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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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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思想，定格在二帝三王的极治之中了。而一旦将视线转到现在，巨大的反差就不能不叫他喟然长叹了。
说起来，皇上大体也能算上一个仁义之君！除了应有的排场，他大体是节俭的；偶然的荒唐，与嗜好声色犬马到底不同，也能算得上勤政爱民。说到左右臣子，似乎也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坏人？可一说到国家的治理，怎么就那么令人丧气？内，社稷难安；外，怵于夷敌；财力穷困，风俗衰败。凡有识之士，没有一个不为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连皇上本人也清清楚楚，总想有所变革。要不是上下都觉着问题严重，非变革不可，又哪里来的庆历新政呢？
说到庆历新政，更叫人气短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建树，很快又让人全扳回去了。像是蛊虫致病，一剂药拿不倒它，它更不怕打击了，整个社会，从此也更一发不可收拾。要走出失败的阴影，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了。
可要想社会复兴，这个阴影又非走出去不可。出路，究竟何在呢？
二帝三王的极治既是高不可攀的典范，那么，出路是否在于恢复先王的典范政治了？而要想恢复过去，唯一的捷径，当然是使用先王曾经行之有效的法度。先王的法度好比路标，沿着它的指引，要通向大治，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
以先王的法度衡量一下现在，不能不叫人扼腕。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密如蛛网，可没有一件合于先王之道。那么，再多不也等于零吗？孟子说：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说得实在太好了，简直就像是直接针对时弊说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2）
自然，法先王之道也不能拘泥。二帝三王到现在少说也有一两千年了，沧海桑田，世事更迭，还抓住旧条文不放，傻瓜也知道不行。那是谁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矣；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矣。是商鞅。王霸思想虽然要不得，可他强调法要因时而变，还是对的。逢源梦中托诗，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也应该包括这儿。但二帝三王，乃至后代的治世之君，尽管时势不同，实施的方略法规有异，开创的局面也五彩纷呈，可他们求治国家的大意，及其实施措置的本末先后，还是大致相同的。一面要法先王之道，一面又要变法维新，两者怎么契合？这就是它们的契合点。也就是当年与子固讨论时自己说过的：以道为本，以法为枝；法先王之意，求变合于时宜，变后又是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是的，法先王之意，在先王之意的前提下措置变法，这就是结论。
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所作所为处处合于先王之意，普天下的人都能接受，不至于大惊小怪，也就不会人心惶惶，横生是非了。这样，就可以平静地完成变革，在不经意中复兴社会了。能于平静中绕过急流险滩，长风破浪，一往无前，这对一个处于变革中的社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想到社会能因此而避免一场通常无法避免的剧烈振荡，平稳安详地发展，走向大治，安石竟有些不能自已，真想放歌一番了。
可一想到孟子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安石立马又禁不住有些黯然了。
