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芙蓉小说 返回本书目录 加入书签 我的书架 我的书签 TXT全本下载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明朝宦官-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坏翁弥压挝幢欢糁梗液罄吹恼蚴靥嗷拱颜庾魑9妫潭ㄏ吕础�
  (3) 岁办的典型事例——贡茶、贡鲜
  贡茶、贡鲜是宦官们生财之道。据常州知府莫愚奏,宜兴旧贡茶额只一百斤,宣德六年(1431)猛增至二十九万斤。六安茶是贡品,而“中贵镇守者私征倍于官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茶户被迫“鬻产卖子以充”。结果是“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83] 。
  成化七年(1471),湖广镇守太监开始进鱼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以后,猛增至二三万斤。贡鱼要装载船、车、人夫、保鲜,因而宦官从中大搞花样。以南京进贡鲥鱼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进于孝陵,然后开船北运,七月初一在北京荐太庙。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押运宦官遂得以乘机勒索,起运时,每岁在南京鲥鱼厂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更倍取其数。又要茶果银一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发船时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开行,求冰置换急如星火。其实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价折合银两,即所谓“折干”,因而鱼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闻。到京后,虽然加入鸡、肉、笋、菹及各种作料来掩盖这些臭气,但仍然不堪下筷。显然,这样的进贡冰鲜,实际上不过是向沿途百姓大捞一票而已。
  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84]。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下《富阳民谣》一首,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韩邦奇还向武宗上了《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85]。但结果,被“参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韩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韩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锦衣狱,撤去官职[86]。
   。。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1)
不少宦官还借进贡名义,多取船只,夹带私货,牟取暴利。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监王敬进鲜过徐州时,就被指挥王良查出船中夹带有硫磺等违禁物品。而且贡船由宦官督运,沿途恃势纵横,强要人夫、财物,凌辱吏民。嘉靖时诗人王磬,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后来张守中为王磬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督运贡品船的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由于上贡严重扰害百姓,所以在韩邦奇以外,还遭到其他一些正直官员的抵制。英宗时,萧山令苏琳敢于对着皇帝指责岁贡樱桃是“朝廷以口腹残民”[87]。文温州在永嘉时,中使令纳当地美梨进贡。为了避免由此而来的祸害,文温州断然下令尽砍梨树。无独有偶,常熟知县郭南,也令全部拔去当地所种之良种软栗,以免“以此殃害常熟之民”[88]。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岁办对生产之破坏是何等强烈。
  (4) 织造,矿税之别名
  在采造中,影响最大的项目是织造和烧造。
  织造主要包括江南、山西的丝织,陕西的毛织,其中又以江南的丝织为大宗。
  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棉织业这时虽已蓬勃兴起,但主要是民用,宫廷、官贵以及作为商品出口的仍然是丝织品。所以这时丝织地区虽然由于棉织的兴起而相对有所缩小,但生产仍然发展得很快,生产工具有显著改进,技艺上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产品日臻精美,花色品种繁多,仅《博物要览》上列得出名字的锦、绫,即有紫宝阶地锦、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锦等四十三种锦,涛头水波纹绫、白鹫水纹绫等二十九种绫。产量也大,在外贸商品中占居首位,而且深受欢迎,开始远销到美洲。在江南一些城镇,纺织业已开始突破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地位。
