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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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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张统制与吴禄贞、蓝天蔚等事先已有密约，共同响应民军，合兵进攻北京。打算以第二十镇由滦州西进，吴禄贞统率第六镇由保定北进，两路夹袭，蓝天蔚则留后方策应，以期一鼓而下京都。不料张统制条陈政见十九条的初步手段被挫后，吴禄贞亦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石家庄，又加上第三镇这次的出卖，张统制处此情境，自顾力量单薄，——即本镇之中，重要官长也都是保皇派，主张革命的多只是下级将领——因此益发加重了知难而退的心理。那时金铭、从云等要求收回撤换张统制成命的电报，清廷一直没有答复。张统制进退失据，至此就决意把二十镇之职交卸，带了一排人，偷偷地上了火车，回天津去了。
张统制走了，革命派失去领导者，一时颇成散漫的状态。这时潘协统升为统制，萧广传升为协统，我们八十标的标统仍是范国璋。他们这些上中级的官长，都是保皇派的，于是把目光集中到金铭、从云等人的身上。我也因为取油印机的那次失慎，一举一动都被我们那位范标统暗中派人监视着，不久我们第八十标即由新民府调往山海关内海阳镇驻防。因为那时风传民军即要在这一带登陆，范标统奉命，队伍一开到，即布置阵地，以为防范。王石清第一营在右，郑金声第二营在左，我的第三营则派在中央后防为预备队。此外炮兵营驻左翼后防，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的骑兵营则在沙岗子右翼前方。
二十镇的革命势力虽被分散监视，但革命的进行并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厉，更具体地干起来。推溯这方面革命的酝酿，原受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握有实力的国民党党员吴禄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员的党员白雅雨和王励斋等。他们都是奉了党的命令，由南方北来，在山海关、天津一带活动革命。这时吴禄贞虽已被刺，张绍曾虽被撤职，但二十镇革命派的将领和白、王等的奔走联络却格外密切起来。那时白雅雨、王励斋曾数度和我们接洽，他们以为京奉线这一带，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岸，那时再合力发动。金铭的兄弟金钰，也是一位民党分子，这时从国外回来，亦奔走于其间，非常努力。
有一天晚上，金铭从滦州到海阳镇来，找我商谈。我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铺子里。金铭一到，刚刚坐下来，不知怎样萧协统和范标统就知道金铭来了，打了电话来把他找去谈话。到了夜间，金铭就在我那里住宿，我们同在一个炕上打通腿。睡到了半夜，他掉到我这一头来，两个人开始谈起来。我和金铭的意思，都以为老袁上台后，北军已渐见振作，如果和议不成打起来，只怕民军吃不消。再则北方一带，情势一天天恶化，我们若不早干，终有被保皇派全部消灭的危险。所以主张即刻动手，从他肘腋之间的嫡系军队中爆发一枚炸弹，使他们无所措手足。于是金铭把滦州方面最近和南方联络的情形详细告我。当时计划等到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动作，三张的骑兵亦在秦皇岛西南山嘴发动，郑金声为右翼，王石清为左翼，我为预备队。到时我的预备队先袭击炮兵阵地，并将萧广传、范国璋的旅部团部完全解决，而后合占山海关，分头进击北京和奉天省城。这一举即使不能直截了当地打倒满清政权，也可使之丧胆，牵制其进攻武昌的行动。商议的结果，我在海阳镇负责和登陆烟台的民军接头，其余在滦州等地策应者，都由他们去分头布置，等约好了日子，即行发动。
第十三章第一次的失败（3）
金铭由海阳镇回到滦州，白雅雨早从天津到滦，赍有北洋军政府大都督之印。他因为南北和议行将决裂，情形已十分紧急，而且京奉线一带革命的酝酿，清廷亦有所闻，故力促从云等立即发动。一可以先发制人，二可以为民军之声援，于是滦州大街小巷遍贴起反正文告，公开宣传，人人口里嚷着光复，空气已被弄到白热的程度。金铭一看情形，大吃一惊，以为非同小可。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大家即到师范学堂商议，一致主张迎就情势，立即发动。我们明知实力上极不充足——烟台民军没有到达，各方联络没有妥善——但认定只要干了起来，则义声所播，北方青年军人必定可以自动响应。那种犹疑彷徨，首鼠两端者，亦必惕于威势，翻然相从，则革命自有成功的可能，若是气馁中止，那就灭绝了自己。于是即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推金铭为大都督，从云为总司令，我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十一月十一日晚间即以金铭、从云和我三人的署名发出电文：
“北京内阁总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顺直谘议局）钧鉴：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檄文一发出，沉寂若死的北方，一时革命空气高涨万丈，北洋军青年将领希图响应者极多。滦州迫处近畿，清廷这时正要动员冯国璋部队，想先一挫民军锐气，却不料后方出了这乱子，把北军军心完全动摇。清廷震惊之下，心碎胆丧。袁世凯也不由得手忙脚乱，只得派令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压抚慰。王怀庆与金铭之兄金镜、从云之兄从滨原有换帖的关系，希冀他可用感情说服他们。他来的时候，轻骑简从，金铭、从云迎接他到滦州驻军行营下脚。第一句他就同金铭、从云说：“你们做得不对，你们不应该乱来。”
金铭说：“你来得正好，你得帮着我们干。现在大都督的位置让给你，若是不受，你也休想走得了。”一时将领头目将他团团包围，要求他一同举义。其中有一位排长张振甲，用枪口对着王的胸部，说：“你若不干，咱就开枪！”王怀庆看见情形如此，就临时生了诡计，满口应允了下来。大家当即排成行列，拥着他进城拜印，宣誓就职。大家骑着马，走了不多远，王怀庆故意把缰绳勒住，马即乱跳跃，金铭忙问底蕴，他说：“我这马是头生口，野蛮不驯，最好大家走开一点，不然就会出乱子的。”大家谁也没防他心存诡计，都信以为真，当即让开。原来王怀庆是马弁出身，骑的好马，这时他乘机回转马来，死命加了一鞭，就一溜烟落荒逃走，等到大家掏出枪来追击，他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怀庆逃走，滦州自然不免要遭大军围攻的危险，金铭、从云等回军政府会议，都主张一不做二不休，为要先发制人，马上率队直袭京津。这时七十九标驻滦州的队伍，除金铭、从云所带的第一、二营外，尚有张建功所带领的第三营。张建功表面上与金铭、从云表示好感，暗中却时常将消息报告给标统范国璋。此时一、二两营向城外开拔，张建功即命令所部在城头开枪截击。金铭、从云这时已有决死之心，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外，余则悉数登车，向前开发。到了雷庄，王怀庆已把路轨挖断。火车既停，隔着五里路，即与王怀庆所部交锋，打到深夜，王怀庆那边渐渐不支，随即鸣号请求停攻，派人过来请金铭、从云到雷庄那边去议和。原来王怀庆这次带来的都是巡防队，作战能力很是有限。