是啊，法再好，总得要人执行呵！可叫谁呢？从县到州，到一路，到京城，自己所见的官吏，知道轻重缓急、能认真推行朝廷的政令法律、使老百姓修业理事的人，真是太少了；而无才无德、因循苟且、贪赃枉法的，却数不胜数。要这样的官吏去推行新法，岂不是痴人说梦！草野闾巷，自己也曾有意寻访过，除了少数例外，德才兼备的人也难得一见。人才饥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那么，自己又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怪圈了：变法需要新人来推行，而眼下的现实却无法涵养新人，新的现实只能仰仗变法来建设。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破解的怪圈：鸡是蛋孵的，而生蛋的又是鸡；没有好鸡，就没有好蛋；而没有好蛋，又哪儿来的好鸡！上哪儿才能找到钥匙，破解这谁也扯不清的生命轮回呢！悲观的人，大抵只能望而却步了，安石目下还不是这种人。阅历与学识涵养了他的性情，暂时也还没有挫折让他一蹶不振，无论生命、仕途都还处于上升时期，他还有韧性，还有耐心，虽不免黯然，却仍寄希望于将来：只要不操之过急，先着力于陶冶人才，到人才济济、且各安其位之后，再根据时势是否许可，人情是否容纳，审时度势，着量大小，实施变法，趋合先王之意，就能真正无往而不胜了。
那么，当务之急该是陶冶人才了？周文王就是靠陶冶培养了大批人才，又让文武之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治无废事，才终于征则服，守则治，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陶冶人才，不外乎教育、恩养、贡取、任官等四个方面。这四样东西哪儿没有？只要是个国家，有个政府，就缺不了这四样；缺了一样，国家也就不成其为国家，政府也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当今天下，这四样缺了哪一件？一件也不缺。既不缺，怎么就出不了人才？关键在于不到位，没有一件符合先王之道。
先看教育。
古代，从国家到乡下都有学校，学校教官的遴选非常严格，不是是个人就能当教官；而且，朝廷的礼乐刑政等事，也无不都出之于学校。这且不说，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对治理国家没用的东西，教官不教，学生不学。如今呢？州县倒是也有学校，可那是什么学校？不过徒有四壁而已。除了京城太学有教官，州县学校连教官也没有。太学教官的遴选，也极不严格。至于礼乐刑政等等，根本已与学校没有关系；学习的人，也从来不将它们当做自己分内要学的东西。学校教的，不过讲说章句而已，近来又增加了一些应试课程。它们顶多也就是些记诵之学，学得再精，对如何治理国家也毫无用处。要他们这些人从政，自然一无所知，犹如盲人瞎马，不坏事才怪！这样的教学，不但不能培育人才，相反，只会戕害损坏人才。资质再好，也会被那些没用的东西拖垮了、压坏了呀！这样的教育，有，倒不如没有好。
更有一件怪事。在古代，学生学习亦文亦武，没有光学文不学武的。学生出来能文能武，出将入相就没有不行的。所以，那时不仅文臣是士大夫当的，就是边疆宿卫的武将，也无不都是读书人在做。如今呢，都将文武截然分开，从不当做一码儿事。而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武事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行伍兵卒的事。结果，对国家最重要的边疆宿卫诸事，倒全让一些奸猾无赖之徒去打点了。照这样，要想边境安宁，宿卫无虞，怎么成呢？
再看恩养。
古代养士，着重三件：一是重禄厚财，二是礼教约束，三是法律制裁。三者缺一，就是恩养不全。
所以重禄厚财，原是基于人性之上。人要是没钱，就会贪得无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去捞钱。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这种认识，先王才制定了爵禄制度。平民当官，收入至少不低于他的农耕所得。官越大，薪俸也越往上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当官的知道廉耻，远离贪鄙。这只是最基本的待遇。为了让他们满意，更好地做官，还要推恩于他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让他们面对亲朋故旧了无遗憾，就是死后也了无牵挂。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3）
