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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秘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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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瀚说，一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更紧张。我们用的雷管是高压雷管，这种雷管对摩擦感一般来说不是太大，摩擦和冲击感都还好一些，但是对于静电的感应是非常灵敏的。咱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碰到那个带着静电就可以把它引爆。这种事故不是没发生过，我们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房子里边的仪器开动了，人员就撤离，然后就打炮。等启爆仪器按钮按下去，外边炮响了，于是你感觉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拔去。去排哑炮，去拔雷管，这个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你再拔，弄不好就要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去拔雷管的时候，大家手随时都要接地，接地就是把静电放掉。等把雷管拔出来以后，心里边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冬天打炮的时候插雷管，手里有潮气，插雷管的时候就和雷管冻在一起了，磨擦引爆那是非常危险的，李国珍在做试验的时候，这边做试验，没有看到他在沟里捡电缆，差点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每次做试验的时候还要把我们的装置抬起来，对着那个孔，外边还要堆上沙堆，把药柱放在上面。试验完还要重新铲土，把它堆起来。后来才想起来，做个木支架不就行了？有的发明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实践中你要走很长的路。举个例子，17世纪就有眼镜了，但都只是夹在鼻梁上，直到20世纪初才知道还可以做两个腿支在耳朵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拿塑料棒往衣服上稍微打一下，距离雷管还有很远呢，雷管就响了。所以，插雷管的人不许穿化纤的衣服。在青海的时候，比较干燥，有的人就被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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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1）
接二连三告急—— 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 两个大局都得兼顾—— 一万多人离开——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乌兰夫说，我们内蒙古再难也不能不管这厂子吃饭—— 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令人深深怀念的刘允斌
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
1960年11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七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三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那是一个孤悬在戈壁荒漠上的单位，倘若驱车数十公里去借贷，同在一个困难地区，人家的仓库存粮也不会多，能拿出多少粮食来借给你？即便借给一二十万斤，也只能凑合三几天。搞代食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精神可嘉，但是戈壁滩上无树皮可剥，无野菜可挖，就只有一点稀稀拉拉的骆驼草，那时职工讲笑话，说骆驼草籽还有羊肉味。但以后一化验，骆驼草籽含单宁很多，人吃了不行。这一下连草都没有了，怎么办？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零下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1月2日到11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1050吨煤，至今只收到200吨（正常情况2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235吨煤，其中125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6日5012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气得在那里骂娘。我就对调查的人说，他并没骂社会主义，也没骂党，他骂的是偷吃窝头的那个人啊。
刁仁文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实在熬不住了，许多工人从海晏县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样死在路边了。厂里赶紧派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没人知道。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西北的厂子难，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难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饿得浮肿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刘文翰说，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厅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核工业，不能不说刘允斌和他所在的包头核元件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前后出去的有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三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李硕勋的儿子###等。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烈士和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
刘允斌在中学期间连跳两级，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来就留在本校任高级研究员。刘允斌的俄罗斯妻子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娅。刘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专业学养，他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而且在研制氢弹聚变材料等重大项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姚乃兴说，刘允斌个子不高，老戴顶礼帽，鼻子尖尖的，看起来像外国人。他太太个子也不高，脸圆圆的。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当高级研究员，一个月大概1800卢布，中国代表团来苏联，他过来做工作，给他开700卢布，他不计较。吃饭常叫他过来吃，他不吃，总是回家吃。我们中国人喜欢灌酒，那时老灌刘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刘允斌。有一次吃东西，她问是什么，我们说是青蛙，她一听马上吐了。还有一次把刘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那个家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过去是莫斯科郊区地铁的最后一站。也像我们这样的宿舍，标准式的一排一排，他家里两室一厅，很小的。家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就是挂了不大的一张刘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说了好多刘允斌多么好的事情。她说这个克里木（刘允斌）没有一点架子，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人物的儿子，好女婿喽。她说他不喝酒，不打老婆，还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她特别喜欢他。刘允斌为人谦和，人要走过那个门，他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他那时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级研究员，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老是这样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整风反右派不久，刘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组来了，跟大家一起搞向党交心运动。王方定说，我们也得交心喽，交到最后，都吃惊不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1959年的时候，组织上要刘允斌决定，要么老婆来，要么离婚。但他老婆不愿意来中国，说中国太穷，吃草，结果只好离婚。玛拉1998年去世了，两个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国来看看，没有结果。那时候我们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极了。从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推导到对国家领导人印象好。这刘允斌真是一点儿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只是样子长得有点儿像。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间房。他到中南海去，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拿。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当时陈伯达的儿子回来后分配到九院。他不会说中国话，就经常跑到我们试验室来，与刘允斌聊天。刘允斌说，首先你要学中文，中国话你都不会说，回来怎么办？后来陈小达到北大中文系去学习。刘允斌到包头核元件厂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把到西北去不当一回事了。