第十三章第一次的失败（4）
金铭、从云当即答允前去。左右一齐劝告，都说王怀庆诡计多端，绝不可去。但他们俩意志已决，以为议和如能成功，彼此可免无谓的杀伐牺牲，或竟可直接进攻京津。否则，以身殉志，亦正是所谓求仁得仁。于是部属都要求同去，誓共生死，同去的共有官兵一百多人。
其实王怀庆是存心诈骗，卖友求荣。金铭、从云到了那边，他即避不出见。金铭、从云正询问间，伏兵已出，将他们一一捕拿，电请袁世凯发落。袁复电后，即先将金铭杀害。金铭就刑时，骂不绝口，视死如归。其后殉难者有施从云、白雅雨、张振甲、孙谏声、戴锡九、董锡纯、熊齐贤等十四人，余者都被羁押。最可敬的，是金铭的一个护兵黄云水。金铭被害后，王怀庆叫人撵他走，他不肯走，反对王破口大骂说：“王怀庆你这个害民贼，甘心当满清的奴隶，卖朋友的猪狗！……”
王怀庆听得恼了，遂也将黄云水一并枪毙。
自从金铭由海阳镇走后，我就天天盼望着烟台民军和滦州方面的消息，希望短期内能有佳音到来。一天早晨，忽然范国璋派护兵来找我，我也未疑有他，即随同前往。到了那里，范标统说：“袁宫保来电报，询问这里驻军的情形。我要回个电报，你替我帮帮忙。”我坐了下来帮他写稿子，他就走开了。一直写到中午，我肚里饿极了。就告诉面前一位姓江的弁目，我回去吃了中饭再来写。不想那弁目向我尴尬地一笑，说：“冯管带，你耐心坐一会儿吧！标统有话，不让你出这个屋子了。”又说：“你那天晚上和王大人谈的话，协统标统全都知道了。王金铭、施从云今天在滦州成立了军政府，你是参谋总长。今天一早协统已经见到檄文。”
至此，我大吃一惊，一时如入五里雾中，不懂他们为什么也不等烟台民军登陆，也不和我约好日子，便先干起来。一时心神不定，焦急万状。如此一直监禁了四天，最后两天连饭也不给吃。不料在我被监禁的第三天上，他们大批同志已遭了王怀庆的毒手了。
这样一个在帝制势力的重围里生长起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本身的脆弱，领袖人物的幼稚与急躁，以及奸人的诈骗破坏，终于瓦解，成为一场悲痛的失败。
但是如果说，正因为这次的失败，遂使清廷知其大势已去，恐惧愈深，因此南方民军的声势大振，不久即因而整个颠覆了清廷的统治，这也并不是夸张的。
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1）
我在海阳镇被监禁到第四天的早上，执事官梁喜奎同几个弁目到我禁闭的屋里来。梁是河南舞阳人，光绪二十九年在韩家墅我们同为哨长。在这里顺便插叙一两件事，以见梁的为人，和我们的交谊。——那时梁极好读书，也希望我专心向学。我说：“我们自小失学，根基不好，自己用功总不行，最好还是请个先生来教我们。”梁告诉我，门口有个卖油条的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原在韩家墅教蒙馆，只因为人太老实，学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学生打架，他不责备，只说：“你们慢慢打，不要打破头。”这事给东家知道了，怪他误人子弟，把他辞退了。他离家太远，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疮，没法回家。因此在韩家墅流落，卖卖油条，又替我们军队的厨房挑挑水，借此维持生活。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们把他请了来，每月送他四元束修：梁出两元，我出两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书，念的是四书。每天讲一次，讲完即读，受的益处很大。这时我和梁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处，相爱如弟兄。有一天，左队头棚副目高怀仁到我们房里坐，他是河南归德人，和我很熟，因为他抽大烟，谈话之间我就劝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废人，实在痛心。哪知高怀仁却生了气，抢白我道：“你不要这样说我！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我是人，怎么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谈你！”骂得我磨不开脸，此时梁喜奎正在旁边，听了他的话大怒，跳起来就要打他。我赶忙从中劝阻。他指着大骂道：“你这浑东西，怎么好话赖话也听不清！人家好意劝你，你倒伤他！简直不识好歹！”——梁的为人，大都类此。他同我既有这样深厚的交谊，这时见了面，很难为情，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已经批准递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两个人也无多话，当即打点动身。我低头沉思着，觉得这样轻轻地发落了我，实在有些意外，但转念又想到，这显然是他们阴险狡猾的另一种手法。因为金铭、从云等横竖已经处死了，倘若还要过细追究，反而把事情扩大，难免不激起新的事变来的。
那天早上，我连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回去，便同喜奎和几个弁目搭京奉路火车前去北京。车到雷庄，天已近午。我隔着车窗外望，看见第三镇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这儿输送，企图彻底解决这次举义队伍。这种光景，使我眦裂发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狠狠地在车凳上击了几下。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民国十三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的溥仪驱逐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
到北京已经夜半，暂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栈落脚。那时陆朗斋将军刚从广东潮州镇守使下任回来，任京防营务处之职。他是我们的老长官，一别已经多年了。梁喜奎要去见他，我说我也去。于是同去，到了那里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陆将军说明，陆将军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这里，不必向保定押送了。喜奎听了这话，很是为难。一方面他固然为人慷慨好义，和我私人交谊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于职责的，从第八章中所叙那年彰德秋操后回南苑，因为丢了一本账簿，他竟急得跳车一事看，很可以概见他的为人。陆将军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踌躇着说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门，若是交在你这里，回去销不了差，怎么好呢？”
“梁副官，”陆将军说，“你是我的部下，冯某也是我的部下，你们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都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回去有什么不好销差？”
