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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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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有人把我派作鲁迅一党,我说非也,鲁迅是不喜欢猫的,而我不但喜欢猫,还因为狗与猫作对,把狗恨恨不已。我的不喜欢狗,很多朋友都知道,一同去乡下玩时,常有人叫道,那里有只狗呀!便是想挑拨我去和狗打架。城里的狗都不是好欺负的,因为每条狗都领着一个人,高低惹不起,只好偶尔去饭馆吃顿狗肉,聊抒快意。狗的样子我也不喜欢,小时候在山里见过一只狼,以为是狗,不知道害怕,现在想来,很是对不起,因为狼的脖子和尾巴分明是粗硬的,而进化为狗之后,都细软起来,以便摇头摆尾,哪里还有一点狼的样子。尤不喜的是乖而顺之的狗脾气。当然,这种脾气,也是人教给的,而且教学相长,人再重新从狗身上学过来,动不动就“上怀犬马恩”,眼眶也湿。不知道早先狗是怎么被改造过来的。现在店里卖的狗粮,至少是小康水平,但想当初,五十者才衣帛食肉,轮到狗头上,恐怕只剩下猪狗不食其余的东西,较之狼在山林里的伙食,远有不如。不过,毕竟是一份安稳饭,头顶上“嗟”的一声,面前就有吃的,在改造好的狗看来,已经是福气。明人陶宗仪的《辍耕录》里面讲,驿站里拉车的狗,口粮有“狗分例”,要是被人克减了,它们会反啮其主。这样的狗脾气倒讨人喜欢,不过日常里所听到见到的,全是克己奉主的故事,甚至有自愿饿死,以成狗节的。所以陶宗仪多半是在瞎编,别的不说,居然要“辍耕”,可见其不是什么良民。
现代人满耳是汽车喇叭声,所以做起诗来,不再说什么“无使尨也吠”,而是慨叹听不到鸡犬之声了。但我对狗叫有两种意见,第一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自己明明长着一双狗眼,却不用,偏偏听别狗的。我有几次夜间进到乡村,一点坏事没来得及做,忽然之间,就有上百只狗在黑暗里大叫不已。其实它们也只是瞎叫叫,互为声援而已,并不知道在叫什么。蜀犬吠日,粤犬吠雪,总还有点由头,像这样不明不白地以天下为狗任,实在是只有“狗脚朕”们才喜欢的脾气。我并不是反对狗叫,狗不叫,性乃迁;但西谚云:“无论大狗小狗,都应该有自己的吠声。”
第二种意见是狗只讲恩属,不论是非,所谓桀犬吠尧是也。最坏的人,也可以有最好的狗,因为这“最好”者,标准只在于“吠非其主”。人有人道,狗有狗德,人被别人的狗咬死了,人们并不觉得那狗有什么不是。这虽然是犬监主义,未始也不是更多的人的立场。据说最好的狗,对主人最柔媚,永远夹着尾巴做狗,对不是主子的人毫无情面,不管高矮胖瘦,黑白妍,一概作势欲啮。假如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那还好办,但并不是这样,而且养狗的人也很多,走在这些人之间,犬牙交错,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该怕人,还是怕狗。
喜欢狗的形貌,不妨算是人情之常,我不敢非议;喜欢狗德,在我看来,就有点不同寻常。在中国,“狗”是骂人的话,可见爱狗的人,对狗也是看不起的,至于赫胥黎声称愿意做达尔文的斗犬,齐白石有一方印上刻着“青藤门下走狗”,不过是比方而已。而我们爱猫的人就不是这样,以“猫”字加于人,并不觉得可恼,但也并不宣称要做猫。爱狗的人经常对我宣讲狗的种种用途,狗宝狗皮,引车救人之类,我同意,不过谁要是说这些事只有狗才能办,那我是说什么也不信。
临难狗免的事是没有的,倒霉的总先是狗;犬吠云中我也没听到过,呜咽一声死掉,倒是见过几次。所以若说“恨”狗,是不确的,其实只是憎厌而已。至于吃狗肉,因为它们毕竟是狗,不是人,人肉我是不吃的。而狗咬人,早已不是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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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