  但是,宦官的监督织造,却给蓬勃发展中的丝织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它不仅直接限制、摧残了独立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作,还把所得利润变成了私人的巨额外快或皇帝内库的一笔可观收入,从而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浪费开支,既销蚀了本来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因而又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织造,重点是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设苏杭织造,属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开始派内使前往监督,弘治末年曾一度革除,以后时遣时革,累计派出的织造宦官是很多的。以苏州织造局为例,永乐时有奉御萧月、内官阮礼,洪熙时有太监刘景、罗玉,宣德时有内使陈源、阮个,正统时有太监韦义,天顺间有内官来福。成化以后,各朝所遣均为太监。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杰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万历时有孙隆,天启间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织宦官,数字当更可观。这些织造太监,最初不过是督造上贡缎匹。万历中,承运库太监孙顺以岁造羡余八千两打动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荐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从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和从天顺四年(1460)开始的,由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的坐派,加在一起,对江南丝织业是个深重的灾难。所以嘉靖万历时,宦官督织造已成为社会上一大顽疾,“今天下之为民害者,孰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矣!”[89]等呼声,响遍朝廷内外。究其原因:一是在督织宦官拨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与国家财政混乱。二是宦官借织造之名,营私舞弊、敲诈民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2)
甲、丝织造数额与费用之日增
  天顺时,增造彩缎七千匹。弘治初称“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但不久又复设。据《明实录》载,十三年(1500)正月,工部尚书徐贯等提出“近岁织造改样,丝纱罗等数至万计,工未就绪。今又令苏杭等府织各色花样一千五百余匹,每匹价银有多至四五十两者,奇巧过多,费用不赀”。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门又奏:“自弘治七年(1494)起至十三年(1500)止,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丝,共八万四千七百六十匹”,要求将派往各处之织造内臣取回,停止工作,“以苏民困”。对此,孝宗刚刚批准,太监邓即以供应不足,又要求照旧织造。经工部力争,才于十六年(1503)减苏杭额数三分之一。据《杭州府志》载,即使是遭灾的弘治十七年(1504),浙江的上供织造费仍达巨万,而且责限甚严。
  正德时,刘瑾擅权,滥赏日增,尚衣监提出,内库所贮诸色丝、纱罗、织金、闪色[90]、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91],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均已赏赐完毕,请令苏、杭、应天诸府依式织造。于是,武宗朱厚照马上下令织造,一次数额便达一万七千匹。
  隆庆之始,也曾诏撤织造中官,但旋即复遣。不仅复遣,还把杭、嘉等地劝农厅改为织造馆,织造数量也增加了。隆庆二年(1568)三月,命李往苏杭督织造,计费约四十万金。李尚未行,内织染局太监陈洪又呈新花样,于是又以新花样续发李,催办一千八百六十匹,计费共六十余万金。《明实录》载,工部官员当时曾一再奏请停止,揭露陈洪之续发新花样,只是因为穆宗曾令将织造贡品直接解进,不必经内织染局,这样陈洪便失去一个解进时索取常例的机会,因而以此作为补偿。但在内织染局频称“匮乏”的情况下,皇帝直接提出了“朕用不可缺”,坚持续发,官员也就无可奈何了。四年(1570),尚衣监太监崔敏传旨,令南京加造缎匹,数至十余万。六年(1572)二月,又遣内臣往苏杭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
  万历初,苏杭织造亦尝停止,织造太监曹金也被撤回。不久,以神宗将大婚,遣司礼监随堂孙隆到苏杭等府督造袍服,“计共七千余套,约用工料银十万余两”[92]。万历三年(1575),又于岁造之外添织九万有余。承运库太监旋又在上供御用等项已足够用的情况下,仅因赏赐三卫“夷人”,缎匹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每岁赏赉溢于旧额,便提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包括上用袍服等项在内共三万七千匹,用银约四五十万。十年(1582),内承运库又以急缺缎匹,奏行浙江南直等府动支无碍官银织造各色丝纱罗锦布绫,共十万四千四百九十匹。此外,万历十年(1582),又把素丝改织金胸。十七年(1589),以素丝改织红云虎豹。以后纱罗又改丝,浅色改为大红。这一系列改动使造价越来越高,承应愈来愈难。四十三年(1615),改缎、袍缎又动费数十万。这些费用都是在“毫无额设,抚按与职部(按,指工部)方蒿目而忧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提出的,又是在宦官“朝上请而夕得旨”的情况下被迫令执行的[93]。
