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历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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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死亡，并不意味着西方式自由市场的胜利，那些计划体制国家很难变成同样的西方自由市场……在他总结出的8条线索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格雷相信，以前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纲领的变种，而这种启蒙纲领是用一种单一的普世文明取代人类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他在《伪黎明》中写道：“全球自由市场是这种启蒙纲领最新、也许是最后的形式。”　　俄罗斯转型遭遇的痛苦给予格雷以深刻的印记，他在1989年至1990年时曾说，世界上最亲西方的国家反而是后共产主义的（post－munist）俄罗斯，它的最基本目标就是加入西方的阵营。他回忆说：“（俄罗斯）这次变革不光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不像哈耶克主义者那样教条至上。我曾经认为哈耶克主义拥有一种极强的洞见力，但是它只适用于中央计划尚存的历史时期。而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不复存在了，他的思想已经过时。而教条的市场自由主义者就变得像托洛茨基一样，顽固、封闭、意识形态化。这一大转变让我变得不教条。我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什么定式，哈耶克理解的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但格雷这种解释似乎并不足以使所有人信服。他的很多批评者相信，约翰·格雷向左派的倾斜源于更直接的个人投机行为，即在全世界向右转的时刻。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实在没什么市场了。《Lingua　Franca》杂志2001年中一篇关于格雷的文章中，曾引述了白金汉郡大学诺曼·巴里的例证。作为格雷第二次婚姻的伴郎与挚友，同样研究哈耶克的巴里记得格雷曾哀叹道，他不可能作为一名自由市场支持者而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席位。不过，比起这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推测，巴里对于格雷的另一种观察倒更值得注意：“他不可能与一名哲学家或思想家保持长久的联系，他必须不停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3）
“约翰·格雷是一位政治学家，他不懂经济。”牛津大学坦普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阿兰·鲁格曼这样评价前者对于全球自由市场的理解。的确，《伪黎明》中充斥着断章取义的理解，它一点也不含糊地显示出作者根本不懂世界经济的运转之道，或是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它一知半解的武断常常使人感到不适，并对作者产生怀疑。但它仍有一种奇特魔力，它诱惑你追随充满着激情的格雷先生的思想之旅，它迫使你透过经济层面来观察我们世界的哲学本质。我们可以寻找很多证据来证明20世纪90年代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19世纪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一种自发性参与而非强迫的过程。但是当他说“全球自由市场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铁的法则，而是一个政治纲领”时，没人能够立刻质疑他的正确性。　　约翰·格雷对于全球自由市场天生不稳定性的担忧很快被两次重要危机所印证，1997年至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说明，在日渐紧密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一场大火可能吞没整个世界。而无论我们怎样削弱“9·11”的历史转折意义，但过去17个月的经历表明，我们对于全球化的观念的确已经大大改观，我们抛弃了那个过分乐观与天真的全球化幻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菲利浦在最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降低对于未来事态的乐观期待值。整个20世纪90年代给予我们一种过分乐观的信念，而现在我们必须正视一点：“我们的世界一直是不安全的。”　　在破除了全球自由市场的幻像之后，格雷开始令人不安地致力于破除人们对于“普适价值观”的信仰。在过去的200年中，从19世纪的欧洲到20世纪的亚洲、非洲、美洲，我们面临了最重要的挑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眼中，现代化俨然已成为另一种信仰。在2000年3月的一次讲座中，约翰·格雷分析了我们对于现代化理解的三个主要误解。首先，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形式或只在一种条件下发生。在20世纪，我们既看到了英美的现代化模式，也看到了苏联与中国同样在追逐现代化，尽管它们的结果大相径庭；其次，现代化并非意味着拥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很多追求现代化的人们，并不接受启蒙运动的人权、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观念；第三，现代化也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它很可能与压制并行不悖。一些地区的人们或许已拥有了很多现代化的技术设备，但他们可能同时拥有着中世纪的思想（基地组织为格雷提供了明证）。约翰·格雷相信，英美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更没有统一的现代化模式，现代化也不仅仅意味着好东西，它好坏搀杂。与全球化一样，格雷确信“现代化绝非历史的终结之处，它不过是历史轨迹中另一段传统与现代冲突纠缠的过程。”在面对我们时，他再一次强调：“实现全球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目标。”而这种说法掩盖了跨国组织作为推广西方模式的工具的实质。　　