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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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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嘉靖时宦官占役,更形严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佥都御史翟鹏巡抚宁夏,发现边政荒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几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于买闲,嘉靖时蒋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马监并团营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团营的太监武忠,就曾经“卖放军人二千有余”[177]。诸如此类的吃空饷,显然是不可胜计的。
  (二) 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一般说,总兵官担任镇守,而守备由参将担任。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此辈把持。追溯其历史踪影,永乐时已见端倪。据说,建文帝对宦官很严厉,朱棣起兵后,宦官纷纷倒戈,跑到他的大营里,报告朝廷的种种政治、军事的机密,作为投靠新主子的见面礼。朱棣即位后,这帮宦官邀功不已,朱棣便从中选了一批,与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的顾成、韩观、何福等同往,但“赐公侯服,位诸将上”[178]。永乐末年,各边镇守宦官日渐其多,作威作福,大有将总兵官取而代之之势了。史载:“自文皇任宦官监军分镇,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边镇总兵为所胁制,往往畏之。”[179]随后,镇守太监的头衔终于正式出现。洪熙元年(1425)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镇守太监王安”,王世贞指出,“此镇守之始见者也”[180]。宣德元年(1426),汉王谋反,宣宗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碹镇守淮安,这就表明了宦官已经开始担任内地镇守。正统年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一次就派出了多名宦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后,为强化封建统治,凡各地险要之处,都设立了镇守太监,连同总兵官、巡抚都御史,被人称为三堂[181]。成化年间,各地的镇守太监不仅统统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增加。当时的御史汪奎在奏疏中即曾指出,各地的镇守、守备宦官,比天顺年间多了好几倍。仅就京师附近而言,在蓟州、永平、山海关、密云、古北口、居庸关等处,都派了镇守内官;鲇鱼石等处、黄崖口等营、台头营、永平太平寨、青山营、峨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等地,都派了守备宦官。正德年间,又有所发展,边关隘口,几乎全部派了守备宦官。这些镇守太监直至嘉靖八年(1529)后始革。但十七年(1538),又复遣内侍出镇守。据《万历野获编》载,当时“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仍各设一人。”但比较而言,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嘉靖时期,是宦官不得志的时代。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新恢复的镇守内臣均被撤回。其后,隆庆、万历两朝,镇守、守备,虽恢复设置,但都很少,而万历时期的不断派到全国各地的矿税监,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镇守、守备太监的作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宦官势力最为嚣张,所谓“内阉纷纷出镇”[182],表明镇守太监又恢复了设置。而至崇祯时期,虽然曾一度裁抑宦官,但很快又恢复重用,朱由检越是感到明王朝岌岌可危,越是乞灵于宦官,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分遣太监监制各镇: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蓟镇中西二协”[183]。宦官遍布各边和京畿一带的结果,只能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对崇祯帝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4)
除了镇守和分守外,在几个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还专门设置了守备太监。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孙都押来关在高墙之内,因此明王朝对凤阳异常重视,特设守备。天寿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故有天寿山守备。燕王朱棣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权,定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这里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设置守备太监,而且赋予大权。作为“三千里外亲臣”的守备太监,地位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时,守备太监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则只能侧坐[184]。此外,世宗藩邸所在的湖广承天府,亦设有守备太监。
