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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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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如果不太提纲挈领地说，我觉得是五件事：第一，高科技产业化，联想在这方面是先锋队，因为这件事并不好做；第二，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个竞争性的领域，中国企业处于下风地位。这也不容易，在IT、PC领域，出现的都是精兵强将；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实现股份制改造方面，我们也走出一条有历史意义的道路，这与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关；第四，对企业的管理理论进行探讨，而这些理论对日后进入投资领域进行投资有很大帮助，也用实践的方式说明了我们的一些理念本身的有用性；第五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正在年轻人身上得到延续。
王中军的电影尺度
王中军，北京人，1960年出生，华谊兄弟董事长，华谊兄弟太合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总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 是内地电影界、娱乐界巨头之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柳传志的忍耐力（9）
在一个政府没有退出、市场似乎又能进来的行业，官商结合就成了所有商人的第一选择。
无论王中军看上去多么时尚、多么前卫，他的华谊兄弟公司就是在这样一个官商合一的行业里发财。电影，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之中，可能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娱乐；但在中国，电影是一种必须由政府来进行管制的意识形态平台。那些热爱电影的商人可以用电影来赚钱，但前提是必须接受政府无所不在的管理。
此情此景，作为一个电影业的商人，王中军喊出了“电影是百分之百的商业”这样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要把电影从意识形态、艺术的陈旧体系里抽离出来，将电影培养成一个真正的赚钱工具，一种直面市场的投资平台。
熟悉中国环境的人们还能从王中军的口号中听出弦外之音：他必须接受来自政府的任何管制，但他坚信，这个正在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会给他提供足够的商业空间，前提是他必须与政府的意识形态管制取得一致性。
从这里出发，我们遗憾地发现，王中军和他的华谊兄弟公司同样没有跳出官商结合的道路。事实上，这还只是公司的一种处境。多年以来，王中军最大的竞争对手，显然不是和他一样的市场化私人公司，而是打着国家旗号的电影巨头，诸如中国电影总公司。他们制作的主旋律电影和他们引进的美国大片，像一道剑，悬在王中军的头顶，所以，王中军说，华谊兄弟公司做到今天，并不容易。
电影产业有影响无规模
苏小和：关于中国的电影产业，据你了解，目前它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王中军：这两年，电影行业在社会上的声音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受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在人们看来，这就是一个阳光的、很有发展空间的产业。但实际情况是，在整个经济层面上，电影行业还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去年的整体票房也不超过50亿。我们也只能从票房上加以统计，因为只有票房是透明的，其他的都只能是估算，包括海外发行、电视台的购买、VCD的发行以及盗版，所以人们无法清楚地界定整个产业的规模。在电视行业，2008年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也不过50个亿，音乐更不用提，几乎没有什么产值。因此，电影、电视是这个行业的主要产品，但整个市场也就100多亿。因此，从规模上来说，它还算不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但从这几年来看，它的成长速度非常快，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我看来，一句话，目前它还是一个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但无规模的产业。
苏小和：你作为这个产业中的一员，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王中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行业，也觉得很满足。这两年，华谊兄弟在业界的成绩还不错，去年我们推出的四部电影在我国电影市场上占据了很大比例。据官方统计，2008年我国进口片和国产片的总票房为43亿，国产片为26亿，而我们凭借四部电影获得了8亿多票房，占了30％左右。《集结号》为27亿，《功夫之王》19亿，《李米的猜想》2 000万，《非诚勿扰》则达到35亿。在一个不大的市场上，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这样的现状让我们在竞争中总是处于优势，没有什么压力，因此也就感觉比较舒服。在电视剧方面，在民营公司中，我们所占的市场份额最大。去年我们大概推出了19部电视剧，其中包括2008年全国电视剧销售冠军《我的团长我的团》。 txt小说上传分享
柳传志的忍耐力（10）
