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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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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的长谈
刘：新华社为我发布平反消息后，我才动身去往甘肃。离京前，我去国防科委看望蒋南翔，这是“文革”12年以来，我们两人的第一次长谈。
苏：两位都聊了些什么？
刘：蒋南翔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批斗，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文革”发动后，工作组进校，宣布党委停止职权，学校由工作组领导，南翔对我说：“今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了，不要找我了。我以前说过，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现在我再加上一句，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从那以后，我们再见面时是在批斗会上，两个都挨批斗。1969年6月后，我“解放”了，从“革命对象”成为“革命动力”，而蒋南翔，还是“革命对象”。那时候，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在一些批斗会上，迟、谢都坐在那里，我只能很严肃地坐在那里，板着面孔，违心地批评蒋南翔几句，说你应该好好劳动之类的话。
苏：您还批评他了？
刘：那是呀，这是态度问题，你不批评，迟群、谢静宜马上向主席汇报。他们不是毛主席的“兵”嘛，谢静宜那时候是尽Ｈブ飨抢锏摹Ｎ抑荒芪バ牡馗潘导妇洹Ｄ鞘焙颍娴氖墙阱氤撸对谔煅模拔母铩比梦疑钌盍旎岬秸饩浠暗暮濉�
一直到1978年12月，我们才能推心置腹地长聊。这一隔，就是12年。我记得我们说了很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印象尤为深刻。开始是谈“文革”间我们尽氖虑椋驳街醒胛傲礁龉兰啤保�3＇ 平反；还开玩笑说，迟群不是讲过，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文凭，我们现在也是手上长老茧，毕业喽。还说起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的事情，“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在卷子反面写上了大意为“中国人不学外国话”之类的话，张铁生因此被“旗手”扶了起来，之后他出国留学，人家问他有关动物、植物方面的问题，他答不上来，他就反过来问外国人：“驴耳朵长？还是马耳朵长？回答我！”我们谈起这个时，都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文革”期间盛行的这种不要文化的风气，好笑又可气。
苏：两位不回忆“文革”中的惨痛尽奶芊潘裳健�
刘：对。呵呵。都过去了嘛。然后，我告诉蒋南翔，我要去兰州大学了。蒋南翔说：“你怎么去一个文科学校？清华是工科学校。”我说：“我哪一科也不懂，跟你学的。哈哈。”两个人都笑了。我问他：你看我到那儿，要注意些什么？”他说：“还是老问题嘛，第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办学校靠老师，你对这些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怎么用是很重要的，这个你都非常清楚。还有一个，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又红又专这个提法，毛主席在谈工作方法的时候，也讲到政治和业务的统一。上世纪50年代，蒋南翔在清华推行又红又专，上世纪80年代，蒋南翔仍然支持又红又专，邓小平也肯定这个观点的，这个提法是科学的。
说了又红又专之后，他又和我说：“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抗大、革命大学这些都是轮训性质的学校，这一类的轮训干部性质的学校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也有一定作用，但这种性质的学校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上是不足的，真正搞好我们的教育，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党员干部也应该学文化、学科学。”他的这个观点和他后来在中央党校提出党校应该正规化是一脉相承的。1979年1月，蒋南翔调任###部长。1982年8月，蒋南翔任中央党校第一副书记。他小跽鹗迪至酥醒氲承４佣唐诼盅蹈刹课飨蛑鸩秸婊嘌滴鞯淖洌鞯氐承Ｕ姘煅У母髦痔跫灿辛顺醪礁纳疲承Ｊψ识游檠杆俜⒄梗执ㄉ枧嘌舜笈刹俊�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10）
我们的生活遭遇（1966…1978）
苏：1978年前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刘：“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来我们家场遥业纳撤⒍既魃夏姹隳枚鳌⒃叶鳌：罄窗盐颐谴泳殴⒏狭顺隼矗岬搅硕奚岬囊患浞孔永铮奈迤矫装桑屑溆幸桓龈羟剑锉呤且桓鏊舜玻獗咭彩且桓鏊舜病Ｎ矣兴母龊⒆樱幸慌颐橇鋈思吩谡饧浞孔永铩�
