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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风云二十年(上)-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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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风云20年 开场的话
股市二十周年了，千万的人、万亿的钱，在股市里游走着；
有人赚了，有人赔了，有人笑了，有人哭了，有人离开，有人来了，有人在这里获得重生，有人死了……
什么是股票？只是一张入股证明，一个领取股息、红利的证明吗？
什么是股市？一个交换股票和金钱的场所？
股市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股市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一双双渴望的眼，一颗颗躁动的心，红绿数字飞舞，财富起落，影响的、改变的，是人，是生活，是心。
什么是股票？什么是股市？
都是人，在数字背后都是人影闪动、人心浮现。
二十年股市，二十年万千身影血泪厮杀；
二十年股市，二十年生命流淌；
二十年股市，二十年无数人生活起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上还有庙堂，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高处不胜寒，远方在何方？
本书选取了14位样本人物，并尽力描摹了这14位人物20年的股海江湖经历，这14位人物可以说是股市20年发展历程中各纬度的典型样本，折射了政策面、操作层面，机构、散户，实业、资本层面，庄家、阳光投资者，国际的、国内的成功者、失败者等。
周小川、尚福林这20年主导并参与了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市场的无数重大决策，正是在他们以及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等几代人的前仆后继下，强大的国家意志才为境内豪杰营造了一方投资的乐土，让内地的诸多资金没有在初始状态就被国际大鳄悉数绞杀，也正是通过他们的政策、理念，诸多资金、千万投资者才有了施展的余地，观察他们20年来的行为模式及理念，对投资者来讲，无疑具有“农民看天盼收成”一样的意义。
巴菲特、索罗斯是投资界的两大宗师，一个价值投资，一个机会主义，纵横捭阖，这两个人的理念、行为均对沪深股市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影响，“股市第一庄”德隆系的唐万新就是受到巴菲特理念的巨大影响。
索罗斯的一些投资行为，更直接地影响了大量的国内投资人，比如同样为本书样本人物的赵丹阳，就曾经在索罗斯呼风唤雨的“97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吕梁则因带领资金逃过索罗斯的此轮空袭，而名声大振。观察这两位泰斗级人物的20年操作行为，并放在与国内市场对比、平行的角度来看，更是意味深远。
王石、张近东20年来凭借在实业层面的努力，进而在资本市场上大有斩获，实业、资本双飞，如虎添翼。
黄光裕在实业层面同样出类拔萃，资本之旅却最终成为败亡之旅，资本市场本应成为助力，而助力却如何成为阻力？
阚治东曾经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第一代大鳄、教父级人物，从“陆家嘴”股价事件到“南方证券”事件，其人其事引发无数争议，而他本人则在争议中渐渐淡出了二级市场。
吕梁、唐万新一度曾宛如中国版的“巴菲特”，但最终仓皇雪崩。
魏东的涌金系曾经被投资业看做成功的模板，突破传统“坐庄模式”的新盈利典范，但结局让人扼腕。
王亚伟、赵丹阳已经被看做阳光投资、价值理念的标本，其成长历程是一帆风顺，还是几多坎坷？小草如何长成为今日的大树？
王益案在证券市场上引起了巨大震撼，从他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握有资源决策能力（比如，决策路径偏移）的人士，对大量普通公众将造成什么影响……
对于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说，全面掌握信息要素之后，才可能做出准确的投资判断，从“天”到“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阳”到“阴”，力求全景。本书通过对这些样本人物成败的描摹，努力把一个全景式的股海呈现出来，通过对20年股市的剖析，通过20年众多真实案例的还原，将破解股市财富大门的“密码钥匙”自然呈现出来。
纵览二十年来，可谓无尽股海往事，
是奇谋？是诡谲？是奸诈？是贪婪？是追求？是活力？是转型？好一个“风险自负”。
庙堂中人也好，江湖中人也罢，二十年，身影翩翩，几多传奇，几多故事，几多殷鉴？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唯有股海浩瀚无边，明月在天，几段事迹映照来者，映照存者，映照那些过去的影像。
一线灯光过，半阙胡琴响，锣鼓点渐渐加入，红色帷幕徐徐拉开；
列位，且随我细点数，二十年股海往事，二十年股海中人。
股市风云20年 引子
1990年，庚午马年，这一年并不是炒股的好年景。
这一年，巴菲特60岁了，此时的他早已世界闻名，是大名鼎鼎的“股神”了，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这几大重仓股早已让巴菲特获利丰厚，但在1990年，由其执掌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净值只增长了，算是“股神”的较差业绩了。
这一年，索罗斯也60岁了。3年前，也就是1987年的全球性大股灾里，索罗斯曾经一天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据报载，在那场华尔街大崩溃中，索罗斯损失了大约亿～8亿美元，这场大崩溃使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远大于17％的美国股市的跌幅，索罗斯成为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这一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什么是股市，什么是股神，更不会知道巴菲特、索罗斯了。
这一年，曾经给中国股市留下过浓重印迹，担任过证监会主席职位，在万千股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周小川42岁，正出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出版了《外贸体制改革的探讨》、编译了《经济改革中的争议性问题》。