这就是我们2008年的整个业绩，虽然有些东西并不透明，但我觉得这些数字比较容易统计，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业内人士都非常清楚。在中国，电视剧的销售模式非常简单，它是一个B2B（企业对企业）的产品。而国家对电视剧的销售也有着明确的规定，首轮销售中只能选择四家电视台，第二轮也为四家，一共为八家。因此，一部电视剧制作完成之后，根据八家电视台对每一集的出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整个电视剧的销售情况。假如一部电视剧有40多集，每集卖100万，那整部电视剧的销量就是4 000万。去年，我们推出了19部电视剧，假设为700集，每集投资50万，那总投资为35亿。而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戏能获得的销售额就为5个亿，也就是说能获得约一个多亿的毛利，净利润也不过五六千万。实际上电视剧的利润空间非常有限，五六千万在电视剧行业应该说算得上是最好的盈利水平。
在电影、电视两个行业，我们的进步比较快。对我们来说，电影是一个相对传统的项目，是一个强项，在市场份额上已经多年稳居高位。我们进入电视剧的时间虽然不长，也就两三年时间，但现在也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可以列入我国电视剧行业的第一梯队。
苏小和：这个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如何？
王中军：这两年，在资本层面，这个行业受到的关注度非常高，起码在银行融资方面是如此。当然，不是所有公司的基本面都很好，我觉得，“二八定律”在任何一个行业都适用。我们很难说，一个行业中有80％的人在赚钱，20％的人赔钱，相反，一般是20％的人赚钱。如果我们刚好属于这20％中的一员，那在整个行业中我们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
近两年，我们在电影、电视方面的贷款越来越规范化。原来只是电影的单部贷款，现在电视剧也已经开始年度贷款，2008年我们打包了400多集电视剧，向银行申请了一个综合贷款。这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帮助，就是将利息直接贴息给银行，以此鼓励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在总的贷款格局上，我们采取电影与电视剧分开的政策，电影找工商银行，电视剧找北京银行。如2009年我们要推出四部电影：徐克的《狄仁杰》、高青书的《风声》、吴镇宇的《追影》和冯小刚的《地震》，向工商银行贷款的额度约为15亿。而在电影院建设、流动资金方面，我们可能会再找一家银行贷款。
在自身的资本结构上，2007年华谊兄弟进行最后一轮私募。原来认为我们能在2008年实现IPO，因此2008年5月、6月的时候我们就向银监会打报告，但正碰上下半年所谓的经济危机，股市大跌，华谊兄弟的IPO也就被迫终止。
苏小和：这对华谊有什么影响？
王中军：国家规定，进会之后不能再做重组，所以我们去年一年都不能做私募；但公司的现金流还不错，银行融资也比较畅通，所以也就不存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放弃我们的IPO计划。因此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苏小和：你自己认为华谊兄弟在电影、电视制造行业的位置在哪里？
王中军：从1998年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华谊已有十多年历史，而这十几年也正赶上中国文化娱乐行业的高速发展。因此，到今天，我可以说，在中国，华谊在电影、电视剧、明星经济与音乐四个板块方面都位居行业榜首。在经纪公司方面，我们取得的成功则要缘于八年多的时间积累。在未来，我觉得，经纪公司会设置我们这个行业中的最高门槛，因为在它，金钱已不是万能。对华谊兄弟来说，其未来的核心也将在经纪公司方面。而鉴于经纪公司的合约精神，短时间内相信很难有公司能赶上我们。 。。
柳传志的忍耐力（11）
管制不是主要原因
苏小和：我一直有一个困惑。按常理，中国因为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文化产业的市场也应该非常大，但现实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在出版业，美国一家出版社可能相当于我们所有出版社的总和。在传媒产业，美国福布斯的杂志广告量就相当于我们多家电视台的收入。电影产业也是如此。这里的原因是什么？
王中军：我觉得，首先在于文化产业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产业，其次则是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其中又以后者为根本。在中国，盗版书，音乐、电影的盗版光盘随处可见，如果一部电影上映后，除了电影院，人们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观看这部影片，那人们就必须前往电影院，而这个产业也会随之迅速发展。现在我们是100亿的规模，翻10倍就变成了1 000亿，也就可以与美国市场相媲美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完善，这个10倍还没法成功翻转。另外，我觉得，原来我们所谓的文化就不是产业文化，而强调意识形态，真正产业化的提出也没几年，与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成长速度非常快。美国本土票房大概100亿美元，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或许非常大，但他们已经维持许多年。在我们电影起步之初，我们的票房只有七八亿，但现在已接近50亿，每年有近30％的票房增长。如果继续叠加增长下去，10后中国的票房也可以达到400亿至500亿，这一数字与美国现在的票房非常接近。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追赶速度非常快。当然，十年后企业能否在市场中保持相对高的份额，就要看企业本身的能力了。
假如某一企业现在的市场份额为10％，10年后，当我国的电影票房达到500亿的时候，它仍然能保持10％的市场份额，那它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传媒公司了，拥有了50亿的份额。这能做到吗？我觉得有可能，依据是我国拥有众多的中小影视公司，而未来我们可以通过重组、兼并、淘汰、破产等实现产业的集中，从而产生有一定规模的传媒公司。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所在，而很多中国企业家奋斗的目标或者说荣誉感也在于此，并且享受着这种荣誉。
苏小和：那管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如何？