礼教约束，也同样从人性来。人有了钱，要是没有礼教约束，就会奢侈放荡，无所不至。有了礼节的限制，生养死葬、吃喝穿戴等处处照着身份来，就不至于没有节制，弄得上下颠倒，除了纵情享受，什么秩序都没了。没有秩序，只有横流的人欲，这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法律制裁，是礼制教育的补充。在古代，不接受先王教育，就会被终身遗弃；违背礼制的约束，为所欲为，就要被流放或砍头。《礼记？王制》说：“变衣服者，其君流。”《尚书？酒诰》规定，如果有人集中在一起酗酒，要统统抓起来杀掉。不守规矩乱穿衣服，几个人凑在一处喝酒，有罪，也都很小，可流放、杀头的处罚，却大得吓人。之所以小罪重罚，而且先王们执行起来一点儿都不犹豫，就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让普天下统一风俗，一心向善，趋于大治。因为君上有仁民爱物之心，又以身作则，身边的显贵亲信自然会仿效他的榜样而严格要求自己；有一个胆敢以身试法，首先就得拿他开刀。君上至诚爱人，亲贵们知道避恶行善，影响所及，大家的行为都合乎礼制法度，普天下也就没有什么要处罚的人了。这就是以法止罪，罚重罪止。法律制裁，所以在教育、礼制之外成为一种恩养手段，也正为此。
古代取士，实行推荐制，用的人全由地方当局或学校推荐上来。上面接到推荐，要进行审核考察。先考察其才德言行，再试之以事，确实不错的，最后才按照他们的德才大小，分配相应的官职。当年尧帝用舜帝，也不过如此而已。国家那么大，需要成千上万个官员，君主当然不能一一考察，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只要选好身边的几个重臣，再由他们像扇面一样层层下选，普天下的官吏也就都能德才兼备，各安其位了。
人不同，德才的高下厚薄也不尽相同，所任也就有个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古代讲究的是知人善任，让当官的只干适合他们干的事情。这里包括两点：一是官位要与德才相称，德高才大的当大官，德薄才小的做佐吏；二是专任，懂农业的做后稷，懂工业的当共工，不搞拉郎配。分配适当之后，还要让他们久于其任，不是干几天就又调他去干别的。久任再配上对于官吏任职的考核奖惩，好处显而易见。一是，上下都能熟悉业务，安于业已造成的各种关系，做起事来就能顺畅，不至于疙疙瘩瘩。二是，智大才高的人可以充分发挥潜力，展现才能，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任职短了，任何事都不能善始善终。久而久之，处处只有短期行为，连做好事的念头也没了。至于那些谄媚比周、偷懒苟且、平庸无能的人，只能欺枉于一时，任职时间一长，就要露出马脚，遭到处理清退了。那么，久任又不啻是一把大扫帚了。最后，则是用人不疑，不用种种条款束缚人家，让人家可以自由驰骋，大展拳脚。尧舜用人，始终都是这些原则。
以古鉴今，当今恩养、贡取、任官种种行事的乖谬之处，同样不难一目了然。
当今天下官员的薪俸，就少得可怜。除了朝廷的侍从官员俸禄颇为优厚，一般官员，家口稍微重一点的，要想养家〖XC糊。tif〗口，几乎没有人不去兼营一些有利可图的事情。经商哪，田产哪，不管什么，总得找些额外补贴才成。不这样，生活就没法儿维持呵。下面的州县官吏，更不行了。一个月的薪俸，多的###千，少的四五千，这是在台上。最顺当的官员，也不能一年不落地始终在位子上，总还要守阙待选等等。六七年里有三年拿薪俸的实任，就相当不错了。要是将这在位与不在位的时间拉平了一算，实际所得，多的不到四五千，少的更连三四千也没有了。一家子吃喝拉撒、生养死葬等等，全都靠它，怎么能不捉襟见肘呢！从来，人都分为三等，上下总是少数，唯有中间人数最多。资质上等的人，就是穷，也能把持得住，不至于作奸犯科；下等人，不论怎么样，反正总拔不高。变数最大的，正是这些处于中间状态的芸芸众生。富的时候他们能成为君子，穷的时候，就难免鼠窃狗盗而沦为小人了。人数既最多，变数又最大，正是全局所系，硬对着来，显然不行。所以先王制定法规条例，从来不从自己出发，只拿这些中人作标准，对他们因势利导。只要他们做到了，就能推而广之，普及全民了。既然薪俸少得可怜，叫中等的人都不能自守自持，要当官的不寡廉少耻，贪赃枉法，怎么可能呢？如今天下，大官贪污受贿，小官巧取偷窃，鱼肉百姓，鲸吞公私，无所不为，不能重禄厚财，正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唯不能重禄厚财，礼法的约束制裁也同样问题多多。
首先，现在根本就没有制度来约束整个社会的婚养死葬、服饰器用，等等。结果，整个社会以奢为荣、以俭为耻，攀比之风盛行，天天都像没有明天似的，只一味抓住眼下尽情享乐。奢靡从来都是末世的颓风，太平盛世怎么能容得它到处横行！皇上自己是比较节俭的，左右亲贵有目共睹，怎么就不能张扬节俭，却让奢靡之风越刮越猛呢？古代用法，不是小罪重罚吗？小罪重罚，目的在于威慑犯罪，将犯罪消灭于萌生之始。目下朝廷对于贪官污吏的惩治，不能说不重；可对于奢靡，却几乎没有条例能将它绳之以法。奢靡，是引发贪污的实际源头。治标不治本，当然不可能彻底根治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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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4）