  为了完成这不时的、巨大的上供织造额,历代以来不得不从各方面挪移经费。以浙江为例,弘治时,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两万引,户部尚书周经请止,不从。周经再疏请断其后,但孝宗仍于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下令每年以浙盐五千引拨给织造局。同年七月,浙江守臣又请给竹木银钞税为织造费,只是在周经以征关非旧、水大民贫等理由力争下,才得停止。正德九年(1514),命户部拨两浙运司官盐两万引付太监杨等织造,户、工二部力谏,无效。据《明史·食货志》载,织造的费用,有直接取给户、工二部的,甚至有“搜刮库藏,拘留军国之需”的。
  乙、丝织造中宦官之营私舞弊及其影响
  织造太监有敕谕关防,在太监中地位甚高。太监刘若愚在所著《酌中志》一书中,说织造太监“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因而宦官以讨得织造之职为登仙,不惜花数万金来行贿营求。嘉靖二年(1523),浙江镇守太监梁借口进贡,派人私带宝货,满载舳舻到京打点,其目的就是想谋得带管织造。果然不久以后,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即请差官苏杭等处织造。这是最明显的例子。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3)
既然是以重贿谋得的差事,到任后必然要求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他们都携带如狼似虎的参随,定出种种勒索的名目。据《明实录》载,勒索的名目,初任有拜见,岁时有节礼,各行有分例,科派有解扛。同时,作为样板的缎动以数千匹,带造多逾本数。稍不称意,便将织成品作践撕裂。嘉靖时刁永赴苏杭,  “苏杭大扰”,隆庆时浙江织监晁进“黩货害民”,万历时织监“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94],天启时李实到苏杭“一味营利”一类的记载,在有关史书中俯拾即是。而借题发挥,从中得利的名堂亦不少。如内臣“赍去式样,则欲马快船只车辆装载,差去人员,则用廪给马匹军民应付”。其实,所谓“式样”,只不过是几张画着图式的纸样,动身前已如此兴师动众,在沿途的需索,到达后的供张,自不在话下[95]。至于上供织品时的额外讨船,满载私货等等,则与贡船同,这里不赘。
  万历四十三年(1615),浙江巡抚刘一、巡按李邦华、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等揭露督织内臣之司房、书门、长随等多达千余人,这些都是市井无赖,奸猾之徒,他们整天唆使改造、添织的原因,无非在于“多一匹织造,则若辈多一匹侵牟。机户、堂长有常例,给发、验收有克索,往往借上供为名,阴以饱无涯之溪壑”。这些人中,傅时(按,有些书作傅晓)是个典型,他本是武林人,落魄无赖,投到织监孙隆门下,由于他巧猾奸诡,逐渐得到孙隆信任,成了他的司房,凡操纵出纳,悉以听之,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民间织机一张,每月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纳银三分,方准上市等一类公行攫夺的事,无不与他有关,故富至数百万[96]。傅时百万,孙隆之财富可知,其他织监的财富可知。
  为了延长任职这肥缺的时间,织监还耍出各种花招。如《明史·朱衡传》载:万历初,命停止织造,“内臣不即奉诏,而请增织染所颜料”;后来除苏、松、杭、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余匹。除江南外,山西又有潞绸之织。据给事中马从龙所言,“一绸之费,官价之外,不啻三倍。”南直隶、浙江丝、纱罗、绫绸、绢帛,山西潞绸,又从原来每匹丈的规格,改为每匹丈以上,等等。
  从上面所述看来,很显然,织造在导致民力凋敝、盐政日坏、国库空虚的同时,也摧残了正在发展的丝纺工业,如苏州。据《苏州府志》载:苏州丝织业发达,“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蒋以化也说“我市吴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两者相资为生久矣”[97]。但正统间,韦义使机户“民力告匮,杼轴皆空”。正德、嘉靖时织监使“苏杭大扰”。及至万历,鲁保的兼管使机户“家家割机”,“闻风逃窜”;孙隆在苏州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又如在南京,督织内臣“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98]。
  丙、毛织造之伤民
  除丝织外,织造内容尚包括毛织一项。毛织织造主要是织驼毛、羊毛的制品。永乐中,以驼[99]温暖,令内官于所织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从此遂成为常例。正统初,陕西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九百余匹,复加造驼五十匹,民力不堪,请求免去,得到英宗认可。
  弘治、正德年间,陕西的羊毛织造任务仍是属于临时性的,如弘治十四年(1501),司设监奏改造龙毯、素毯一百零四件;正德九年(1514),进上用铺花毡帐一百六十二间。
  毛织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织造,是从嘉靖四年(1525)二月,复遣内臣往陕西织造羊绒开始的。五年(1526),太监刁永借口宫中缺用,请遣官织造,廷臣谏阻未遂,以后便成了常例。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4)
毛织织造的情况,见于史籍的记载,远较丝织少,但从不算多的材料中,亦可见其扰民之大概。据《明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称:今陕西织造各色织金彩妆羊绒共五百余匹,但经过十个月,费用逾两万,才织成二十匹,而且织造物料、工役,悉取给于四方。因而请求“取回内臣,罢其织造”。又如上述弘治十四年(1501)之改造龙毯、素毯,所用之羊毛取于山西、陕西;绵纱等取之河南;毯匠征自苏、松;成造之式样则拟定于南京。可见毯之成造,劳费百端,动经数载。