  镇守与守备,本来的职责,主要着眼于军事,起监视、震慑作用。当然,遇有地方不靖,镇守太监亦要令兵征讨,如镇监王嵩令兵镇压江西王澄二起义;镇监韦兴令兵镇压四川鄢本恕等。毕真则是上奏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时“不行会同镇守太监,诚非旧规”,可见镇监令兵征讨已是惯例。其后,随着宦官权力的日趋膨胀,镇监更是越出军职,进而监督民情,不仅干预地方的行政事务,而且俨然是雄踞一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如成化十八年(1482),凤阳留守指挥郭玉即揭发这里的守备太监“掣诸司之肘,决狱惟货,多不以情”[185]。浙江、四川的守备太监张庆、蔡用得竟然逮捕四品以下官吏,真是为所欲为。弘治二年(1489)右都御史秦在奏疏中说:“中官、武将总镇两广者,率纵私人扰商贾,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而天下镇守官皆得擅执军职,受民讼,非制,请严禁绝”[186],充分表明了镇守宦官越军职,受理诉讼,干预刑名的普遍化。正德二年(1507)三月,武宗朱厚照“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187],各地镇守太监便堂而皇之地成为所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镇守、守备太监的遍布国中,给百姓带来严重的祸害。
  1。 敲诈勒索
  宦官们都把镇守、守备看成肥缺,千方百计谋求此职,而主要伎俩,就是贿赂权监,所需代价,和所去之地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如去广东需付十五万两银子,浙江则需十万两,福建###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时人林次崖在《罢内臣镇守以厚邦本疏》中所揭露的那样,“此何从得之?皆刻剥诸民也”,派宦官到各地,不过是“纵鹰犬鱼肉吾民”[188]。显然,各地镇守、守备太监到任后的大肆搜刮,可想而知。成化时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的贪酷卑劣,简直是骇人听闻,具体事例见于本书《钱能传》。正德时南京守备太监刘自陕西、河南镇守至南京,一路贪婪,变本加厉。他的钱已经多得数不清,仍异想天开想斗大元宝滚滚而来,竟然在家中造了一座玉皇阁,请了术士给他炼银。术士知道他迷信神异,动辄说是奉玉皇大帝之命办事的,骗了他无数钱财。术士见他系在腰上的玉绦环,非常昂贵,便谎称需献给玉皇,讨来后偷出,溜之乎也。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辛辣地嘲笑道:“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189]镇守浙江的太监毕真,骄横不法,其手下随员,经常在外诡称缉访奸弊,鱼肉百姓。有一次,他们敲诈唐栖一富家,未能得逞,遂设计报复。此时刚好毕真得到三尺余长的珊瑚树,沾沾自喜,向手下人炫耀。图谋报复富家的参随,连忙故意说:这不足奇,我曾见唐栖一富家的珊瑚有七尺多高,枝干扶疏可爱,其色如火,边上的一个小枝干颜色好像石青。不过,这家很富强,把这枝珊瑚看成命根子一样,很难得手。毕真一听就动心了,马上派人打着奉旨取宝的旗号,逮捕了富家的好多人,严刑拷打,但本来便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取七尺多高的珊瑚?最后,只能是花重金贿赂完事[190]。有的镇守太监买东西根本不付钱,与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无异。正德时福州的“镇守内臣豪买市物,不予之值”[191],即为一例。需要指出的是,各处镇守太监除了拼命搜刮,中饱私囊外,还要帮助皇帝捞上一把,称为“孝顺”,正德、万历两朝最为严重。正德时,给各地定下指标,一年进奉一次,谁完不成,就撤职。其定额是:南京守备十五万两,两广十三万两,湖广十一万两,四川九万两,河南八万两,陕西七万两,山东、山西及福建、浙江、江西均有差。各镇守以进奉为名,加紧对地方的敲诈,谁也不敢阻拦。拿陕西来说,贪婪成性的太监廖鸾、廖鹏、毕真、刘琅先后在这里担任镇守,立下无数名目,向百姓刮钱。“田有余粮钱,每亩银一钱;屋有地租钱,每间银五分;老人有拐杖钱;女儿有脂粉钱;寡妇有快活钱。”[192]所谓“寡妇有快活钱”,真不知从何说起,实在是荒谬绝伦!同时,上行下效,宦官们的搜刮,给地方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他们从中加码,百姓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何孟春在《陈革内官疏》中即曾透露,“各处镇守等官违例奏带人众到于地方,科敛财物,所在官员因而乘机指一科十,贪利成风,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193]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5)
2。 削弱边防
  宦官绝大部分都是怯懦之辈,贪生怕死,正如嘉靖时张所说的那样,“时平则坐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不恤封疆。”[194]克扣军饷,役占兵丁,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天顺初年宣府的太监严顺、都督张林等“令家人承纳刍粮”[195]。成化五年(1469)巡抚贵州都御史陈宣揭发,太监郑忠等“各带参随,纵其役占军伴,办纳月粮”[196]。何孟春在《边务疏》中也曾揭露,“各边军士不精,武备不振,皆由精壮殷实人户投托镇守内外官,充为头目、伴当等项。镇守内外官甚至额外占收名役,办纳月钱,奸弊多端,难以枚举。”[197]有时他们封锁消息,隐瞒敌情,如成化时辽东敌大举入侵,镇守太监韦朗却与总兵官缑谦串通一气,“匿不以闻”[198]。有的宦官为了冒功请赏,不惜诬杀良民。如正德四年(1509)陕西镇守太监廖堂,声称与参随副千户廖鹏斩敌一百三十四人,实际上都是妄杀平民充数。有的宦官甚至通敌,成了内奸。如王振即曾命令镇守大同的郭敬,每年造箭镞数十瓮,送给瓦剌。另一个太监亦失哈镇守辽东,“敌犯广宁,亦失哈禁官军勿出击。百户施带儿降敌,为脱脱不花通于亦失哈”[199]。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宦官监守边防,只能是败坏边防。
  3。 迫害官吏