这一年，现任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39岁，正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
现如今的地产巨头万科，这一年已经完成了股份化改造，不过还是以外贸为主，刚刚踏进地产行业门槛，多元经营企业，当家人王石39岁，正因私人原因并不在工作岗位上。
这一年，阚治东已经38岁，出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职位，在行业内威名赫赫。
这一年，王益34岁，正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办公厅工作任职。
这一年，王亚伟—现如今最牛的基金经理只有19岁，刚上大学，还在清华的校园里厮混。
这一年，赵丹阳—现如今华人圈内最牛的私募基金经理、私募教父，也只有十*岁，正在全国最美的校园厦门大学里厮混。这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在19年以后，他将花费211万美元的天价，只为和一个快80岁的老男人—巴菲特共进午餐。
这一年，张近东27岁，以10万元自有资金，在南京租下一个200平方米的门面房，取名苏宁电器，专营空调。
这一年，黄光裕21岁，已经开始脱离中间商，与厂家直接接触，创造包销制，并把自己的几家小门店名称统一叫做“国美”。
这一年，将会给中国股市带来巨大冲击的德隆系灵魂人物—唐万新26岁，在商场上正走背字，运气颇为不佳，这两年虽涉足宾馆、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贸易、小化工厂、锁厂、服装自选店等诸多领域，但全都效益惨淡，公司银行账户上只有3万元，而欠多家银行贷款和个人借款总额就达180余万元，工商银行甚至诉讼至法院处理。这也算是德隆第一轮创业周期面临的最大危机吧。
这一年，将给中国股市制造惊天大案、将成为最知名庄家的吕梁34岁，还在媒体写文卖字。
这一年，魏东23岁，刚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国民经济管理系本科毕业。
…………
这些人，这些在人海中本各有轨迹的人，很快就将被一条路串联起来，很快就将被一片海所覆盖，这条路就是“投资之路”，这片海就是“股海”。
这一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
他们或迟，或早，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或清醒，或懵懂，即将开始在股海中沉浮，他们的血、泪、汗甚至生命，他们的成败，即将在股市中书写。在他们的人生起落之后，折射出的、影响到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股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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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咱早就有
股市，这东西咱以前有，不但有，而且很是不少，约90年前，咱国家的交易所数量曾经位居世界第一。
现在一提起股市，很多人都会联想起华尔街—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人这场子1792年就拉起来了，到现在200多年了。咱老祖宗对股市、股票这些新生事物学习得也是很快的，咱的股市比美国人起步晚了80年。
公元1872年10月，由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发行了中国第一只股票。《招商局画史》一书有此描述：
1872年，李鸿章等创办招商局时，因为搞航运需要的资金数额特别庞大，官府无力承办，靠一两个巨商也难支撑起来，于是在筹集资本上做了一次创新，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以“招商集股”方式筹集资金。股票分成整份，公开向社会挂牌发行，自由买卖，可以转让，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招商局股票的发行，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企业史、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有了股票，自然也就有了股市，但这个股市是自然形成的市场，并非国家官方主办。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1882年招商局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已超过250两，并在这一年长期维持高价位，成为上海证券市场上的“龙头股”。时人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轮船招商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招商局对股东不菲的收益回报，不断激发着华商的投资热情，不仅使自身股票市价日涨，而且促动了华商对其他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兴趣，使1882年成为19世纪上海股市最“火暴”的一年。
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当时中国兴起了一批股份制企业。上海《申报》在1883年10月21日曾专门发出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因之一开，公司因之云集……”19世纪70～90年代中国有了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数十家。
191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不久，上海也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交易所时代。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交易所在设立之初，便受人关注，而且获利巨大，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设立半年内，便获利20多万银元。受利益的刺激，中国交易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了年底竟然增至140多家。
到1921年，中国的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竟然位居世界第一。
老股民蒋介石
附带一句，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1921年也混迹在上海股民之中，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是上海市场上的一名经纪人，在富豪张静江的支援下，蒋介石和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合资成立了名为“恒泰号”的经纪代理行，专做股票投资、投机。