苏：以前是多大的房子？
刘：以前是一个小两居，大概五六十平米，小客厅也放着床。搬走之后，后来又停止发我工资，只发生活费了。我那时是9级干部，大概是200块钱，我爱人是18、19级的干部，一个月90来块，我们一家六口主要靠我爱人的这个工资，那时候倒也够吃饭。
1968年工宣队进校，我又搬到一个有二间房的地方。1969年我“解放”了，我又搬到十公寓，条件改善了。浴唇舷杈妥≌饫铮惶追孔樱ド下ハ拢�100来平米，使用面积70多平米。蒋南翔在楼上办公，我们每礼拜天晚上召开书记会议就在楼下。蒋南翔后来去了高教部，常委会一般都是我主持。这时候还补发了我的工资，我都交了党费。
“文革”初期，蒯大富把我的两个男孩，老三、老四都抓起来打过，骂他们狗崽子，后来他们都上山下乡了。我爱人去了健鞯囊桓雠┏。歉龅胤接形妫钡氐娜艘话愣疾蛔∧抢铩３偃汉托痪惨巳パ〉牡胤剑斗肿尤ツ抢锒土丁Ｇ寤睦鲜Α⒏刹�2000多人去那里劳动，当时规定在校工作的两口子必须有一个人去那里，我刚“解放”，不能去，我爱人苗既英就去了健鳌Ｋ谀抢锖苄量啵蟾湃旰蠡亓饲寤鋈耸鹿ぷ鳎笥肿龉せ峁ぷ鳎�1978年的时候，她已在清华工作。她于1982年1月4日得癌症去世了。
我的老大插队去了陕西，后来回到我的老家河南继续插队，再后来又去了洛阳当工人。打倒“四人帮”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北京，在清华大学力学系的实验室工作，1978年的时候，有可能还在洛阳当工人，也有可能就在这个实验室，现在还在。
我的老二是闺女，开始也是在延川插队，回来之后跟我说，她想当兵。我说，要当兵咱们没这个条件。我有个抗大同学，河南军区的副政委陈端，他也是我们河南老乡，他的夫人温敏老家离我老家很近，也就两里路，温敏的哥哥当年是地下党的党员，我们一块参加党日活动，一块活动的。所以我们两家子是几十年的老熟人了。尽管当时我还是走资派，老二去找陈伯伯、温阿姨的时候，他们很热情地说：“你住这儿！来当兵！”老二就在河南军区先做勤杂工，后又当了护士。因为她能吃苦，文化比较扎实，第一军医大学去河南军区招生，她文化考试通过后，被推荐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了三年，毕业后又回河南军区当军医，1978年的时候，她在河南军区当军医。1978年12月，我去了甘肃兰州大学。我到了兰州后，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非常同情我，尽管我们之前不认识，他来看我，说：“刘冰同志，你这一个人光带个秘书不行啊，家里应该来个人照顾你。”我说：“我老伴她来不了。她从健骰乩春螅恢痹谇寤ぷ鳎床涣恕＜父龊⒆佣加泄ぷ鳌！彼担骸耙桓鋈硕祭床涣耍俊蔽宜担骸拔业呐赡芑估吹昧恕！彼剩骸芭谀模俊蔽宜担骸昂幽暇本健！毙せ担骸拔腋愕鞴础！焙幽暇臼粑浜壕埽皇粲诶贾菥尚せ静煌谝话愕拇笄桓龅缁爸苯哟蚬ィ镂野雅鞯搅死贾菥遗凸锤盼遥展宋遥液芨屑ばせ尽�
我的老三开始在清华附中上学，年龄到了就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嘛，北京去了一帮小孩，结果在那里被打成外逃集团，说是要逃到缅甸去，这个外逃集团里面还有周培源的孙子，都被关了起来。他们怎么外逃？家里就在北京呀，真是荒唐得很。老三在那里受不了，跑了出来，坐上了火车，可没钱，就在火车上找别人要吃的，跑到广州找他姐姐，老二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上学，老二就给老三弄了身衣服，带了点吃的，送老三上火车回了北京。那时候政府都得管，老三就到海淀区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1978年的时候，他在海淀当工人。 。 想看书来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11）
我最小的孩子老四，先是在101中学上学，一年级时，海军招航空兵，要年龄小的，到101中来挑，挑中了他，那时候我还没解放，还是走资派，招兵的海军工作人员说：没关系，我们不怕。老四也就被录取了。刚录取，我就“结合进革命队伍”，“解放”了，送他走的。他在海军的时候，15岁就入党了。后来他复员，自己找工作，分配到人民大学，做团的工作。1978年，他就在人大工作。
苏：1978年的时候，您感觉到生活上的改变么？
刘：粮票和布票都是定量的。粮票好像是1960年开始用的，那时候是困难时期。布票是有了粮票之后有的，后来还有工业券呢，拿这个工业券买点日常生活用品，譬如毛线什么的。1978年，这三个票都用着呢。
1978年，我觉得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没什么改变，总的来说，物资比较紧张，还比较穷，受限制。清华的教职工洗个澡还得去海淀大澡堂，学校里有些房子是可以洗澡的，但是不烧热水，烧不起，只好骑着自行车去海淀洗澡。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就没热水了，“文革”中也是这样，1978年还是这样。在海淀大澡堂洗了快20年澡。
苏：海淀大澡堂有多远？
刘：骑自行车有个20分钟就到了。
苏：有些距离。
刘；呵呵。到了买个票，一两毛钱吧，大澡堂子，人真多。
苏：什么时候清华校内恢复热水的？
刘：我1978年12月就去了兰州，所以不知道。布票我知道大概是1985年取消的，粮票和工业券什么时候取消的，我都不知道，但肯定是布票取消之后了。
终于从“左”的长久束缚中跳出来
苏：您感觉1978年人们思想上有些什么改变？