王中军：我觉得，管制不是我们这个行业没有做大的主要原因，它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因素。比如在电影行业，放开审批制度，电影市场就会有规模吗？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苏小和：是吗？
王中军：我觉得一定不在这个环节上。对电影我比较熟悉，中国电影票房上不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屏幕数，在中国，很少有老百姓爱进电影院。
苏小和：所以说，这主要还是营销的问题。
王中军：对。现在，在大城市看电影已经成时髦，可在广大的二线城市与农村，进电影院的人数依然很少。
苏小和：在大城市，进电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
王中军：好电影上映的头几天，票很难买到，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屏幕数量不够。我们的屏幕数量与美国相比，还是4 000块和40 000块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几年屏幕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每年大概也只有五六板块的增长。另外，在中国，电影院基本集中在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二线城市的电影院数很少，这就更不用说农村了。这是中国的问题，但这也恰恰是中国电影的发展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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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既然如此，华谊有没有可能去开拓终端市场？
王中军：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了，也已经建立了电影院投资公司，但我觉得，如果这仅仅依靠自己的投资，其速度是无法保证的。因为它需要许多硬件设施，有商业配套，有大的购物中心。因此，我觉得如果想实现某一条院线的强大，可行的方法还是有品牌价值与资金能力的电影院去实行整合。我想，当中国的电影院屏幕数达到40 000块的时候，我们的票房也能达到100亿美元。
苏小和：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电影制作业的整体水平不高，或者说整个市场规模还没有做起来，这与广电总局的电影审查制度有一些关系。对此，所谓的文化观众，或者精英观众更加关注，而普通受众或许并不在意这个所谓的审查。
王中军：我还是觉得，审批对中国电影事业而言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些没有通过审查，或者经审查被删除很多情节的电影，是小众电影，它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没有多大帮助，美国老百姓真正看的也是主流电影。关于人们对我国电影质量不高的评价，我觉得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非诚勿扰》，5 000万美金不到，但它已经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老大。因为我们的市场有限，所以影视公司不可能将电影制作得多精良，这是钱的问题。如果投资一亿美元，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拍出好莱坞大片，而且中国的故事基础、导演能力一点都不比美国差。现在，受屏幕数与老百姓消费习惯的影响，中国电影市场的容量非常小，而一旦中国本土票房达到10亿美元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影的质量也就能国际化了，也就是说在本土强后，我们的电影才能走出去。
市场决定一切
苏小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了。
王中军：我觉得，市场决定一切。比如北京可以建五星级酒店，但小城市却不能，因为没人消费，没人能负担起这样的消费。
苏小和：对电影公司，我想人们还是更多地关注公司的产品。你觉得，编剧、导演、演员以及营销，在华谊哪个最强，哪个最弱？
王中军：对影视公司而言，有好导演没有好营销不行，可光有好营销没有好戏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几块缺哪都不行。但当老板的都会发觉，公司中真正能干活儿的人并不多，这与“二八定律”也很相似，100个人中，真正能干活的只有20个。
苏小和：如果真有20个人干活，那情况也已经很不错了。
王中军：对。越能干的人干的活就越多，他的能力也就得到了更大的提高。在一家电影公司，那几个最好的导演永远在扛大梁，但没有其他人做陪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老板一定要平衡心态，不能觉得谁都应该特别强，都应该如你一样的水平，或者是所有导演都跟冯小刚一样的水平，这是不可能的。
苏小和：2005年，《孔雀》上映，对这部电影人们褒贬不一，你自己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
王中军：这部电影的票房只有1 000万，这也反映出叫好的人不多，票房是最能体现叫好与不叫好的一个数字。就个人而言，我觉得《孔雀》的画面很美，文艺气息非常浓厚，但不商业，人们找不到一个进电影院观看它的理由，因为它也可以通过电视观看。
苏小和：在本质意义上，电影应该是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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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军：百分之百的商业。就个人而言，拍公益性质的电影当然可以，但作为公司来讲，每一件产品的出现都带着商业的诉求。当然，每件产品的诉求可能不一样，比如《孔雀》，它虽然不赚钱，但却可以为公司树立品牌。在拍《集结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大的盈利空间，实际上我们的诉求不是盈利，而只是为了拍第一部大的中国战争片，同时给冯小刚营造一个探索的环境，出发点非常低。但这部戏最后盈利了，卖了两亿七千万，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非诚勿扰》就完全不一样，它的目标就是低制作、高盈利。不同的电影有着不同的定位，喜剧片肯定就是商业，广告可以无限多。《李米的猜想》则没有盈利的任务，它的目标就是帮助经纪公司，运用周迅、邓超、王宝强、张涵予四个华谊兄弟的演员的明星效应，拍一部很有意思的小电影，赚个口碑。每部电影都可能是商品，但商品的目的不一样。
