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大记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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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这些友好人士对我们好，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尽�济上的需求是一方面，情感上是怎么样的呢？
　　王：从老一代日本友好人士开始，像周总理、郭摹�若，他们常接待很多日本朋友，这些友好人士与我们有许多渊源。这些“老人”常常到中国来，到北京来，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有一位叫松村谦三＇6＇　的老先生，我记得吃饭的时候，郭老还给他系上围嘴，松村谦三像小孩的样子。
　　苏：1978年的中国还很穷，日本人到我们这里来，看到中国这个样子，他们心里会怎么想呢？
　　王：这方面，我没有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日本还是愿意和邻国、大国开展友好往来的，这对她来说，也是前途广阔的，从各方面来讲，都是这样的。所以，第一步是友好往来，第二步才是开展尽�济往来。
　　苏：那时候我们比日本穷、封闭，他们会不会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王：这个啊。他们中有的人可能还是有优越感的。我记得我还批评过一位日本朋友。有一次是什么问题，好像是我们人民群众中的一些情绪，他表示不理解，他问我为什么，这位日本朋友说的话不太礼貌。我也就批驳了他，说日本侵略中国8年，加上东北三省，就是14年，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数计的，带来的伤害也是不可估量的，对日本的某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他也就没说什么话了。
　　北京与东京友好城市的建立
　　苏：请您详细说一说北京与东京建立友好城市的事。
　　王：好。1978年底，廖承志正式表态，北京和东京将结为友好城市。这让我想起周总理以前的一件事情。北京和东京的关系在国际上是叫姐妹城市，但周总理之前就表示过，姐妹城市这个称呼不太合适，因为姐妹姐妹，有姐有妹，毕竟有大小之分，叫友好城市比较合适一些。于是廖承志1978年底的时候就跟我们说是结为友好城市。北京的第一个友好城市就是东京。北京和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也尽�历了一个过程。
　　东京有一批议员，叫“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这些议员是对华友好人士，由各党派联合组成的。他们在“文革”期间，就派代表团来过北京三四次，向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递交议会通过的决定——与北京结为友好城市的决议，当时中央没有明确表态，吴德也不便出来接见他们，于是也就搁置了。
　　1978年，邓小平、廖承志在访问日本之前，廖承志向我们打招呼说可能要北京与东京结为友好城市。1978年底，廖承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说，准备答应东京都的要求，与北京结为友好城市。后来，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给北京市政府发文说派人来谈判，于是就派先遣组来谈判，我和友小�两位同志参与了谈判，后来也就同意了。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5）
1979年2月，美浓部亮吉来北京访问，签订了北京和东京结为友好城市的小�议。4月，美浓部亮吉就下台了。上台的是铃木俊一，铃木俊一是自民党，他刚上台可能事情比较多，没顾上这个事情。于是我们这边就主动给东京发了一封信，要求就友好城市进行具体磋商。8月，北京市外办就派三位同志先去东京谈判。开始有交锋，但后来还比较顺利。11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率领了一个大型访问团访问东京，包括劳模和歌唱演员。林乎加同志是团长，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促进了友好城市的进展。
　　1980年春天，铃木俊一来北京访问，率领了一个各界的代表团。北京和东京两个城市的友好城市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之后，东京都日中友好小�会作为民间团体代表也访问过北京。北京市友小�也多次组团访问过东京和日本很多城市，民间的友好活动大大加强。
　　形势不一样了　　我们出访欧美国家
　　苏：1978年，来华的外国人突增，但我们走出去的次数也是猛增。
　　王：是的。这一年我也去了几个欧洲国家。我自1972年带领北京杂技团出访亚非七国受到健�青的无理批判后，1978年才开始继续出访国外。不过，这个时候背景已尽�不同，国内外的形势已尽�不一样了，我们出访的目的、出访的国家也发生了改变。
　　1978年，外宾来华人数激增，对外交往急剧增加，我们在欢印�外国人民来北京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去，而且不仅仅是走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我在这一段时间去了两趟欧洲。一个是1978年出访北欧五国和英国，一个是1980年参加在意大利举办的世界大城市会议。
　　苏：国务院在1978年春夏，组织了好几个代表团到世界各地考察。＇7＇　您的北欧五国和英国行有什么目标？
　　王：时间应该是1978年秋天，在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去了北欧五国与英国，共六个国家，包括丹麦、冰岛、瑞典、挪威、芬兰、英国。　我们这一行人有十来个人，都是北京市各部门的头头。刘汝民是市长助理，分管商业的；杜春勇是建委的，苏兆林也是建委。这次我们去，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考察西方国家的市政建设；外办有两位同志，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吴泽民；还有一个姓刘的同志，浴�是延庆县委书记，后调到市农场局。
　　因为各国首都的市长都来过北京了，特别是芬兰的赫尔辛基市市长来过北京多次。他们一直都热情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友好访问。这次我们出去主要是加强北京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友好往来，另外想出去看看，特别是考察各国的市政建设和商业等情况，我记得我们国庆节是在英国过的。具体时间应该就是九十月间。
