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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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通袖，指衣饰花纹通胸背至衣袖皆满者。膝遥В�指衣服的下摆。
　　［92］　范守己：　《曲洧新闻》卷二。
　　［93］　林如楚：　《祖制广圣恩恳乞停遣内臣等事疏》，《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工部卷一》。
　　［94］　刘应秋：　《刘文节公集·与大司徒石东泉书》。
　　［96］　伍袁萃：　《林居漫录》别集卷六。
　　［97］　蒋以化：　《西台漫记》卷四《纪葛贤》。
　　［98］　柴升：　《题为陈言救时弊以弭寇盗等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七。
　　［99］　毼，即毼，一种毛织品，大概相当于今之驼绒。
　　［100］　陈汝锜：　《甘露园短书》卷五。
　　［101］　傅维鳞：　《明书·食货志二》。
　　［102］　［103］　魏坤：　《倚晴阁杂钞》。
　　［104］　王世懋：　《窥天外乘》。
　　［105］　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
　　［106］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九八《烧造》。
　　［107］　黄景昉：　《国史唯疑》。
　　［108］　刘骥：　《柬白御史书》，乾隆《浮梁县志》卷一一《艺文下》。
　　［109］　朱：　《陶说·序首》。
　　［110］　朱：　《陶说》卷一。
　　［111］　萧近高：　《参内监疏》，《江西通志》卷四九《舆地略》。
　　［112］　朱赓：　《朱文懿公奏疏·请易江西税使潘相揭》。
　　［113］　陈有年：　《为钦奉圣旨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九。
　　［114］　《浮梁县志》卷五《陶政》。
　　［115］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
　　［116］　户口食盐银钞即按官民户口定量配售食盐，而令官民以钱钞银米纳盐价。
　　［117］　《明武宗实录》卷五五。
　　［118］　余盐，指灶丁纳正课后所剩余的盐。
　　［119］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120］　梁储：　《请罢中官奏讨盐引等事疏》，《御选明臣奏议》卷一四。
　　［121］　陈仁锡：　《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
　　［122］　吴廷举：　《处置广东盐法疏》；朱廷立等：　《盐政志》卷七。
　　［123］　［140］　《明神宗实录》卷四四○。
　　［124］　此事详见叶永盛：　《玉城奏疏·浙江盐政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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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0）
［125］　杨鹤：　《永宽商灶疏》，《浙江通志·艺文一》。
　　［126］　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三五。
　　［127］　陈登原：　《国史旧闻》三分册《铲魏忠贤墓》。
　　［128］　《明史·樊玉衡传》。
　　［129］　《明大政纂要》卷五六。
　　［130］　李贤：　《古穰集》卷三○《杂录》。
　　［131］　王廷相：　《内台集·明故朝议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参议陈公墓志铭》。
　　［132］　陆深：　《俨山外集》二七《中和堂随笔》上。
　　［133］　朱睦：　《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一一《杨琎》。
　　［134］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镇滇二内臣》。
　　［135］　许重熙：　《宪章外史续编》卷一一《万历注略》。
　　［136］　邹维琏：　《达观楼集》卷一八《请革债帅弊端疏》。
　　［137］　顾磷：　《顾华玉集》卷三七。
　　［138］　《明怀宗实录》卷一；李逊之：　《三朝野记》卷四《崇祯朝纪事》。
　　［139］　杨士聪：　《玉堂荟记》卷下。
　　［141］　（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三一。转引自李光涛：　《记明季的贿赂公行》。
　　［142］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二《仁祖大王实录》一。
　　［143］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二九。
　　［144］　王鏊：　《震泽纪闻》卷下；焦竑：　《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梁芳》。
　　［145］　邹维琏：　《达观楼集》卷一八《请革权宜疏》。
　　［146］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九《庄田》。
　　［147］　何孟春：　《何文简疏议》卷一《应诏万言疏》。