苏小和：那种所谓的探索电影，华谊有没有拍？
王中军：有，比如《可可西里》、《秦腔》、《卡拉是条狗》、《鸡犬不宁》以及去年的《李米的猜想》。但我觉得，“探索电影”这个词不一定正确，小制作电影并不都是探索电影，所以我更喜欢小电影的称谓。对小电影，我喜欢拍相对温暖和健康的内容，而不喜欢拍那些所谓的揭示性内容。我没这个爱好。
苏小和：就整个中国电影产业而言，它的市场水平如何？
王中军：越来越市场化。很多方面基本已经达到百分之百市场化，很多东西都是透明的。比如，演员的片酬实行明码标价，假设某个演员在电视剧中一集的片酬为10万，50集的戏就应该支付500万的片酬。朋友之间给面子不是给片酬的面子，而是给时间的面子。
苏小和：在这种市场化的环境下，政府主导拍的电影还有吗？
王中军：当然有。在中国，还有纯国有的电影公司，比如中影，但我觉得纯国有不能与国有主导相等同，它也拍商业电影，但它有一些所谓的宣扬主旋律的要求。我觉得，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想想，可口可乐可以拍片子宣传可口可乐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拍宣传共产党的片子呢？其实两者是同一个道理。但它制作出来的影片照样要受市场检验，因此它必须尽量市场化。《集结号》也可以算是歌颂中国军人的影片，但人们就认为它是商业电影，所以，我们不能有偏见，一部出自纯国有电影公司的影片没拍好，认为这是政府主导的原因，这其实还是导演的问题。
苏小和：是导演水平的问题。这是否与产权问题有关？华谊就是纯粹的民营公司，而中影则没有这么清晰的产权体系。
王中军：民营与国有各有各的好，私企并不一定就比国有公司好。最初，我国只有中影这么一家电影公司，这么多年走来，它积累的经验比我们多，积累的资源也比我们多。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优势。当然，民营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加自由，不会受政府影响。现在，电影行业里国有和民营的竞争也属于一种良性竞争，只有中影还拥有一定的垄断权。那就是对进口片的控制，这是不公平的，这就好比在竞争中，它在拥有一堆砝码的情况下，跟我们谈判。另外，它还拥有CCTV6，中国最大的一个电影频道，这些都是它的砝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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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它们在靠垄断吃饭。
王中军：对，民营企业在与它竞争的时候会觉得不愉快。
苏小和：像中影这样的公司，它虽然占有一点垄断市场，可能还有一些垄断产品，但在整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它的盈利情况怎么样？
王中军：应该不是特别好。
苏小和：对，产权不清晰的话，也就不会太好做，这是体制原因。
王中军：对。比如上影、西影、长影，它们也都是纯国有单位，但它们享受不了这个待遇，没有这个优势，因此，在竞争中，它们与民营公司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竞争力或许比民营公司还弱。为什么呢？因为它们还背负着很多政府任务，而这些任务都无法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在中国，电影市场就被三大块瓜分：超强的国有单位、一般化的国有单位与民营化单位。
苏小和：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情况怎么样？
王中军：海外市场就好比一个饼，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正吃到它。中国一年有约400部电影，但估计只有三四部电影能够走出去，开拓所谓的海外市场。在这个方面，还是我前面讲的，中国电影走出去必须依靠强大的电影公司，如果没有超一流的传媒公司，电影是无法走出国门的。
苏小和：现在，很多电影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拿奖。
王中军：但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拿奖的电影都没有主流电影院愿意播放，而且我觉得，国际上的各类电影奖项都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比如，在各电影节上，越不主流的电影越容易获得奖项，越灰色、越和本国政府唱反调的电影越容易拿奖，而一部主流电影，一部对这个国家进行正面评价的电影去拿一个金棕榈奖，基本不太可能。这其实是一种很怪异的现象。
苏小和：华谊拍了不少电影，有送去参加过这类评奖吗？
王中军：有参评，但没通过。比如《鬼子来了》。那是10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拍摄的作品，在当时对这个不太懂，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国际社会中还是有一些与我们唱反调的声音存在。这在经济危机面前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做在他们看来似乎都不对，我们去国外进行兼并收购，他们会惊呼威胁来了，可如果我们不去做，他们又说我们没有大国风范。当然，这是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对垒形成的，属于意识形态的对垒，这个界限虽越来越模糊，但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苏小和：那《鬼子来了》算不算是一个失败的商业案例？