　　访问冰岛是后来加的，开始没定死，有可能去，有可能就不去了。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市市长有点亲苏。那时候我们与苏联的关系还没有修复，但我们想还是应该去做做工作，多争取一些友好国家和城市。后来我们在访问期间向外交部请示，外交部指示，还是要我们去访问芬兰。他们那边也很重视，总统都接见我们了。
　　苏：这个算是回访吗？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王：我们一起去了这几个国家，算不上回访。就是城市之间的友好往来，双方都很友好，对方也比较重视我们。当然，我们在这些国家，有意识地考察了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方面。
　　在这次北欧和英国之行中，我感受很多，特别是在节约能源和公民素质、道德建设方面。30年前，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已尽�很高，都是公费医疗，实行福利国家制度。个人家庭藏书比较多，有看书的习惯。
　　我想，北欧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搞福利社会，是因为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发展一度很好很快，北欧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害怕阶级斗争，于是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让人人都生活过得比较安定，就不造反搞阶级斗争了，实际上是一种调和阶级矛盾的做法。
　　我感觉到那里不仅物质水平很好，道德水平也高。挪威、瑞典这些国家，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人吵架都是大新闻了，人们比较有文化水平，注意节约能源，生活比较安定。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仍然赶不上他们30年前。他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在我国也能借鉴一下的话，对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很大帮助的，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得好好抓紧改进提高。还有，注意节约能源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国人口本来就很多，浪费资源的现象很多很普遍，让人很痛心，应该下大力气建立节约型社会。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6）
苏：后来您还参加过世界大城市会议＇8＇，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王：是的。1980年4月，应意大利米兰市市长邀请，尽�国务院批准，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我任团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局长邵井蛙同志为顾问，徐巨洲、赵师愈、崔凤霞、贾蔼美为团员的代表团共六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有50多个国家的64个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市政官员、建筑师、工程师、社会问题专家和学者，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的代表共200多人参加，多数来自第三世界。美国和日本没有来，苏联虽然来了三个城市，但是首都莫斯科就来了一个市议会对外关系处成员。会议议题是“城市的未来，未来的城市”，讨论重点是城市资源和居民服务设施问题。
　　苏：初次参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会议是在米兰和都灵两个城市进行的，我们还参观访问了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多瓦等城市，给我总的感觉还是比较友好、和谐的。我们觉得大会决议的草案有几处有问题，譬如，谈到资源的归属问题时说：“应将资源　�　�视作全体人类的财富，而不仅属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或对它进行辛勤劳动的人们”，“浪费和不尽�济，大城市花费的增长　�　�是贫困的根源。”当时我们认为，这很容易被霸权主义利用，应该修改。我们先请示大使馆党委的同意，又取得第三世界朋友的支持，然后约见大会秘书长，友好地提出我们的意见。秘书长当场就把决议作了修改。
　　当时阿馈�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譬如，“非洲不要恩赐，唯一的要求是，对我们提供的浴�料，给予公平的价格。”大会主席作了一些解释，最后通过了决议。苏联代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要求决议中不提阿富汗问题，结果闭幕式上，有代表提出两点人权不受侵犯的声明，得到大会支持。
　　苏：您对1978年的中国总体印象怎样？
　　王：1978年开始，我们对外交往激增，开始走出去。我负责外办工作比较久，从1967年一直到1983年离休，一直在北京市搞外事工作，特别是1978年后，出访比较多。这些年的出访，让我在很多国家看到社会秩序良好、生活和谐、文明礼貌，公路上汽车很多，但行车秩序很好，互相礼让，很少发生交通事故。
　　即使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差，不文明、不礼貌的情况到处可见。我们民族的特点是崇尚道德礼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礼仪之邦，优点、特点是很明确的。但是“文革”使一些优良传统、道德传统遭到破坏。“文革”流毒的影响不可低估，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号召是很重要、很及时的，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的素质、改进社会风气是有针对性的。
　　另一方面，30年来，我们的尽�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国力增强，咱们腰杆更直了。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是很欣慰的。