我不喜欢牡丹,看到它的胖样子,就觉得有股俗气扑面而来;我也不喜欢梅花,看到它的瘦样子,就觉得有股酸气冲鼻欲入。——为什么说这个,而且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因为以后可能说不成了。
不出今年,或者牡丹,或者梅花,或者两个一起,就要被定为“国花”。我现在这般挖苦,至多是口齿轻薄;以后再这么说,没准儿罪在亵渎。现在胡说八道一番,拥戴牡丹或梅花的人听了,心里虽不高兴,也奈何我不得;以后呢,人家眼里寒光一现,我就要吓得闭嘴——国花呀!大概不会有相关法律禁止侮辱国花,不过就算如此,我也自会小心:瞧,世界上不能批评、不能拿来开玩笑、惹不起之物,又添两种了。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不喜欢牡丹和梅花。之所以要挖苦它们,主要是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的一种脾气,那就是,他喜欢的,不许别人冒犯;他敬重的,不许别人轻视。
自结成社会以来,在意见纷殊的众人之间,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那就是妥协。
我种了一园芍药,邻人种了半亩牡丹,如果要相安无事,第一,彼此管管自己的嘴巴,不要把对方挖苦过甚;第二,对对方一般性质的异议,要能忍受,不要摆出惹不起的架势。两条缺一,都得打起来。
所以,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一通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说到这,我要再次恭维中国社会的世俗性质。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对释道二氏都没有毕恭毕敬,开玩笑的话很是说了几句,但没听说斯人斯书受过什么打击,这样一种宽容的姿态,使释道这两种信仰,同主流社会以及彼此之间,经历千年仍能和平共处。
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刚播完,却就有了一片批评之声,指责有节目“拿农民开玩笑”。这真是让人没办法。为什么就不能拿农民开玩笑呢?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呢?谁能讲明其中的道理吗?
举而反之,推而广之,能拿工人开玩笑吗?能拿学生开玩笑吗?能拿……能拿任何群体开玩笑吗?能拿任何个人开玩笑吗?最后,还能开玩笑吗?
我拿我的道理同一位前辈争论,他一时无话,半闭了一会儿眼睛,说:“那就不能什么玩笑也不开吗?”我说不能,否则便成严峻的社会,遍地禁忌,动辄得咎,我不知道有谁喜欢这样的日子。
其实,“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据我接触,农民在各阶层中是最豁达的,他们的玩笑,对什么都开,时常会让外人吓一跳。我也不曾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因其劳作而变得神圣不可冒犯,享有“不被开玩笑权”。
“春晚”的一位批评者质问:“为什么农民会在城里人眼里显得可笑?”——有谁听得懂他在问什么吗?我是听不懂的,或者说,这么上纲上线地问问题,我宁可装听不懂。在重农的古代,或在“工农兵学商”的时代,农民的“精神地位”是非常高的,不妨问一问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因此而怀念彼时吗?
通常,拿富人开玩笑都无妨,拿穷人开玩笑往往招非议,因为人的境遇好了,就不用再那么敏感了。我这么说,可能要被批评为贬低穷人,但是,哪里又有规定,说人穷了就批评不得呢?
