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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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的逻辑（1）
任志强，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远集团总裁，同时兼任北京市商业银行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在房地产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有人称他为“地产总理”，也有人说他是“人民公敌”。
　　众人都说任志强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强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任志强近几年的确靠着他那张大嘴，赢得一身骂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齿，死活把任志强当成了中国房地产资本家的代言人。在这个仇富心态暴涨、房价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代，任志强当然是一个送上门来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继日显摆自以为正确的观点，人们废寝忘食发泄自以为正确的愤怒。这个国家因为任志强，成了一台戏。
　　说实话，人们的愤怒事实上抬举了任志强。在当下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华远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我的意思是说，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任志强仅仅是百年官商结合传统里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仅仅就企业而言，他进入不了历史，他的企业规模太小，他左右不了中国房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房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强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总体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也就是说，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杨慧妍、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按当下的体制来看，任志强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爱侃大山的“小处长”。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种膀粗腰圆、唾沫星子横飞的“侃爷”。任志强对自己的“侃爷”风格并不忌讳，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关注政治、关注经济，喜欢宏大叙事：
　　“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从抗美援朝开始到三面红旗、大跃进，再到‘*’、天安门广场事件、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我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说经济、说官场，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
　　任志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学术演绎。有次我和任志强长谈，他上来就言明自己的法学方法论：
　　“法学的概念是统一的，它分析问题的方法、判断的基础条件是一致的。不管学习的是什么法律，立论的方法都是一致的。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是一种法学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会从这些角度，或者用这些方法来思考。比如说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这可能是我总是引起大众误会的一个原因。”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任志强的逻辑（2）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自信。当他对那些愤怒的人们说话时，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志强曾经被组织收监，他说在监狱的一年多时间中，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监狱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要自我辩护，要请律师，监狱管理方将当时的法律书悉数提供。任志强不仅将《法学概论》这样的理论书读得烂熟，而且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日后任志强笑谈到，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学之路。这个情绪激动、满嘴跑风，时不时惹出麻烦的人，竟然建构起了自己的法学思考习惯。我的知识结构与*、监狱有关
　　苏小和：请描述一下你的知识结构。比如我们说杨小凯的知识结构由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国宪政研究和后期的基督教终极关怀组成；吴敬琏先生的知识结构可能主要来自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顾准的经验主义，以及基于现实建设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理论描述。你的知识结构大致由哪些方面构成，每一个方面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个人史？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受马列主义的影响比较多，还经历了“*”，人们都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后来大家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这个可能对这一代人的影响最大，所以这一代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最多，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想法也是最多的。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大。
　　“*”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恢复了一些旧的读物。那时候知识比较贫乏，除了八大样板戏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当然，这些人大部分都可以从书店获得重读18世纪一些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机会，也包括苏联第四代和第五代作家的一些作品。第一代、第二代作品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第四代、第五代作品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知道，但是当时对我们这代人有比较大的影响，比如《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人与兽》等等。
　　苏小和：这些作品连我都不知道，别说80年代的孩子们了。