高薪养廉有没有实际问题呢？确实有人认为，眼下冗官太多，养活他们都是个事儿，哪儿来那么多钱？先前官少，薪俸也很薄，也一样说缺钱。可见，根本不是钱的问题。从来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什么时候缺过钱？问题不过在于理财无方而已。如今天下承平日久，人民安居乐业，无论公私都觉着穷困，不为别的，也正在于理财无方，不能宜世达变。真能以道理财，区区一点薪俸根本不在话下。
说到法律制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古代从来不搞不教而诛。不教育人家，就不能以不受教育而处罚他；不立礼节制度，就不能以违犯礼制治人以罪；同样，不任官以职事，就不能用渎职什么的来苛求官吏。这三样，是先王法治的根本。而正是这个根本，现在忽略了。先既没有要求，当然也就不能在这上面处罚人家了。结果，只好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细小方面密织法网。一方面缺乏最根本的法律条款，另一方面又法网密集，到头来，自然弄得人人手足无措。其处罚，也就难得公允恰当：该处罚的小人可能逍遥法外，不该得罪的君子倒可能陷于刑狱。执法执到如此地步，不是太荒唐了吗？
如今取士，大抵通过考试。记性好背诵多的人，又能略通文墨，就被当做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都成了未来的公卿大臣。次一等的，尽管没有记诵之学，只要略通文辞，又能多少吟一点诗，作一点赋，就能中上进士。高等进士，也是要做公卿大臣的。这两种人的那些知识技能，根本当不了公卿大臣，不说也很明白。可世上的人，却很少有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大臣们几乎都是打这儿出来的，全都干得挺好，根本用不着古代的那一套取士制度。似乎颇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古代那么慎重，都害怕好人难进，小人混在好人之间，这么大囫囵一考，什么人都收，固然也会收到一些贤良之士，但不肖之徒更容易混杂其中，只要他们多少有一点记诵之学与咬文嚼字的功夫，就行了；另一方面，真正有才干、能当大事的人，十有###，又困于这些无用的记诵之学，永无出头之日，不得不老死草野。这实在是人才资源的极大扭曲与浪费。而无论古今，官吏的配置都是呈扇面展开的。古代君王选好了身边的公卿重臣，再由他们逐层铺开，普天下的官吏自然都会河清水清。现在，公卿重臣既选不好，让卑鄙小人富贵而为公卿大臣，再由他们一###任下去，由朝廷而一路，而州，而县，那会有好吗？
通过考试，还多少有一层屏障。至于恩泽子弟，连这一层障碍也没有了。不管你上没上过学，有没有才干，只要直系亲属有人当大官，朝廷就会找着你给官做了，而且有职有权。还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官人以世”就是商纣王的罪孽之一，最是亡国乱政的勾当。可直到今天，它却依然照行不误！
还有一桩怪事，也是古代没有的，即所谓流外。朝廷官员有了过错，作为一种惩罚，就将他们排挤出朝廷，让他们到州县去治理州县。既将他们推出廉耻之外，他们升迁无望，且已经不耻于清流，你还能指望他们做出什么合于廉耻的事吗？州县乃是亲民之所，最是朝廷示恩结怨的所在，将它们交给这些被排挤唾弃的绝望者去打理，朝廷不是自毁根基，也差不了多少了！
取人、任官，从来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取人既无道，任职自然不会好。通病是：不问德才是否合适，只问出身先后，资历大小。明明是因为文字学问进入仕途的，却让他去理财。能让他久任，在干中学，也不失为一种补救。可偏不，他刚上路，又让他去典狱，转而又叫他去治礼。一个人就那么点能耐，却要他无事不能，这不是强人所难吗？结果，自然什么也干不好。人人都这样，无能也就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了。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形成惰性，谁要想改变它，用人以专，久官其位，不循资序，等等，就会议论迭起，讪谤云飞。只有一任旧习，才大家欢喜。
教育，恩养，贡取，任官，有一件不到位，不符合先王之道，都会败乱天下人才，何况现在四样桩桩不到位！人才不足，自然不可避免。不这样，反倒是咄咄怪事了！
人才从来是治国之本。没有人才，不仅变法图强无望，就是想维持目前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怕都不可能了。
这样的教训，历史上数不胜数。