再回到“国花”上,“国花”有也罢没也罢,本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要一日被选为国花,便俨然正房。少看一眼是不敬,多看一眼是亵渎,那样,大家只好去看芍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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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家有小学生(1)
家有小学生
我家的三年级小学生下课回来,眉飞色舞地报告:“今天我们班选三好学生,有三个人选我哩。”
我心里想这样的傻瓜全国也不过四五个,居然有三个和你同班,也是一奇。但嘴里还是说:“好小子!这儿是四块钱,一块钱是给你的,三块钱是给他们的。”
恰好一个朋友在我家做客,看到这个情景,脸一下子就绿了。儿子又拿出一张考试卷,挣到两块钱。朋友的眼睛鼓了出来。然后儿子下楼去玩,走时带上垃圾袋,又赚了五角钱。这时,我的朋友已经快昏过去了。等小学生一离开,他喘出一口气,语无伦次地说:“你还不如把他送到孤儿院去。”
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我承认我的教育方针未必得当,不过,我也不能接受他的办法。他的女儿是严格按照各种规范、守则、礼仪培养出来的,是远近闻名的小君子。有一次我到他家,小姑娘送上一盘水果,说:“先生吃大的,园园吃小的。”我心里说:“哦,这个小伪君子。”
我也研究过新版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小学生守则》。那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好,很全面。有些条目,如“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远离毒品”,我本来就没想起来,幸亏阅读了《规范》,才加到对儿子的教育内容中去。
有些条目我知道怎么实现,如“不逃学”,我可以用罚款的办法来促使他遵守;有些条目,会有别人用罚款的办法来促使他遵守,如“不在建筑物和文物古迹上涂抹刻画”。经过朋友的劝说,现在我承认罚款不是好办法,应该讲道理,如有一条是“在公共场所不拥挤,礼让他人”,对此我应该告诉他:“你想被踩死吗?”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但确实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如《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里面的“关心父母身体健康”,合乎古训,我非常希望儿子能做到,可怎么实现呢?我给他看过《二十四孝图》,他对鲤鱼跃出的故事有些兴趣,却说别的人物“变态”,我该怎么讲解?我的妻子感冒了,吃早饭时连打了四个喷嚏,儿子顿时乐不可支,我该批评他吗?
而父母最大的难处,任何《守则》或《规范》里面都没写。我们,与许多父母一样,既希望孩子能是个好人,又希望他有好的前程。也就是说,既希望他是个正直的人,又希望他在社会中成功。而以现在的情形,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这多少有些矛盾。
上个月,儿子要我们“买荔枝,多多的”。他一向不喜欢荔枝,我和妻子自然要问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的班主任要过生日,而几天前,她曾偶尔谈到最喜欢的水果是荔枝。我非常不喜欢让孩子做这种事,老师过生日而学生讨好,这种事让我厌恶。但我们应该怎么指导他?
与此相类的事,以后还会有很多。成年人懂得分寸,懂得哪些事需要固守,哪些事可以通融,既可不失原则,也能保持人际关系的润滑,而孩子不可能理解这些。他一直不喜欢这位班主任,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要他什么也不送,那样直则直矣,危亦在其中也。我只好建议:“估计你的班主任会收到大量的荔枝,所以,你也许该送点别的,比如……一盒庆大霉素?”这个主意没被采纳,最后他按照母亲的建议,送了一张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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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家有小学生(2)
