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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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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ツ侵指懵废叨氛淖龇恕Ｎ胰衔饩褪�1978年人们的思想状态。
政治上的关心——小道消息
苏：当时您感觉人们都关心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政治上呀，那时候很多人都关心小道消息。
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一个是上面说的处于充满希望的兴奋之中，另外一个我们想得比较多的是为旧市委平反＇4＇ 、为“###”平反＇5＇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些干部当中，这两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压得很沉的。一粉碎“四人帮”，脑子里就开始转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志常在礼拜六、礼拜天聚会。在这之前下放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聚会，现在我们这些人一回市里，就常去其中一位同志家，他的夫人也很热情，就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们几个就打打牌，聊聊形势。 。 想看书来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3）
那时候，这种形式的老同志聚会很多，吃点好的，分析分析形势，在农村待着挺辛苦的，回来当然也就吃点好吃的，稍稍改善一下。在这种聚会上，我们最关心的首先是对旧市委的平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文革”一发动，市委就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我们脑子里都想着我们都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衷心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那时候，对“文革”的根本性否定，还没敢往这个上面想。但是觉得，对北京市委怎么着也应该平反；还有一个，“###”怎么着也应该平反。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我们还没怎么想，还不知道大局嘛，想的也是离自己近一点的事情。反正，1978年要求对北京市委、“###”平反已尽晌嗟倍喔刹棵遣栌喾购笠槁鄣慕沟恪�
那时候，一见面就问：“哎呀，看看现在上面最近怎么样啊？”恕行〉老⒕凸毕壮隼矗褪钦庋バ〉老ⅲ治鲂问疲醯檬形汀�###”早晚得平反，都关心着什么时候平反。包括对刘少奇同志的平反都没有这两个问题议论得多，还没有想到那么高。当时就觉得市委应该为刘仁同志平反，都认为刘仁同志太冤枉了。因为当时，刘仁同志的平反还没有提到桌面上来，上面并没有表态，我们也就只有少数几个知心的人在底下讨论。但是，很多人私底下都讨论为刘仁平反、为市委平反、为“###”平反，这已尽晌嗣巧钪幸桓鲋匾奶致刍疤狻Ｋ裕唤烊腥岷筇岢隼吹暮芏辔侍舛疾皇桥既坏模谡庵埃庑┪侍庖丫…是广大人民，至少是相当多的干部们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了。
苏：一般的群众又议论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我接触的主要是工厂的同志，他们的议论侧重于为“###”的平反。因为，有一些工人为这事被当成“反革命”给抓了。我们化工局在这方面是好的，一个都没抓。保卫处长把电话记录本锁在抽屉里，自己请假，不来了。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就说没钥匙打不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用消极怠工的办法应付了过去。但是另外一些局，有的局都抓了好几十个。这一下子，工人们的议论就很厉害。
当时，我们很多工业局都在市府大楼，局与局之间，因为一些负责人都是当年市委老青年团、工会出去的，之前有一些工作交往，“文革”期间也都是挨过整的，又都是从下放地回来分到几个工业局的，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所以一有空就串串门、交流交流，于是也就知道这些局里面抓“反革命”的情况。局里面领导“左”一点或者胆子小一点的，就抓的比较多。好在那时候化工局的领导班子比较齐心，互相之间似乎都有一种默契，认为最好不抓。