　　［148］　《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六》。
　　［149］　夏言：　《桂洲夏文愍公奏议》卷二。
　　［150］　［153］　《明会要》卷六二《兵五》。
　　［151］　《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九。
　　［152］　《明会典》卷一五一《马政二》。
　　［154］　陈洪谟：　《继世纪闻》卷三。
　　［156］　高岱：　《鸿猷录》卷一二“安化之变”。
　　［157］　《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
　　［158］　《明清史料》乙编第八三三页。
　　［159］　王士性：　《广志绎》卷二。
　　［160］　王世贞：　《凤洲杂编》卷五。
　　［161］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162］　《明宪宗实录》卷四。
　　［163］　《明史》卷###《兵志一》。
　　［164］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卷三一。
　　［165］　《二申野录》卷八。
　　［166］　《明史》卷二五八《李曰辅传》。
　　［167］　《崇祯长编》卷二。
　　［168］　文秉：　《烈皇小识》卷四。
　　［169］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170］　无名氏：　《明亡述略》卷下。
　　［171］　《明史》卷一七四《朱谦传》。
　　［172］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173］　彭孙贻：　《平寇志》卷五。
　　［174］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175］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三《中官考》四。
　　［176］　《明史》卷二○四《翟鹏传》。
　　［177］　《明经世文编》卷一二四，《蒋文定公湘皋集》。
　　［178］　《明通鉴》卷一四；《御批通鉴辑览》卷一○二。
　　［179］　《明通鉴》卷二○。
　　［180］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181］　陆容：　《菽园杂记》卷五。
　　［182］　李逊之：　《三朝野记》卷二。
　　［183］　文秉：　《烈皇小识》卷八。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1）
［184］　王世贞：　《凤洲杂编》卷一。
　　［185］　《明通鉴》卷三四。
　　［186］　《明史》卷一七八《秦竑传》。
　　［187］　《明史》卷一六《武宗本纪》。
　　［188］　《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二，《林次崖文集》。
　　［189］　陈洪谟：　《治世余闻》下篇卷四。
　　［190］　叶权：　《贤博编》。
　　［191］　张岳：　《小山类稿选》卷一六。
　　［192］　王文禄：　《庭闻述略》。
　　［193］　［197］　何孟春：　《何文简疏议》卷八。
　　［194］　《明史》卷一九二《张翀传》。
　　［195］　《明史》卷一五九《王宇传》。
　　［196］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198］　《明史》卷一八○《强珍传》。
　　［199］　［200］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201］　《万历野获编》卷二二。
　　［202］　《明史》卷一九二《安磐传》。
　　［203］　丁易：　《明代特务政治》第四章《天下兵马的总监督》。
　　［204］　周同谷：　《霜猿集》。
　　［205］　毛奇龄：　《武宗外纪》。
　　［206］　《明史》卷二三四《卢洪春传》。
　　［207］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208］　《明史》卷三○五《宦官一》。
　　［209］　《平寇志》卷八。
　　［210］　《明史》卷二三四《卢洪春传，附董基传》。
　　［211］　吴履震：　《五茸志逸》卷八。
　　［212］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二九。
　　［213］　张志淳：　《南园漫录》卷一○。
　　［214］　沈榜：　《宛署杂记》卷一九。
　　［215］　蒋一葵：　《长安客话》卷三。
　　［216］　刘侗：　《帝京景物略》卷五。
　　［217］　于敏中等编纂：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七。
　　［218］　林道远：　《摩诃庵小记》。载《北京风物散记》第一集。
　　［219］　［269］　刘若愚：　《酌中志》卷二二。
　　［220］　何孟春：　《余冬序录摘抄内外篇》卷一。
　　［221］　陈洪谟：　《继世纪闻》卷二。
　　［222］　［223］　文秉：　《先拨志始》卷上。
　　［224］　钱谦益：　《列朝诗集》丁集下。
　　［225］　《明史》卷二四五《缪昌期传》。
　　［226］　［237］　文秉：　《先拨志始》卷下。
　　［227］　孙承泽：　《天府广记》卷二六。
　　［228］　都穆：　《听雨纪谈》。
　　［229］　［234］　徐咸：　《西园杂记》卷下。
　　［230］　皇甫庸：　《近峰闻略》。
　　［231］　陈洪谟：　《继世纪闻》卷一。
　　［232］　韩邦奇：　《苑洛集》卷七。