　　任志强：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反映了苏联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一些变革，当然你们可能最多知道第二代作家、第三代作家的一些作品。他们和后几代作家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都有一些影响，对社会主义开始提出质疑，对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质疑，而且提出中国以后应该向哪个方向去的问题，这可能是在当时那一代人里很有影响的一些作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经过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就已经实现了他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或者说苏联已经解体了，就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影响。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个时候的这些东西的影响是深远的。
　　苏小和：的确如此，我们看到，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一直是几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灵主题，即使是在“*”期间，这样的思考也是暗流涌动。
　　任志强：所以我们开始设想了一些中国到何处去，中国社会如何继续运行的思路。当时*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些文学作品对于我们那一代人思考怎样结束“四人帮”时代、如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有一定的影响。

任志强的逻辑（3）
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因为坐过监狱，以后又学了法律，所以我更喜欢用法律上的语言来思考和回答问题。所以我的博客里面，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从相应的法律角度来说的，我的要求是比较严谨的，或者说有一定的论据论证，才能提出这个观点。
　　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说，我可能更多地直接撞击到别人的痛处。
　　苏小和：你学习的法律是什么方向的？或者说是属于什么系统的？
　　任志强：民商法。但不管怎样，法学的概念是统一的，它们的思想方法或者说分析问题的方法、判断的基础条件是一致的，不管学习的是什么法律。当然我不是以国际法为主，但是立论的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可能是说话的方法不太对。可是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都是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可能是一种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地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出发。比如说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等，实际上也带有哲学和法律的一些观点。这样的东西融系在一起，会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引起误会的一个方面。
　　苏小和：我一直认为普罗大众对你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对你的误读，就有一些遗憾了，我发现几乎没有哪家媒体完整地传播过你的观点，都是在断章取义。
　　任志强：我倒是能理解媒体。媒体会选择其中有眼球效应的一部分，比如口号一类的东西。我的博客在网上经常被他们改题目，或者只选择其中一句话——可能并不是我全文核心的内容——作为标题。媒体天生就如此，就像人趋利一样。有人曾举例说，所有的报纸一定是极左派的，不管是中国的报纸，还是国外的报纸。它一定是激进的形式，否则它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读者。但是我们中国的极左派是一种没有思考的整体性的极左，就是说从记者，到编导、编辑，一直到上层管理者，都偏向于极左。因为极左在中国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极左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或者读者。
　　事实上国外媒体的极左倾向也存在，但国外媒体的老板都是极右派，所以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老板当然也希望他的媒体极左，否则就失去民众了。但老板本身是属于极右的，当媒体极左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会压制很多新闻，这两者之间就会平衡。因为媒体尽管有很多极左的东西，但是也会反映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在机制上应该有个平衡。只是中国没有这个平衡机制，从上到下都是以极左为主，没有平衡基础，因此媒体就会选择且会被允许选择这些大家认为并不是真实或断章取义的东西。
　　苏小和：显然你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建设，中国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问题。可惜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之一。更多的时候，　媒体仅仅是一种宣传部门的工具，我们还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独立媒体。
　　任志强：国外的媒体，在过于极左的时候会被极右压制。当然也有代表右派的报纸，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极左为共性。我们国家因为缺乏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很显然会往一边倒。因此当某一媒体产生一个声音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跟风，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民众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任志强的逻辑（4）
我举两本书的例子，一本是《乌合之众》，还有一本是《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对媒体也是这样的评价：“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媒体的导向性错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是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苏小和：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独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众，或者说是主要不媚众？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所以从小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和官吏的情况，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我们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讨论政治、经济等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地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八百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的活动，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应更多关心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企业管理的问题，比如说经营机制等，我们也会有很强的支撑。我们也寻求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支持与合作，共同做了很多企业论坛之类的活动。
