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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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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 蒙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四人帮”已经失势了两年，邓小平已经恢复了名誉与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正在唤醒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等待着中国的改弦更张，都等待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国在积累民心民气，中国在积累思考与决心，中国在积累全民族的对于要改革要发展要结束乱局的共识。同时又是“文革”造成的千疮百孔，天怒人怨，沉冤似海，问题如山，历史任务鲜明而又艰巨，历史在呼唤巨人与巨变。
人人在等待。人人在打探虚实、在发表见解、在有所期望，却又不无忧戚与顾忌。交头接耳与问询打探也是民意，民意如天，民心即是天心，民心不可侮不可欺，历史走到了它的转折点上。
我在这一年开始在《人民文学》与广东《作品》上发表了小说创作。我在这一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邀请到北戴河改稿。我这一年恢复了与许多文学界的领导与前辈、文友的书信往来。我在这一年应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安排参加了十次团代会的采访报道工作。我在这一年与有关领导已尽钙鹆烁谋�1958年划成“右派”的历史结论与调回北京的事。尤其是，我在这一年的11月， 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为一系列文学作品正名平反的新侨饭店大会，我的找了不少“麻烦”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堂而皇之地得到了浴聪胍膊桓蚁氲幕钠兰邸�
将心比心，我对一些老同志与社会各代表人物的1978年回忆特别觉得亲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民族那时是这样的泪流在一起，心跳在一起，劲使在一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了这个转折点，想起了这一个年头，想起了邓小平与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的丰功伟绩，想起了人民的终将胜利，终于胜利。却浴次颐谴诱庋钠鸬闵弦丫…跨出了那么大的步伐，中国的面貌已尽廊灰恍拢≌獗臼榭筛杩善筛锌商荆扇傻悖珊艨尚ィЫ袼嘉簦锌抵２蝗菀籽健�1978年，不容易呀，那一年与以后的30年。不敢怠慢呀，今天和斯后！
我们应该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先贤先烈，对得起风云激荡的1978年与此后的30年，我们一定会把今后的事做得更好。
。 想看书来
前言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尽朔缭票浠玫�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尽鞘觯匪菡巍⒕…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1978年，人们都在思考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在1978年横地切下一刀，露出的横截面是怎样的一幅风景？
1978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尽崾侥辏行┦虑橐丫…明显变化，有的事情还没有变。人们都在思考，都有各自的想法。有多少人能预见历史将在这一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市当时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干部，私下如何看待“文革”与毛泽东的个人功过？
如何认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两个凡是”问题？
率先为“###”平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思考之下？
在长达十几年的“学习”和“改造”后，被打倒的“右派”、民主党派以怎样的心情走到1978年并开始恢复工作？
国门初开，面对东西方的客人，我们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印矗肿急赣檬裁囱姆绞阶叱鋈ィ�
文艺界开始复苏，传统剧目、伤痕文学，又是怎样呈现出新旧时代的交替？
回城知青要上学、要就业，北京市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十位当年在岗的北京市中上层领导，他们分属宣传、公安、外交、尽谩⒔逃⑽囊铡⑸缁岬雀鞲霾棵拧Ｗ魑诙嘀卮罄肥录那桌撸庑┝钊俗鹁吹睦险呓歉髯郧桌⑶孜拧⑶准睦菲魏廖薇Ａ舻爻史睿翘钩隙媸档幕卮鸨砻鳎磺薪杂邢日祝笞淼乃枷氡尘昂腿褐诨∫丫…具备。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1978年，命运开始转变
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时代大背景的最好反映。当1978年前后一系列大事发生时，大时代下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印诱飧鲎洹�
1978年，初任《光明日报》总编肌难钗鞴猓凇罢胬肀曜即筇致邸薄ⅰ�###”平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被错划的老“右派”葛佩琦鼓足勇气来到作为“党员之家”的中组部。
1978年，农学家杨显东来到山西大寨，决心顶住压力揭开大寨盖子。
1978年，作为首批中国公派留学生，裴定一赴美留学。
1978年，在长安街上刷为“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平反！”大标语的李冬民仍在狱中。
1978年，胡风的儿子张晓山终于可以上大学。
1978年，陈景润成为全民偶像。
1978年，监狱中的张扬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抓住了“平反”的契机。
1978年，高考恢复，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1978年，“文革”中的著名的“小学生”黄帅正在准备高考。
对这些人来说，1978年到底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转变？他们有过什么故事？后来又遭遇了什么？我选择并简要记述了上述十位“平凡”人物的尽Ｋ堑背趸蛘呤恰 八娜税铩钡摹昂烊恕保蛘呤恰坝遗伞薄ⅰ胺锤锩肿印保蛘呤遣宥又唷⒈耪绞浚踔痢肮丰套印薄ⅰ昂谖謇唷薄… 蘼鬯堑木…历有多么不同，他们的人生确实是从1978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是众多普通人的代表，也是时代变迁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1978年，大转折的象征意义
