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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秘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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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至恕Ｍ踅楦：苡斜臼拢毕缀艽蟆？上罄丛凇拔母铩敝斜淮虻酶觳补钦郏�80年代患上肺结核，90年代又精神失常，有一次在深圳他儿子那里竟然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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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3）
王中蕃说，不是让我当这个铀浓缩厂的副厂长嘛，专家的事情我也要管。哈里东诺夫是一心一意帮咱把这个厂启动起来，我们两个特别有交情。我找到他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的启动问题就太大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嗨，谁能料到后来关系恶化成那样啊。苏联叫哈里东诺夫赶快走，因为他是个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不赶快走不行啊，催他走。我们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谈完，苏联那个飞机就要带他走，我们就把飞机那个腿给弄坏了，把那个轮子弄出了毛病，飞不起来，又延长了一下，还来谈。这个人太好了。那个时候大西瓜可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走的时候恋恋不舍，这是一个好人啊。苏联专家、苏联的人民对我们太好了。但是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往外运。
1960年7月前，苏联提供的扩散机已全部到货，并基本安装完毕。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近五十名，负责人就是王成孝上面提到的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曾经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他对厂长王介福和王中蕃都一再说，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在这一时期，苏联专家教得实心实意，中方人员学得也尽心尽力，像王成孝就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样，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成孝便成了重点保护对象。1960年11月，王成孝外出，因事情紧急，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赶路，途中遇到大雾，看不清，又遇到下雪天气，刹不住车，一下撞到停在路旁的一辆大卡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上头，刘杰非常生气，对铀浓缩厂的领导严词训斥，随后便给王成孝配备了警卫人员，加强保护。
刘杰说，王成孝受了伤，他们打电报给部里，我一听，很恼火，对王介福说：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可怎么办？话说得过火，但反映出当时对如何过技术关确实非常着急的心态。
1958年8月底，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副厂长杨朴找来他手下的蒋述善等三位设计人员，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45天之内拿下生产线的施工设计。
这个命令突如其来，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蒋述善说，我们三个人过去都没有独立承担过工程设计，手头除了几本初步设计书之外，一无所有。可当时的形势很紧，根本就容不得我们说一声不干，也不能说不会干，你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承担下来。杨朴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但也要破除迷信。我们白天和苏联专家一起做设计，尽量从他们那里多学些东西，晚上才坐下来画图，每天都要干到半夜以后，一直干了两个来月。
设计任务要求整个提前，一开始苏联专家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违背协定的，因为协议上说好是三段设计，时间上大概是8个月到一年，现在你们这样随便提出来，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杨朴就找专家谈，说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大跃进，都在要速度，赶进度，我们这样一个单位不这样也不行，从大局来说，是不是先把这个方案接受下来，再跟大使馆和总顾问去商量？专家一看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做吧。设计过程中日夜加班加点，减少了程序，取消了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当中又简化了图纸，虽然后来在施工过程中老要补充修改，麻烦不断，但元件厂的施工设计最终用48天抢了下来，赢得了时间。因为按照协定，必须先经过初步设计论证，再进行施工设计，原定时间为一年，等设计完成后苏联才提供设备。所以，元件厂施工设计的提前完成，使得中国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之前拿到了关键设备，保证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转。