　　［233］　王世贞：　《觚不觚录》。
　　［235］　郑仲夔：　《耳新》卷七。
　　［236］　茅元仪：　《掌记》卷六。
　　［238］　［243］　［244］　钱谦益：　《列朝诗集》丙集。
　　［239］　《重修常昭合志》卷二○，人物志。
　　［240］　蒋一葵：　《尧山堂外纪》卷九四。
　　［241］　谭希思：　《明大政纂要》卷四一。
　　［242］　郑晓：　《今言》卷二。
　　［245］　郑岳：　《山斋文集》卷一。
　　［246］　见本书本章三《明朝宦官与军事》。
　　［247］　在某些史料及现代史学著作中，把《富阳民谣》说成是百姓作的民歌，误。参见王春瑜作《富春谣作者考》，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
　　［248］　见本书本章二《明朝宦官与经济》。
　　［249］　《列朝诗集》丁集，卷一五。
　　［250］　张岱：　《陶庵梦忆》卷七。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2）
［251］　郑振铎：　《中国文学史》第六十四章。
　　［252］　《吴县志》卷七八，杂记一。
　　［253］　董含：　《三冈识略》卷七。
　　［254］　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小说类。
　　［255］　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二四。
　　［256］　《醉醒石》第一一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57］　《宛署杂记》卷二○。
　　［258］　神穆德：　《潭柘山岫云寺志》卷一。
　　［259］　查慎行：　《人海记》第六页。
　　［260］　《万历野获编》卷二四。
　　［262］　宋起凤：　《稗说》卷四。见《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
　　［263］　王樵：　《方麓集》卷一一。
　　［264］　谢肇：　《五杂俎》卷三。
　　［265］　《酌中志》卷五。
　　［266］　《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267］　此条材料系王毓铨先生提示。
　　［268］　抱阳生：　《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一○。
　　［270］　《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271］　张岱：　《西湖梦寻》卷三。
　　［272］　刊于《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
　　［273］　朱彝尊：　《明诗综》卷八七。
　　

一、郑和（1）
郑和，（1371—1434［？］）云南昆阳（今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人，回族。原姓马；曾祖父叫拜颜，祖父、父亲都叫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na　ji”的译音，意为“巡礼人”。大概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到###教圣地麦加去朝过圣［1］，也就是巡礼，因此颇受地方百姓尊重，干脆叫他们哈只了。不用说，郑和一家都信奉###教。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的父亲病故，抛下十三岁的他和另外五个兄弟姊妹。郑和本人除信###教外，对佛教及民间崇奉的神，如东南沿海的海神天妃，也并不排斥。
　　大约就在其父去世前不久，他因某种机缘入宫当了宦官，叫他三保，侍候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他跟随燕王征战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其间的详细情形，无确切可靠的史料记载，人们至今并不清楚。
　　郑和至今仍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与他的下“西洋”，成为杰出的航海家，是密切相关的。所谓“西洋”，是明朝人的地理概念，他们以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东的，称东洋，以西的，称西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2］。郑和航海所经之地，大部分在婆罗洲以西，所以一般通称“三保太监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几百年来至今，史学家们聚讼纷纭，并无定论。我们倒不如相信《明史·郑和本传》的说法，以免把问题复杂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中国历代帝王，向来以天之子自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力基础时，总要扬威四海，与所谓“四夷”各国建立盛大的朝贡贸易关系。朱棣更是这方面的典型。看来，他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仍在于此。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乐三年（1405）七月到永乐五年（1407）十月。