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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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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闲，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简直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那时军中纪律也很松弛，没到自己值班的时候，尽可随便在外头溜达。我是个初涉足社会的少年人，好奇与好动的心理整个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爱找那几个朋友去聊天斗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谈笑得起劲，朋友中的一个忽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
第三章入伍前后（5）
“走，咱们扣宝去！”一面说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这一套，在他们是玩惯的勾当了，惟独我却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受了怂恿之后，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觉得新奇。就在这样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拉拉扯扯的被拖到赌场里。我对于扣宝这门径，一点都不懂，下注也不会下，筹码也不会摆，坐在那儿，随着人家云天雾地地赌下去。赌到半夜，就输了十几吊。起初尚想捞一捞，希望能够赢回来，怎么也不愿离开座位。那宝盒上好像有吸铁石一样，紧紧地把我吸住——两眼直瞪瞪地对它望着。哪知弄到后来，好像在烂泥坑里挣扎，越挣扎，越爬不上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苦笑着离开那儿。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输了这许多钱，到哪里弄来还账呢？还不出来，又怎么样应付呢？这天回去得太晚，生怕父亲追究，于是又预先编好了一套谎话，准备把事情掩盖过去。——原来一切恶习，都是连套着的，有了这样，就自然有那样，用不着坏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犹使我不寒而栗。
几十吊钱！这样大的一个数目，一时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于是想出了分期偿还的办法。商得对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陆续地支付。如此一直闹了三年，还有人同我要赌账。这一次糊涂勾当，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天都逃不脱那些赌博鬼的纠缠。从此我痛切地觉悟到，交结朋友，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实在太大，非得小心谨慎不可。
我经过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说。回防后即约束自己，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
我过去因为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又在营中受贾少书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颇能粗识一些。每逢操练余暇，自己就爱看些武侠小说，一半是为的看热闹，一半也是企图多识些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其次是坊间流行的《绣像彭公案》。初看时半懂不懂，只管囫囵咽下去。读完一遍，从头再读，读长久了，书中大意也渐能领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读，有许多依然摸不十分准确。以后接着又读《施公案》。这是我最初自动阅读的三部书。那时我们的正目刘贺堂——别号叫做刘老喜——专门爱说《三国演义》。一到他说的时候，很快地就围上一大堆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连咳嗽也不敢大声。自然，我也正是这些听众之中最热心的一个。每听到张翼德大战长坂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乐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于是又引起我对于《三国演义》的兴趣，立时借了一部来仔细阅读。初看的时候，只见生字连篇累牍在眼里乱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地慢慢读，闹半天还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咬着牙，耐着心，随时随处向人家请教，我终于把它读完。
营中新认识的朋友，大都会几套拳。我的一位顶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马老殿，他的拳术极好，在保定府称得起第一。他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们在一起，大家最爱同他闹着玩，有时甚至动手动脚。每次这样的闹时，他老是笑着让开，有时也说一句“闹什么！”总不肯和人家打闹。日子长久了，我心里却有点纳闷：“为什么他老是不还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动手动脚，他又是照例一笑让开。我就忍不住问他：
“人家打你，你为什么老是不还手？”
他含着温和的微笑回答我说：
“他们打我几下，不要紧；我要是还手，他们可受不了。”
我听到他这话，立时恍然领悟。功夫是愈练愈炉火纯青，愈练愈能使人有涵养的。地里空瘪的谷子，总是高昂着头，洋洋自得；但充实丰满的谷子，却总是低着头的。
每次关饷之后，我总喜欢花几文制钱去吃一顿大饺子。这时我情愿多跑几里路，绕过东关，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静的牛肉饺子。这饺子铺是开在一家当铺的门洞中。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吃一顿饺子呢？说起来倒也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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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入伍前后（6）
原来这位平老静曾在当铺里当过一副包金镯子，后来赎当时（正是年三十的夜间），不知当铺伙计怎么弄错，居然还他一副真金镯子，他拿回家去之后方才发觉，生怕因此逼出人命，于是毅然决然把镯子送回。这一来，使当铺老板意外地惊喜了一场，除当时给他送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之外，并把当铺的门前让给他开了一爿饺子铺。市井贫贱之中能有这样的正直君子，的确令我钦敬。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人物所开的铺子里吃一顿饺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走几里路，我也心甘情愿。除了这一点之外，平老静还收容着很多习武艺的徒弟，刀枪棍棒，应有尽有。这也很能吸引我这个正在充满着习武狂的小小的心灵。可是别人却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冤”。我也只好报之一笑罢了。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到时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就因为“上衙门”，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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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河边的眼泪（1）