也就在这一年，严重违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交易所投机神话破灭，很多交易所在设置后，根本无法交易，交易所无活可干，市场终于给予投机者以严酷的惩罚。交易所股价一泻千里，纷纷倒闭。200多家交易所经历风暴存活下来的只有区区6家，而信托公司也仅剩2家。当然连带着的便是投机者纷纷破产，跳楼自杀成为当时惨痛的场景。
蒋介石也赔得一塌糊涂，最终拿着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去广东混了，后来混成了蒋校长、蒋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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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市长封了场子
上海解放了，但上海滩的炒家还没调整好心态呢。
据资料显示，当时人民币在市场上根本无法站住脚。据报道，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其原因除金圆券不断贬值成为废纸所造成的恶劣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形成了人们对纸币的排斥心理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原来操纵银行金条买卖的投机家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依然在那里通过银元、美钞、金块的买卖，操纵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使得人民币无法在人民中间建立信用，难以占领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上海银元贩子的大本营。解放后本已宣布停业，但实际并未停业，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部。
炒来炒去，一些炒家一边赚钱，一边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最终，惹恼了陈毅市长，陈老总干脆地说：“不要让人认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参加会议的*也表示同意，他说：“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嘛！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做出之后，陈毅同志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打电话表示赞同。
1949年6月10日，根据陈毅市长“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兵分五路，突然包围并严密查封了证券大楼，宣布停止买卖，不准随便外出，不准通电话。大楼里2 000多人被命令原地等候询问和搜索。对于情节轻微者，立即启封其财物，当面点清，发还本人。至于证据确凿、破坏金融的银元贩子，则依法逮捕，238名首要投机分子被解送法院依法处理。这可以算是新中国被打掉的第一批黑庄、恶庄吧？唐万新、吕梁、朱焕良等人的前辈啊。
打击之后，市场一下子稳定了。股市、股票也一下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一去就是三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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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和最早之一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筹集了50万元资本。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只上市股票。可别小看了这50万元，其意义非同凡响：飞乐音响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其股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赠送时，*告诉约翰·凡尔霖，这只股票的资本金是165万元，发行了万股，凡尔霖是唯一的外国股东。也就是来自小平同志的这个典故，正式确立了“飞乐音响”中国第一股的地位。但坊间一直有声音说，最早发行的股票其实不是飞乐音响，而是其他股票，就其他股票究竟是谁这一点，又分别有“抚顺红砖”、“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之说。
有资料显示，“*”后，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800万块红砖已不能满足市场2 300万块的需求量。如果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 800万元。如何筹资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市建委、市人行报告，要求发行180万股股票来解决。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建议发行280万股股票。1979年10月20日和12月27日，市领导两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发行股票之事。与会人员也表示同意，会上原则达成购股260万股。
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1月28日有200多家企业认购，280万股股票认购一空，大功告成。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红砖股票没有上市。
此后全国各地又先后发行了成都工展股票（1980年4月，后改为蜀都股票上市）、深圳宝安股票（1983年7月）、北京天桥股票（1984年7月）和上海飞乐股票（1984年11月）。
现在再来翔实确定谁是真正的第一股可能意义已经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第一股之争”这个现象，可以看到在这几年中，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抚顺都已经开始涌动股票潮。第一批股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胎动。
87国际股灾成为“催生婆”