他建造了不少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这次首航，郑和率领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大海船二百零八艘［3］，带了大量金银钱钞。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这支航行队伍航船的体积之大、设备的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郑和与副使太监王景弘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泛海至福建，继由福建五虎门扬帆，首先抵达占城（越南南部），遍历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南巫里（印度西岸的Malabar）、古里（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锡兰（斯里兰卡）等国。据《明史》本传载，他沿途“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在经过旧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时，原籍广东的海盗陈祖义，剽掠海上，横行无忌，公然来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下令将这股海盗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陈祖义，带回中国，献俘于朝，被斩于都市。从此海道安宁，“番人赖之以安业”［4］。朱棣对郑和的这次远航，非常高兴，因为各国使者也随船来朝拜。朱棣一一赏赐，并对郑和等予以表彰。
　　永乐五年（1407）十月至永乐七年（1409）七、八月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这次航行，在时间上，紧接着第一次下西洋，回国不久又出发了。当然，这与需要利用东北季候风也有很大关系。这次航行所至之地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柯枝（印度柯钦）、锡兰等国。
　　永乐七年（1409）十月至永乐九年（1411）七月，郑和三下“西洋”。这次船队由四十八艘船组成，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呗喃（疑即小葛兰，印度奎隆）、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印度半岛南部东岸）、甘巴里（印度科摩林角）、阿拨把丹（印度半岛南部东岸）等国。这次航行中发生了一件不无遗憾的大事：郑和在返航途中，再次经过锡兰时，国王亚烈苦奈儿引诱郑和到该国，索金币，并发兵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见锡兰兵大队人马已经出发，国内空虚，便率领二千余人，出其不意地攻破了锡兰都城，活捉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抢劫郑和船队的锡兰兵闻讯后，还军自救，又被郑和等打得落荒而逃。后来，郑和将亚烈苦奈儿等带回国，献俘于朝，朱棣宽大为怀，将他们都释放回国了。
　　

一、郑和（2）
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至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郑和进行了第四次远航。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Ormuz）；加异勒、彭亨（马来西亚彭亨）、急兰丹（马来西亚之吉兰丹）、阿鲁（苏门答腊岛中部偏西）、南渤利（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在苏门答腊，打了有些令人遗憾的一仗。关于这场战斗，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明史·郑和本传》载谓：苏门答腊的前伪王子苏干剌，阴谋推翻国王，自己上台执政，他很恨郑和没有赠给他物品，便率兵攻击。郑和力战，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喃渤利，生擒了苏干剌及其妻子。朱棣对这次下“西洋”，也十分高兴，给将士不少奖赏。郑和的这次航行，越过印度以西，到达波斯湾。
　　郑和第五次航行，在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至永乐十七年（1419）八月。先后到达占城、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巫里、彭亨、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亚丁）、麻林（肯尼亚马林迪）、忽鲁谟斯、柯枝；沙里湾泥（印度半岛南部东岸）、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索马里布腊瓦）、剌撒（亚丁和佐法尔之间）。此次航行到达了遥远的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一带。郑和返航时，满剌加、忽鲁谟斯，古里等十九国的朝贡使者偕行，增强了明朝与这些国家的联系。郑和还带回了不少珍禽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驼鸡等。
