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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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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家世（1）
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往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的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目前。
第一章我的家世冯玉祥回忆录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儿，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出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攘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儿，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第一章我的家世（2）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给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袴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儿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儿。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的拼命跑向目的地方去。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的。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里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便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的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绝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拥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遽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庠，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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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的家世（3）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第二章康格庄（1）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儿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第二章康格庄冯玉祥回忆录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及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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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2）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儿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儿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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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3）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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