我们的军队，从大沽口撤回保定的第二年，父亲接着遭遇到两次不幸的事变，使我们整个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渊。
一天，我正在营中读书，父亲的护兵忽然惊惶失色地跑来，见了我，急忙地说：
“快点儿回家，大老爷坠马受伤了！”
我一听这话，觉得眼前掠过一阵黑影，一时也未及细问原委，即匆促地走回家来。这时父亲正躺在炕上呻吟着。
原来这天是阴历二月初一日，又是“上衙”的日子，父亲照例循着营中的规矩，戴着大帽子，穿着马褂袍子，骑着马，到协台衙门里去。不料刚走到城门洞间，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全身仰翻，父亲的右腿被压到底下，等到人家救起来一看，右腿迎面骨被马签轧破，约有一寸多阔的一个伤口。因为伤处未能保持清洁，微菌侵入，不久即起化脓作用，一直养了三个多月，方才养好。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话好像是为父亲说的。正在父亲养伤期间，营中接到裁并的命令，两营合并为一营，结果裁去了大批人员，父亲不幸也在被裁之列。在贫病交加之中，忽又惨遭失业，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在我们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
从此以后，家庭的费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来维持。家兄在骑兵队上吃一份兵粮，每月关七两二钱银子，这前面说过的。我吃的是步兵种，每月关三两六钱。两个人合起来，除了马吃的，不过七两二钱银子，尚抵不上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以这样微小的收入来养家，日常生活的窘苦，可以想见。过了不久，家兄又因事他去，家庭费用，更弄得不能维持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在这种艰苦的境况中，仍然亲切地关怀着他的爱儿。直到今日，每当我独坐沉思的时候，一想起父亲当时对我的那种慈爱之情，不由我伤感得流泪。
那时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是三八打响，逢五排十打靶。所谓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每次打靶的时候，我从家里去得很早。那时当兵，不一定都住在营中，除上岗而外，其余时间即使全在家里待着，也没人过问。父亲疼我年纪小，怕打靶的时间过长，每次总给我六个制钱，叫我买几个烧饼揣在怀里，预备饿了的时候好掏出来吃。从父亲手里把钱接过来，自己在路上一面走着，一面不住的打算，心里想，父亲的饮食已经淡薄的很了，我怎么能再拿去买东西吃呢？而且父亲拿这六个制钱的时候，那钱袋里不是只剩下几十个制钱了吗？老人家的心情，该是怎样的苦痛焦急啊！我想了又想，怎么样也不忍得把这六个制钱花掉，于是决计把它留起来。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冯玉祥回忆录
打响，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药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那时有个教习阎吉胜收买药条，每次打响完事，他那儿就站拢很多目兵，争着换钱，彼此见了，只相视一笑，谁也管不着谁，这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每次剩的药条，可以卖得十几个制钱，加上早晨父亲给我买烧饼吃的钱，一共大约可以凑个二十四五个制钱——保定府用的是津钱，叫做五十钱——我有了这些钱，就到肉铺里买半斤猪肉，提着飞奔回家，预备炖好了，晚饭时候给父亲吃。父亲失业之后，荤食本已断绝，这时居然有炖肉吃，自然觉得欣慰。可是这炖肉从哪里来的呢？父亲禁不住要问了。
“从哪里来的炖肉？”父亲刚拿起筷子，就向我发问。
“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我低着头嗫嚅地回答。
父亲看见我这样的情形，越发非问不可了。最后问得无可奈何，我只好将原委说出。他听了之后，立时把筷子放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回想这种情形，犹历历在目。
父亲对待我们孩子，总是亲热慈祥的，从来没有严厉斥责的时候，小时候我老觉得父亲比母亲还要慈爱。母亲有时因家事烦恼，常常对孩子发脾气，以发泄她心内的苦闷，然而父亲却永远宁静，永远安详温和，他的慈爱的音容永远在我们眼里闪烁着。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2）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父亲从失业以来，差不多半年了，百般设法谋事，总没有丝毫的希望。生活时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来他几经考虑，觉得非南返故里不可。
南行计划既然决定，惟一的难题就是川资。那时从天津到上海，轮船票价是十两八钱银子，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费，由上海到巢县的一段路费，合计起来，至少须十###两银子方才敷用。这么一笔大款，向哪里弄去呢？父亲从前固然是半点积蓄也没有，亲戚朋友都如自己一样的穷困，借贷的事更是办不到的。处此情况之下，左思右想，实在没有办法，不得已遂将自己住的房子转典给当地一户人家，得了十五两银子，不足之数又变卖了些动用物件，才算解决了当前的难题。
我们一家，只父亲同我两个人住在一起。父亲是怎么样也不忍丢开我的，我呢，自然也不愿离开父亲。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只身孤影，流落异乡，让父亲实在不能放心。但如果一同回南，原已筹好的川资又发生问题，这使得父亲已有的决心也不免动摇起来。然而同留北方，事实上已不可能，当初万一有些微的办法，父亲是绝不作南行之计的。数月来的窘困生活，实在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因为房子已经典卖给人家，父亲要动身走的前一晚上，新房主一连来察看了好几次。这显得我们一家人已无栖留之所，一种凄苦的感觉困扰着我们，使我们禁不住相对落泪。屋里的一点木器家具以及应用的什物，早几天已变卖尽净。这时所余的，只有父亲炕上铺着的几件简单的被褥和正屋里布幔中的一幅观世音菩萨像。如此情形，看来真叫做“家徒四壁”——但这四壁又何尝是我们的呢？
这晚上，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嘱咐着我，滔滔不绝。我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只知呜咽地答诺着。
“张管带，苗管带，高诚义，这三位，你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对我家的好处，以后你要想法子报答。我是不行的了，你可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话，本来是父亲平素说惯的，但今晚听来，分外觉得悲楚。