那时候，我曾是办公室主任，扮演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各个处长有什么问题都到我办公室来叨叨，我也就集中起来向局里的一、二把手念叨。他们对我比较放心，认为我比较可靠，不至于揭发他们。我们的保卫处长以前是老公安局的，跟我很熟，他熟悉公安局的一套做法，也反感得很。他就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就给他出主意，你把电话记录本锁起来，请假不来上班就是了。公安局的人来了后，我们就和他们说：“这不行啊，人家不在，我们也没钥匙，开不开。”于是也就这么拖着，糊弄过去了。一个也没抓，一方面说明咱们顶着干不容易，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我们碰上的那几个公安局的人也不是太较真、太卖力气，一遇见阻力，他们也就不硬来，没和我们对着干。
我们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旧市委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关心旧市委的平反；我们这些人当时大多都在各个工业局，工人们关心“###”的平反，我们也很关心“###”的平反。
我们是最关心旧市委平反的，因为毕竟离市委比较近一点，各个区县的领导、青年团、工会的领导对市委平反的关心度比我们稍低，但比工人要关心得多。我们这些人关心旧市委平反，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呢，我比较幸运一点，刚把处分全免了。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4）
1969年，军宣队刚要我下放的时候，我属于犯严重错误的三类干部，留党察看一年。后来到了农村，过了一两年后，又改成严重警告。再后来我到化工局，粉碎“四人帮”后，我又申诉，才把我所有的这些处分全免了。时间大概是1977年、1978年。
苏：那您算较早“解放”的干部了。
王：是的。那时候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有些甚至到1981年、1982年才彻底平反呢。所以我们这批干部对市委的平反非常关心。我算中层干部，“解放”得稍早。高层一点的干部“解放”得比较晚一些。我记得我在化工局工作一段时间后，那时候我住在和平里，佘涤清＇6＇ 放回来了，王汉斌＇7＇ 放回来了，都住在和平里不远。王汉斌分配在一个厂子里任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后勤，是排在第十几位的革委会副主任，挺屈才的。我们尽Ｔ谝豢榇蚯排疲治龇治鲂问啤６杂谑形恍└卟愀刹浚不崤级囊涣模┤缢抵Ｌ煜柰驹趺囱税。…怎么样了啊。恕栈乩矗鸵黄鹑タ纯础Ｎ一辜堑觅艿忧甯栈乩吹氖焙颍液驼琶饕澹�8＇ 就去看他。当时很多人都不太敢走动，我们属于“我们就这样”一类的人，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这个意思，就去看望刚“解放”的同志。
1978年总的感觉是，北京市相当多干部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对刘仁同志平反的要求。刘仁同志在“文革”前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做了大量工作，一定程度上，彭真和刘仁代表着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在“文革”期间不幸被迫害致死，因此北京市相当多干部非常关心，非常怀念。这一点，我印象深刻。
文化的大变化——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苏：刚才您谈到了文化上变化不小，具体是哪些变化？
王：文化上变化比较大，我记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内部电影、文艺演出和内部小说。
1978年的物质生活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文化生活有一个亮点——八个样板戏的时代终于打破了！这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看内部电影，哎呀，看内部电影成为我们这些干部当中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当时化工局我们这几个人每逢有内部电影，几乎必到。各大部委好多礼堂都放内部电影，还有就是不定哪个单位搞来了片子，就放，于是就发票，要搞到票都是靠关系，于是就有专门的人成天在那里倒腾票。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很喜欢看，化工局工会的同志很积极地去弄票。有时候一弄还能弄到好几十张票，于是一帮子人一起去看。
我记得有一个电影是关于朝鲜一个女谍报员的，连着三集，一演就演一夜，从晚上12点一演演到早上5、6点，在北京展览馆放的。我记得这次是我爱人弄的票，弄到票的时候很晚了，拿到家里来了，大概有十几张票，找恕ツ兀恳桓龅谜矣薪煌üぞ叩模沟糜腥税矗豢吹每匆灰拱 Ｎ揖透ぞ旨父鐾反虻缁埃嵌际前谜撸朔艿煤埽谑且顺档轿颐羌依矗盐颐墙由希豢榭吹降诙煸缟稀５诙煸缟匣挂ぞ值某Ｎ幔壹堑谜獯慰赐甑缬昂螅フ郧旌湍抢锍粤说愣鳎幼趴崛チ恕ＭУ模腔故堑孟氚旆ǹ没帷Ｄ憧矗颐悄鞘焙蝰肪偷秸庵殖潭取５笔焙芏嗳艘涤嗍奔涠荚谙耄合衷谠诜攀裁吹缬把剑趺囱愕狡保�
苏：都有些什么片子？