  如同丝织造额日增一样,万历时,羊绒织造每年数额不一,但质量、数量上的要求都比前大大提高了。二十三年(1595),织造74700多匹,估价160余万两。二十五年(1597),陕西抚院贾侍问疏称:该省应造龙凤袍共5450匹,额设机543张,织匠1534名,挽花匠1602名,新设机350张,该织匠350名,挽花匠750名,挑花、络丝、打线匠4200余名[100]。《明实录》又载:二十九年七月陕西抚按称:“每岁御用袍服以四千匹为额……每绒一匹,各长五丈八尺,每机日可织一寸七分,二机合织计半年方完一匹。今改织盘棱采妆及剜样暗花等绒,每机日只织一寸二分,二机合织,八月余方成一袍。”一省一年之负荷已是这样重,工科署科事右给事中宋一韩在《比岁织造大项等事疏》中也不得不疾呼“临洮苦织绒……百姓逃徙十室而五”。可见羊绒织造对经济与民生之影响大致与丝织造同,只是地域较窄,数量较少,因而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
  明朝这种用太监督管织造,对丝织业、毛织业恣意掠夺摧残的情况,直“至国亡不变”[101]。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朝臣纷纷谏止矿税声中,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驳鲁保疏请兼督浙江、南直隶织造大权时,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这一语,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织造的实质及其危害性。
  (5) 烧造对制瓷业及陶都百姓之影响
  烧造指烧造砖瓦及陶瓷器。砖瓦烧造在外有临清砖厂,京师有琉璃厂、黑窑厂。嘉靖后期营建繁多,近京及苏州亦设了砖厂。“明代各厂俱有内官司之。”[102]砖瓦烧造之规模及影响不如陶瓷之大。
  陶瓷是明代第二大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一道釉和彩绘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创造,景德镇以陶为生者近十万,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开始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手工业城镇,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但如同织造一样,宦官督陶也使陶瓷生产纳入了封建统治的轨道,因而制瓷业中已经勃发出的新的生机,亦受到束缚、扼杀。
  据《大明会典》“陶器”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烧造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其所以如此,一是为了减省费用,另一是因景德镇产瓷质量较好。因此又规定,“凡江西烧造全黄并青绿双龙凤等瓷器,送尚膳监供应。其龙凤花素圆匾瓶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应用。”但不久,建文四年(1402),即在景德镇置御窑厂,派中官一人专烧御用瓷器解进京师。这时岁解数不多,比较稳定。
  洪熙元年(1425)九月,宣宗派遣少监张善前往监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等。宣德二年(1427),张善因贪酷虐下,并以所造御用器分馈其同列等事发,被斩于都市,枭首示众,中官监造亦随之停止。宣德八年(1433),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经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百四十万三千五百件,这属于临时性的差遣。正统初,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烧成后,王振指称有裂纹,英宗遂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而敕中官往督更造。这是中官常期督陶的恢复。成化年间,中官往督造的时间更长,数量更多。成化十八年(1482),后卫仓使应用时建言取回内臣,改由地方官督陶,即被斥为“妄言”,把他关进锦衣狱。
   。。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5)
其后,《陶说》载谓:“终孝宗十八年不言窑事”,这是不确切的。弘治时,江西督陶宦官之遣召有数次。据《明实录》载,三年(1490)、十一年(1498)、十三年(1500)、十五年(1502),均有朝臣疏谏遣内官督陶或请召回,所以这期间只能说是时遣时革,并非完全中止。正德时,宦官擅权,督陶全部复用宦官,直到嘉靖九年(1530),才诏革中官。嘉靖九年(1530)至万历初年,革撤督陶内臣时间较长。督陶主要由政府官员负责的,是天启、崇祯年间。
  所以总的说来,明朝烧造是“以中官莅其事”[103]。这些口含天宪的中官恣意中饱私囊,擅作威福,大大加强了御器厂的封建性、腐朽性,把陶瓷业生产置于封建桎梏之下,其表现如下:
  首先是所需索的花式品种多,数量大。隆庆五年(1571),内承运库太监题奏缺少各样瓷器,要造里外鲜红碗盅瓯,并大小龙缸方盒共十万五千七百七十件。而龙缸体式要求底阔肚凸;五彩缸不仅重、大,而且色多系惊碎。万历十一年(1583),除上述各种及祭器外,又有围棋棋盘、屏风、笔管、盒炉等等项目,这些都是工艺难度很大的。例如,圆的制品可以旋就,“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棋局如片板,尤难就”[104]。万历十九年(1591),又命造各项十五万九千件,后又复增八万件,至三十五年(1607),仍未能完工。