汉朝张角，鼓动了三十六万人同时起事，所在地方政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预先发现他们的阴谋。唐代黄巢横行天下，所向披靡，没有一个将佐官吏敢撄其锋芒。强汉盛唐，就那么亡了国！究其根源，说到底，还不是人才不足？
可眼下的公卿大臣，根本看不到危险，更谈不上为宗庙社稷、为长治久安而思前顾后了。这种状况，实在可怕极了！当年，晋武帝也是只顾眼前，不为子孙着想，一味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结果，很快就丧权亡国，天下大乱，以至华夏之区竟被夷狄统治了二百多年。倘若再不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加紧陶冶人才，重蹈覆辙不过旦夕之间的事情而已！
想到这些，安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很快就调整好情绪，继续自己的思路了。能发现问题，就有可能解决问题，还用不着过于悲观。
眼下最重要的，是让皇上知道这一切，然后明诏大臣，让他们集思广益，努力陶冶人才。只要深谋熟虑，因时制宜，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陶冶大批可用的人才，并非高不可攀，是能够做到的。
大宋遗事 第三十九回（5）
想到皇上，他又不能不有所顾虑了。庆历新政，固然有考虑不周的一面，可一遇到攻击反对，立马就缴械投降，一切照旧了。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皇上缺乏决断，缺乏魄力，在流俗侥幸之人的攻击非难面前却步退缩了。其实，任何一个崭新法度的建设，都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总要玩弄各种花样破坏反对。所以先王立法，总要先从处罚征诛开始。不首先处理那些腹诽心谤、阻止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建设新的法度。这是最重要的：要上书皇上，首先得为他破除困惑，让他能作出决断，坚定不移。否则，肯定还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结果。
打江东到京城，一路上安石想的始终就是这一件事，都弄到有些恍恍惚惚的了。直到京城，思路才越来越明晰了。等一安顿下来，安石就磨墨铺纸，将所有想到的东西最后整理集中起来，写成一部上仁宗皇帝的《万言书》。稿子都已经誊清了，忽然又想到：如今天下，除了利害相关，根本没有人再谈这些大道理了。自己忽然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不被别人视为迂阔无当，才怪呢！这么想着，只好又加了一段，说明所谓迂阔之论，不过是因为人们早将大道理忘得一干二净，到有人重新提起，反而少见多怪了。当年魏徵，也就是这么说服唐太宗的。唐太宗用了这些大道理，才成就了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之治。虽然理直气壮，却又多少有些无奈。不得不说明显而易见的东西，怎么能不叫人觉着无聊呢！
更叫他惆怅的，远不止于此。
富弼、韩琦早已告别变革，只想守成了。他们看中安石的，只是他的清廉能干、学识渊博，并不在于他的活跃思想，更不在于他以变求治的不安分念头。何况，《万言书》对于当路大佬，还啧有烦言呢！
韩琦说：“安石果然饱学，文采郁郁。这份《万言书》，该是古往今来最长的奏章了？”
富弼说：“书生之见，总是有理有据的。”
韩琦说：“文章是好文章，用却不易。说总是要比做容易。”
富弼没有附和，只说：“是不是呈给皇上看看？”
韩琦说：“呈总是要呈的。这么长，皇上太劳神了！”
这话实际上只说了半句，后半句是：皇上怕未必看得了。事实也是，皇上心思既不佳，身体也欠好，他要读完这篇上书，也真难！
安石要是早知道这种结果，他还会上书吗？这，只有天知道了。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回（1）
望子心切用人则贵
清热化痰唯药才行
包拯在开封府搞得人仰马翻，权贵豪右人人切齿，他那位子自然待不长。他这个人既软硬不吃，又无懈可击，要想撮走他，只能迂回作战。稍有智力，谁都不难想到这种战法。
自从没了二国舅曹偕，皇后的怨气一直憋在心里。她身边的人，比她更想吐出那一股鸟气。有一天，皇上不知因为什么忽然又提到了包拯，史志聪赶紧抓住机会，向皇上进言：“皇上说到包拯，包拯这个人，实在是古往今来难得的一个直臣。自他到了开封府，开封府可真是清静多了。奴才想来，他固然难得，要不是皇上知贤任善，他怎么会有崭露头角的机会？所以，还是皇上圣明。有尧舜才有皋陶呵！皇上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仁宗皇帝只是笑，好一会儿才说：“你说得不错，像包拯这样刚直无私的臣子，真是古今少有。”