  各地的镇守、守备太监,既然拉着龙旗作虎皮,成了一方土地的太上皇,自然不把地方官吏放在眼里,横加污辱、迫害的事,不断发生。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左都御史余子俊巡抚大同,太监韦俊诬陷他贪污、以个人恩怨撤换将帅等罪名,余子俊便被勒令告老还乡。有的太监还公然殴打地方官,如嘉靖时湖广镇守太监李镇鞭打襄阳知府吴华。正统时镇守大同的太监韦力转,简直是个人妖,身为阉者,却淫毒至极,霸占士兵的妻子,不愿与奸宿者,即杖死其夫。甚至与养子之妻淫戏,射杀养子[200]。更有甚者,参政霍任大同府镇守时,韦力转对他恨之入骨,竟公然将他拉到都御史年富家中,打了十几军棍[201]。韦力转连藩臣都敢殴打,其嚣张跋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典兵,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德元年(1506),吏部主事安磐在上疏中说得好:“今日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吞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202]已故史家丁易先生指出:“有明一代统治者所派出去的统兵监军的宦官特务,除了郑和还打了几次胜仗而外,其余的不是侵吞军饷,贻误戎机,便是骚扰地方,残害百姓。”[203]这是对宦官典兵之害的最简明扼要的总结。
  此外,宦官与军事有关,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卫营、内操。
  据《明史·兵志一》记载,四卫营在永乐时已经存在,宣德六年(1431),专设羽林三千户所统之,有三千一百多人,随即改名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选本卫官四员,为坐营指挥,派专门的太监监督,加以操练。这是一支特种武装,担负着保卫宫禁的重任,类似今日的皇宫或总统府卫队,其重要性不难想见。他们又称禁军,也因以此故,他们的武器、衣甲都优于其他军队,其给养服装不必通过兵部,就可直接领取。
  明末江南昆山文人周同谷有诗谓:“天子宫中肄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作者自注:“上即位,罢内操。”[204]这里所说的“上”,是指崇祯皇帝朱由检。所谓内操,是指专门挑选一批宦官加以操练,组成一支最受信赖的武装。但是,这批人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作用,完全是天知道。内操始设于武宗正德时期,正德皇帝朱厚照本来就是个性格独特、举止逾常、想入非非的人。他亲自率领宦官中善于骑射者,组成一营,称为中军,早晚下操,叫喊声与火炮声交织一片,不绝于耳,传到宫门之外。这支人马穿的服装也与众不同,“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市井细民,无不效其装,号时世装。”[205]显然,这支由宦官组成、宦官统率、武宗直接指挥的部队,情同儿戏,是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的。但是,它作为宦官专权的产物,必然伴随着宦官的存在而存在。万历时期,操练的宦官达三千人之多[206]。这批所谓“天子亲兵”,在“皇城内被甲乘马持锋刃,科道不得纠巡,臣部不得检阅”,耀武扬威。一次随万历皇帝出城拜祀陵园,这批人吵吵嚷嚷,“进止自恣”,“漫无纪律,奔逸冲突”[207]。天启时,魏忠贤操持权柄,操练的宦官大大增加,达万人之多,“衷甲出入,恣为威虐”[208]。直到崇祯皇帝上台后,才将内操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时,明廷竟让宦官与士卒一起守城。守城宦官发牢骚说:满朝文武大臣干什么去了?当年废除内操,我们连盔甲、武器都没有,怎么打仗[209]?其实,给他们再好的装备,也无济于事。早在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就指出,这些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皆无当实用。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210]。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魏忠贤训练的宦官武装,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净军,我们在第一章述及明代宦官概况时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再重述。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
(一) 宦官对文化的破坏从总体上看,宦官是封建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者,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为祸之烈,超过东汉、唐朝的明代宦官,当然更不会例外。他们的劣迹,有史可考者,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掠夺文物,破坏古迹
  1987年盛夏著者考察曾被魏忠贤破坏的“摩诃庵”,
  现名“八里庄小学”。董迎建女士摄。宦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贪鄙之徒,有些人目不识丁,或仅识赵、钱、孙、李,却附庸风雅,利用手中的特权,掠夺文物。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事见本书《钱能传》。价值连城的古物,钱能竟拥有若干柜,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有些宦官为了攘夺古物,甚至不惜罗织罪名,制造冤狱。例如,江南松江乡间,有一只白定炉,顾炎武、董含等相继收藏、转售,后归程季白。他携炉至京,每以居奇货夸耀于人,魏忠贤风闻后,“遣人求之,不得,遂诬以谋逆,下狱身死”[211]。真乃冤哉枉也!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监石岩给自己造墓,缺大砖,竟拆毁附近的王安石墓,取其砖[212]。这是宦官破坏古迹的一个罪证。又如成化、弘治间,在大寺山古庙遗址上挖出一块古碑,“甚宏丽”,碑阴有本地经济的记载。地方百姓先是设法将碑阴遮住,不让人看见所镌文字,后来还是将碑砸碎了。为什么?因为碑阴上记载的“田亩财货之繁,恐镇守者因而生事”[213],需索无端也。这是地方镇守太监间接毁坏文物古迹的事例。不过,最典型的例子,看来要算魏忠贤对摩诃庵的破坏。