  其次是贪污与浪费使烧造成本大大增加,“每岁造为费累巨万”,致江西“辄以陶故加赋”[105]。成化二十一年(1485),南直隶巡抚王恕上言,指出烧造御器内臣每年用银不下数千两,以致产品“虽曰瓷器,计其费,不减银器之价”[106]。正德十一年(1516)尚膳监提出供御瓷器不足,又要派中官到饶州提督烧造,工部以劳民伤财,极力反对,无效。十四年(1519)江西巡按御史唐龙在《停差烧造太监疏》中指出:“烧造太监,应办物料与供应役使之人,岁该银二万七千余两”,这些钱皆取于民,以致百姓听说他们要来,便“相顾失色,且惧且泣曰:‘人殃乃至乎!’”可见烧造太监鱼肉黎民百姓已到了何等程度。
  再次是对民窑工艺水平提高、生产发展的限制以及对陶工的迫害。正统中,由于王振“特严饶州府私造异色瓷器之刑”[107],严格限制民窑生产的品种,据《明实录》载,当时一再下令民窑,凡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货卖或馈送官员之家的,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有敢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抄没家产,丁里充军边远卫所,连知情不告发的也要连坐。正德间,钱能镇守云南时,从国外得到回青原料,加入烧窑器时,能使瓷器颜色特别好,以后,督陶太监亦以此作为对民窑或匠役敲诈的一个手段。中官督造之御用器烧造难度高,数量大,要求急,工匠因而饱受捶楚驱迫,“战栗于喜怒之下”[108],而且“赴役者多不得值”[109],甚至有被迫死的,如里村的窑户童宾,便是因“烧龙缸,连岁不成,中使督责甚峻,窑民苦累”,而“为众蠲生,跃入窑突中以死”的[110]。
  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西税监潘相兼督陶,更将这种“人殃”祸害推到顶点:“(潘)相一出,必且宏并及衙门,繁侈供帐;必且多带参随,另作一番威福。”[111]“又奏税监勘合马牌不许驿传有司挂号”,“又请添解送瓷器船只,每府各造一只,每岁当费万金,江西十三府,当费十三万”,实际上“即使用船一只,所载亦已无算”[112]。这些显然是极大地加重了地方与百姓的负担。时人“工非不习也,募非不广也,所造既已不少,所费亦且不赀,而陶冶未获观一器之成,内府未获收一器之用”[113]的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其对太监督陶破坏性之揭露,却是不错的。
  不仅如此,潘相还与当地土棍勾结,借口上供,掠夺、垄断制瓷器的主要原料陶土、青料等,而对应役的工匠、自己参加烧制的小窑户则百般催迫,克扣工值,对陶户增税,“例外苛索”,甚至“以低青给诸窑,追呼其值”[114]……这一切引起江西百姓的极大愤懑,在潘相勘矿时,不卖食物给他,使他整天水米均无下咽,而“景德之民,欲食其肉”[115],终于激起了镇民焚厂房等暴动。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6)
潘相在江西督陶二十年,使御器厂内在嘉靖朝撤去中官后有所发展的雇役经济遭到极大的压抑,在民窑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御器厂日形凋敝,景德镇也从“以陶利”变成“以陶害”。
  4。 盐政
  盐课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盐政的好坏,上关系国库收入,边储虚赢,下关系民生日食,与社会的治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历代统治者对此均极为重视,严加控制。明代,盐业经营全部由封建国家垄断。朱元璋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早在至正二十六(1366)、二十七(1367)年,即先后置两淮、两浙盐官。洪武初,又在诸产盐地次第设官管理,建起六个都转运盐使司,七个盐课提举司。正统时,更设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明律》还规定:“凡私煎货卖(盐)者,绞。” “非产盐处夹带三十斤以上者,决遣无赦。”所以对盐的管理、控制,不可谓不严。但是,即使在这样严格控制的领域里,依恃着皇权的殊恩异宠,宦官的手同样插了进来。
  (1) 宦官对盐政之干预
  《明会典》载:“永乐十三年(1415),差御史、给事中、内官各一员,于各处闸支盐课。”这是最早的宦官干预盐政的记录。《明史·食货志》又载:正统元年(1436),始命侍郎何文渊等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命中官、御史同往”。“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佥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这是宦官参与盐政的继续。正德四年(1509),刘瑾更奏疏通盐法四事:一、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银钞[116];二、请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三、请禁私贩夹带;四、请禁空文虚引。结果,除军民户口食盐仍旧外,其余均得到批准,还令“司礼监立碑在侧,时常省察”[117]。虽然对此实行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有明确的记载,但刘瑾提出了如此系统的措施,并且多数被认可,也足以说明宦官干预盐政曾经达到何等程度。
  (2) 宦官对盐法的破坏
  宦官的干扰盐法,也是很严重的。《中官考》、《明大政纂要》等多种史书里,就有正统时,辽东镇守太监王彦家里藏有盐引,司礼监太监金英家奴郭廉、赵显多支浙盐等的记载。
  成化时,对中宦中盐并非不加约束。成化四年(1468),令内外官员之家不许占中盐引。但令出不行。据《典故纪闻》载,同年,尚膳监太监潘洪即欲中纳两淮余盐。十九年(1483),内官王钿欲中河东盐二万余引。虽然他们均被户部参奏,宪宗亦分别斥之为“损国�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1) 踩(1)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