施工设计完成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一步是生产技术的掌握。1959年9月，二机部派元件厂杨朴率领蒋述善、计秉贤等14名技术人员紧急赴苏实习。对杨朴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去苏联实习了。上一次去苏联是两年前的秋天。杨朴当时是技术组负责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带队去生活实习，一共去了42个人，有技术人员，也有工人。火车一到莫斯科车站，以前和他们一起搞设计的不少苏联老专家都来欢迎，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束花。中方每个人也都带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对方。以往大家在一块，逢年过节都要送点礼物，不管是在哪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等到后来双方关系渐渐有些紧张了，国内又派了八个人，由洪景荣带队，去6号车间实习，这个厂子是专门生产原子弹弹壳的。但这时苏联方面已经拒绝中国人进入了，等到他们回到国内，苏联专家也撤了，部里面在清查项目的时候，看到有个6号车间，但是，在所有的设计任务书上都没有这个车间，也没有土建任务，连厂房都没有，显然这是个漏项。上头查了半天，问这个车间究竟是干什么的？杨朴这时候才突然回想起来，有一次他和莫斯科设计院萨玛依洛娃谈的时候，她曾经提起过，要生产一个圆形的壳。部里面就把这个生产圆壳亦即原子弹外壳的任务放到了202厂，把仓库腾出来作厂房。
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4）
1958年前后，正是各种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时期，二机部的事情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群众运动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互相传染，互相起哄。宋任穷当时算是比较清醒的，他给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原子能所的李毅说，我现在回想起来，部里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宋部长他们对我们说，你们那里的任务重，整风反右不能影响到基本建设啊。人家苏联专家都在那里干，你这边却停下来了，不行。最早大家鸣放得不少，有时候晚上搞，礼拜六搞，礼拜天也搞。提意见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一个是当领导不懂科学的问题，一个是苏军在东北违法乱纪、撤退时拉走机器的问题。到反右时，在这些问题上大鸣大放的人被抓住不放了。但具体到划谁为右派，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后来按我的意见搞，副研究员及其以上和工程师及其以上的专业人员没有一个是划了右派的，只划了101的一个技术员，还有一个基建处的一般技术员。以后拨乱反正的时候我叫组织部赶紧去调查，让他春节以前一定给人家落实政策摘帽子。后来周恩来不是也说过嘛，宋任穷在的时候二机部没乱。实际上，我当时处理这些事时也是非常慎重的，为什么？因为历史上有教训啊。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微山湖西也叫苏鲁豫皖边区，那时曾搞过一个抓托洛茨基匪徒的运动。康生在一本小册子里说，托匪比汉奸特务还坏，然后在各个游击队中反托。湖西部队搞得最凶。四大队是梁兴初在那里，政治部主任王洪民以及组织部长、区党委书记等都到我们这里。来了后审讯人，一审当然就有问题，几天之后就把我们都抓起来了，说是要向上报告，其实没有。我们在监狱里向山东分局写信，没想到随后他们连梁兴初都抓起来了，开大会，会后把统战部长和军事部长都枪毙了。统战部长王洪涛还是我的同学。杨得志那个部队也受这个区党委管，也要他们搞。后来这事让罗荣桓知道了，他带人到湖西一了解，认为是扩大化，便把所有关起来的人全放了。湖西运动后期，曾定了七个准托匪，事后问为什么定这个，回答说肃托运动搞得这么大，不定几个人说不过去。我当时算是死里逃生，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能给人随便戴帽子，不能随便给人定罪。后来康生又在延安搞整风，搞抢救运动，山东就没搞，罗荣桓、肖华都比较清醒。这样，到1957年以及后来搞运动时，我都特别小心。钱三强对运动之类的就很谨慎，不大说话。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多次教训，人命关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说钱三强这时比较谨慎，不大说话，也许另有原由。白文治说，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发表公报时，原稿上写了一句在党中央关怀下，而没写在党中央领导下，部长当场就发了火，特别严厉地批评我和李毅。我当时一言未发，刘杰接过去说他自己党性不强。这其中的一个背景，其实就是在1957年一次党组会上，钱三强曾批评说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弹来。
曾经做过钱三强秘书、后来查阅过钱三强全部档案的葛能全说，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理由是说钱三强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并且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某部长对事物本身性质没有很好理解，用行政办法领导科研工作，部里有衙门作风等等。隔了没几天，又着重对他的所谓一贯骄傲自大情绪批了两天。我跟了钱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学院张劲夫说的，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不管是在科学家里头还是行政干部中，不管是一开始还是后来，都难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后，他心中郁闷，无处排解，就对刘允斌讲了，这是在7月份的一天。刘允斌当时没有吭气，只是表情看上去显得有些意外。两个月后，可能因为刘允斌向刘少奇反映了几个问题，也不知道究竟反馈回来了些什么，9月23日二机部党组又开会批判钱三强的所谓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还把钱三强在部里的分工也做了调整，基本上不让他接触九所的武器研制工作。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推荐中国自己的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他们时，也推荐了何泽慧去九局，当时就被认为是搞非法组织，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还有个别高层人士写大字报，说他妄图把持核武器研制的领导权，当时九院的人都看到了，如今那份大字报的抄件还在。再到后来，又有人说他当年托约里奥－居里帮助购买科学仪器和后来去苏联访问都有里通外国的特务嫌疑，他被挂黑牌子，抄家，关牛棚，这些他都悄悄承受下来了。说到特嫌，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期间，1939年约里奥小组证明了链式反应，因为特别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核反应制造原子武器残害人类，所以就将他的实验报告封存在法国科学院的保密柜里。到了1944年秋天，中共旅法支部的孟雨介绍钱三强认识了法籍苏联人盖兰夫人，她是从事微生物研究的。这位盖兰夫人在一次交谈中曾暗示，希望钱三强把约里奥－居里做的关于链式反应的实验资料弄到手，提供给苏联驻法使馆。钱三强拒绝了，说他不知道这些资料，自己只是一个搞科学的，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孟雨也认为他说得对。他后来在1955年、1967年和1972年都曾多次向组织上和有关领导人作了说明。但他没料到的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不明不白卷入到了政治漩涡里，这件事情也就成为特务嫌疑的现成材料。所以后来细心一点的人就能看出来，原子弹爆炸前后那一阵子，钱三强竟然奇怪地淡出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1）