此庵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提督五军三千营军务司设监太监赵政所建,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学士费宏撰记[214]。建庵的同时,赵政即在庵内预修了自己的坟墓,指望死后在大佛身边沾点光,享受人间烟火,血食一方。此庵虽然规模不算宏大,但颇为洁静,大殿前后松桧参天,花木争荣;更妙的是“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逼面而来,苍翠秀爽之嘉靖时宦官赵政像色似欲与人衣袂接”[215]。但是,天启时,有次魏忠贤路过此庵,“偶指楼曰:‘宜去之!’即日毁!自是,人相戒不过,僧日畏不测,渐逃死,庵则渐废”[216]。一座好端端的可以登临远眺西山层峦叠嶂的古石楼,就这样毁了!寺僧逃亡,人们不敢从庵前走过,此庵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清朝初年,“摩诃庵石楼东南北三面尚存,独缺其西一面。庵僧云即魏忠贤所毁也。”[217]魏忠贤为什么要毁掉石楼,使摩诃庵残破不全?当然不会如刘侗所载,是什么偶尔指楼,说“宜去之”。八里庄故老传闻,此庵地形似龟,庵四角的楼台俨然四只龟足,实在是块风水宝地。魏忠贤担心这里要出帝王将相,故不仅下令毁掉西面的楼台,以示砍掉一只龟足,还命令当即将山门的青石门坎打断,以示斩了龟头,使门坎遂碎成三截[218]。1987年盛夏,笔者约请一位文物工作者,冒着酷暑,去摩诃庵实地考察,此庵现名八里庄小学。3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主要是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庵内的文物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庵舍破旧,有的古松已枯死,令人感喟不已。但是,庵的东南北三角石楼基身仍在,南、北二面的石砌基身,更颇巍然,只有西面的石楼无遗迹可寻。这就表明了史料记载和民间口碑是确凿可信的,残存的石楼成了魏忠贤破坏摩诃庵的铁证。
  宣扬避讳,禁用“天”字
  我国古代的避讳由来已久,《左传》中即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记载。但先秦时期,避讳的限制还比较宽,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避讳越来越严,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闹出种种笑话,更在史书文献中埋下无数钉子,造成封建文化中纯属多余的繁复化。明代宦官的宣扬避讳,可谓不遗余力。天启皇帝的名字叫朱由校,“油” “由”同音,宦官在宫中遂改称所用油为“芝麻水”,油漆作为漆作[219]。刘瑾强令别人对他的名字避讳,谁直呼其名,就是犯下大不敬罪。尤为荒谬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天道观,使之更神秘化,刘瑾擅权时,“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只能叫方雨,参议仉天民,只好改名仉民,御史刘天和,更名刘和。刘瑾垮台后,“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220]。可笑的是,刘瑾被杀后,当时有人发表小评论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221],以为刘瑾目中无天,终遭败亡,这对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刘瑾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2)
利用《水浒》,制造冤案
  时至明末,《水浒》已经风行天下。它的作者施耐庵做梦也不会想到,《水浒》在晚明阉党的手中,竟成了造舆论、搞阴谋、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魏忠贤一巴掌将他的政敌杨涟、左光斗等人打下去后,其忠实打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手写了一个名单,将黄克赞、霍维华等五六十名紧跟阉党的小人,“目为正人”;又将韩、缪昌期等100多名反对阉党的正直之士,“目为邪党”,转送魏忠贤,对前者重用,后者黜陟。他还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东林人士的名单悉数列入。在阉党的鼓噪声中,浙江归安的一个唯恐巴结不上魏忠贤之流宦官的奸徒韩敬,根据《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中108将的诨号,一一按到东林人士的头上,“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222]。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录《东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
  开山元帅: 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地劣星、活阎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23]。
  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很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死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3)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上”,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家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生!”[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都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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