王：那时候的内部电影，哪个国家的都有，有日本、朝鲜、南斯馈颉⒙蘼砟嵫堑模拦缬耙灿小Ｎ蚁衷诙技堑茫桓鍪恰痘甓侠肚拧罚桓鍪恰对沃匚隆罚忝窍衷诤芏嗄昵崛酥馈痘甓侠肚拧罚馈对沃匚隆返牟欢啵腋憬步病对沃匚隆方驳氖裁垂适隆Ｋ墙惨桓鲇⒐墓笞寰伲谡秸斜慌诘鹕耍サ募且渫耆ナЯ恕Ｒ蛭且渖ナЯ耍橇俗约旱募蚁纭⒏改福约捍右皆撼隼吹穆飞希团黾桓雠模罄春驼飧雠牧蛋耍扔谒纳钪匦驴剂恕Ｋ墙峄楹笞≡谝凰孔永铮礁鋈烁星楹苌睢：罄凑飧瞿兄魅斯硖迓指春螅ㄉ缧葱耪夜ぷ鳎ㄉ缫猜既×怂Ｋ雒抛急缸叩氖焙颍烁昂昧讼渥樱米欧棵诺脑砍住＝峁庖怀雒牛龋殖龀祷隽恕Ｕ庖蛔玻押退苏庖欢蔚募且淙橇耍郧暗氖虑橛旨瞧鹄戳耍肫鹱约菏鞘裁醇易宓墓笞寰伲氐郊易迦ド盍耍陌嗽诩依锶丛趺吹纫驳炔坏剿２还米攀掷锏脑砍滓恢本醯煤苣擅疲渥右丫…存在旅馆了。这个男的后来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丁鲁ぃ雒耍飧雠脑诒ㄖ缴峡吹搅耍腿フ宜翟谙氩黄鹄础Ｅ暮芡纯啵涂嫉秸飧龉竟ぷ鳎踔磷隽怂拿厥椋掀舴⑺赡械氖贾障氩黄鹄础＞…过若干年后，女的几乎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但这个男的一直没有结婚，他一直觉得有问题，有时候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钥匙，不停地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女的老启发他，说起医院出来的路上有一个咖啡馆，还去旅馆把箱子拿来给他看，他都若有所思。有一次，他自己沿着医院出来的路上一直走，走到他们两个曾尽募颐趴冢砍淄锿芬煌保趴恕Ｋ赝芬豢矗桥囊怖戳耍蝗痪拖肫鹄戳耍礁鋈擞当В缬耙簿屯炅恕�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5）
苏：典型的好莱坞制作，在1978年那可少见。
王：对呀。我挺喜欢看这部电影，后来我还重看过，我觉得《鸳梦重温》比《魂断蓝桥》还好看。这种艺术片感情描写得很真挚，很有意思。好莱坞的片子往往是通篇没有说教的成分，不讲大道理，但是人们看了之后，对美国社会印象都很好，说明他们的手法很高明。我们也可以学学这种手法，用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甚至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党和国家，宣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内部电影，当时可真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文化专制可过去了。那时候可没想这是资本主义的“毒草”什么的。解放前我在北平的时候，也看过美国电影，再加上我们这些干部好歹都有抵抗力，1978年再看看这些美国片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然后拼命去搞票，再有还要去看，没想那么多。
那时候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都是非常受欢印摹９加⒁怀瑁裁础陡杷讨茏芾怼罚ミ希歉鋈」恼瓢。壤嵊舭。笔北鹛嵊卸嗳饶帧⒍喔腥肆恕Ｄ鞘焙虻奈幕睿嬲侨嗣堑那斓湟谎Ｕ夂偷笔钡奈镏噬钍且桓鱿拭鞫哉眨�1978年的物质生活还没有看到大的改善，物质供应什么的还是凭票。像我，特别爱吃花生米，能敞开吃花生米，都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事情了。我作报告老举这个例子，说我特别爱吃花生米，等到了一块四一斤的花生米敞开吃的时候，从我这点就证明，农村的问题解决了，能吃上饭了。花生米一块四一斤，价钱再上不去了，我这爱吃花生米的人随时能买到，说明物质丰富了。当然，这是以后了，1978年还没到这个程度，那时候安徽也才偷着干起家庭联产承包，北京这边可能更晚，因此供应还没好呢，物资不充足。但比“文革”期间稍好点。
苏：从文化上可以看出，人们当时比较兴奋。
王：尽管物质生活改变不大，但人们确实比较兴奋。一个是工作上很兴奋，我们能放开手大干了，没有人整我们了，可以搞现代化了，这是第一个兴奋。第二个兴奋是文化上的，我们这些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比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要高很多，所以，就觉得，总算不要整天听八个样板戏了，能看电影了，能看一些文艺演出了，特别是有一些文艺演出，能批判一下“四人帮”，歌颂一下周总理。那时候群众热烈的场面可不像现在唱通俗歌曲这种热闹法。郭兰英一唱《歌颂周总理》，那全场就是热泪盈眶啊，那种感情的真挚真是记忆深刻。
岔开讲一句，现在有些样板戏也老演，说实话，我认为有的唱腔艺术上是很不错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健嗟睦佑。睦锊惶娣�
人们的文化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还有一个，就是逛内部书店看内部小说。我记得当时出了很多内部小说，很多人都喜欢逛这些内部书店看看这些小说。我记忆中出了一批苏联的内部小说，我一度非常着迷，那一年我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将两大本厚厚的《朱可夫传》给看完了，写得真好，非常精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内部电影搞票比较难一点，文艺演出是公开的，稍微容易一点，但也得要票。虽然要票，但能看到的人比较多一些，我记得当年公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就是讴歌“###”中的人们，也挺好看的。想想1978年前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文化生活的变化很大。
