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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历险-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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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说到这里，我认为我们的节目制作水准在英国是最高的。在电视业我们最大的竞争来自于ITN，尽管近几年它的情况不太好，但多年来它一直是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默多克的天空电视台很令人吃惊，它获得了市场的尊敬。受到市场的尊敬则意味着它告别了通俗，告别了市井小报的趣味。它是一家令人尊敬的新闻机构。 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成功。福克斯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它的新闻报道右倾色彩很重。在英国，广播电视机构却不能这样做，因为政府不允许。但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讨论，是否可以考虑放松管制，允许新闻报道带有倾向，以吸引更多的观众。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做会很糟糕。广播电视机构仍然是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这一点很重要，它必须做到公正。 美国式新闻模式在今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北京到里约热内卢，CNN这样的美国视角支配着我们的判断，而这些地区的新闻机构则致力变成各自地区的CNN。我们可能用何种方式来减弱这种过度美国化的倾向？ 我们知道，美国文化对今天的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之所以建立BBC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正是因为我们坚信，人们需要倾听不同的、多元化的声音，这一点很重要。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阿尔及利亚，除了可以收看到一些24小时播放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外，还可以看到星空卫视（Star TV），以及大量正在出现的提供新闻资讯的境外频道。因此，尽管美国在文化上占据了非常强势的地位，但我仍然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新闻频道可供选择。人们可以选择不看美国频道，可以用其他频道取而代之。现在的频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认为这是有益的。 你认为，更多的信息能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判断。你希望BBC的新闻工作者们能够说：“我们了解，因为我们亲历亲闻。”然而，编辑记者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成见带进报道里去。同时，更多的信息也常常使人更感困惑，乃至麻木。你怎样解决这个信息悖论？ 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解释，就是去除困惑。我相信，向人们提供信息以助其做出决定，这永远是正确的，是能促进自由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同时也为大量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提供一个平台，即使它们不见容于某些政客或某些观众。辩争与讨论才是健康的。 不同的人群，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拥有同样的新闻来源，收看同样的新闻节目，他们会得出相似的或者普遍性的结论吗？现在的情况似乎表明，更多的新闻反而激起了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更多的分歧。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公平、准确的信息，让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我不同意那种新闻就应该有观点的说法。我认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有不带政治观点的组织提供至少一个公正、准确的信息来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BBC工作的原因。 但是任何新闻都带有编辑强烈的个人偏见色彩，这是否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思维特性？ 我常听人说，BBC根本做不到公正（impartial），因为没有人能真正保持不偏不倚。而我认为，人们对于公正性（impartiality）这个词有一些误解。公正性并不等同于完全保持中庸立场，公正性意味着你必须开放地呈现大量的观点。在我看来，BBC新闻台就是一个平台，我们不能好此恶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平台上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而不能说“你就得接受这个观点”。BBC这样做已经五十年了，坚持这个立场尤其重要。 两年前当你听说自己将成为BBC新闻台台长时，你有何感受？ 担心而激动。这个职位非常高，责任也非常重，但是如果担心自己承担不起这些责任的话，我就做不好这个职位。所以我把这些先放在了一边，专心去想我该做什么。我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我做错了，自然会有一个新的BBC新闻台台长坐在这儿。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么现在呢？ 现在也是一样。职位越高，我就越需要坚守我还是一家地方小报的年轻记者时所学会的基本新闻从业准则，比如准确性、公正性，以及提供信息和允许人们发表不同观点的重要性。尽管运营着世界上最大的一家新闻机构，我坚守的仍然是当年作为一家地方小报记者的原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期间，BBC新闻台从记者到领导常被看作是非常傲慢自负的人，总认为自己不同于其他新闻机构。那么，今天…… 今天，我认为BBC仍然是一个独特的机构。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机构与BBC拥有同样的创建方式、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都非常宝贵。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努力地工作，以使人们明白我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是以观众—而非商业广告—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今天这个非常商业化的世界尤其显示出了我们的独特性。 举例来说，“9·11事件”发生之后，BBC在北美获得的反响非常令人振奋，因为BBC新闻和美国新闻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给我们反馈的虽然不是大量观众，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观众。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全球视角，而非美国视角。（我们获得的）市场地位也是非常不同的。在全世界也是如此，我们不一定是在代表英国说话，而希望是在代表客观事实说话。