　　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郑和再下“西洋”，次年九月归来。这次远航的目的之一，是把忽鲁谟斯各国使臣送回本国。所经之地，有占城、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榜葛剌、失剌思、古里、西洋琐里、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国。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在福建
　　铸此大钟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开始于宣德六年（1431）一月，到宣德八年（1433）七月归来，相距第六次航行已经十年。这十年间，朝中政局为之一变。朱棣死后，郑和失去了靠山，虽未受到迫害，却只能在南京守备任内度过寂寞的岁月。但是，在仁宗朱高炽掌权一年即去世后，继任的皇帝宣宗朱瞻基，登位几年后，海外诸国还未来朝贡，他认为这未免有损国威，便想起了先朝老太监郑和，命他和王景弘再下“西洋”。这次航行，郑和带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生、铁锚、木、搭材等匠，以及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6］。这次航行，从南京下关龙湾开船，经过两个多月，抵达福建长乐港，在这里停了很久，才开船驶向远洋。先后到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古里、忽鲁谟斯等十七国。他分出的部分船舶到古里国时，适逢该国派人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派了七名翻译同往，来回一年。郑和回国时，偕苏门答腊等十国使节至京，进行友好访问。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所到之处，不下三十七国，南至爪哇，北抵麦加，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他是头一个非洲赤道以东海岸的发现者。在世界航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航海家地亚士、哥伦布、达伽马在惊涛骇浪中冒险航行，都比郑和的第一次下“西洋”要晚八十年至九十年以上。郑和是世界航海史上杰出的先驱者。郑和的舰队，给南洋各国和印度洋诸国带去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瓷器、铁器、铜器，同时也给中国带回各国的特产，包括奇珍异宝、香料、染料等。一些花木，如海棠花，以及西域画，也带回国内［7］。凡此种种，都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当然，郑和所进行的贸易是朝贡贸易，并非近代意义上纯商业性的贸易，主要意在扬国威，搜求价格昂贵的消费品。因此，七下“西洋”的耗费，也是惊人的，有条史料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8］那么，郑和花去的航海费用，近六百万两银子。但是，据已故明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研究，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明朝生产的白银总量，共约三千万两，［9］下西洋竟用去六百万两！这对明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这种政治泡沫，注定不可能持久。也惟其如此，后来至成化间，“朝廷好宝玩”，宦官中有人讨好皇帝，说宣德时三保太监下西洋，“所获无算”，皇帝心动，遂派了一个宦官到兵部去查当年郑和的航海档案，车驾郎中刘大夏找到这批档案后，却偷偷藏起来，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10］。”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反对，宪宗朱见深终郑和墓于打消了重下“西洋”的念头。到了万历时，有人竟将沿海的“寇盗复起”，也归罪到郑和下“西洋”引出来的结果［11］，那是荒谬不值一驳的。
　　

一、郑和（3）
郑和死于何时何地，历来有争议。从明天顺元年的《非司庵香火圣像记》一文看来，郑和死于第七次下西洋的归国途中，即宣德八年（1433），在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Calicut）。
　　

二、王彦
明朝宦官祸国，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明朝对宦官的信用，虽然在洪武年间已一再出现，但开始全面地、放手地使用宦官，则是在永乐年间。明成祖信任、重用宦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宦官在“靖难”时曾立下军功，帮助了他篡位开国，所以《明史·宦官传》之序中，说“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由此看来，狗儿是屡立军功，并因此“得幸”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在《明史·宦官传》中，没有他的传。他的名字见于“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这一句，但无事迹记载。在尹守衡《明史窃》的《宦官传》中，有“当靖难初，内官将兵者数人，有狗儿最敢先登……（永乐）八年，都督谭青等营内，有内官王安、王彦、三保、脱脱；彦即狗儿，靖难后所赐名也。”但亦无具体事迹记载。焦《国朝献征录》之《寺人》，有一些《明史》无传的宦官的小传，但亦无狗儿的传。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而史籍缺载，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史家各有揣测。但因此事不属本文范围，故这里不涉及。下面仅就我们所看到的有关资料，勾勒一个王彦的小传，暂补空缺。
