几个月，他到底磨成几篇文章献给皇上了：一篇说君王之德；一篇说御臣之道；另一篇更大，名为《五规》，说的是五件事情。
据他看来，帝王都应该有三大道德，就是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武是以道为准，决断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三者兼备，国治民安。缺一则衰，缺二则危，三者俱缺，就要国破家亡了。
御臣之道也是三条：一是任官，二是信赏，三是必罚。任官是要举贤任能，不止于论资排辈；有功加爵而不挪位，使他们久专其职。信赏，必罚，自然是指言必行，行必果，善必赏，恶必诛；还要循名责实，不搞虚招。
《五规》，由五篇文章组成。
一为《保业》，是说祖宗好不容易打来江山，作为子孙，一定要好好守护。君实下的是死工夫，熟悉历史，账也算得特清楚：自有文字记载到大宋，上下一千七百多年，而天下一统，拢共加起来，不过五百多年；就这五百多年还有各种小混乱，闹得人仰马翻，多得数也没法儿数。这账一出来，谁还敢托大，不好好儿护着祖宗留下的基业？
《保业》之后是《惜时》。阴阳更替，盛衰相承，祸乱相生，是天地之常。因此，当着国家隆盛，要好好珍惜。这也和大户人家守产保业一样。只要谨守祖宗的成法，不贪恋逸乐，不堕入谗谄，做好子民、礼法、公卿、百吏、将帅、甲兵六件事，就会世世相传，没有穷期。
第三是《远谋》，也就是人无远谋，必有近忧的意思。灾荒、边警，平常不做准备，一有问题又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全都因为不能远谋。上至公卿，下至皂隶，只要不是忧公忘私的人，谁都只顾眼前，真要远谋，唯有指望皇上自己才成。
接下来是《重微》，提出许多史实，中心只有一个：防微杜渐，将罪恶祸事消灭于萌芽状态。
《务实》是《五规》的总结，要求先实后文。所谓实，专指仁、孝、礼、乐、政、刑、求贤、审官、纳谏、治兵等十件事；每件，他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比如，安国家，利百姓，是仁之实；保其绪，传子孙，是孝之实等等。由这些标准出发，他进而又指责当今天下文具实亡的一些现象，请求扫除浮文，敦本求实。
皇皇巨论，连篇累牍，虽然偶尔也有针对时弊的闪光，大体却都是老生常谈。用他自己的话说，全都是皇上“耳所厌闻，心所素知”的。为什么还要来啰唣呢？他自有他的道理：它们都是治国的根本，没法儿替代，而且知易行难。那么，再怎么多说，也都是应该的了。
要说君实只是空论迂阔，那就太冤枉他了。他始终忠于职守，无时无刻不在琢磨事情。只要看到或者想到了，再小的事他也会抓住不放，说上一说。
外面有了灾荒，皇上还在饮宴享乐，他赶紧上书请皇上罢去宴乐，连御幸后妃也要请皇上节制。
元宵节的时候，皇上驾临宣德门与万民同乐，少不了歌舞助兴节目。内中有妇女相扑一项，就是摔跤，实在有违礼教，应当取缔。不但要取消相扑，今后妇女在大街上的任何聚众表演，都应该取缔。不仅取缔，他还请求追查组织者的责任，给予严惩，以儆效尤。
十三公主死后，出葬晚了，宫门城门都留到深夜才关，这可不得了！不防微杜渐，要出大事的！能不说道说道吗？
过去大臣上殿奏事，内侍们都在门外面待着。现在可好，都跑到板门里面待着了，离皇上、臣僚不过几步远。君臣哪怕叹口气，他们都能听得真真儿的，这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应当请他们离得远远的，站到门外台阶上去；还要另派人随时检查监督，有敢进门偷听的，要严厉处罚。
言事的御史们总好攻讦老臣，使这些老人不安其位，这不是尊老之道。国家尊贤，不在大小。只要贤德，老一点有什么关系？周文王不是连九十岁的鬻熊，也照用不误吗？老臣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应当受到尊重优待。
还有，近来相关官员喜欢吹毛求疵，以小事罪人。当官的拿公使钱买点酒食送人，不过好客之道，什么大事？可愣是要以贪赃枉法论处。圣主讲究忠厚恺悌，这么干，实在有伤圣道，也不符合人情，应当制止。
而对于罪犯，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让他深恶痛绝的，是朝廷一再赦免罪犯。赦免罪犯害多利少，从来就不是善政。古代虽然也有赦罪一说，但赦的都是真正无罪被冤屈的好人，怙恶不悛的人从来有多少杀多少，哪里有不问有罪无罪，一概赦而不问的？例子嘛，多的是。譬如，东汉大司马吴汉临死，光武帝刘秀问他遗言，他什么也不说，只说了一句话：“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东汉名儒王符也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数赦赎，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蜀人称赞诸葛亮贤德，也只说他“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但赦免要少，即使有，也要严谨周密，不能让罪犯预先心存希冀。要不，就不啻是鼓励犯罪了。照他这么干，一旦不幸当了犯人，要想出头之日，可就难了！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4）
要么空洞无物，要么琐屑细小，怎么着都不会伤筋动骨。说的听的既都无伤大雅，也就皆大欢喜了。
韩琦夸奖说：“君实，忠厚道学之士，谈的都是堂堂正论。就是小事，也都无不往礼义仁孝上接引，最有益于治道。”
富弼也一样夸他：“不错，君实从来不说办不到的事情，靠这个邀名求赏。做谏官，可不就该这样吗？”
欧阳修自己是风风火火过来的，为着锋芒太露，吃过许多亏；上了年纪之后，世情也看得透，看得淡了。一方面知道人的行为，往往为才情禀性所限；另一方面，也很理解人的无奈、妥协及顾左右而言它的忙碌。自己虽不赞成，不提倡，但到底宽容了，再不会去口诛笔伐，横加指责，不过一笑了之。那心里，自然依旧明镜似的，知道这样决不能挽救颓风，扫除积弊，只是不说罢了。
君实虽然做京官的时候多，但也在地方上待过，国事民情，不是一无所知；且专攻历史，通晓典籍；又好殚心竭智，玩命地琢磨问题。由此，他当然不会始终隔山撞钟，有时也真能咂摸些问题出来。只是这种机会不多，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准头，有时更难免张冠李戴，开错药方。说他完全浑浑噩噩，好像只会说旧话、废话，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且看他封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后上的《谨习疏》，说的现象样样都有，但那药却几乎完全抓错了。
他刚升官时，感激涕零，思绪也陡然活跃起来，奏折一泻如水，大论天下大势。他拈出故实，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从来治乱的关键，只在一个“礼”字，循礼而上下分明，纲纪严正，就天下大治；否则，必陷于乱。太祖鉴于历史的教训，重文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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