　　关于这两方面，可能一部分人更多关心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存；他不太关心宏观经济问题，中小企业通常和宏观经济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是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多地跟宏观经济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说汇率，过去几乎不在乎汇率，但是现在汇率已经影响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所以现在更多的人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开始关心宏观经济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早就已经关注宏观经济了，我们认为它与行业、企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因此在看问题的时候，我不仅仅从一个行业，而且更多地从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苏小和：当你这么言说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一些曲高和寡？
　　任志强：中国有个普遍现象，把家庭内部的文化层次平均一下，大部分还处于初中文化水平。一个电视节目能让全家人都接受，大部分是因为它让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能够接受。《百家讲坛》在一个家庭里可以得到共同的关注，但是一些对话和经济类节目可能较少有人看，也看不懂。
　　这既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它会限制人们向上走。所以过去家庭一台电视机，或两台，最后可能发展到家庭里每人一台电视机，各看自己要看的节目。目前，在家庭共同观看的节目中，中学文化为主的东西最受欢迎，或收视率是最高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可是它成为了一种现实。而我们的媒体更多反映出来的也恰恰是这样的东西，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说这些话的人，大概所有人都能听懂。

任志强的逻辑（5）
所以，如果我们的言说更直接，或者更深一些，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于是媒体就把它演变成了大家能懂的文化，比如说“给富人盖房子”、“穷人要由政府解决”。其实媒体完全忽略了群众应该去听哪种。本来这两个东西的逻辑是对称的，当它变成初中文化程度的时候就是单向的了。所以对于“给富人盖房子”这种表述，受众当然就会产生心理反应。相对来说，当要反映真实东西的时候，这两个对称逻辑就不被考虑了，给忽略掉了，这时候对称逻辑或者构成的责任关系都被抹煞了。　　我的市场理论来自于实践
　　苏小和：你那么多的市场经济理论，尤其是对自由市场的理解来自于哪里？
　　任志强：对市场的理解，一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理论学家和经济学家常常看不出来或者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践基础。在10年或15年以前，我们就跟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张维迎、樊纲、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我们相当熟悉，他们就是专门研究企业管理的。我说如果你们每人拿着20万块钱，你们能把企业办好吗？他们认为不能，虽然他们可以指导你，或者有很多高深的见解。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发生过这种争论，如果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很多事情是无法用理论去解释的。我们和经济学家相比差在哪儿？我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可是没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提炼的过程要靠更系统的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可以把它提炼出来，变成企业管理的精华，变成一个共性的东西。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他们的案例课里有很多华远的案例，但是他们把案例提炼出来的东西实际上在实践中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我没有想完全的东西。
　　苏小和：经济学、管理学与实践的合作，导致我们有个理性上升的可能。
　　任志强：对，这个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对市场理论的敏感主要来自于实践。
　　苏小和：不过我说实话，很多人在实践中还是更多地关注既得利益，或者是极有可能被宏大叙事的主流声音遮蔽。比如你之前提到“左倾”或者“右倾”，我想稍稍展开一下。我所了解的王绍光，你应该很熟悉，他就是一个主张政府驱动经济的所谓的新左派。但是我们平时听张维迎演讲，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市场派。我不是说他们两个对立，我想问你个人怎么评价这个现象，怎么确保在这样的理论选择中找到相对合理的事物。
　　任志强：还是要靠实践经验来判断。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一直就是靠政府驱动。计划经济就是完全政府。吴敬琏老师在总结我们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早期主要还是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或者说是有计划的商品模式；然后改成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的自由经济。我们现在实际上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比如说资源的垄断还在政府的手里。如果没有资源，想要施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注定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说资源配置的大头在政府手里。
　　苏小和：这么说起来，现在有一些对自由经济的呼吁，事实上是基于对政府干预太多的一种反驳，一种提醒？
　　任志强：一些人的确在强烈呼吁自由经济，这是针对我们政府干预过多的情况提出来的。过去是计划经济基础，现在要用完全市场经济的办法去拉着经济往前走，要改革。如果现在承认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且认为它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话，就不会有继续改革的动力，就会满足于现状，就会让人误认为，从计划经济改到商品经济，然后改到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改革就不需要再继续往前走了，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所以这两派之间主要的斗争是在这儿，一种想法是改革到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为止就够了，还有一种想法是因为改革还不够，还要继续进行。虽然现在政府力量很强，但是可以做到逐步削弱自己的力量，让市场继续往前走。

任志强的逻辑（6）
但是我们改革的过程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所以在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两方又再继续争斗。比如说，政府是不是还要回来救市的这些问题。如果是政府主导型，那救与不救都是政府的事。比如说对宏观调控的一些看法，好像人们都认为热的时候叫宏观调控，那冷的时候就不叫宏观调控了吗？为什么冷的时候就变成了政府救市呢？实际上，热的冷的宏观调控同样都是救市的一种方法，都是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去调控市场，这是一样的东西。不能到某个时候说“已经市场化了，不能让政府救市”，某个时候又说“融入市场化，需要政府救市”。这是矛盾的。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或者从企业的角度来理解，我觉得这两个形式是一样的，和宏观调控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没有任何差别。经济过热时政府救市，无非救的是过高了要往下走，那么下一个救市就是由低处往上走。两个是一样的，逆势而行的政策调整都叫救市。