既不想让他长成个骗子,又不想让他成为与别人格格不入的“狷”者。《老子》里面讲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那是非常好的境界。不过但凡写进《老子》的,那肯定是做不到的事,何况对一个孩子!
我觉得他学到了好多虚伪的东西,却不知如何纠正。纠正而不趋于另一端,是很难的事。我不反对儿子学一点虚伪之术,不过我想,对此他将来也许会有非常多的机会。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还是先学诚实比较好。
前几天我看到他写的作文,叫《国庆游记》,里面有大量的溢美之词,无论是对路旁的风光,还是对他自己的幸福感。而他描写的那个地方,我简直就没去过。他洋洋洒洒地写:“拐过去我就看见了大瀑布,真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我也看见过那个所谓的“瀑布”,比我高一头,用来淋浴倒正好。而语文老师在这一行浓圈密点,批云:“贴切!”我还能说什么?随他“直下三千尺”去吧。
我承认我的一些教育办法也不怎么样,但我有时“反着干”的理由只是想让孩子知道,除了正规的教育,世界上还有各种见解、各种行为。也许这给三年级小学生出了太多的难题,所以我已经着手纠正自己,比如我不再给他“工资”和“奖金”。而对他已经积攒起来的过多的资金,也开始陆续清理:我和他打扑克,把他的钱一点点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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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童话皇帝:朱厚照
童话皇帝:朱厚照
旧史中有趣的事不多,一旦遇到,哪里舍得再板起脸来读?如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若观其政,自然要皱眉头,若论其人,只好微笑。贪玩的年轻皇帝,代有其人,但花样百出如他这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说前无古人,只成立一半。南朝刘宋的后废帝刘昱,在某些方面,可算明武宗的先鞭。单看这位小皇帝最后一天的日程,便知道他的作风:先是微行出北湖,匹马先走,羽仪不及;随从张五儿的马掉到湖里去了,刘昱大怒,自己动手把那匹马刺死,又屠割之来出气。接下来在一个叫蛮冈的地方比赛跳远,然后闯到一所尼寺去,详情不明。晚上,去新安寺偷狗,到昙度道人那里把狗煮来喝酒。夜里回宫,饮酒至大醉,遂在醉梦中被人杀死了。
正德有刘昱的滑稽,但没有他的残暴。正德脾气是不错的,被人冒犯了,从不大生气。在明朝,这样好性子的皇帝可没几位。他的性格,只是童心太盛,做太子时,贪玩的名声已经远播,等十五岁上做了皇帝,更觉手脚伸展,于是今天到西海擎鹰搏兔,明天上南城攀险登高,还在宫中演武,火炮声响彻昼夜,士民听到,无不变色。
正德的故事流传很多,只说他三件事。第一件是热爱旅游,起先是在京城微服出行,时常单骑远出,满山遍野地乱跑。把附近的景致玩遍之后,又要出远门。在近处逸游,臣下尚要唠叨不休,每一出格,谏疏雪片般飞来,哪里能够容他到远处乱跑?正德便琢磨偷偷溜掉。某年的八月初一,他起个大早,趁天未亮,带上亲信,徒步出宫,溜出德胜门,一路北行。走得累了,在路上雇了大车,奔向昌平。群臣上朝,等了小半日,知道皇帝失踪,飞马来追,在沙河将他赶上。正德不听劝阻,继续北上,在居庸关被巡关御史张钦执剑挡回。在宫中装了几天老实后,他又一次溜掉,这次计划周详,又赶上张钦出巡在外,正德顺利地闯出居庸关,玩到第二年才回来。
从这次开始,他在外面的日子多,在京里的日子少。常年住在宣府,号称“家里”,臣子请旨,只好去宣化,什么事都要耽搁,那是不用说的了。便回京时,他也不回宫,住在豹房,那是他登基的第二年,在西华门内造的大宅子,留做逃避之用。
第二件是爱打仗。有一次蒙古的小王子犯边,正巧他在山西阳和,不畏反喜,自将兵迎战。小王子之来,只是例行骚扰,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合在一起不足百人,但毕竟让正德过了回瘾。
几年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德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欢喜不胜。理所当然,他要御驾亲征。这一次他师出有名,群臣自然是无话可劝。可惜刚走到涿州,消息传来,叛乱已被王阳明等平定。正德好不扫兴,便压下捷报,继续“南征”。他想让王阳明把捉到手的叛王朱宸濠释放回鄱阳湖,由他自己率兵,再战一场。
我们时常听说什么人拿什么事为儿戏。像正德这样,能拿所有的事——包括造反这样的大事——为儿戏的,哪里还有第二人?