1978年是新旧时代的转折之年，旧时代的告别不是遽然转身，而是逐渐隐退；新时代的来临不是骤然降临，而是酝酿生发。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尽锰逑道砺鄣�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因此，书中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访谈和记述，我没有作过多修饰，只是平实记录并补充史料，目的是尽可能保存和重现部分历史面貌。希望读者能从这样一个真实的视角看到一些事实，了解一些真相，感受一个时代的跃动。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较多，必有纰漏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苏峰
2008年6月于团结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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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1）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贯彻不力”的北京市
苏峰（以下简称苏）：从社科院调您来北京市是胡耀邦跟您说的？
刘导生（以下简称刘）：时间是1978年12月。当时胡耀邦同志是中组部部长。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没过多久我就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北京市。因为这里差一个宣传部长，耀邦同志找我谈，他也没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我能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正在批判“两个凡是”，北京市贯彻不力，也可能是没贯彻，或顶着不贯彻。那时候林乎加是北京市的一把手，当时他的困难在于他的上面是华国锋主席，华国锋是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的，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选！�
“两个凡是”的提出是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人民日报》都转载，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文章出来后一度受到打压，1978年的7、8、9、10月，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参与了真理标准讨论。
尽欢问奔涞奶致郏搅�1978年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当时全国都开始在批判“两个凡是”了。其实我们大概都知道批判“两个凡是”是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华国锋的调子和邓小平不一样，中央有两个声音了。可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是华国锋任命的，林乎加不得不听华国锋的，我想这就是林乎加的为难之处了。＇1＇
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
苏：当时北京市的情况怎么样？
刘：我到北京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市委有个写作班子设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四人帮”倒台到我来北京市委之间的两年多，都没有人清查这个写作班子。这些干部一时不会认为自己以前那一套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长期统治我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特别是受林彪、“四人帮”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副清醒剂。然而，对某些同志来说，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人同样存在于北京市委各级机关。
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在抓业务工作的同时，我认为应该先抓干部的思想工作，干部思想工作抓好了，工作才好推动。我到北京市后，一些在职的工作人员由于没有思想准备，采取不合作态度，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也先后走了，我想勉强留，也不是个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愿留的，我欢印凰…实在愿走，我只好欢送。”当时人民大学的校长是宣传部副部长，他后来也走了，可能是调去中央什么单位了。
在抓干部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工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
苏：来自上面？
刘：其实上下都有，主要是一些人思想没转过来。1979年3月，全国开始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仅仅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以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
市委宣传部准备召集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向市委一把手汇报，请他批准。第二天他答复说：“昨晚我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第一书记了，他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已尽讶褐诘乃枷敫懵伊耍遣坏貌蝗蒙虾Ｊ械男砍こ雒娓缮妫蛔夹！币虼耍膊煌馕艺偌獯巫富帷�
当时我感到无法理解：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究竟是哪些群众、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我只好顶撞了他，我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现在想来，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正是由于他的“两个凡是”思想，北京市委一把手不敢动，这可能也是他顾虑的浴虬伞！xt小说上传分享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2）
苏：这次会上，您都说了些什么？
刘：我首先肯定了北京市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
我鼓励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要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马列主义者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们提倡“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苏：然后呢？