访谈（4）
我们常常在想，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新闻人，你有没有感觉到过焦虑和压力？ 这方面我从来没有想过。（笑）从来没有过。 哪些记者深刻地影响了你的成长与思想？ 喔，天哪！可以说，有两个人吧。其一是英国报纸专栏作家詹姆斯·卡麦隆（James Cameron），他是20世纪50年代《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的通讯员，70年代去了《卫报》（The Guardian），20多年前去世。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记者，非常睿智，去过很多地方，眼界非常开阔。现在，另一个我常常阅读其作品、非常接近的人，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我很喜欢托马斯·弗里德曼。 出于同样的原因吗？ 同样的原因。他也去过很多地方，亲眼见证了许多事件，非常睿智，能用更开阔的眼光看到事物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但同时他也能看到个体，看到一件事情怎样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我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能力。 什么事件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报道过的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对你最有影响的？柏林墙的倒塌是其中之一，“9·11”也是吧？ 是的。它们是最重要的两个事件。 退休以后打算做什么？ 不知道。（笑）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下去，直到发生别的事情。 没有想过像詹姆斯·卡麦隆那样做一个报纸专栏作家？ 你得做你擅长的事情。我倒很愿意自己能有詹姆斯·卡麦隆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样的天才，可我不是。不过，我能做这个（工作），他们却不一定能做我能做的事情。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
安德鲁·高尔斯
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1959－），《金融时报》总编辑。 2002年下半年，《金融时报》亏损了600万英镑，在英国的发行量已跌到15万份以下，比五年前降低了25％。高尔斯决定花费300万英镑用于报纸的重建工作，如在日刊中增加体育版块，加强对艺术和专题的报道力度，增加一份每周六出版的杂志以及周末《商业增刊》。重建工作开始后的第一周，《金融时报》的发行量就上涨了5％。 1983年，路透社的实习记者高尔斯加入《金融时报》。1994年，他升为该报副总编。时任总编辑的理查德·兰伯特前赴美国开创美国业务时，高尔斯任代总编一职。2000年，高尔斯被派往德国汉堡，负责建立《金融时报·德国版》。2001年9月，控股该报的皮尔斯集团的CEO马约莉·斯卡迪诺宣布高尔斯将升任总编辑，接替理查德·兰伯特的职位。 。 想看书来
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1）
“一位杰出的记者。”斯卡迪纳—商业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皮尔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安德鲁·高尔斯的评价再简洁不过了。2001年5月，时为《金融时报》德国版主编的高尔斯先生被宣布任命为这份创办于1884年、在橙黄色新闻纸上印刷的报纸的新任总编辑。“它令我感到颤栗与荣耀”，当时42岁的高尔斯这样评价他的新职位，“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闻职位之一。在国际商业、金融与时事的报道上，没有比《金融时报》更出色的了。” 高尔斯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对着泰晤士河，你可以看到河水静静地流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内，理查德·兰伯特—高尔斯的前任—用10年时间将《金融时报》带入了一条看起来前程似锦的通道。当他离任时，这份报纸的全球发行量由1991年的28万份增加到2000年的47万余份，美国版与德国版分别在1997年与2000年创办。尽管在发行量上仍与180万份的《华尔街日报》相去甚远，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它的读者几乎囊括了政界、商界与意见领袖。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的第10页是格林斯潘翻阅《金融时报》的照片。 除去对于新闻职业本身的严肃追求、对于商业新闻的详细报道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是使《华尔街日报》卓尔不群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使《金融时报》与众不同呢？对大多数的陌生读者而言，这份报纸在1893年的一项伟大的市场策略仍具有感召力。当时经营者为这份报纸引入了新奇的粉红色，这是令《金融时报》在类似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今天很多报纸在印刷商业版时采用这种颜色，并称之为商业粉红色（business pink）。但是，除去颜色，以及每一位《金融时报》的编辑都会强调的“高质量的新闻品质”外，这张报纸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餐桌上的经济学”，这是一家欧洲媒体对于《金融时报》的评价。在过分注重事实陈述的新闻界，这张报纸却带有一定程度的学究气，它的经济学与金融分析，优雅而不回避专业精神。此外，高尔斯先生还乐于承认，这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报纸，它四分之三的发行量是在非英国地区，而本国的新闻不过占到15％左右。也就是说，斯卡迪纳女士与兰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为《金融时报》制定全球计划时，它赶上了一股看起来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 对于媒体而言，时机、潮流与自身的品质同样重要。