我们对文化生活是有需求的，我记得“文革”前，我们为了看电影、看演出都是到外面排队买票的，两个人带上孩子一起看电影、看戏，这是作为一家人很重要的享受。“文革”期间就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文化上很苦闷，那时候觉得这种苦比物质生活的苦还难受。因为物质生活上，我们至少能吃饱饭，不像一些农民吃不饱饭，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的。1978年前后，当时也没什么电视，收音机里也听不到什么，但可以看内部电影、看文艺演出、看内部小说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令人喜悦的改变。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6）
毛主席有没有错？
苏：当时你们思考的更高一点的政治话题都有什么？
王：那时候也有一些更深层的思考，就是对大的事情的思考。譬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干部，韩伯平、储传亨等，已尽加兴伎技父鑫侍饬恕Ｒ桓鼍褪嵌悦飨母鋈嗣孕拧⒍浴拔幕蟾锩币灰骋桑棵飨忻挥写砦螅�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错误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里对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只是不敢说而已，看不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正确性。我们也在关注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彻底地否定，还是“三七”开？或者“几几”开？这个我们比较关心。我们也有议论，都觉得“文化大革命”否定越多越好，这一点我们是私下议论比较多的。
对毛主席有没有错这个问题，我当时有三个方面想不通，心底自己起了怀疑，但不太敢说。第一是毛主席支持健唷Ｎ叶越…青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过好印象。健嘣凇拔母铩鼻熬屠侠幢本┦小爸傅肌惫ぷ鳎形砍だ铉鳎�9＇ 坚持浴颍挥欣聿撬挠执蛴掷…。我当时在市委研究室，听到一些健嗟氖虑椋┤缢邓巧鲜兰�30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大家对她都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我心想：“毛主席怎么娶了这么个人？”后来“文革”发动，一直到“文革”结束，毛主席支持健啵…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领导，大家对健嗟挠∠罂晌交导耍南耄骸懊飨趺粗С炙俊彼凳祷埃…青可给毛主席减了不少的分。
第二是林彪。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时，我正在牛棚，听了之后，心里就想：这个“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贰怼保颐堑忱刺岢摹俺颓氨押螅尾【热恕笨赏耆灰谎⌒牡拙头膏止荆骋闪直胝飧鏊捣ǎ鞘笨刹桓一骋擅飨�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又说“林彪欺啤嗣飨保倚牡子行┗骋桑好飨敲次按蟮娜宋铮不岜黄…？
第三，也是对毛主席是神的信念的最大动摇，就是再次打倒邓小平。1975年，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总理，主持党和国家的工作，搞全面整顿。那时我们可是非常热情的，一提起要搞四个现代化了，我们就觉得劲都来了，还很兴奋地说：又要开夜车啦！可是，清华大学刘冰通过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两封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却被毛主席批评了，而且很严厉。＇10＇ 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迟群、谢静宜的印象都很坏，就觉得毛主席怎么了？
1976年4月的“###”，使小平同志被诬为总后台，被完全打倒。我完全想不通，是不是毛主席老了？因为我接触到的人都热情地支持整顿，支持发展生产、恢复秩序。再次打倒邓小平实际上是毛主席彻底脱离了群众，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
我们私下里还传“文化大革命”的笑话，传健嗟亩窳有芯逗痛砬榭觯舛汲晌嗣翘富昂苤匾囊桓鋈鹊恪�
苏：都有些什么笑话？