准备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40天造好仓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次都没接到——周总理叫刘杰去看苏共中央来信——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抓紧向专家请教—— 一个月的任务三天完成
1958年5月，李嘉尧从沈阳一机部的一个设计院调到了二机部。在北京报到后，和许多调动的人一样，具体到哪里去他并不知道。除了保密的原因，还因为当时二机部调进了大批各个行当的人，头绪多，许多人并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分配。一开始，李嘉尧是准备去西北一家核工厂搞设计的，并且开始收拾行装，去苏联同专家一起搞初步设计，因为他原来在沈阳就是搞工厂设计的。但是，有一天二机部常务副部长刘杰突然找到李嘉尧，说你不用去苏联了，调你到九局，去担负新的任务。当时九局是个什么样的单位，具体是干什么的，李嘉尧都不清楚。
李嘉尧说，我到二机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接受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都谈好的，苏联要给我们模型和资料。刘部长问我不去苏联搞设计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去和不去都是组织安排的，我当然服从组织安排。九局比较保密，在部里那座大楼的最高一层。来到九局之后，吴际霖跟我说，你的任务是作为九局的代表，参加六局姜涛接受原子弹模型的小组。那时九局机关没多少人，姜涛是六局局长，搞物资供应的，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只等苏联通知一到，就可以上路了。姜涛告诉我说，你先不要到我这儿来，你在九局呆着，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通知你，结果越等越不来。苏联专家说我们储存条件不够。这倒也是，那么尖端的东西，拿过来也还没一个合适的放处。专家要求盖仓库，仓库的图纸是保密专家画的，前边一个大厂房，有一个吊车一个坑，后边八间房子，这是他画的草图，设计院设计施工图，要求半个月盖起来。李觉找了万里，万里是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结果真用几十天抢建起来了。我那时候作为九局的代表，在工地负责这个事情。盖完之后请苏联保密专家来看，专家看了，又说这怎么行，仓库外面没有围墙。原来九所有个大围墙，大围墙里面有个小围墙，我们就按专家的要求，把仓库圈起来，再请他来看。他又说你这地面不行，你是土路怎么行呢，会把这东西给颠簸坏了。我们把地又重新改成水泥地。地改好之后叫他来，他说窗户也不行，普通窗户不行，保密条件不够，要装铁栏杆。等这些都做完了，他说专列快发过来了，那是1958年8月份，可到10月份了还不来。再问他，他说你等着吧，已经装车了，已经到满洲里了。
那时要弄一个原子弹进来，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模型，但也是极其敏感的。李觉说，这个放原子弹样品的仓库准备建在铁道干校附近，运来的东西就不进城里了，这样有利于保密。我们在铁道干校的后面要了一块地，造了两幢楼，后来又向铁道干校要了一点房子。九所作为部里规划来说，并不在北京。当时为了保密不能和三机部挂上名字，叫做北京第九研究所。为什么搞九所，就是苏联人的资料在这儿放着，我们要研究和消化，需要搞这么个地方。这里保密要求很严，房子上要有电网，就这样保密，一家外国大使馆还偷听我们的电话。那么要找这样的地方，就需要和北京市说清楚，那时彭真是市长，万里是副市长，万里和我们很熟啊，他不是东平人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一个分区，平汉战役的时候，他当副政委，我当参谋长。我去找他，他说你搞什么东西，我说我搞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得向北京市负责。后来没有东西吃，我去找万里，他说给你们这些人吃，我们高兴。那时候很简单，不过是几桶罐头。
建造存放原子弹模型的厂房，具体工作是让卢荣光负责办理的。卢荣光说，苏联说好要给我们一个原子弹模型，先要有一个合适的厂房，部里着急，限期一个月建成。首先找厂址，看到底建在哪里比较合适。我去找北京市规划局的李子山，他们问我干什么用，我说我请示了，可以给你们说，你们一定要保密，我说我们搞原子弹。他说好，那没问题。他就派了一个同志叫丰国光，他比我年轻，骑着摩托，找到太平庄铁道部一个什么学校，里面有一块儿空地，规划局就让铁道部把这块儿地给了我们。我们就赶快组织施工队，大概设计了十几天的样子，图纸就搞出来了。
14。不理他们这一套（2）
作为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有关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以及调集、培训技术人员的机构，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动工，李觉和吴际霖、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这里比较僻静，离西直门火车站很近，便于在苏联的原子弹样品运到时，不用经过北京城区而直接运到仓库，这对保密和安全都比较有利。
事实上，聂荣臻在莫斯科签订新技术协定时，苏联人已经答应给中国导弹和原子弹模型，用于初期的教学和训练。在核工业与核武器方面，苏联也确实按照协定，逐步提供相关设备和资料，派出人员给予指导。比如在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就向二机部接连派了两批专家，第一批专家由吴际霖和郭英会配合，到四川、甘肃和青海一带踏勘核武器研制基地，最终选定了青海湖以东200公里的金银滩。几个核工厂与基地选定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中苏联合初步设计，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专家。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晋升为中将。另外两名专家是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这三位专家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三位专家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苏联国内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