王阳明好不容易捉到朱宸濠,放是不肯放的。后来君臣妥协,在南京把朱宸濠放到一个大广场中,正德以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全盔全甲,威风凛凛,动手把朱宸濠再捉了一遍,捆绑起来,自己向自己献俘。可怜朱宸濠,造了一回反,倒被捉了两次。
第三件事也匪夷所思。他“南征”到扬州时,不知听了什么人的主意,下令禁止民间宰猪养猪——
“照得养豕宰猪,固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既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
正德属猪,又姓朱,所以要禁止养猪。此令一出,天下骚扰,百姓只好将猪杀掉,或贱价抛卖,或做成腌肉藏起来。大臣杨廷和后来上过一篇一本正经的《请免禁杀猪疏》。正德的禁令,与此疏对读,更显有趣。
正德虽然怪,但一不疯,二不傻。所以怀疑他的胡闹,至少一部分是有意为之。禁猪的荒诞,如果说他不太可能意识不到,便可能是故意捣乱。他的一些极端举动,如放着皇帝不做而要做将军、公爵、法王,如他听到直谏,会假装要举刀自刎,以此撒赖,如他亲自做强盗去抢人。——一半出自童心,一半出自烦闷,一半出自性格,一半出自观念。
他的臣下显然完全无法理解这位君主的心思。杨廷和只好叹气:“事之不经,名之不正,言之不顺,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群臣只好继续拿大义来劝皇帝,而没有意识到皇帝恰恰是被大义和责任逼反。既然做不到尽去人欲,尽守祖训,尽合大义,索性破罐子破摔,还落得个响儿。
常常疑惑的是,伴着这么一位君主,那时的臣子,难道除了发愁,就不大笑吗?依人之常情,笑是一定要笑的,只是不敢形诸笔墨,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史料,只是一位怪诞的皇帝,和一群愁眉苦脸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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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天下只有一个是:张巡
什么事是以任何借口都不能做的?或者,有没有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事?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可惜不曾仔细讨论,而且行不义与杀不辜并举,降低了这个命题的意义。再说,孟子也讲权变,这一主张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到底居何位置,不能确知。
唐代张巡,是极有名的忠臣烈士。安史之乱,张巡固守睢阳,城破被执,骂贼而死。他的故事人人皆知,不用多说。这样一位大忠臣,乱后议封赠时,居然有争论。原来张巡守城,粮草断绝,连老鼠都吃光了,士气低落。这时张巡杀死自己的妾,把她的肉分给将士吃。以此为开端,先以城中妇女为食,食尽,则食老幼,共食三万人。城破时,百姓只剩下四百余人。许多名士纷纷请求表彰张巡,这种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张巡被追赠为大都督,立祠祭祀。至于食人一节,李翰在《张巡中丞传》中说,食人是不好的,但既非本意,且“仓黄之罪轻,复兴之功重”,——食人过小,守城功大,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这便是历代的主流意见。至于杀妾及食人一节,毕竟是不太好的事,连舌长如韩愈者,在给《张中丞传》做的序文中也觉难以为言,干脆略过不提。《新唐书》的传文,也只提杀妾食妾,不提食尽城中妇孺,大概是作者觉得,妾是自家人,杀也罢吃也罢,近于以私奉公,无可厚非。
中国式的道德观是一张价值表,排在高处的,可以压过低处的,如果最高的一条不是“不得以人为手段”,那么,有太多的名义,顺手拈来,便可用来杀人。古代杀妻、食子之类的事,代不绝书。杀妾饷军,在张巡之前,便有三国时的臧洪,之后又有金国的乌库哩海罕。汉末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和弟弟及一个同伴,三人出行,粮绝,与弟弟共杀同伴,食而得活。孔融议论说,管秋阳爱先人遗体(自己的身体,先人所遗,爱惜是谓孝),吃同伴不算错,反正这人又不是什么至交好友,那么,不过如“禽兽而能言耳”。——孔融好为偏激之论,但他的主张,用传统的语言,竟难以驳倒。俗谚说“两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信矣。您想啊,只要两个人一商量,就拥有了多数的名义。鲁迅说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幸好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另一种议论,如金朝的王若虚,与人论张巡事,人问杀人“为己不可,为国何害”,王若虚说:“为己与为国等耳,天下只有一个是。”人又说“图大事者不顾其小”,王若虚说:“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说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说的“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说的残忍的原因纵然不同,残忍总是残忍。正是这些议论,使人读史时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讲过一个鬼故事,说的是张巡妾的后身向张巡的后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里说出这样一句话:“君为忠臣,吾有何罪?”读此知人的同情心,虽经千年碾磨,终于不灭。不过纪晓岚又反驳说:“古来忠臣仗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一点错也没有,本来就是那样。
