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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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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谈阪田的文章（1964年8月24日）。参见第二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美］斯诺：《漫长的革命》，195~222页。
［99］ Donald ，“The Chinese View of Alienation”，载China Quarterly，59期（1974）580~583页。参看Starr，“Mao’s Self…Image as a Marxist Thinker，”，载Modern China3∶ 4（1977年）以及“Marxism and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Mao Tse…tung”，载International Journal（1976—1977年冬），128~155页。
论知与行（1）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1＇
在抗大的一系列讲演中，毛泽东在阐述矛盾问题的同时，还就认识论问题做过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2＇，在这个讲演中，他提出一种显然是辩证的认识论，这个讲演在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前做过些许修订。在本章，我们将开始研究毛泽东对观念的来源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的阐述，特别要考察一下他对这一过程的辩证性质所作的描述。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将探讨他有关观念须接受检验的论述，以及他区别观念并对其作出评价所依据的各种标准。这样做以后，就有可能重新探讨前面一章结束时遇到的悖论：在一个认为思想观念都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体系中，某些思想———矛盾是普遍的、永恒的思想———怎么可以具有不受时间约束的有效性。
认识过程
在前一章里，我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那里，毛泽东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3＇两年后，他重新谈到这一观点，并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谈到了他在认识和行动之间发现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讲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改造，还要做工作。”＇4＇毛泽东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回过头阐明了认识和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毛泽东的认识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至少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毛泽东在谈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认为思想领域与社会、自然领域一样，都充满着矛盾。［5］第二个根据，他在对认识过程本身的描述中，运用辩证法的语言说明认识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具有“突变”或“飞跃”的特征，这种特征带来质变，从而也说明，后一阶段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发展至这一阶段的运动是前一阶段的对立面冲突的结果。在1937年的文章中，他描述的这个认识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革命实践，第三个阶段会重新产生第一个阶段，从而使这一过程像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法本身一样，成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如果以为在认识过程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中，哪一个阶段比其他阶段更重要，那是不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确实更注意感性认识阶段而不是其他两个阶段，这种重视与其说是一种解释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规劝，而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同事们忽视这个阶段的缘故。在1930年，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感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产物，是观察者与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讨论感性认识阶段时，毛泽东一再强调观察者与被观察现象之间直接接触的必要性。＇7＇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过下面这样的观点：“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8＇。在同篇文章的后面，他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达只有直接观察得到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观点：“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9＇他说，假如停下马观花，那效果就大不一样；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看清花，惟一成功的办法就是下马来直接地观察花。［10］这种“下到”基层去观察情况，跟人民群众交谈，了解他们的意见，从而形成有关形势的感性认识的主张，是毛泽东经常强调的。［11］他所发的指示就是以他自己的广泛调查研究的经验为基础的。*他在1936年指出，哲学并不是大学专家的产物，“哲学产生于山沟”［12］。按毛泽东的说法，在观察过程中，现象和观察者并不处在对立或矛盾之中，尽管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或冲突。事实上，如我们在前面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在感性认识阶段，观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要认识的现象中寻找冲突或矛盾的过程。虽然，毛泽东也承认，每一个个别的观察者都直接经历他需要认识的一切现象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论证说，有时我们所依赖的间接知识归根溯源产生于直接的观察：“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13］。毛泽东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时，掩盖了观察者之间主观上的差异性和相互交流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在考察他所提出的检验何种思想是正确思想时，还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清楚的：一个观察者对所要认识的现象具有愈多的直接经验，其直接经验愈广泛，那么，他得到的感性认识就愈可靠。“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4］
论知与行（2）