长达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推动了《金融时报》在全球的扩张，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质—如何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业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在每个区域设立不同的版本，并尽量使内容“本地化”。而《金融时报》则尽量“全球化”，它的各种版本几乎拥有一致的内容。它是由伦敦编辑中心设计出的“四海一家”的报纸，它是不以国籍与地域为限的世界公民的读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经济学人》与《国际先驱论坛报》有着类似的定位。它们遵循一种更为普适的原则，寻找一种超越区域性的视角。正如高尔斯曾写的：“这份报纸坚信超越边界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相信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尔斯执掌《金融时报》之时，也正是这种全球融合遭遇挑战之日。这是一份充满荣耀的工作，但它却面临着更多来自内外的挑战。“在‘9·11’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对于从事了多年国际新闻报道的高尔斯来说，这的确是个伟大的时刻。从双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丑闻，再到阿富汗的重建，以及今日的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为这一代新闻记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战争，以及战争之后遗留下的长时间的后遗症，除此无它。”安德鲁·高尔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们预测未来几年新闻业最重要的报道方向。 《金融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出色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高尔斯的个人经验。他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包括普京、拉宾在内的众多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位中东事务专家，他与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传》被认为是一流的传记作品。 卷入这种重塑历史进程的报道的确激动人心，但是已经身为总编辑的安德鲁·高尔斯却必须面对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经济陷入恐慌，经济下滑使《金融时报》的主要客户群不断裁员，并减少广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万英磅的收入，《金融时报》在2001年的收入下降至3100万英镑，而这个数字在2002年则陡降至180万英镑。它的广告收入则在2001年和2002年里分别下跌20％和23％。当然，这与高尔斯先生实在没有太大关系，全球的报业都在面临这种考验。除去经济衰退的因素，他们还要与不愿意读报纸的新一代年轻人做斗争。 也就是说，兰伯特在缔造了一个光辉时代之后，还顺便带走了《金融时报》的好运气。当然，高尔斯先生不会承认他生活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他是一个温和而低调的总编辑。人们常说兰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风范，是一位公共哲学家。但高尔斯则是一位典型的记者形象，他的身材短粗却有力，他的回答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足够真诚，他的表现使他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坐着回答问题时还时不时把身体往椅子里陷，这个举动使他有点孩子气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张全球性商业报纸的使命（2）
高尔斯为2003年设定了很多计划，他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是《金融时报》的销量达到70万份。而谈到在这样动荡的世界里《金融时报》应扮演的各种角色时，高尔斯说是帮助人们重建全球信心。更为清晰的表达是他在《金融时报》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上的导读：“《金融时报》身处智慧中心。我们拥有清晰的信条与同伴，我们倾向投资于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头脑……我们的英国根基给予我们牛斗犬的品质：坚定，值得信赖与从不害怕拥有足够支持理由的战斗。对于《金融时报》而言，比起显而易见的观点，我们更愿意陈述不受欢迎的论点。当我们偶尔变得不那么受敬重和不可预测时，我们为此而高兴。大体而言，美国的价值观就是《金融时报》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关乎提高民主、人权与自由投资时，我们会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不恐惧美国的权力，我希望这种权力有适当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范围，《金融时报》希望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接触。《金融时报》……” 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鲁·高尔斯的大学时代。1979年，20岁的剑桥学生高尔斯与他的同学一起编辑着一份独立的学生报纸《Stop Press》，并赢得了《卫报》第一届学生新闻奖。24年后，高尔斯说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终放弃了成为舞台演员的梦想，而投身新闻业。从中他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经验：首先，新闻远不止杰出的散文写作。你不是要从容而优雅地坐在书桌前写作，而是更需要把你的鞋底磨穿，把你的手弄脏；第二，这培养起他的反抗本能。他与同学们都试图让权威们更不舒服，他们要制造噪音来打破规范；最后，他还深深地理解了编辑独立的重要性，即使在这份学生报纸面临破产时，他们都拒绝用独立编辑原则来做为交换。 。 想看书来
访谈（1）