格雷的新阶段　　像每一位《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的受访者一样，约翰·格雷试图对中国发表看法。他相信，中国经验的重要之处就在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更是让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使中国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这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单一变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常拒绝或者忽视西方的建议。讽刺的是，通过坚持自己的目标，通过有选择地从西方吸取经验，中国现在因其创造出的可能性，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极大尊重。　　当我们在伦敦经济学院交谈时，窗外是嘈杂施工的声音。此时的格雷正在进入他生命中的一个新阶段，外界喜欢称这位欧洲思想史教授正在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者。他在长发青年时代抛弃了社会主义，因为它枯燥并缺乏生气；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弃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他在2001年9月24日宣布“全球化已经终结”，因为普世文明是启蒙运动遗产中的一个可笑的幻像；而今天，他准备抛弃更多，包括人类在过去300年中最坚定的信仰，即人的高贵性与特殊性。在《Straw　Dog》一书中，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生物种类，他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这是一种信念，而非科学。”　　格雷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自我欺骗。他甚至这样类比了叔本华对于康德的嘲讽：在舞会上，康德一直着迷于一位带着面具的女人，但最终却发现，她不过是他的妻子。叔本华用此形容康德与基督教的关系，后者不过是一种欺骗。而今天这个带着面具的女人则是人文主义—人类具有清醒的意识、选择的能力、理性的判断，人类可以保持不断的进步……总之，格雷质疑了过去300年主宰我们思维的每一个重要基础。一个典型的厌世者吗？不。格雷会说：“我与叔本华不同，我热爱我的生活。”格雷为自己辩解道，“我们需要人类本性中的一些悲剧传统，它是人类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而这条线索在今天不断被人们忽视。”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约翰·格雷先生的新立场，都显得悲观得过了头。但格雷先生也似乎给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之道，即人类从此放弃对于生活意义的追寻，因为其他动物似乎也从不思考为何要获得不朽或是生命的意义。叔本华在150年前说，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即时即刻的享乐，因为昨日与未来都是不可把握的。150年后，约翰·格雷则回应道，游戏本身就应该成为生命最重要的意义，战争也不过是人类游戏的一种方式。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4）
这一系列转变与质疑的旅程，或许也正是约翰·格雷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所在：“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是去提出质疑。我们应该更谦逊、更恭敬，去刺破过度的自我膨胀。”在约翰·格雷的知识分子谱系中，最值得警惕的是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missionary　intellectuals）：“他们就像基督教布道者一样。布道者式的知识分子包括马克思主义布道者、自由市场布道者，他们完全是先知的口吻，他们带来的无尽伤害远远大于帮助。要知道，解决之道是不可能普天下相同的。知识分子无法完成、却总是试图完成的工作之一，就是去预见未来。”　　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群体，格雷对于他们日渐失去对公众的表达能力而惋惜。他们变成了一个专家化的小群体，而缺乏与更广泛的听众交换意见的习惯。“知识分子的功用之一，就是查探出（detect）尚处雏形的历史趋势”。但至于具体的方案是如何，它必须有待历史参与者们针对不同形势而进行制定。　　100年后，我们会将眼前这位54岁的男人称作是21世纪初的叔本华吗？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这个问题不断地打乱我的思维。伟大的哲学家与江湖骗子常常容易混淆，而富有天才的易变与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间的界线也并不那么明显……但我更愿意相信，漏洞百出的格雷先生是一位符合福格森所说的“创造性冲动”的人物。我一直在想像从那个1968年革命年代的长发青年，到今天的知名知识分子间，有着怎样一条弯曲而兴致盎然的探索道路。我也愿意相信，他是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立场的频繁转变，显示出他思维的开放性，尽管你也可以因此攻击他的浅薄。　　采访结束后，格雷教授匆匆地赶往教室。他是一位比叔本华受欢迎得多的教授，也比后者在更年轻的时候获得了声誉。在谈到我们危机四伏的时代时，他引用狄更斯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整体来看，他非常喜欢现在。他说他不愿意生活在过去，也不愿意生活在妙不可言的、无法想像的不远的将来，而是致力于去解决我们现在试图去预见的下一步将要发生的问题。　　我们总是容易被惯性的思维所麻痹，就如格雷所说，它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我得承认，我喜欢格雷眼神中的疏离感与他思维的轻盈。当我们每个人沉浸在眼前的战争、恶化的世界经济或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中时，格雷带领我们提醒了我们生命本来的悲剧意义，甚至没有意义。他在最后离开时所说的话，足以让我们在无知的乐观中冷静下来，或在前途暗淡时不至于过分沮丧。“总之，历史没有终结，没有改变，一切仍在继续，未来仍将和过去一样，只是方式不同。”尽管这种说法按照他最近的思维方式看来其实毫无意义。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