* 在我们能见到的文章和讲话中，相对来说，毛泽东很少谈及他自己，但是，他确实强调自己过去在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已经提到两篇他过去的文章，其中都谈到这种经验。后来，在《论十大关系》、《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里面，他也提及这一点。1955年他说到他已广泛阅读了有关地方情况的材料，见《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讲话》。那年年底，地方情况的一些报告加上他的按语出版了一个集子，以此来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性，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在“大跃进”期间，他曾受到某些了解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人的指责，但此时中国新闻机构发表了20多篇他参观合作社、人民公社、学校、矿山、工厂和商店的报道。这可以证明他在1965年对他的党内同事所说的话的正确性。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他在1958年参观时所作的报道，可寻找下列索引：《在视察抚顺时的指示》（1958年2月）、《在视察沈阳郊区时的指示》（1958年2月13日）、《在视察四川省时的指示》（1958年3月）、《视察四川省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与河北省徐水县合作社社员和党委书记的谈话》（1958年8月4日）、《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6日）、《视察山东农村时谈话摘录》（1958年8月9日）、《在视察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0日）、《在参观新产品和工业技术展览会时的指示》（1958年8月11~12日）、《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发出的指示》（1958年8月13日）、《在视察北京西南郊农业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4日）、《在视察安徽、湖北和江苏时的指示》（1958年9月）、《视察武汉大学时所作的指示》（1958年9月12月）、《视察期间在武汉对妇女的讲话》（1958年9月14日）、《在安徽视察期间的指示》（1958年9月16~20日）、《巡视期间的言论》（1958年9月29日）和《在视察东栎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9年4月13日）。
毛泽东对感觉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至少在认识过程的开端是如此。但是，他又认为，这种感性认识阶段的经验只能导致“对一些表面现象的汇集”［15］；在其他地方，他说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16］。如果没有迈过这道门槛，就会犯他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
论知与行（3）
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理性认识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17］概念不同于感觉，它们“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相反，感觉是现象的、孤立的和外部的联系。［18］他以井中之蛙作为解释的例子。青蛙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口大。”相反，“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9］。他在1961年指出：“在研究问题时，为了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而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矛盾。”［20］例如，某个农民根据自己受个别地主压迫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关于地主压迫的理性认识。［21］
他接着说，运用概念就可以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并得出逻辑结论。这个过程有一部分只是积累性的：概念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结果。［22］但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积累只能说明有关量变的情形，而他所讲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间的变化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因而只能是质变。毛泽东在为改进文风而对党八股提出的第五条罪状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对在感性认识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经过这个系统而又周密的分析过程后，才有可能“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做了这一步后，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23］但是，对立面以及通过向一个新的、综合的认识阶段飞跃而得到解决的对立面的冲突，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过程仅仅被说成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24］。
我要说明，这里的矛盾（它的解决形成了概念）是感性认识与观察者带入概念化过程的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前概念”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我提出“前概念”这个术语，并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毛泽东本人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中，而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所作描述的逻辑表明了这样一个术语的适用性。由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对现象世界的“旧”理性认识与对现象世界的“新”感性认识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在我看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运动（也就是所说的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似乎就是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必定要发生的那个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种感性认识与“前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矛盾的，因为任何一个完成了的认识过程的产物都是双重的：新的观念以及作为这种观念的结果而变革了的世界。但是，这个变革了的世界又是另一个超越理性认识的辩证转化过程的产物，因此，概念与客观世界彼此并不是直接一致的。在这种变化发生后人们再次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与建立在这种变化前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又相矛盾了。于是，在一个新的认识过程中，这种理性认识就作为“前概念”而发挥作用了。
论知与行（4）
正是在认识过程的这一阶段内，为各种质量层次的观察者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感性认识过程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直接接触的过程，它不太可能发生错误，但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认为有些观察者的观察比其他人更恰当、更精确和更可靠一些。而理性认识阶段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不仅是由于观察者的能力和经验（他或她“整理和改造”各种感性材料的能力）不同，而且还由于观察者用来整理和改造感性材料的“前概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不同，这些情况都可能对这一认识过程成功与否产生影响。如果观察者能力不够，或者如果他使用的“前概念”缺乏充分的经验基础或概念化过程不正确、有缺陷，那么，新的认识过程的产物也一定是不正确的。既然认为有些观察者比另一些更有效率，有些“前概念”比另一些更准确，不言自明，那就需要有一种对不同观察者和观念的质量加以分类的序列，需要有一整套标准来实现这种分类。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标准。