刘杰说，1958年7月，苏联派来了以涅金为首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知道这三个专家是他们核武器的主要负责人。为首的这个涅金态度非常随和，看起来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谈话当中我们问他许多问题，他答复得非常灵活。随后他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他估计我们把存放模型和资料的仓库建起来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我们只用了40天就建起来了。然后我就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波里雅可夫的来函，说是鉴于模型及资料贮存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宝贝眼看就要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咱们是希望他很快地给啊，急得催啊，同时也派人到满洲里去接。但是，我们一接不来，二接还不来。
负责接运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的人是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他从刘杰和刘伟两位副部长那里接受了这一任务。姜涛说，50年代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又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只有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并且，苏联在早期对我们的援助是积极的，有诚意的。当时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建成中国第一套原子能工业项目，总希望苏方供货的范围越多越好，苏方的态度则是尽可能利用中国的材料和设备。在谈判设备项目时，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有时在谈判中也闹点儿笑话，比如兰州铀浓缩厂的工程设备清单中有一项东西，翻译过来是软质细长纤维物质，我们以为是特殊材料，也要求苏方供应，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的总代表索洛维也夫就笑了，对我说，姜涛同志，你们是丝绸之国，中国丝绸是有名的，怎么连绸子布都没有？这是擦不锈钢工艺管道用的清洁布呀，用绸子是因为它柔软不起毛。我们一听都笑了，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材料呢，要是绸子布我们有的是，就划归我们自己供应吧。苏联的援助态度发生变化大约是在1959年初。我当时除了主要抓原子能工业设备和物资供应工作外，还参与了与苏方商谈接收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的过程。1958年8月份，根据两国协定，二机部把仓库建起来后，我约请索洛维也夫共同到现场检查，他看后说要向莫斯科汇报。第三天，索洛维也夫告诉我，苏方拟派保密专家来检查后才批准发运。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派来了一位保密专家，由我和索洛维也夫陪同，去九所现场检查，看他当时的态度还满意，我便问他，你看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加以完善。他表示条件可以，回去汇报以后再说。到了12月份，索洛维也夫通知我说，莫斯科发运的模型和资料已经到达了西伯利亚，要我们准备去满洲里接运，他也同我一起去。索洛维也夫说，他带一个助手和翻译，要我也带一个翻译，一共五个人。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索洛维也夫安排使馆买好了。一切准备妥当，就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夜里，索洛维也夫却通知我，说是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不去接了。这是第一次接运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莫斯科准备发运，要我们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是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通知说不去了，说是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这是第二次没有接成。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我们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当时我与刘杰刘伟他们议论，看样子这次像是真的发运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高兴。但等到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打电话说，明天不去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病了，无人签字，不能发。这是第三次没接成。后来就石沉大海，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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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理他们这一套（3）