王：虽然过去30年了，我还记得一些笑话是关于军宣队的，当时军宣队在一些地方还没走，于是大家就传一些军宣队不懂行、说外行话的笑话，我记得那时候这种笑话比较多，至于说点白字什么的，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我记得一个笑话，关于军宣队训话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他说成亡羊补“宰”也不晚，什么叫亡羊补“宰”呢，就是说现在再补宰一刀。（笑）反正当时类似这样的笑话特别多。当然，“文革”中，很多军宣队的干部是很不错的，很有浴颍灿姓澹庖坏阌Ω每隙ā�
传播笑话的同时，再有一个就是传对健嗟拇恚灰贡邪∈裁吹摹；顾嫡糯呵攀桥淹桨。瞪趺椿蛋。蛭笔倍哉庑┤嘶姑蛔鹘崧郏颐钦庑┤硕家槁壅庑Ｈ绾慰创拔幕蟾锩保咳绾慰创飨空庑┰…是在某一层干部中小范围讨论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开呢，大家都在盼着，看中央怎么表态。
苏：当时您对真理标准讨论有什么看法？
王：1978年，大的问题还牵扯到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究竟是非标准应该怎么算？以什么为标准？我们这些人议论，以实践为标准，我们好像都是接受的。而对于“两个凡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毛主席错了，我们怎么办？真理标准讨论，我们这层干部已尽哟サ搅耍枷肷喜⒉皇呛芮宄挥幸馐兜秸獗曛咀帕教趼废叩亩氛曛咀挪β曳凑囊桓鐾黄瓶冢济挥腥鲜兜秸饷锤摺Ｊ榘⊥ ！∠肟词槔�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7）
对毛主席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真理标准的想法，都纠结在一起，这成了我们思想上一个重大的扣。我们是倾向于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被否定，我们觉得毛主席应该也是有错误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讲，但是能不能这样做？最后中央到底作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们都在底下猜测啊，议论啊，传小道消息啊，就处于这种阶段。我印象中，1978年就处于这种阶段。
恕疾缓霉�
苏：您怎么看待“文革”期间的一些人和事？
王：现在想想，“文革”期间，恕疾缓霉�
刚才我说了这个时候小道消息很火。我们这些人朋友不少，兴趣也相投，互相之间可不是就谈论这些事情么。中央的事情，还有北京的事情，都在讨论之列。旧市委的一些干部当时对吴德的意见挺大的＇11＇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认为他对旧市委的干部执行“左”的东西，整得比较厉害。还有一个就是他对“###”难辞其咎，而且他在当时还保持着不明朗的平反态度，这对当时平反“###”，应该说是一个阻力。这是我听到的多数人的看法。
当然，后来我看到吴德＇12＇ 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这本书，我对他的看法也有变化。吴德也有他很难的一面，他在当时处于那样的地位也做了一些好事，也很不容易的。他跟健嗨潜３肿啪嗬耄罄丛诜鬯椤八娜税铩钡氖焙颍彩怯泄毕椎摹５牵笔蔽颐窃诘紫绿寤岵坏剑途醯迷勖鞘亲钕缺淮虻沟模芰撕芏辔４蠹叶岳钛┓濉⑽獾露己苡幸饧衔鞘抢创虻刮颐堑模杂幸饧６悦飨共桓一骋桑蛊桓曳⒌矫飨砩稀�
1972年我从下放的地方——门头沟区调回市里，在化工局任职。没多久，化工局要提拔我任副局长，结果到了市委被拦住了，市委那边的负责人明着就说：“他是旧市委的人，不能提拔。”化工局的党组书记黄光就和这个人吵架，说：“我也是旧市委的人。”当然，这次提拔没有成功。
我们当时觉得他们应该了解我们这些人的。李雪峰是华北局的＇13＇ ，我们北京市委（指旧市委）怎么回事，你应该明白我们这批人，结果，他们对待我们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听汪家镠＇14＇ ，他们到北京市委来，好像到了“敌占区”的感觉，那么一种心态。把我们都看成了敌人！
苏：为什么都看成敌人了？
王：也许他们也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才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当时也没敢怀疑到毛主席，毛主席是不能怀疑的。但他们这样对我们是不对的，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又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当然苦闷、怀疑，那你说我们怀疑到哪里去？当然就是怀疑到我们直接接触的这两个人。
最早是李雪峰来到这里，接管北京，他一来就把包括我在内的人都打成了黑帮＇15＇ ，这些事情就是他做的。当时华北局工作组就在那里，像我这样的都当了黑帮，被专政了，更不要说那些高级干部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中下层干部都这样了，你这打击面也太广了吧。而且，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同属华北局，你难道不知道？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当时毛主席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嘛。但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认为我们没什么错误，我们都是革命干部，怎么你们一来，我们都成了敌人了。哎，当时真的很苦闷，革了一辈子命，一片热忱，结果成了这样！