明代有一部戏曲,叫《双忠记》,须读此剧,才知如何“仗义杀人”。剧中张巡要杀妾,心中不舍,可见是有情有义的汉子;然后,那位娘子不待张巡开口,自己先猜出来,又免去了张巡的启齿之难。下一步,张巡表示“心凄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别”,听着倒像是要自杀,他的妾则很知大义地说“臣死君,妾死夫,理所当,情何辜”,对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结来世缘”。——敢情被吃一回,还不过瘾。许多事情,都如《双忠记》之于张巡事,涂饰一番,便成高节,成大义,成美谈。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顺便说一句,《双忠记》在京剧和粤剧里还在唱,尽管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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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勿语中尉正承恩:严延年
假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盗贼也没有,岂不是政治清明,社会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这么想,你就错了。没有罪恶的社会一旦出现,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恶的能力被统治者独占了。幸运的是,人类的政治还从未曾达到过这种极致,尽管有许多次都相当地接近。
严延年任河南太守,“野无行盗”,庶几太平。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多杀人。他的朋友看他杀戮太重,写信劝他,他回信说:河南当天下咽喉之地,又承周代余弊,坏人多好人少,怎么不可以痛加铲除?为了树威,他把各县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数里,河南人恐惧战栗,背地里叫他“屠伯”。
西汉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声。郅都做济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内道不拾遗;义纵治南阳,吏民重足一迹,其治定襄,以前的坏蛋都改行做了官府的帮手。王温舒做广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盗贼不敢过境,及做上河内太守,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夜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尹赏任长安令,几个月后,本来嚣张的盗贼,死的死,逃的逃,长安顿时安定。其余诸人,大致如此。
酷吏的另一个好名声是清廉。腹诽罪的发明人,酷吏之宗张汤,死后遗财不到五百金;王温舒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从不收礼,在官不拆私信,常说:既然出来给皇帝做事,家里的事,只好不顾了。
酷吏最大的特点——在我们平民看来,简直就是美德——是和豪强作对。酷吏之祖侯封,便是被吕后用来压制刘氏宗室。宁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专门让他约束宗室。余如郅都的诛戮济南大姓,行法不避贵戚,权贵都不敢正眼看他;王温舒到广平,一下车便捉捕郡内豪强,连坐至千余家,往往族灭。张汤擅长整治诸侯王,排挫富商,锄灭豪强,也是他的拿手事。
严延年更是如此。他的治术,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之人犯了法,他不惜舞文弄法,为他们脱罪;豪门若欺负小民,他同样舞文弄法,必致之于重罪。这一点有些像后代的海瑞,海瑞力不能多杀人,但手段一同汉代的酷吏,其清廉也很像其中的几位。
可惜酷吏的功用,并不是解纾民困。西汉的酷吏,正史中有传的一共十八人,有十二人是汉武帝之臣,不是巧合。中国的帝制起于秦始皇,成于汉武帝,谓之秦三世,亦无不可。帝师李斯的理论之一,是把社会压扁。在他看来,对帝权的威胁,不来自易于胁制的小民,而来自有文才或武勇、有势或有钱的中间阶层,把“五蠹”去掉,天下就安定了。对李斯的五蠹之说,汉武帝去其二而用其三;酷吏或自以为得意,其实他到底在干什么,自己未必清楚,而是简在帝心。
小民从酷吏那里得到的好处,纵有也是暂时的,酷吏能去恶人于一时,却助纵恶之制长命百岁。何况酷吏绝不是秉法之人,如杜周所说,哪里有什么法律,人主的意旨就是律令。酷吏往往善伺上意,便在于此。为酷吏鼓掌的人,需得有把握自己绝无可能犯法,或者犯忌,否则不要抱怨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严延年做官是在汉宣帝时。汉宣帝初政苛察,后来渐渐和缓。酷吏治郡有方,各地曾纷纷模仿,然而不数年间,老百姓更加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朝廷无可奈何,重视酷吏的风气,便渐渐止息。——并不是以后没有,只是少用酷吏之目了。
为帝爪牙,换来的名声却不好,皇帝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西汉酷吏,能善终的没几个。严延年做官时,去汉武帝已有二三十年,前辈的命运,他便视而不见,也有人替他看到。他的母亲来河南探望,看见他杀人,大吃一惊。再三劝阻无效,便告辞说:我可不忍看见自己的儿子被刑戮,我还是赶紧离开,回老家替你预备后事吧。一年多后,严延年果然被朝廷处死。
又严延年治河南时,邻郡的黄霸以宽恕为政,郡中也很太平,连凤凰都给面子,数次光降。不过,什么凤凰于降,以及道不拾遗,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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