　　＇注释＇
　　＇1＇　1938年6月6日，为阻挡日军西进南下，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黄河决堤让89万人无辜丧命，1250多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达到“分而歼之”的目的，不顾复堤和迁徙居民，就想让黄河流回故道，将冀鲁豫解放区一分为二，其作用不亚于40万大军，公然撕毁之前国共两党达成的“先复堤后堵口”小�议。周恩来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领导王笑一、赵明甫等同志尽�过一番有力论争，在国民党汛前堵口阴谋失败后，转而争取联合国的物资、器材、药品和面粉，取得了胜利。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随后又千里挺进大别山，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此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全面竣工。随后的几年，黄河安然度过几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2＇　当时北京的旅游接待工作受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领导。
　　＇3＇　1956年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成立，1958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成立。两社的接待对象主要是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旅游团体，接待工作主要是政治任务，增进友谊。接待人数并不多，主要集中于“五一”、“十一”两个节日前后。1959年接待港澳及外籍华人950人，1964年为2021人。外国来华旅游者更为寥寥。“文革”期间，旅游业基础处于停顿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的旅游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接待海外、国外旅客迅速增长为万人次。（参见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7）
＇4＇　郭献瑞，1912年10月生于河南南乐县，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抗战时期，在南乐县、广平县参加革命。后调往冀南行署任职。1947年在河北省政府任职。1951年调任华北供销合作社主任。1954年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任商业部副部长。1960年调任中共华北局委员会委员，兼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1964年到河北省永年县指导“四清”和社会主义实验县工作。1969年调北京市财贸组工作，主管物资供应。1972年当选为北京市市委委员。1976年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兼任市财贸部部长。1983年当选为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任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主任。1996年离职休养。
　　＇5＇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3年1月互设大使馆。1978年8月12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访日，双方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6＇　松村谦三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被誉为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掘井人”。青年时代，他与廖承志同为早稻田大学的校友，毕业后曾到中国各地旅行。1928年，松村谦三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内阁中担任过厚生大臣、文部大臣、农林大臣等职。1955年11月任自民党顾问，为党内领袖之一。1959年10月，松村谦三排除阻挠，以76岁高龄毅然率团访华。这是战后自民党上层政治家首次访华，松村谦三与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共商中日友好大计，在交往中结成深厚友谊。松村谦三生前曾五次访华，大大推动了日中关系的发展。1971年8月，松村谦三先生逝世，享年88岁。生前好友三木武夫在致悼词时说，“松村虽然倒下，日中友谊长存。”郭摹�若题赠松村先生的诗写道：“渤澥汪洋，一巍�可航。敦睦邦交，劝攻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7＇　1978年3月至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中央的意图，派出代表团到各国考察。一是派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尽�贸考察组，对港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二是由谷牧率领的政府考察团，考察活动以西方五国（西德、英国、瑞士、丹麦、比利时）为主。三是由李一氓担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南斯馈�夫考察企业的管理情况。
　　1978年这一年中，邓小平连续四次出访，先后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提出学习亚洲一些国家高速发展的尽�验。这一年，有10多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访问了50多个国家。
　　＇8＇　世界大城市会议自1972年在米兰市政府举行后，到1979年已召开八次，每年举办的大城市会议宗旨是交流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等各方面的尽�验。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1）
亲历市委常委会：平反###
　　苏峰（以下简称苏）：1978年，您参与了北京市委给“###”平反的决策过程，请您谈一谈。