不算解放后的那些民国遗老遗少，新中国里最早惦记股市这档子事的，据现在的说法应该是王波明、高西庆这一干人马。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在1964～1975年，一直任我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波明小学时正逢“*”，只上到四年级，在社会上晃荡几年后，被分到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王波明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分校，随后赴美留学，命运从此改变。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王波明去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
高西庆少时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铁路，打锤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学，学法律。1987年，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爆发大规模股灾，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但从历史的角度回味这次股灾，正是这次股灾吸引了更多国人关注资本市场，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中国股市。
这次股灾是从1987年10月19日开始的。上午9：30，纽约股市一开盘，道琼斯指数经过一段颤动后突然下跌，惊慌失措笼罩了整个纽约股市，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急迫到不计价格的地步。一直到休市，道琼斯指数暴跌点，跌幅达，超过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这一天纽约股市下跌使市场丧失了5 00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目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美国股市暴跌，迅速蔓延全球。
10月19日，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点，跌幅为，创下了英国股市日最大跌幅。
日本东京日经指数10月19日下跌620点，20日再跌3 800点，累计跌幅为。
10月19日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下跌点，跌幅为。
10月19日或20日，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新加坡股市分别下跌了、、和。
巴西、墨西哥股市更是暴跌20％以上。
经过10月19日、10月20日暴跌后，全球股市危机并没有结束。10月23日，心慌意乱的投资者又开始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抢购硬通货，造成美元大幅贬值。
10月26日，受美元贬值和周边市场股市暴跌不止的影响，道琼斯指数再次暴跌点，跌幅为；日本日经指数下跌，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股市分别下跌、和。中国香港股市在被迫停市4天之后，26日上午11：00复市，积压数日的抛单汹涌而出，市场根本无法接单。至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暴跌1 点，日跌幅高达，创世界股市历史上的最高跌幅纪录。
1987年10月，股灾造成了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美国股票市值损失8 000亿美元，日本损失6 000亿美元，英国损失1 400亿美元，中国台湾损失320亿美元，中国香港损失300亿美元。这次股灾共造成世界主要股市损失达17 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3 380亿美元的倍。
这次股灾让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也让不少人下决心离开股市去开创新的事业，现如今的地产巨富许荣茂就是如此。
现如今的众多地产大腕中，第一位接触股市的是许荣茂。与许荣茂的股市生涯相比，现在的杨百万、三湘股神都不过是小儿科。
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而立的许荣茂来到中国香港，身份是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仔”，什么行业都做过，长年累月的勤奋使他开始小有积蓄，但他并没有像李嘉诚那样，在这些一般性的行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金矿。真正让许荣茂发迹的是股市。
据有人后来推算，许荣茂的第一桶金至少应该在5亿元左右，但许荣茂事后否认从股市上赚了这么多钱。许荣茂认为股市里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决定抽身做实业，把钱“固化”下来，以求更保险些。1988年前后，许荣茂在中国香港投资建纺织厂。考虑到内地成本低，他又把超过5家厂建到了内地，地点选在深圳和兰州，都做纺织和成衣，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87股灾”，1988年，许荣茂便脱离股海炒作，进军实业。由此推断，许荣茂不是自己在“87股灾”栽了跟头，就是眼看着周围的股友家破人亡，体会到了股市炎凉，所以才开始追求更“保险”些。
谁知十几年后，世茂系股票在市场上更是风生水起。以前炒别人的公司股票，现在让别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中央密电摸底“87股灾”（1）
对1987年刚刚打开国门的数亿中国人来说，“87股灾”不过是帝国主义投机分子自酿恶果的行为，有几人能解其中之意呢？