刘：我感觉那时候，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是受“左”的影响很深。我去兰州大学后，着手平反，就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人们头脑长期受“左”影响，一下子扳不过来。有这么个事情，兰大有一个老干部以前在敌占区工作过，反“扫荡”的时候，部队要他回到家里去，回县城去了解日伪军的情况，他回城去了解情况，后来找部队，结果部队已尽辉谀抢锪耍也坏讲慷樱缓没氐郊依铩：罄此业搅硕游椋丶艺庖欢问奔洌蝗烁っ鳌Ｕ绲氖焙颍橹暇…过查证，已尽っ鳎隽私崧郏皇裁次侍狻？伞拔母铩敝校即笈扇巳ニ霞宜鸭牧希嘣炝撕芏喽鳎阉虺闪恕芭淹健⒑杭椤⑻匚瘛薄�1978年、1979年，我们在为他平反的时候，有些人不相信整风时做的结论，不相信部队战友的证明，非要去相信“文革”中那些材料，相信那些不了解情况、乱说一气的群众的材料。这种“左”的东西真是毒害很深。一直到最后，上面催得不得已了，这些人才不得不同意平反。
苏：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有什么评价或感受？您又怎么看待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
刘：1978年对我们党、我们国家而言，是伟大的一年。这一年，自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终于从长期受“左”的影响的束缚中跳出来了！这一年，胡耀邦等同志在党校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同志反对“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传统，从思想上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解放！实际上，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这个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顾这30年的改革开放，再想想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毛泽东，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须符合中国实际。一元化的计划尽檬遣恍械模匦攵嘀志…济共同发展，只有这样，生产力大发展了，国家才能富强。改革开放正好证明了这一点，生产力大发展是从1978年才真正开始的，尽�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我们的国力、军力强大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才能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还有民族之心！
2008年我们面临了很多考验，一开始就是南方雪灾，3月又是###集团在西藏策划骚动，又在国外大肆活动抹黑中国、阻挠奥运圣火传递，还有5月四川汶川的级大地震，这些事情虽然都是不幸的，但正是这些挫折和不幸考验了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考验了我们的国力、军力和民心，通过这些考验，我们变得更加强大，全世界华人都来支持我们，说明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伟大的！
＇注释＇
＇1＇ 朱元石等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实——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尽罚贝泄霭嫔�2004年版，第168页。
＇2＇ 蒋南翔曾就读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2…1937年）。
＇3＇ 即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四人帮”1971年炮制的错误论调。“两个估计”把“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说成一团黑，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1977年8月8日邓小平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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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1）
被人戏称为“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薄�
