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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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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家世(1)
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往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的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目前。
  第一章我的家世冯玉祥回忆录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儿,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出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攘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儿,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第一章我的家世(2)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给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袴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儿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儿。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的拼命跑向目的地方去。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的。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里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便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的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绝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拥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遽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庠,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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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家世(3)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第二章康格庄(1)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儿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第二章康格庄冯玉祥回忆录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及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

第二章康格庄(2)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儿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儿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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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3)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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