王中军：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那个时候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华谊成立也没多久，我觉得这部电影能为华谊带来影响力就足够了。这对于当时在业界还籍籍无名的华谊来说，《鬼子来了》、《荆柯刺秦》就是两部赔本但赚影响力的电影。但我觉得很值，这笔钱就当我们向市场交付的学费，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家公司的存在。同时，一开始我们就与国内的知名导演合作，如陈凯歌、姜文、冯小刚等，因为我觉得，找一些籍籍无名的导演与演员拍一些小电影，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要想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与大导演合作是比较好的选择。
真正的使命是盈利
苏小和：从个人来看，就我国电影产业而言，你们这一批企业家是不是背负着某种使命或者说某种价值取向？
王中军：我觉得，振兴我国文化产业之类的话有点大，而就个人而言，真正的使命就是成功达到董事会给我的要求。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柳传志的忍耐力（15）
苏小和：也就是盈利？
王中军：我们毕竟只是一个企业。我觉得，对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股东谋利，而这一点也最实在。而其他更宏大的使命则由你所在的地位决定，由于现在我们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公司，这就在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就是拍好自己的电影。前几年如果没有华谊的电影，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热闹度就会差很多，这就是使命，但这肯定不是主要的。
苏小和：这就是商业效果。在中国，我们的电影有时会张扬某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某一种理念，而不是直接了当地说我是企业，我想赚钱。
王中军：我觉得，现在这种痕迹已经越来越淡，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张扬则与前些年导演的大师情节，以及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在过去，我们的电影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大师，而不是培养商业导演，大师就应该另类，就应该与众不同，他们拍出的电影也应有所不同。可电影没有那么多不同，电影的功能就是娱乐大家，就是通过一个故事，要么让人哭，要么让人笑。一个让人从头哭到尾的电影，我觉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一部让人紧张到头的也是好电影，所以我觉着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关。
现在，新一代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则在改变，因为人们对导演的评价改变了。原来，人们认为能拿奖的就是好导演，现在则认为有市场号召力的就是好导演，这是整个观念的改变。学校也会跟着观念走，教授在为学生树立典范的时候，也会选择那些有市场业绩的导演，这样学生也就会追随这样的路子向前发展。
成功靠的是运气
苏小和：通过观察，我发现，很多企业家的家庭都没给他带来任何商业元素，或者说商业机缘，那你们的商业头脑是从哪儿来的？
王中军：我觉得，谁的家庭都没有商业元素。在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商业已经断了几十年，我们的父母们都是工农兵，无商可言。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所谓的创业者来说，谁也没有从上一代传承什么，而我们之所以会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运气。历史正好将我们放在了那个地方，如王石，他正好被放在了那个时期，而最后他又选择了一个中国最赚钱的行业，房地产，严格讲也是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就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命运。如果我们将王石放到另一个地方，他或许就成为了另外一个人，而不是今天的地产大亨。在中国，我不认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具有超强的本领，只是被摆在了适当的位置上。
当然，做房地产的一般都拥有一点政府背景与银行关系，他或许就是从石油部出来的，但石油部退下来的干部做房地产的很少，他可能做石油生意去了，因为在这方面他懂，也有资源。而从事电影事业的这些文化界老板，大多数则是学美术出身，出于个人喜好，最早开一家广告公司，无本生意，然后慢慢转入电影行业。所以，我觉得经商成功的人或许在智商上比别人高一点，但没有太大区别。比如咱们与初中的同班同学比较，我们会发现，成功的可能只有两个，但这两个并不是上学的时候班级里的第一二名，一定不是。因此，我觉得这是运气，起码我们这一代是靠着运气成长起来的，正好赶上改革的好时代。 。。
柳传志的忍耐力（16）
苏小和：那么年轻一辈呢，他们也是靠运气成长起来的吗？
王中军：我觉得也是靠运气。如2000年后，我国出现了一批成功的投资人，他们在资本市场上游刃有余，但我觉得，他们与企业家还不太一样。企业家与投资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的成长是赶上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赶上了热钱使劲往中国涌的大环境。对他们来说，融资非常容易，因为他们是金融科班出身，因为在华尔街的经验，也因为他们懂得美国的游戏规则。他们的智商比别人高吗？我不这样认为，他们或许比一般人聪明一点，但最主要的还是运气与机会。如果他们不是中国人，也是美国华尔街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我相信他们也无法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如果放在今年，让他们再试试融资10亿美元，我相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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