刘：开完这次会议后，我和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向市委一把手汇报，他没办法，不能不听。我汇报完后，他没有任何表态，只讲了两个字“散会”。
形势有了转变
苏：这次座谈会正好是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期间召开的。
刘：是的。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向深入发展，我们又以市哲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作了长篇报道，作为尽樽芙帷�
苏：这时候形势似乎有了转变。
刘：对。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华国锋同志放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7月10日至8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 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这是市委正式研究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0日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作报告，他严肃批评了当前阻啊岢谷腥峋竦娜舾芍饕砦笄阆颍慕不岸员本┦械男ぷ饔泻艽蟮耐贫Ｍ保趾跫印⒓滞ト轿皇形斓级冀擦嘶啊＃�2＇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在贯彻三中全会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很多工作，但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中央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变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贰福欠穸ɡ蔚恼卧硕保弧案刂鳌⒆时炯摇⒂遗烧被蚋恼墙夥�5％，压制了95％”；“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尽霉媛砂焓拢歉阈拚饕宓囊惶住保弧耙冉际酰欠牌粤Ω…则”；“借外国资金，同外国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这就是指责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十个月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3）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主要有两条浴颍阂皇墙遗直搿ⅰ八娜税铩备愕貌簧畈煌福捌谑鞘形幢欢笃谑鞘形蛔⒁饬寺涫嫡摺⑵椒丛┘俅戆福哉巍⑺枷肜砺鄯矫娴牧鞫救疵挥腥险婕右运嗲澹欢撬枷肼废呶侍饷挥薪饩觯胬肀曜嘉侍獾奶致郏挥腥险孀ィ」�1979年5月我们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宣传口的人都来了，我们在这次会上就提出了补上这一课，但是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一直到这次市委扩大会议，补课工作才得以真正推动。
补课补什么内容
苏：这次市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补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刘：我在这次报告中提出补课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如王明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脱离实际，还自称是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使我们党遭到惨重的失败；另一种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把中国的革命引上胜利。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同样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当作圣尽匀灰邮导食龇ⅲ凳虑笫牵岢质导羌煅檎胬淼奈ㄒ槐曜迹獠拍芑指疵蠖枷氲木琛Ｕ返募右约岢郑砹说募右愿恼獠攀钦娓呔佟�
其次，真理标准补课问题就是紧密联系实际，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它的流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无限夸大主观意志、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颠倒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辩证法，不是用实践检验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总结历史的尽榻萄担黄玖斓贾鞴巯胂蟀焓隆１纠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党的八大召开以后，党就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由于“大跃进”遭受挫折，对此未能贯彻始终。（2）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宣扬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惟一动力，而且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泛，宣称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把重点转移说成是丢纲离线，如所谓“离了纲心发慌”。（3）把抓生产说成是搞“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是资产阶级法权。他们竭力反对发展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代替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试验，对任何领导、管理和从事生产的努力都加以反对。流毒之深，对全国尽玫钠苹凳盅现亍�
最后，我提出对抓好学习的若干要求，这里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如不扫除多年来“左”的思想障啊椒丛┘俅戆福闼幕ㄉ瑁臀薹ǖ鞫褐诘幕裕参薮恿私庑虑榭觯饩鲂挛侍狻Ｕ馐鞘侗鹫婕俾砹兄饕宓奈侍猓侨车拇笫拢恢皇切康墓ぷ魑侍狻８骷兜匙橹谝话咽直匦肭鬃宰ィ浞址⒀锩裰鳎敌小叭恢饕濉保峋龇乐棺吖 Ｕ獯位嵋槎浴安箍巍逼鹆司龆ㄗ饔谩�
人们对大规模补课的反应
苏：这次补课中，人们的反应怎么样？