此后，高西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那天早上我到公司时快10：00了。到办公室一看，就像电影里一样，办公室的人一个个都那样，就像谁死了，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我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的秘书告诉我，股票市场垮了。我说怎么垮了，他说掉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感觉。不像美国人，他的家产、所有的业务都在里面。对我来说，第一，我不愁工作，反正我干两年就回国了。第二，股票升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炒股票。我们事务所占了五层楼，所有的人，上上下下慌张得要命，办公室里谁也不说话。我去找自己的领头律师，结果人家一个个都觉得很紧张，觉得很不得了的大事情。所以我就揣了一个小照相机，跑到股票交易所去了。华尔街口上的那个交易所，停了大概至少有七辆电视台的那种大货车，上面有电视，摄像机就对着交易所楼上。为什么对着上面？等人跳楼呢。我的一个学长，法学院毕业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秘书长。后来我问他，他说，好些年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窗口封起来了，没有人能跳得下去。
街边上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说什么样的话都有，有人说，世界末日到了，上帝终于开始惩罚这些贪婪的人。还有的人在讲，你应该把钱投资在你的灵魂里，而不是投资在这种市场上。讲什么的都有，有唱的，有说的，非常热闹。所以我印象很深，但觉得这是美国的万花镜，跟中国没有关系。
“黑色星期一”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七八点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是当时纽约总领事馆，就是中国总领事馆打来的。问我，这个事情会对中国怎么样。我说不会怎么样吧。他说能不能来谈一下，我问跟谁谈，他说总领事要谈。当时纽约总领事是大使级，级别很高的。我说可以啊。他说今天行不行，我说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行。他说那明天上午，叫几个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一起。我说那不可能，白天肯定不行，因为大家白天很忙的。最后约来约去定在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去了，一看，一大屋子人。我以为就总领事一个人，除了总领事及商务经济方面的所有这些领导之外，还有中国当时驻纽约的主要机构，什么《红旗》杂志的、《人民日报》的，当时都在那儿。就这样，讲了一两个钟头，他们问问题。我们当时对于它可能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根本就没有概念，说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美国的影响，我们倒是有点概念。
中央密电摸底“87股灾”（2）
后来我问领事馆的人为什么对美国股票的这次大跌这么重视。他们告诉我，美国股市暴跌以后，中央当天就来了密电，希望他们马上了解这个事情的影响。经过这次在领事馆的讲解之后，后来又去讲过一次。大概是10月还是11月，我们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研讨会，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在那边的机构，好几百人，在一个集体教室里听，大家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后来王东明，就是王波明的哥哥，给我们讲了一些国内情况，说国内有人也在考虑这些事，已经开始发行股票了，但没有交易所。结果王波明突作惊人之想，说，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他刚说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笑了，我说那可能还要很长时间。他说不一定。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结果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我说那也可以试试，最后就决定多召集一些人，讨论这个事。（有删节）
仔细看这段历史，很有趣，是谁对87股灾投以了如此关注的目光，又是谁在国内考虑这些事呢？20年来始终成谜，但就是通过这封密电，高西庆、王波明、刘二飞这些中国股市的设计者，走到了一起。
尽管事后各界纷纷确认高西庆、王波明这些人是中国股市的创始人，但请记住他们的际会，不是偶然的巧合。国内早已有成立股市的需求和呼声了。
早在1984年，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的经叔平就已经公开发表意见，建议开放股票市场。经叔平在经济界威名赫赫，解放前就在上海滩成名立万，1993年10月，年届75岁的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成为继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之后的第四位主席。1995年筹建我国第一家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入股对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董事长，民生银行当时的大股东有万通集团的冯仑、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泛海集团的卢志强、东方集团的张宏伟等，个个都是商界的一方霸主，而经叔平本人在民生银行里不持股，却能坐上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的头把交椅，并享有投票权，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商界大腕能在经老的旗号下团结起来，经老的号召力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经老去了。
也是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1级、82级的研究生吴晓灵、胡晓炼（现在经济界的人士对这两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等20多人共同执笔撰写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研讨》，其中也提到了要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
产、学、研，海内外，大家都想到一起了。
从柿子树下到中南海内
1988年，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两人相约，回国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那个夏天，一群30岁出头、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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