两年前，当你成为《金融时报》新总编辑的候选人之一时，你面对的是罗伯特·汤姆森等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你的什么特质令你最终赢得了任命？ 我猜想，这是我以前丰富的从业经历的结果，尤其是我在德国创办了一份新报纸（《金融时报》德国版）。我去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国家，说的也非母语，招募了150个编辑记者，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团队，做出一份报纸来。这就是同事告诉我被选中时的想法，我想在德国的这个经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事实上，我相信，将我在德国的经验带回来，能为历史悠久的《金融时报》提供新鲜的视角。 在德国的经历怎样改变了你对报纸的观点？ 我因此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新闻究竟需要具备什么元素。比如说设计，也就是版式：你怎样凸显报纸的独特之处，才能让人不买别的报纸而去买你的。每天都需要想一遍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从零开始，从一张白纸开始，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 在（伦敦）做《金融时报》，你用不着每天都去想怎么去搞版式，但在做德文版时你自然就得每天都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就是写作风格，我们该怎样突出独特、简洁、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这种事在这边（伦敦）花不了多少时间，人们甚至都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但在德国就不一样了。 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才算是值得购买的好报纸？在德国这样一个报纸市场很小的地方，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让自己凸显出来。我们的成果是，现在《金融时报》德国版在德国的发行量是9万份，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尽管还没有盈利，但是我们已经缩短了盈利预期。 你的前任理查德·兰伯特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编辑，是他将《金融时报》带到了今天的这个地位。他是如此强劲、如此有影响力，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焦虑？ 我没有这种感受。我非常感激他，因为我从他那里继承下了非常坚实的基业，他组织起一个了不起的团队，这里集聚的人才多得难以置信。理查德做了很多事情，招收和保留了大量人才，这些他都留给了我。我接任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一直在说：“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决策。”这样做是因为，当周遭一片破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你这时就得明白地告诉人们，你会解决好一切问题。 但在这之后，在我让每个人都确信我不会把这里弄得天翻地覆之后，我就开始去看哪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了（笑），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寻找和发现了我可以加以改进的事情，然后就去做。接着我又把这些事情分成了几类，哪些已经做了，哪些尚待完成。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网站。它需要有新的外观、新的设计，需要和报纸保持更进一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编辑力量上要增加两者的融合度，同时要让人们在浏览网站时能够获得与阅读报纸相同的感受。我从报纸这边聘了一个人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她做得非常出色，重新设计了网站。2002年5月，我们还增加了收费浏览这一元素，现在我们已经有40000个交费用户，每个用户所付费用是每年100欧元。而直到2001年5月份结束时，我们的交费用户数还是零。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评论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往，我们有两个版叫做“评论与分析”，包括社论、分析、来信和一个每日专栏。社论、强有力的评述、谈论的问题都更多。 所以人们称“没有《金融时报》，就没有评论”？ 的确如此。人们需要评论。在德国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这一点：在报业不发达的市场上，新闻就已经足够了。而在报业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你就需要优秀、尖锐、强有力、发人深省的评论。所以我把第三版也改成了评论，有两个专栏、两个约稿。这一改动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我们从此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比原来增加了30％。来信的人既有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也有美国的学者，甚至还有中国的来信。就以今天为例，我们会评论朝鲜宣布自己保有核设施的声明，会有美国观察家对北约的尖锐批评，还有刚发生的肯尼亚袭击飞机事件。我们也会讨论自动防御设施的潜在危险。 我们还有一些等待实施的计划，比如2003年春将对英国版进行的改版，以及随后亚洲版的改版。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帮助市场恢复得更好，提升人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在过去的2002年里，你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美国版主编罗伯特·汤姆森的竞争，以及“9·11事件”、安然丑闻，全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么你怎么应对？ 这些事情应该分成两类。我们先讲内部的事情，再说那些比较大的事件。罗伯特能力很强，也很受人尊敬，尤其受到我的尊敬。我接任以后关于将来的打算跟他聊了很多次，他有机会去编辑另一张伟大的报纸（《泰晤士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你怎么能告诉他应该拒绝这样一个机会。我从来不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有人进来对我说“我得到了一个和你一样高的职位”，“我要去另一家著名报纸那里担任总编”，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是“恭喜你”，我不会挡住别人的路。
访谈（2）