史志聪说：“不过，奴才还想到一件事，只是不敢乱说。”
仁宗被吊起了胃口，自然要开恩放言：“想说什么就说吧。”
有这么一句，史志聪还能不说吗？他说：“奴才是想，像他这样刚直不阿的直臣，要是能挪一挪，他的长处就能发挥得更好了。”
皇上问道：“你说往哪儿挪更合适？”
史志聪说：“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让他做谏官，帮助皇上整顿朝纲，可不比在开封府更合适、更重要吗？”
皇上一听，还真觉着有理。
史志聪见皇上好像并不反感，就顺着杆子往上爬了：“朝廷有他这么个言官立在当路，可以以一当十，皇上等于一下多了十双眼睛，比留在开封府可有用多了。再者——”说到这里，志聪到底踌躇，不敢再往下说了。
“再者什么？怎么不说了？”
“奴才怕皇上怪罪！”
“说吧，怪你什么！”
“皇上开恩，奴才就直说了。包拯做了言官，只是眼睛不是手，斩断杀伐在皇上自己，也省了好多事情。为了二国舅，皇后到现在都常常唉声叹气呢！”
可不是吗？既能借重包拯监督整顿朝纲，又免去了阎罗老包带来的许多麻烦，确实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可仁宗并没有当场表态，只说：“再说吧。”
史志聪还以为自己空放了一炮，懊悔不迭。可不久，就发布诏告，任命龙图阁直学士、左司郎中包拯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欧阳修则代替包拯权知开封府。史志聪听了虽然高兴，可也又一次体验了圣心难测的惶恐，往后做事益发小心了。
朝内大臣对于包拯，又爱又怕，在哪儿他们都不能高枕无忧。但比较起来，他们倒更愿他打坐开封府，少来管朝廷的闲事。可既然皇上有旨，他们也只好认了。处处小心吧，不要栽到包阎罗手里就是了！
还好，包拯上任的第一件事，并没挑他们的错，而是首先瞄准了皇上：“皇上，东宫太子一直虚位，普天下都十分不安。这事大臣们早就议论过不知多少次了，可老臣始终没听到有结果。不知道皇上究竟怎么想的，为什么老是悬而不决？万事万物都有根本，太子就是天下的根本。这根本不立，是最大的祸事！《诗经？大雅》说：‘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皇上要始终固及根本，为天下社稷早作安排啊！”
平民百姓没有儿子都怕人嚷嚷，贵为天子的皇上当然更敏感了；何况，自打早先那一场是非之后，仁宗确实更卖力了，可始终不见效果，心里早烦透了。这种话题，比打他耳光还要叫他难堪！包拯不会察言观色，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仁宗恨不得立马将他掀下殿去，自然又懊悔不该挪他进朝里，自找麻烦。怔怔地瞅了包拯半天，才冷冷问道：“你要立谁？”
包拯不禁打了个寒噤！这是什么话？这也是皇上向臣子说的吗？也就是包拯，搁别人，早吓得连滚带爬地下殿了。包拯重新趴下叩了头，说：“老臣不才，蒙陛下提拔做了谏官，不能见事不说。我之所以请皇上立储，早正东宫，还不是为大宋的江山社稷着想吗？皇上问我想立谁，是怀疑老臣别有用心，老臣怎么担待得起！说来不怕皇上笑话，我已经七十岁的人了，还没个儿子，就有后福，我也受不起！老臣的这一片痴心，还请皇上明察！”说到痛切处，包拯早禁不住满脸泪水了。
仁宗见包拯这样，知道话说得太重，可想挪也没法儿挪了，只好也陪着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爱卿的心，为的都是江山社稷，朕还有不知道的吗？朕也着急。只是这事事关重大，容朕慢慢安排吧！”
皇上既这么说，再争就没意思了，包拯叩了头下殿去了。
仁宗皇帝确实没有说假话。不仅没说假话，而且，他还留着一句话没好说出口：他一直在默默安排。自打上次病后，他就一下起用了十位御侍，宫内号称十阁。虽然疲于奔命，却也不是劳而无功：两个御侍董氏、周氏，先后都坐上胎了。
皇上一得到消息，比谁都高兴，男人的自信与自尊又陡然昂扬起来：“我说甭急嘛，想别的没有，想皇子还怕没有！且等着好消息吧！”
说到这里，仁宗突然又想到一件事情。可究竟是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终于笑了，吩咐蓝元震：“我说有什么事忘了，再想不起来，到这会儿才又想起来了，真是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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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四十回（2）
蓝元震见皇上刚刚满面笑容，突然之间又阴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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