毛泽东一再强调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性［25］，他认为，如果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那就会使正确的实践发生偏离。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期间，他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与这种正确的认识过程截然相反的是两种立场，一种是那些主要由于同莫斯科的关系亲近而过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立场，另一种是那些由于缺少马列主义训练而过分注重他们自己直接具体的革命经验的党员的立场。毛泽东将前者称为教条主义者，将后者称为经验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人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经验主义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忽视了理性认识阶段，结果是他就像井底之蛙那样，“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26］。
相反，教条主义者是那些专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忽视感性认识阶段的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别人的理论上面，而不顾那种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其结果是“脱离社会实践”［27］。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为例，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教条主义作了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
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28］
。。
论知与行（5）
他接着说：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用粗俗的话来讲，“你们的教条还不如粪便。我们都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便可以喂狗，而你们的教条，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那有什么用呢”［29］？这段话在修订版本中已删去，但这里必须引出来。教条主义的倾向就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世界是不断发展着的，由于世界的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够在任何时候机械地适用于任何地区。［30］正确地运用这些思想，不是把它们当作公式，机械地去套每一种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发生影响作用的“前概念”，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出理性认识来，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来指导革命的实践。［31］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理论。1964年，他曾谈到要根据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经验重新修订《实践论》和《矛盾论》［32］；次年，他告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来访者，不要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在我的书本中学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战争，而我们有我们的战争；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战争来创立原则和理论，假如书本堆在眼前，那会遮住视线的。”［33］但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排斥那些能够正确地根据感性认识创造理论的思想家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写道：理论是“在理论家的头脑这个主观世界中的结晶”［34］。第二年他又说：“办不到的，勉强办，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在同一次讲话中，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是规律，是从物质反映来的”［35］。毛泽东认为，虽然新的思想是在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产生的，但“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在这里把感性与实践等同，他接着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
应当重申一下，毛泽东虽然认为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相互依赖，但他强调的侧重点是革命实践阶段。他说，如果将认识过程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37］。“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38］实践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没有实践，认识就没有完成。毛泽东指出，这如同学习语法和逻辑的规则一样，学生在实际应用这些规则之前，他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39］实践更为重要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指示，就是通过革命能动地变革世界，而不仅仅限于解释世界。［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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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6）
再说一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运动被说成是一次飞跃，因此，我们应当再一次设想，这种运动是以对立力量的冲突为基础的。像以前一样，对于在认识过程第三个阶段造成辩证飞跃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作出规定。然而，似乎很清楚，这里涉及的对立面是产生于概念形成阶段的新认识与尚未改变的世界（一个正像其开始被感知时那样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新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对变化的要求，而世界尚未与这些新的认识相一致。认识到这二者彼此矛盾，才会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关于一个问题与其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前者大致应当与后者相一致。但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却认为问题的解决与问题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不是两者相符合。把矛盾概念引入认识过程的这个特定阶段，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观的革命倾向，而不是改良倾向。
用图式来表示毛泽东上述有关认识过程的分析，也许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
用这个图式来描述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阐述的认识过程，还需作两点说明。第一点与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机械性或操作性特征有关。毫无疑问，这里叙述的矛盾与某些评论毛泽东的学者所鼓吹的有机的、自然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41］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对毛泽东所理解和运用的辩证法做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理解和运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应归因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如说应归因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然而，在发生变化的地方，必须要考虑他做这种阐释的背景。做出这种阐释的那个讲演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班进行的，这个班的成员主要是红军干部，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教学中，毛泽东试图用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讲解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认识过程，这可能使他对认识过程的叙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样，反而带有较多的机械性。