刘实浴私啵郧笆窃诒逼礁愕叵卵硕牡吃薄＝夥徘跋Γ魅问易惺形榧强虑焓┑幕厥椋业笔笔敲厥榇Φ娜耸驴瞥ぃ颐且郧翱赡艽蚬彰妫辉趺创蚬坏溃晕矣∠蟛簧睢Ｋ罄吹鞯秸裨罕鞴ひ挡抗ぷ鳎拿跏怠�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薄担骸傲跏低荆牒人！绷跏悼赡芎芫妹惶接谩巴尽背坪羲芗ざ秃臀姨钙鹚摹坝遗伞蔽侍狻Ｎ腋担骸白橹匣岚聪中姓叽淼模肽隳托牡纫幌隆！比缓笥峙闼牧肆募彝ズ妥优那榭觥＝峁跏低蝗唤辛松骸袄钫淹荆畲蠼悖 蔽乙惶读耍仕骸澳闳鲜段遥俊绷跏稻透嫠呶宜堑私啵阉罄吹脑庥龊臀宜狄凰担顾担骸拔以缛铣瞿戳耍谴蟾刹浚质且钔镜姆蛉耍沂恰遗伞赂砺榉常彩谴蟾刹考椅叶疾蝗ァ！蔽乙惶托α耍骸澳闶遣坏呛烂叛剑】晌壹也皇呛烂牛颐鞘峭侣铮 蔽颐鞘抢贤拢涣木偷搅顺苑故奔洌荒苋盟鲎哦亲永肟壹已剑谑俏伊羲谖壹宜姹愠粤说恪Ｊ虑楹芗虻ィ跏档酱Ω倚医拥降男啪驮嚼丛蕉鄦�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 33 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2）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1＇ 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尽遣惶宄耍皇羌堑盟垂：罄雌搅朔矗跋毂冉洗蟆�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文革”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2＇ 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浴蚴窃旆磁伤邓焕鲜担氩煌ǎ环健�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 …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文革”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斗争你，那斗争恕兀磕闶侵葱新废呦碌牧斓颊撸比坏枚纺懔恕５悄阕约合胂耄阌凶铮憔退担忝挥校憔捅鹚怠！币钜捕晕宜倒骸澳阕龉模欢ǔ腥稀Ｃ蛔龉模鹣钩腥稀！�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3）
工人还对我说：“你就得这样，一天三顿饭，还是得吃饱。”简称为 “三个饱，一个倒”。三顿饭都要吃饱吧，这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挺感激他们。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亲，她于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亲，于1973年去世。没有两位老人，这个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两位老人，我们两个都不会这么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们。
苏：你们聊天吗？
李：有时也聊，偶尔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书，也会说一说文学、艺术。
苏：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或是出席公众活动？
李：我没有跟他出访过，在退居二线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去的。访问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看了看，带回了一些样品，收获很大。当时我们正在做化纤的项目。
我没陪耀邦出席过公众活动，主要是我的工作忙，总觉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线后因为身体浴颍畲胰ス惶四暇Ａ硗饩褪歉葜醒氲囊饧渭庸淮瓮馐禄疃�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礼尚往来嘛，他们在1983年曾在东京设家宴招待过耀邦。后来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茑子带信给我，和我叙旧，表示慰问。我为了感谢中曾根康弘夫妇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为纪念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买了一幅湘绣，题了几个字作为礼品，托友人赠给中曾根茑子。
2005年11月，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还写信给我，表达他对耀邦的怀念，我感谢他们对这段友谊的珍视。
苏：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参加到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您这么热爱纺织事业！您的孩子们和同事都说，晚上9点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单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线，您就尽Ｗ≡诘ノ弧�
李：呵呵，瞎胡闹。
苏：我听说您现在晚上还做梦，说要赶紧的，参加会议去，不然要迟到了。
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3＇ 给吵醒了。
布票不知道给恕�
苏：1978年那时候，还发布票吧。
李：是的。其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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