刘：对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贾庭三＇3＇ 同志是始终支持我的，市委常委中的大多数同志也是坚决拥护并积极支持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我们首先恢复了市委党校，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共举办了37期，参加学习的干部 4597人。到1985年5月，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补课，18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5800多人。＇4＇
在培训过程中，我发现当时一些人的思想不通，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影响，说我反毛主席这个帽子是很吓人的。我们长期的“左”倾思想，让很多干部的思想都框在“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之中，一开始不少人转不过弯来，虽然他们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感情上对有些事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功勋应当赞扬，但对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不能不加以批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浴颉Ｋ侨衔飨巧瘢遣荒芊炊缘摹Ｕ飧鼋艄恐浜芾骱Γ以谡饷炊嗥谂嘌蛋嗌辖彩导羌煅檎胬淼奈┮槐曜迹苌儆腥斯硎驹蕹晌颐堑墓鄣悖鋈嗣孕诺南窒笫欠浅Ｆ毡榈摹Ｎ蚁耄退阌械母刹吭尥颐堑墓鄣悖膊换岜硖蛭鹿铝ⅲ谡飧鲎涔讨校挥锌辞宄桓仪嵋妆硖Ｕ馐钦Ｏ窒蟆！！∽詈玫膖xt下载网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4）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相当不容易，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迷信高度时，而且，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利用下，受蒙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毒极深，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尽臣改甑呐Γ愦蟾刹亢腿褐谥鸩饺锨搴褪髁⒘说诵∑酵境嫉恼匪枷肼废摺⒄温废吆妥橹废撸佣沟车母鞣矫婀ぷ魑炔降刈剿幕ㄉ韫斓郎侠戳耍庠诒本┦械车慕ㄉ枋飞鲜侵档眉湍畹囊患笫隆�
苏：补课什么时候结束的？
刘：补课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免去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这样，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撑“两个凡是”的支柱。
苏：您对这次补课有什么感受？
刘：我想归纳一条教训：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真谛，不始终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只跟人，不跟路线，总是不自觉地（当然也有人是私心杂念所驱使）跟着别人犯错误。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汲取的。陈云同志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正是历史的深刻总结。
“文革”后的无序
苏：在抓真理标准补课之外，这一段您还抓了哪些工作？
刘：我到北京两三天后，首先就去基层单位了解情况，最先抓了电台工作。当时没有电视台，只有广播电台。一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5＇，看到的情况让我震惊，发现那里隐患很多。台长跟我说，广播线路曾被老鼠咬坏，曾停播三分钟，这是一起严重事故，但未见广播局作过正式报告。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广播室内没有暖气，广播人员都穿着棉袄戴着棉手套操作机器，很艰苦，也没人过问。广播室的隔壁就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汽油库，非常危险，如果遇上火灾爆炸，广播工作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这些问题都是“文革”遗留的问题，光搞运动，荒废了本单位的具体工作，我当时严厉批评了广播局的局长。同时向贾庭三同志汇报电台情况，要求为广播局新建电台及宿舍，当时批准了7000平方米，建委最后又砍掉4000平方米，剩下3000平方米，把广播台的新址选在了建国门外大街上。当时因为“文革”已把北京搞得乱七八糟，到处都得整修，都得花钱，市里确实没钱，所以解决问题特别困难。现在就不一样了。
看了电台的情况之后，我又去文物局看看。
苏：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刘：管理很混乱。文物局有很多古物，连他们的办公桌都是古物，所有的古物都放在临时搭的棚子里，里面堆满了金银、玛瑙、珠宝、玉器以及一些古代汀⑻⒋善鳎皇なＵ渲槁觇Ф际且豢鹱右豢鹱拥模呈侄寄苣米摺Ｎ液臀奈锞值耐景咽詹匚奈锏牧偈辈挚庋彩右槐楹螅醯檬绿现亍Ｎ奈锞殖…有的文物尚未清理外，“文革”中收存的文物数量庞大，这些新建的临时仓库，都是非常简易的房子，门和墙一取梢源┩敢桓隹吡４罅康奈奈锓直鸫嬗诮记父龃蟛挚饫铮茉扑饽潜咭灿胁挚獯娣耪庑┪奈铮芾砬榭龇浅；炻摇＜词姑挥屑嗍刈缘粒材衙獠簧鞫А�
“文革”中造反派打砸抢所收集的文物甚多，如何保存管理和处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决定都是要归还人家的，可是这样的管理是很有问题的，很多东西都没了，怎么归还人家？我向市委反映这一情况后，市委因暂时尽牙眩虑楹芏啵补瞬簧辖饩觯潞蠹改瓴挪槊髟…主逐一归还，找不到实物的，那也只好向失主说明浴颍幸恍┳稣奂叟獬ィ幸恍┮簿筒涣肆酥恕�
这期间我们还修复了鲁迅博物馆和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至于周口店北京猿人博物馆，由于农民开矿采石，已受到极大的威胁，因为是属中国科学院所管，我们多次与中科院联系，提出共同维修的建议，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禁止农民采石开矿，保护了北京猿人展览馆的周围环境。
“文革”对北京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广泛的，我刚到北京，就发现很多工作都处于无序的状态，隐患很多，而且人们的思想上禁锢很多。因此，要彻底扭转过来，必须花很大力气。 。。
刘导生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5）
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三中全会精神
苏：1979年，北京电视台开播了。
刘：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三中全会精神，为了面对更广大的群众，特别是为了能让广大农村的群众、山区农民及时看到实况录像，扩大宣传效果，我们下决心创造条件，租借了几间房子筹建北京电视台。1979年5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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