那在“9·11”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9·11”发生时，前任总编仍在任，我是2001年10月份才正式接任的。（“9·11”那天）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看电视，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停了下来。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这间办公室—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到底花多少个版面来做相关报道。最后我们决定在报纸里辟出12个版，全部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分析文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是因为《金融时报》向来与英国报界相异。所以，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在9月12日出版的报纸中，大部分英国报纸都用了整页整页的篇幅刊登照片，利用其震撼的视觉效果来加强自己的报道，连续以漂亮的版面和情感上的冲击力去争取读者，但是这种东西看多了就会让人厌倦。我们的态度是：色彩多一点并不坏，但是它没有更多的意义。此事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其幕后操纵者是什么组织？它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对股市意味着什么？是会彻底崩盘还是会紧急闭市？它对经济意味着什么？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伤害到了别人？我想这就是我们最与众不同之处。 那之后又有很多非常令人震惊的大事连续不断地发生。2001年10月16日，炸弹在阿富汗境内炸响。3个星期之后，安然丑闻爆发。这一刻，我一秒钟也没有担心过不能做好一份报纸。 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时期，哪一种独特的声音最能准确地代表《金融时报》的立场？比如《华尔街日报》的形象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 几周前，在庆祝《金融时报》美国版创刊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我们的政治立场。文中，我们用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是一个智慧集中之地（smart center）。” 如果要我拿我们和《华尔街日报》作比较的话，我得说，《华尔街日报》是一家极右、极端保守的报纸，而我们则涵盖了从左到右的所有政治观点，真正体现了多元化。我们的社论在表达保守思想的同时，在同一版面上的专栏里很可能就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承载了大量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他们能够对这些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谈到自由市场，《金融时报》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是，我们对欧洲联盟是持批评观点的，尤其是在欧盟的防卫、外交、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等方面。我们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在失效的时候，政府—福利国家的政府—就应该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确非常惊人、令人欣喜。同时，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它在金融系统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也相当容人乐观。 能不能这么说，《金融时报》非常好地建立起了一个“smart center”，为全球性话题带来了更多的见解？ 是的。 那调查性报道—或称“扒粪”报道（muckraking）—对《金融时报》来说重要吗？你怎么看待这类报道？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新闻是经过调查做出来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关于公司核心领域的新闻更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关注政治是怎样影响经济的。我们刊载过很多深度报道文章，文章的写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其中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非常了解某行业、某公司的行家，因为他们已经对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有一些报道就需要我们做出比较大胆的判断，比如说一个公司出了问题，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要寻找与这家公司的前途有相关利益的人交谈，就像调查员或是侦探那样。 我更愿意称这种报道为“揭黑”（shining light into the corner），而不是“扒粪”。比如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BEA公司昨晚发出了盈利预警后，今早它的股价就跌了20％。我立即说我们要派最好的记者来写这篇报道，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他们弄砸了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国防采购合同。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得向每个人了解情况。等我们的记者问完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跑遍了半个伦敦金融区。明天的头版就会有这个新闻。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可以叫做扒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在揭露真相。2002年早些时候，我建立了一个新闻调查小组，其成员都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记者，由首席记者负责。另外，我们还有长期关注的项目。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调查出来的，我们应该挖掘出比新闻通稿更深入甚至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其实，对于重要事件需要的是可以做长期观察的人，他们才能写出我要的东西。记者常常需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围绕一个事件进行调查才能出成果。新闻调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它正在变得愈加重要。 有人认为兰伯特先生几乎是半个哲学家，所以他让这张报纸拥有了学术腔和更多的讨论…… 那些只是简单地看到他身上的哲学家气质的人其实犯了错，他的确有一些学术气，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新闻的人。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不同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强调团队而非记者个人的理念正是理查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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