不过，我想，当时的那个处境，除去健嗄桥撕霉猓铱疵挥惺裁慈撕霉８饔懈鞯哪压Α＠钛┓逡膊焕猓芸炀捅换坏簦脖淮虻埂�
苏：1978年还有一件大事，林乎加同志来北京了。
王：总的来说，我认为林乎加是实干派。
吴德走了之后，1978年11月，林乎加＇16＇ 调了过来。林乎加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段呐，北京到处都传“乎加指示”，我们这批人是非常支持他的。我后来去了尽ㄊ比伪本┦芯…委副主任），陪着林乎加到处跑厂子，当时我对林乎加的印象是很好的。因为都传说他在上海、天津干得很好。我觉得林乎加是实干派，当时北京就缺这样实干的领导呀。像我接触的旧市委的一批人，都是挺佩服林乎加的，而且都很支持他。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8）
认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的呢？有一次，北京市科委的同志给他汇报，汇报完了之后，说希望林乎加同志给大家讲一讲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据说他生了气了，可能拍桌子还是怎么的了，反正生气了。说明他当时是比较支持华国锋的，支持“两个凡是”。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觉得他怎么是这个态度？觉得这是不对的。开始对林乎加有怀疑，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后来林乎加是怎么走的，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跟了“两个凡是”的路线吧，绝不是北京市的干部顶了他什么的。
其实，林乎加在北京是干了一些实事的。华国锋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用了很多外汇，一定程度上使得尽帽成狭税ぁＡ趾跫釉诒本┑氖焙颍蔡岢鲆愣嗌偻饷常颐堑笔本醯谜飧鍪钟械忝槐吡耍械愎至恕２还馑得魉呛芟敫憔…济、搞发展的，他是实干派。浴炊运婷皇裁椿骋桑欢雀鞯氐酱Χ即昂跫又甘尽薄Ｄ鞘焙蛩桓鲆桓隹诘酱μ惚ǎ惚ㄍ炅怂徒不埃驳幕拔颐腔厝ザ己苋险娴卮铮幸欢挝颐嵌妓担本┦懈骺诘酱Χ荚诮病昂跫又甘尽保耐磐Ω撸蠹一故欠浅ＶС炙摹�
当时我在尽运屯ε宸模冉隙校ぷ髂芰νη浚敢馓こУ氖导是榭觯乙餐ΧＫ苍敢夂透刹棵墙涣鳎档闼枷肷系氖虑椋故窃敢馓摹�
苏：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有一些什么感受？30年过去了，现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这30年，您有些什么印象？
王：1978年，我的印象就是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不光是党内外的同志关心，普遍的中国人都关心，而且都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1978年是酝酿的一年、思索的一年，也是思想开始分野的一年。
当时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成型，人们都有各自的想法，这些想法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人们对“四人帮”那一套东西很不满，这是肯定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但对于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们又有不同的思考。所以，我说，1978年是思索酝酿的一年，思想分野的一年，也是新旧斗争的一年。
对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两个方面的感慨，一个是没想到。1978年的我，是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局面。我没想到30年后我们国家有这么贰旄驳氐谋浠谡巍⒕…济、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我们的步子都走得相当快。还是浴吹哪切┩恋睾腿嗣瘢故窃…来那些资源，但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却成倍地增多，必须承认，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包括我在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
第二个就是忧虑和反思。不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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