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冯泽君说，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跟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调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原来的二机部是搞航空的，后来合到一机部去了，成为一个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报到时，研究所正中是四块大草坪，草地上还乱堆着一些石头，四周小树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楼是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北面大楼是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刘允斌都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大草坪的东边是电子加速器大楼、西边是重水反应堆实验大楼，每座大楼都有代号，如反应堆大楼叫101，加速器大楼叫201等等，再远一些的建筑物，就是众多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在谈论什么。出于好奇，我们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只不过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听那女同志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他才发表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苏联学习时就和刘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运动员，虽然是位女性，但她身体素质很棒，常爱和小伙子们一起踢球。朱培基说，那时候刘允斌烟瘾很大，他说他是从小学会抽烟的。小时候父亲参加革命顾不上他，把他寄托给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长工一样跟着下地劳动，非常之累。以后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来抽袋烟歇歇气，就也学着抽烟，为的是趁机歇一会儿。他还说，冬天天气很冷，还打着赤脚。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爷帮他找到父亲，并许愿将来要修一座庙作为报答。他很朴实，热情，常常帮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向所里交涉事情，为我们作翻译，常常不动声色地去帮助他人。每当中午休息去三楼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时，他总是顺路叫上顾国英。饭后为我和顾国英买两块巧克力，他自己却不吃，说是不喜欢。在苏联我和刘允斌、顾国英学的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与铀、钚工艺有关的分析方面的内容；关景素是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和我们在一个研究所里，但学的却是与核工业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晶、重结晶，周而复始，于是空下来就常常帮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照顾实验。刘允斌知道了情况，就主动去和苏联的所方联系，想把她转到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方面来。所方回答说这是中方的意见。他又去找管我们的商务代表陈征同志。几经交涉国内还是回复说不宜参与保密工作，他这才作罢。他为关景素做了许多事情，却从未和关讲过。我们的实验有时需要昼夜连续做。有一次该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锈钢小盘上的样品烘干测量。当晚恰巧在列宁山下体育场有足球比赛，刘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欢看足球，便主动提出要和我换值班，让我去看球赛，我不肯换。于是他帮我弄了个自动收集滴出液的装置。这样，我俩一起去看球赛，散场之后又一起赶回实验室进行测量。我们在实验中用的注射器漏气，我说国内的好用，他马上说，让妈妈帮我们寄几支来。并很快写了信回国，不久我们也就用上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妈妈，喊起来是那么亲切。而我们工作上需要的东西王光美也能及时地买了寄过来，难为她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的这么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点忘了，常常是念半边。有一次在给访苏代表团做翻译时，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里通信时，常常来问我中文该怎么写。他也常常顺便说一些家务事。他写信给父亲讨论关于玛拉要不要跟他回国的事。他父亲要他尊重玛拉本人的意愿，不要勉强她，尽管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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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5）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报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报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报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报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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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再困难也不能不管（6）
好人不见得就有好报。刘杰说，刘允斌希望回国工作，但家属孩子怎么办呢？刘晓去找他。他夫人玛拉也是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副博士，不同意，说中国人吃草，太落后。他老丈人也不同意。我们去选人时征求他的意见，刘允斌说同意。后来他下决心要回国了。在机场时，他样子非常激动，他夫人不停流泪，两个人拥抱亲吻。他自己表示，为了祖国的利益，愿意撇掉一切。张太雷的儿子就不一样了，对回国一事断然拒绝。“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刘允斌也遭到迫害，几次到我家，非常想不通，非常反对。当时我也逃来逃去的，他不但到我家里找，还到旅馆找我。可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竟然被逼得卧轨自杀了。
刘允斌的儿子阿廖沙、女儿索尼娅和他们的母亲玛拉是事隔20年之后才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1987年，姑姑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到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最终取得了联系。阿廖沙说，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就叫《怀念父亲》。我外公外婆和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姐姐也嫁给一位美籍俄罗斯人，到美国定居去了。我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几个亲人了，他们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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