　　白介夫（以下简称白）：我亲历的“###”平反的活动，主要是一次市委常委会＇1＇。大概是1978年8月22日晚上，不太确切地记得了，开会的人记不太清楚，我记得贾庭三参加了，我作为常委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有一个议题，就是为“###”平反，最主要谈的不是下面哪个单位平反，而是整个“###”的平反。那时吴德是书记，贾庭三是副书记，因为舆论界嚷嚷得很厉害了，就是对“###”的平反，所以在那个会议上，大家都同意平反，希望吴德和中央通气，正式给中央打个电话，就是把“###”平反，说这话的都七嘴八舌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参加会议的人都觉得应该对“###”平反，就让吴德出面，马上给中央的华国锋打电话。
　　会议从晚上7点多一直开到12点多。尽管大家七嘴八舌的，可吴德一言不发，可能他认为这是中央定的，他不好表态，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当时心里很急。贾庭三那时是副书记，他说：“老吴，你现在就给华主席打电话，表明咱们的态度，尽快平反。”吴德还是不说话，也不去打电话。贾庭三急了，说：“你不打，我去打。”会议室旁边就有个红机子，直接可以打给中央，最后是贾庭三跑出去打的电话。
　　吴德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想，他可能觉得“###”的定性是中央定的，吴德他本人也参与了。在这以前，大家都叫反革命事件，并不叫“###”。要他现在向中央讲，他可能不愿意讲了。但是，吴德也没有阻止贾庭三向中央打电话。
　　我对整个“###”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会，北京市内部对“###”平反的准备工作，叶林和张彭参加的比较多。叶林当时是负责工业的北京市副市长，张彭是市尽�委主任，他们在底下商量，因为“###”主要打击对象是工厂的工人，所以工会反应比较强烈，就是尽�济口、工业口反应的比较多。怎么解决？在这件事情上叶林和张彭讨论的比较多。这都不是在常委会上，他们是在会前做准备工作。真正常委会讨论的，是郑重其事地向中央表态要为“###”平反。
　　我看到人们在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总理
　　苏：在开这个会之前，您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私下议论过“###”的定性？
　　白：那议论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底下议论就多了。一开始大家对把“###”定成“反革命事件”就有不同意见。议论归议论，参加归参加，参加了的人议论，没参加的人也议论，大家都议论。
　　天安门我去看了看，别人不大敢去，我记得大概是在1976年三四月份，当时已尽�说不让去天安门了。我一个人去的，去的时候对别人保密，大家都忌讳“###”。我下班以后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纪念周总理的大字报、标语、文章已尽�有很多。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西南口发表演讲，悼念总理，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那时候对“四人帮”的说法不多，敢说“四人帮”的可能是工人，工厂里边，七机部下面的工厂去的多，他们可能因为胆子比较大。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我儿子，他先在家里写悼念总理的文章，写完以后自己跑到天安门，找到电线杆，偷偷摸摸地挂上去。一般人都不太敢公开去挂悼念总理的文章、标语和大字报。但还是有某些胆子大的人是公开的。
　　苏：当时，您作为市委的主要干部，参加这样的活动，您有没有想过中央会追查这个事情，到时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白：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这么多群众去悼念总理，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感情。会不会出事的问题，我没有想那么多。
　　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
　　苏：1978年5月，中央认为北京市揭批工作不力，将贾庭三从贵州调回北京，任市委第三书记，负责清查和落实干部政策。1980年，贾庭三有一个清查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里谈到当时被清查最多的是工厂的，然后是高校的，其中北大清华的老师比较多，市委里的人比较少。在这个报告里，市里的领导吴德和丁国钰也做过几次检查，第一次是在大会上检查，说检查不深刻，后来到了第二次才通过。您有印象吗？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2）
白：我不记得了。不过有可能，那时候检查、检讨都当饭吃的，多得很。
　　我后来也被要求作检查，聂元梓在监狱里交代了我和她的所谓“关系”。但我拒绝了。后来知道，是我们家与聂元梓早年交往引起的事情。
　　聂元梓和我在延安的时候是中央党校的同学，我们在同一个支部，她和我浴�来的爱人杨惠文＇2＇　都是河南人，两个人一块在被窝里睡觉，一块聊天。聂元梓是与浴�来的丈夫在哈尔滨离婚后，调到北京来的。她在北京大学，离中关村的我家非常近。她常到我家来，那时她是独身，在我家吃个饭，睡个觉，和我们聊聊是有的。
　　“文革”前夕，她也到我家里来过。但“文革”开始后，彼此的地位和处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她一下子成了中央的“文革”干将，全国的“文革”名人，我们则沦为了被打倒的“走资派”，关系越来越怠�。我和杨惠文私下里也议论过，觉得学生造反尚可理解，一个老干部，这样到处去出风头，打倒这个，批判那个，都觉得她变化很大，很不以为然。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馈�大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后来抓“三种人”的时候，有的人不止一次提出来要审查我和聂元梓的关系。据说聂元梓被抓起来后，写了不少交待材料，其中提到与杨惠文和我的关系，怎样说的，我至今不了解。有的同志就向组织反映，要求我到书记处会议上说清楚，颇有点要我交待的意思。我很反感，觉得又要整人了。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和市委书记贾庭三在旅馆住在隔壁，贾庭三同志跟我说：“老白，你没什么问题，但既然有人提你，是不是到书记处会上讲一讲？把事情讲清楚。”我说：“不讲也很清楚，没必要讲。”于是就没有要我去书记处讲。后来只派了一个书记找我谈话，就是李立功同志，他后来调到山西去了。李立功同志和我谈话的时候，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在一旁作记录，于是我就把怎么认识的、怎么的一个过程说了说。过了一个月，作记录的这位办公室主任问我：“老白，他们要留你的谈话记录，你说是就照你上次谈的留，还是你要重新写？”我说：“没什么可写的，你们看着办吧。”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党内很多人，被人斗过，也斗过人，一些人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对运动、整风特别感兴趣，一遇事就唯恐天下不乱。这不是因为整我才这样说，而是这种整人思想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历史的教训应该总结，应该反思。