　　王彦（1372？—1445），原名王狗儿，永乐时，成祖赐名王彦。尚宝监太监。建州松花江人，女真族。其父萨理蛮在明初率部属归附明太祖，并从征有功。王彦则侍从燕王于藩邸。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王彦常在军中担任前锋，屡立战功。如建文二年（1400），朱棣在山东与盛庸对阵时，命都指挥朱荣、刘江，与内官狗儿率精骑三千夜袭。这次战役取得了“破其营，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并俘获高级将领多人的战绩。建文四年（1402），在淮河流域的争战中，王彦或者与都督陈文筑桥济渡，或者与都督张武随朱高煦突击明廷的军队，与燕王胜利会师；或者在渡淮时与丘福、朱能率骁骑突袭敌营，取得了“尽获其战舰济师，驻南岸”的辉煌战果［12］。
　　朱棣即帝位后，为了稳定对东北的统治，在大约是永乐五年（1407）时，特派武功声威远播，比较熟悉东北情况的王彦镇守辽东，王彦遂成了首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镇守辽东长达30年。成祖敕谕他的任务是：“与总兵官一同镇守辽东地方，整理城堡，操练军马，抚恤士卒，防御贼寇，遇有敌情，相机战守。凡一应大小事务，悉与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并要“兼管神铳，与总兵等官相机使用”。还特别敕谕，“汝为朝廷内臣，受兹委托……务使地方宁靖，边人安业，庶称任使。”［13］所以给他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重。
　　王彦在镇期间，除日常工作外，还曾护送朝鲜世子李入明朝朝觐。成祖数次远征大漠时，王彦都参与了作战行动，以永乐八年（1410）五月为例，成祖指派王彦参加军事行动，即达十次之多。永乐十二年（1414），王彦又随成祖出征瓦剌，这次他的哨马联络工作没有做好，成祖严厉斥责他“论尔之罪，重如泰山，是尔自取杀身之计”。但是，尽管如此，成祖仍然重用他。［14］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巡视北京，亦是命他“随驾”保护。此外，他还曾经调动六千个民到黑山开金矿，但是，三个月只得金八两，只好停采。［15］
　　仁宗即位，由于王彦与汉王朱高煦关系密切，又是曾与汉王一起诬陷太子朱高炽（即仁宗）的权宦黄俨的侄子，所以，为了防止他变成地方势力，将王彦召回北京。但是，宣宗时，由于王彦镇守辽东日久，情况熟悉，责任重大，不易找人替代，只得仍让他镇守，而且对他更恩宠抚慰。
　　王彦有妻吴氏，并拥有田园、盐引、奴仆、马匹等财产［16］。
　　王彦奉佛，任辽东镇监时，借迎送朝鲜之机，多次向他们大量索取厚纸，用以抄写佛经。又在辖区内大肆修缮和兴建佛寺，如重建普陀寺、端寂寺、兴福寺、天宁寺、仙宁寺，创建双峰寺、福田寺、玉泉寺、崇兴寺、普慈寺。正统年间调回京师后，以自己年将七十，为了“生有重信，没有所依归”，他又请求在昌平县桃谷口兴土木建寺，并得到允准。所建寺颇具规模，有三世佛殿五间，四壁均绘画诸天梵像。后有祖师二殿，天神护法各有所栖。有禅舍、斋堂、方丈室。左右有钟楼、鼓楼。后有藏经阁，内藏金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百卷。正统五年（1440）寺建成后，敕赐号“广宁”，寿藏亦在其中。大学士杨荣还为之撰《敕赐广宁寺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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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昌盛
昌盛（1381—1438），神宫监太监，贵州都匀长官司人，可能是苗族或彝族人。
　　昌盛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宫，时年十一岁，虽然年纪小，但侍奉太祖小心谨慎，甚得恩宠，所以成祖即位，立刻升他为长随奉御。
　　昌盛日在成祖左右，应对得宜，因此经常受到夸奖。永乐初年，交刚刚平定，需处理的问题很多，成祖屡屡派他前往办理，八次往返，都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成祖更加信用他。永乐十年（1412），成祖派他侍候皇太孙朱瞻基，就是后来的宣宗。昌盛侍奉朱瞻基十四年，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所以仁宗很器重他。
　　宣宗即位，为奖赏昌盛多年来的辛劳，立即提升他为神宫监太监。宣宗每次御驾亲征或到此方巡视，都由他前导，处处表现出对他的信用。
　　宣德二年（1427）到八年（1433），宣宗多次派他与朝鲜籍的宦官尹风、白彦等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朝鲜，为他选取处女、善烹饪的妇女和海东青、土豹、海味等等。选处女的事，虽然在永乐时已开了先例，但毕竟为儒家礼法所不容，永乐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