我自己在此详细阐述并澄清他已经做出的说明，其目的就是想表明，他的那种叙述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机械和死板。［42］第二点，这里提出的三阶段认识过程，以一种与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关于这种内在关系的论述不一致的方式，使实践和感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变得含混了。在观察者理论家的角色与革命行动者的角色发生分离的地方，可以找到出现这种失误的线索。毛泽东指责使一部分人从事与现实世界脱离的精神劳动的分工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这表明上述失误并非他的本意。［43］在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中，他把感性认识和实践相提并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进一步表明上述失误不是他的本意。这样一种公式虽然表明了他对两种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看法，但把两种我们通常认为是非常不同的活动（一种是认识世界的活动，一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又使他的阐释发生混乱。毛泽东的本意究竟是要论证感性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还是要指出人们是在实践过程中感知外界的，现在还搞不清楚。
论知与行（7）
1937年后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在其讲话和著作中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44］1942年他对创立理论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仍包含着他在1937年所运用的三阶段公式。然而，在谈到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主要来自书本的、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时，他确实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在观察者和行动者分离问题上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到实践活动中去，并研究实际问题，他们的认识才是完全的。不过，在此，他认为这种分离是可以弥合的，因而是暂时的问题。这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起初是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他弥补了这一缺陷。最终，马克思“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45］。
在1958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有关理论家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是根据客观感觉而来的，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许多概念。”［46］他在两个月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论述表明，实现这种结合是不成问题的。在那里，他把大脑比喻为形成概念的“加工厂”，它从群众中获取信息，经过加工，形成概念，然后再把这些观点和思想传达给群众，以便受到“人民群众”的“考验”，判定它们是否是“合用”的或“正确”的。［47］这里的含义很清楚，党的领袖们的大脑是创造理论的“工厂”，而人民群众为这些工厂提供感性认识的原材料，并对这些工厂的产品进行验证。解放以后对认识理论最完整的论述，是中央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议中的一节文字。［48］从中节选的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文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四篇哲学著作》中作为第四篇公之于世。在这里，毛泽东重新构建了他的理论框架，他把认识过程描述为两个阶段，而不是三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一个单一的过程中结合起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49］这里所描述的这一过程的辩证性质虽然不如原来的三阶段公式清晰，虽然这里讲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个“飞跃”，但在同一段话中，也把这种运动视为感性认识逐渐积累的结果［50］；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看到，对毛泽东来说，单纯的量变并不包含辩证运动。*
* 下面所提到的例子是这条规律的一个例外。这个例子中的量变似乎具有质变的性质：“你可以问三岁小孩‘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可以回答你‘妈妈是人不是狗’，‘妈妈是人’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是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这个观点表明，概念是特殊和一般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这“一般”和概念似乎就是一，是同一的。
论知与行（8）
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本质上与原来论述中的第三个阶段是相同的：
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方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51］。
在这个阶段上，虽然所运用的术语是辩证的，但这一过程本身似乎又没有明显的辩证法。但是，毛泽东关于这一过程的概念实际上是辩证的概念，这一点只是通过他对这一认识过程所作的如下概括才表现出来：“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52］。
把认识过程由三阶段简化为二阶段后，整个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被突出出来了，观察者和行动者相统一的问题也阐述得更加清楚了。同时，他原来关于感性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理解过程和改造过程）合二为一的观点，在此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得到了重申。确实，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概括的观点似乎与后来的公式有着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53］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在1963年讨论他的认识论时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他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这种强调有时被人认为差不多是向他自己曾严厉批判过的唯心主义发展。他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然而如果把这段话当作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了某种新唯心主义的迹象来解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有几个理由可以来说明我的观点：第一，这段话并不是什么新的表述，1953年他在谈到斯大林的思想时讲了一些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说它“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54］。第二，仔细阅读这段话就会发现，这里的“唯心主义”始终受到唯物主义的极大限制，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变成物质力量，而正确思想的产生，则与贯穿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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