张管带为我补兵的事，曾尽过不少的心力，虽然并没有成功，然而人家的厚意，总是不能忘记的。苗管带为我补兵，不及通知我的父亲，连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他那一片关切的热忱，委实使父亲感激涕零，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对他致深切的谢意。高诚义是父亲的一个老护兵，父亲所以纪念他感谢他，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旧事：父亲当哨长的那年，奉命到唐官屯（在天津迤南，是津浦线上的一个重镇）挖河，挖完河之后，又奉令修筑永定河。大概由于疲劳过度，又受暑受凉，忽然患了泻肚的病，泻得很是厉害。这时我同母亲留在保定，并没有跟他同去，随同父亲在一起的，只有护兵高诚义。因为病态太厉害，通身无力，连大小便都须高诚义扶持。后来越病得厉害，他照料越是细心，一点没有厌烦的表示。这种诚挚的盛情，实在是很难得的，无怪父亲提起来，就要念念不忘；并且一再嘱咐我，叫我务必要答谢他的厚意。
我坐在炕上，越听越觉得悲痛，前思后想，怎么样也难以制止自己的泪。
闲常父亲谈话，总爱把他过去的经历以及祖母所受的苦难，反复地说给我们听。这晚上，他自然也谈了不少。他说他当了哨长之后，才买得起四十钱（合现在一大枚）的猪肉，炖小白菜吃饭，这算是顶好的饭食了。他还常常说：
“现在有猪肉吃，已经升到天堂里了。”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幻梦又复破灭。
夜深了，四壁幽暗，万籁无声，衬托得屋内的氛围益发凄凉。我的眼泪就同开了闸的流水一样，一直无法制止。
第二天一早，父亲起来收拾行李。我也醒了，一面披着衣裳，一面望着他，心里说不出的万千酸苦，如同刀绞一样。我帮着他把行李收拾完了，立即动身，他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背着行李，送他去上船。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一直到了上清河的岸边。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3）
上清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条河流。上船的地方，靠近刘爷庙的东边，从家里到这里约有半个钟头的路程。人到了生离死别感情奔放的时候，一切习惯上的拘泥都要无形中被冲破的。在到了河干的一刹那，父亲同我从心的深处涌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不由自己的相互抱头痛哭，我甚至大声嚎啕起来。我自己心里一方面想着：一会儿工夫，自己就要成为孤苦无告的游子，独自尝受漂流异乡举目无亲的辛味了；同时却也惦念着父亲，他南返以后，职业问题怕依然没有希望解决，生活依旧得不到保障。父亲的心理是和我一样的，南返后职业既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余年来从未相离的爱儿丢弃在北方，我知道这是最使他难过的。我们一直哭得头晕眼花，日脚渐渐偏西，父亲始忍痛上船开行。我在岸上痴痴地站着，直到望不见桅杆方才回去。
父亲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保定练军营中。先在右哨，后到中哨。营中的生活同父亲在这里时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但我却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一切都感到空虚，整日里如在云雾中飘浮着，心神恍惚不定。同伴们有时同我谈半天话，我却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有时独自傻傻地坐着出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那时邮政刚刚设立，邮件多从镖局辗转传递，由保府到巢县，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从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终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计地探听走信的历程，预计信函来到的时日，并且幻想我的信到达父亲手中时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亲的哀愁，虽然我只有这样，才觉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日接父亲回来团聚。我们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十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干哑了，也总未间断过。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勤劳人的社会不许懒人立足，同样，懒人的社会也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嫉妒和讥笑。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的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颗图章。
我这样用功夫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功夫。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脚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脚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的发出沉重的声响。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做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的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我一般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的练习。
第四章河边的眼泪（4）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下一分功夫，即有一分效果。功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功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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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1）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的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的有一班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的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的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又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的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2）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行进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劈里啪啦又是一排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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