　　苏小和：最近大家的确比较迷茫，在里根之前，凯恩斯主义时代，人们认为政府管理经济那是理所应当的，好像是一种真理。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过来以后，哈耶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挥到极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经济形态的主要态势。可是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也用7　000亿美金来救市，很多人理解这个问题时就出现了方法上的一些偏差。我想请教，你有没有预期的展望？我们会不会在下一个时代重新调整我们的经济学方法？
　　任志强：虚拟经济学并不像实体经济学那么长期地相对稳定。因为虚拟经济在不断产生很多创新的衍生产品，而这些衍生产品是没有历史可以研究的。
　　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时，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衍生产品，而且如今衍生产品产生的杠杆倍数关系和当时完全不一样，是完全的两个概念。用一个某某人的很成熟的虚拟经济理论来研究虚拟经济，这是行不通的。不管是哪个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都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因为它有很多数据和案例模型可以参考，但是虚拟经济没有。包括杠杆、投行以及次债等已经发生的这些问题，曾经有过历史吗？因为没有大量的历史数据来研究它们的发展过程，所以无法预料到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未来的走向如何，再创新的经济机构对此也是什么也不知道。
　　有人说美国救市的7　000亿类似于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等于它现在在向中国学这个东西，实际上以前在美国也有。应该说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是跟美国学的，但是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以为他们是在学中国的资产管理。　　我不是个好学生
　　苏小和：可能我们学到的只是美国经济管理的皮毛，没学到真东西。前几天我看见赵晓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直都有。我听过你很多讲座，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你每次讲话，只要是有准备的，都有很清晰的数据，甚至是文献。但是搜集文献资料和数据的能力，不是说人们想有就有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博士、博士后，在搜集文献和数据方面的能力大都很差，所以我特别关心你的这种能力从哪儿来的。我跟毛振华博士聊天的时候，他说：“我想做学问，但是我知道我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就是我的文献能力不够。”他说他当时跟董辅礽老师学习的时候，总是更多地去张扬自己的观点，很想拿出一个惊人的思想体系，可是后来发现自己的文献、数据不够，进而影响到了思想的支撑。大致情况下，中国高校教育出来的学者，可能都存在这方面的不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任志强的逻辑（7）
任志强：我们的数据要靠自己去努力获得。一个来源是我有自己的研究机构。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就发现中国出台的一些调控政策不太对头，但不太对头的原因在哪儿？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感觉这种调控是错的。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几个企业，每年动用一百万去做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专门来研究房地产的数据。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做了四五年了，积累下来的历史数据就很多。我们大概先后在三十多个省、各个学校、国外的一些图书馆，甚至统计局，把历史的数据和前沿的数据都做了大量记录。从房地产行业来说，我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最系统的数据研究机构是我们的。这是一部分数据来源。
　　第二个来源是我们和很多数据单位进行了合作，比如说一些研究所、宏观论坛等。这些单位跟我们有长期合同，有些是用资料和数据进行交换获得。我们也从网上查很多报告，比如央行的报告。只要是关注这些数据，就总会有办法去找到。
　　苏小和：你是从“*”过来的，你也知道“*”是造反喊口号，中国人当时大多都是这样子的，很轻易地去行动、去表达、去造反、去破坏。很少有人谨慎地思考，谨慎地说出。我关心的是，你后面的这种思考方法是从哪儿来的？
　　任志强：我们的想法恰恰是从“*”来的。“*”让我们有很多教训，那时候很盲从。我们经过这些盲从以后，才发现不能盲从，我们开始倒过来说，我们必须有数据做支撑来进行研究。特别是学完法律以后，就会要求所有东西必须有根，法律最讲究证据。我的证据是什么？我的数据就变成法律上的证据，要研究问题、分析问题的时候必须从根儿上抓。我们经历“*”以后，就不会再按照*的思路了，我们后来会倒过来想问题。
　　苏小和：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否定和重构，是一个很清晰的反思过程，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蒙昧之中。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任志强：我学习的过程最主要是在我蹲监狱的那一年多时间里。那时叫看守所，1985年的时候。我后来被无罪释放了。那个时候在看守所里只能看法律的书，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大家要辩护，要请律师，所以他给你提供法学书。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可以把《法学概论》从头到尾背下来，因为一年多的时间就看两本书，没有其他的书。当然现在我可能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根子上的东西存在脑子里了。后来我就又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了个研究生。
　　苏小和：人民大学学习花了多长时间？
　　任志强：实际上我学习的时间很多，但听课的时间很少。我大概自己亲自上课只上了两堂课，论文是我写的，学习和考试很多是别人替我去的。严格说起来我是一个冒牌的学生，有很多人替我听课，听课后我把录音带拿回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上课。然后我来听录音带、看书、做作业，大部分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有点像美国的教育，只要你的学分，不看你在不在课堂，你要能拿录音学会了也可以，像电视教室一样。
　　我认为在获得这个学历的过程里，我虽然没有去上几堂课，甚至于连外语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替我去考的，但是对于法学里该学的这些东西来说，我还是合格的。

任志强的逻辑（8）
苏小和：我能理解。
　　任志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苏小和：加上你的实践经验，你可以融会贯通了。
　　任志强：有人说是假文凭，但实际上我真正学到了东西以后，我不在乎这个。现在叫做在职研究生吧？是没有硕士学位的，我也不需要学位，我最主要是学东西就行了，我也不需要这个牌子。我本身已经有工程师职称、中级职称了，不需要说非要标榜自己是个博士生、研究生之类的，但是我学到东西就够了。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开同学会的时候，大概只有四五个学生认识我，因为我去课堂的次数太少了。
　　我们的脑袋是国有的，肢体是私人的
　　苏小和：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华远现在是一家标准的国有企业，但是市场经济有几个基石，其中一个基石就是企业一定要有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清晰的自然人产权制度。所以有人就说，任总在一个国有企业里面谈市场、谈竞争，这听起来或者看上去有一点点虚伪。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志强：你说的很对。他们可能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国有企业，我们这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