1959年初，宋任穷和刘杰同二机部总顾问扎吉江一起开会研究，认为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较快，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陆续开工，这时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争取时间，需要苏联提早于1960年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这时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国，宋任穷和刘杰便委托他将中方的要求转告给苏联主管部门。后来得到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原先的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并由宋任穷部长组团前往苏联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6月下旬，中方组织好了一个代表团，以宋任穷为首，正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却先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
1959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通知他到总理办公室看一份文件，是什么文件，马列没说。刘杰赶紧要车，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级很高的电报，电报有几百个字，是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这封信于6月26日由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送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信中说，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说，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现在美英苏三国要讨论停止核试验问题，如果给我们原子弹援助的话，就容易暴露秘密，谈判时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说现在你们可以先进行核工业的建设，而核工业的建设大概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因此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到那个时候再说。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的核武器是共享的。接着这个电报之后，我们党组就进行研究。很明显，苏方是以和艾森豪威尔他们谈判停止核试验为由，用这个名义来推迟给我们的援助。再联系到那个原子弹模型迟迟不到的事，我们就做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对我们援助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随后宋部长向聂帅请示，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但眼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那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啊，聂总说这个问题还要请示。那时正开庐山会议，7月中旬，聂总就要宋部长和我还有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我们一起到庐山。到庐山以后我们反复地研究，要不要复信，复信怎么复，要不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应该持什么态度。我们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主张派代表团赴苏就有关问题谈判。聂总说复不复信应由中央来确定。后来宋部长就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们这一套。意思就是我们对他这个信不表态，不复信。总理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说，我们给聂老总的信是7月4号写的，信中提出了三个对策方案和根据目前情况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应取的方针和做法。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去。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报。会议预定7月14日结束，让我们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们一到庐山，会议却一下从反左转到反右了。彭老总被打倒了，听不成汇报了。聂老总听了一下，我对他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另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应该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起草的东西，是代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在向总理请示时，总理说不理他们。我们从庐山回来以后就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12月制定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决心完全彻底靠自力更生干成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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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理他们这一套（4）
对于这段历史，曾经就原子弹研制问题给二机部领导讲过课的涅金后来说，苏联核物理学家在中国工作的时候，阿尔扎马斯－16已经准备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作了。在那里一家工厂的铁路线上，停着几辆加上铅封的车辆，还有警卫人员守卫着。其中的一辆装着已经在中国介绍过的原子弹的模型。而在中国的鲍里斯和列杰涅夫请示将这些材料尽快给他，但事情一直拖着。过了半年，中型机械制造部一位领导向该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丘林请示，这些车辆怎么办，还要等多长时间？副部长正好外出，于是他只得打电话到苏共中央所在地老广场。党的领导非常愤怒，什么原子弹？运到哪里去？你们怎么啦，都疯了？不要运，快点告诉他们，立即将所有的材料销毁。这样一来，材料全部被烧，车辆开走了，警卫人员也都撤走了。事实上，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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