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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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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5）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的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的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满清的官派。民众被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又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到冬天用火烘暖，在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往来的军队随时占据着，门窗户扇都被拆毁，糟蹋得不成样子。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竟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民国九年六月到十三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想，好了，中央既然不管我们，我们难道眼睁睁地饿死？反正是国家的钱，与其给他们吃的脑满肠肥，何不截些下来为我们官兵填填饿瘪的肚子。因于当日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但路款毕竟截下十万。然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6）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保卫。——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一说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地挟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但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一方面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么，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做着泥胎，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我说：
“现在国家行的恐怕是兵变政策。这个政策是真的快成功了。但百姓可也不能活了！”
徐总统听了愕然，问我什么意思。我说：
“许多军队，中央都不发饷，饿得无法维持，只有兵变。兵一变，中央即可将这部队一笔勾掉，这些军队就都可以消灭了。将领们想，总统的政策成功之日，即是他们被杀处罪之日。百姓们也想，总统的政策达到之时，即是他们妻离子散破家荡产之时。总统今日是坐在一大堆干柴上面，洋油也倒好了，只要一点燃，就是满天大火，那时大家都同归于尽！”
他听了很动容，沉吟了半晌，才说：
“竟是这样的情形么？……”
我说：“实际比这还厉害。总统不知道，简直是在油锅里呢！”
他深长的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
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
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眼斜嘴歪的样儿很是猥琐。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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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7）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
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
他说：“是呀！我们找到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的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我和萨先生素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到席的二十多人，就叫来二十多个妓女。那些妓女一进门粥粥地拥上潘复跟前，有的扭住他的耳朵，有的“叭哒！叭哒！”连着打他耳光。潘复哈哈地笑着，一手抱住一个，妓女即躺在他的怀里，揪他胡须，叫他喊妈，他即喊妈，叫他喊娘，他即喊娘。我看着：“真是什么王八蛋的玩意儿！”招呼也不打，我就起身走了。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了。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计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你们都是一批革命狗，说咬就都咬起来了！”
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
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歪主意，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我想这种无耻政客，比军阀还该杀。军阀想作恶，智尚有所不逮，经过无耻政客一教唆，什么祸国殃民的事也干出来了。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
“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
“怎么输那么多呢？”
“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
“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
“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
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我想这一定也是韩千古替他出的主意。
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得尽兴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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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8）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要逼得我们消灭，要治得个个都和他们一样，那时全国弄成整个的粪坑，他们就得其所哉了。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也十分艰难了。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肩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过，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得二寸多厚。道旁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
信阳有几处教会，有名的牧师为朱浩然，热心公益，长于讲演，并开着商店，生意颇好，也有外国牧师，我们常常往还。
第二十八章督陕（1）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但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入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入陕，二十师在最后）。这条路，在民国三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决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的入伙当了土匪。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棓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炮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再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刘省长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于先生为国民党，直系拟给于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你妻侄小舅子都给、狗也给、猫也给，我看得不值半文钱，都拒绝不受。但同时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致信笔伐，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第二十八章督陕冯玉祥回忆录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第二十八章督陕（2）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南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取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猇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饿死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危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当陈军退入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到迟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离不开娘，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志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第二十八章督陕（3）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绝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十三《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此次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泛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外国教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曰：“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唯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为人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则盘踞秦岭以西。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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