喜奎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说道：“话虽是这样，到了时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来见你，又把人交给了你。回去问我话，我怎么回答呢？我和冯某是多年好朋友，他们若说我徇私情，把一个叛徒随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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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2）
陆将军说：“你回去不必说谎话，你和他们照实说。就说你顺便来看我，我问到，知道是押冯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给我。你只管照实说，没有你的干系。什么是叛徒，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就是叛徒，过几天谁都要革命，谁都要做叛徒了。这个时势，谁也说不定的，到了那天，现在这些杀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干革命，也要做叛徒了。我刚刚从广东潮州府回来，我并不是反对革命才回来的。我在那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我想革命，也号召不起来。我说我革命，谁也不相信我；人家说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谁也信不了谁。这样我才回来的。——一会儿，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说：“话是这样说，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个电去要人，还是要交出来的。现在图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把我。你说要交差，这不是难事。我可以给你字据，若是还觉得不够，我再打电报去给你长官，说人已经交给我好了。如果那边有困难，说不行，那人在我处，仍旧可以来提的，反正没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说到这里，喜奎方才没说话。于是陆将军写了一封给王怀庆和潘、萧、范的信，又写一字据交喜奎带回去。另外又打一电报给王怀庆等，当即把喜奎打发走了。
陆将军这种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谈了一回契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还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机会给你为国家效力的。”
我辞别了陆将军，当天便搭平汉车到保定去了。
我离开保定，差不多已经有十年，记得自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便很少有机会回来看望了。这一次回到了康格庄，看看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舍大半都还认识我，看见我回来了，就高兴嚷着说：
“科宝，你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
那种亲热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动得流下泪来，觉得眼前腐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它温暖可爱的一面。
我在康格庄住着，几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里去。从康格庄到保定府，约有两里路。保定府东关附近有一个火药库，里面贮藏着大量的军火，由王怀庆统带的淮军把守。东关，正是我往来康格庄必经的要道，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受检查。盘查我的人，虽然不见得就认识我，但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绽，惹下无谓的乱子。若是绕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虑，终于把家眷搬到城里，在羊肉胡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这时过从相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的过从相谈，十分的投契。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座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我渐渐感觉到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采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捡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当晚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复是让我先住着。
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3）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极饶兴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该杀！”
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4）
原来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法无天。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嬉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那里抢得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的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往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那时事变蔓延，人心浮动，有限的一点纪律，显有不能维系之虞。京中无论哪个部队，都变得不稳。其情势如瘟疫之传播，如大火之燎原，谁也没能力遏止。这样的时候，陆将军却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他讲这番话时，我就在旁边，他那种镇静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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