　　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苏：1978年，吴德走了，林乎加来了，您在参加了常委会扩大会议之前知道吴德要走，林乎加要来吗？
　　白：不知道，林乎加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快。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还有就是林乎加来了以后，才出现吴德走不走的问题，调林乎加也很突然，从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京。
　　据吴德的书——《十年风雨纪事》回忆，他当时参加中央“文革”活动比较多，对市里面干部的事项、动态讲的很少，说明吴德对北京的干部群众工作做的不多。
　　在这里，我要说几件我自己亲历的事情，说明吴德和“四人帮”是有距离的。
　　自1973年起，我在吴德的领导下工作了几年。有人觉得吴德是和“四人帮”搅在一起的，但我认为他和“四人帮”之间还是保持着距离的。谢静宜曾在市委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过，说毛主席让她和健�青保持距离，吴德也是知道的。1976年，叶剑英和华国锋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绝密方案时，吴德都参加了。作为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得不和健�青他们打交道。只是吴德同志比较谨慎，尽量不和他们发生冲突。从健�青参观北京天文馆一事就可看出来。
　　记不清是1973年还是1974年了，健�青突然对天文馆产生了兴趣。吴德作为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就得陪着她参观。由于北京天文馆属北京科技局管，我也得陪着去＇3＇　。她连续三天晚上来天文馆参观，每次健�青来时，我就看吴德躲得远远的，很少和健�青说话。健�青自个儿“视察”，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健�青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吴德陪着，我也得陪着　。有一天她看的时候，我坐在一边就睡着了。健�青的警卫把我叫醒了。警卫说：首长在这儿参观，你竟敢睡觉。那个年代，这可不是小事。　。　想看书来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3）
刚才说的为“###”平反的常委会会议。尽管社会上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但当时中央的态度，尽管有一些松动，仍然认为“###”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反革命事件。＇4＇“###”发生在吴德任内，对平反的事北京市应该有个态度，大部分干部也有这个要求。吴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没有亲自给中央打电话表明平反态度，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贾庭三打电话，实际上是默认了。
　　苏：您对林乎加的印象怎么样？
　　白：他比较实干，热情比较高。不过，他在北京市的各种会议上，几乎每个部门都被他点名批评，包括尽�委，建委，他批评的主要内容就是工作方面的。他来的很突然，走的也很快，来去匆匆。
　　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教育工作上
　　苏：1978年的时候，您是否感觉到两条路线的斗争？
　　白：那个时候我的觉悟没有那么高，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出来。但群众对于高层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心里很清楚。
　　苏：有人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文化开始复兴的时期，您感觉到了吗？
　　白：我没有。我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多少精力关心这些，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和职业教育、自学考试上。
　　苏：请您具体谈谈。
　　白：我是1973年正式来的北京，当时任北京市科技局局长。1978年5月，我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不久，党政分开，我就成了常务副市长，主要工作抓教育，还抓科技、卫生和体育的工作。这一直持续到1986年。
　　1978年，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教育工作。北京市的教育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我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整顿学校秩序和修缮校舍。“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确实很大，不仅是教育体制的破坏，连桌椅板凳和教室也被破坏了。一些房子都快塌了，万一砸死学生怎么办？有的学校门窗玻璃被砸得精光，冬天透着风，根本无法上课。今天这个学校桌椅坏了，明天那个学校喊着要玻璃。我就到处修缮，跑修校舍、买桌椅、安玻璃的事，给学校创造学习的环境，主要维修的是中学和小学的学校。
　　苏：先把基本的硬件准备好了。
　　白：硬件基本具备了，另一个就是办职业教育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