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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热的雪-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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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过程中，杜义德对群众纪律一直抓得很紧。原六纵十六旅宣传科干事刘淑宪回忆说：
当时纵队和十六旅一起住在蕲春。我和十六旅政治部的郭岱一起带人去打土豪。我们一调查，还真有家地主。这家地主院子很大，房子很气派，院里有一棵桔子树，桔子熟了，压得树枝沉甸甸的。郭岱有点嘴馋，他对我说：“咱们搞些吃吃，在老家可吃不到这玩意。”我刚开始还有点不敢，有些犹豫，说：“这不行吧，要犯纪律的。”郭岱大大咧咧地说：“怕什么？又不是贫农家里的，这家是地主，可以吃一些。”我俩一商量，决定搞些回去，就找了个篮子，摘了一筐，拎回来每个人发了几个。政治部主任陈孝看见了，把脸一绷，训斥我们说：“你们几个胆子可不小，连老乡的桔子都敢吃！”郭岱忙讲：“主任，你放心，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地主家的。”陈孝还有点不信：“是地主家的吗？你们调查没有？”郭岱忙说：“主任，我调查过了，要不是地主，我宁愿被军法从事。”陈孝这才相信了，脸色也缓和起来了，他笑着对我们说：“是地主家的就好了，我也让小鬼去搞些。”几个部门首长一听说主任让自己的小鬼也去搞些，都来了精神，宣传科长裴光、保卫科长程地君、政工科长徐文风也跟着陈孝的通信员跑去了。这个小鬼爬到树上摘，几个科长在下面捡。大伙正忙得不可开交，杜义德过来了，隔着院墙，他只看到了树上的小鬼，没有看到其他人，远远地喊了一声：“哪里来的土匪，在这里摘桔子！”杜义德个子高，嗓门也大，平常训起人来，就让人害怕，几个科长一听是杜政委的声音，慌作一团，裴光一头撞进地主家里，程地君钻到旁边一座干草堆里把自己盖了起来，徐文风慌不择路，跑进了厕所里藏了起来。小鬼忙往树下溜，还没等他下来，杜义德已经拿着一根竹竿跑了进来，看见小鬼就用竹竿打他，边打边说：“你给我下来，看我怎么收拾你！”小鬼不敢下来，说：“这是地主家的！”他不说“地主”还好，一说“地主”，杜义德火气更大了，说：“地主家的也不能摘，你还有理，我把你枪毙掉！”说着就要去掏手枪，我们几个干事正站在他身边，一看他来真的了，都慌了，忙上前抱着他，不让他掏手枪，还有人喊：“小鬼，你快下来！”小鬼吓坏了，哭着爬下树，慌慌张张地跑掉了。杜义德气得踢了我们几脚，还说：“我一定要把他枪毙掉，让他违反群众纪律！”说着提着手枪满村里去找这个小鬼，我们几个干事胆战心惊地跟在后面，恐怕他再找到这个小鬼了。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4）
我们尤太忠旅长也听说了这件事，忙让人把这个小鬼找来，让他躲在一个女厕所里别出来，等政委气消了再说。我们旅政治部主任陈孝也找到了杜义德，主动检讨说：“政委，是我错了，是我让他去给我摘几个桔子吃的！”杜义德狠狠地瞪着他，对他说：“你是首长，还明知故犯！不但枪毙他，连你也要处理！”陈孝是个老同志，被首长熊了一顿，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但他还是说：“政委，你处理我吧，再重也是应该的，但不要枪毙他！”杜义德还不答应：“我不会放过他的，你立刻去把他给我找来！”
陈孝回到旅里，垂头丧气地给尤太忠讲了：“老尤，这事我看政委是要抓住不放了，你去说说，也许管点用，我犯了错误，应该受处理，只要不枪毙小鬼，怎么处理我都行。”说着就收拾了一下被子，抱着进了禁闭室。尤太忠也没了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杜义德。杜义德见了尤太忠，气得直拍桌子，嗓门很大地说：“他陈孝太不像话了！纵队三令五申严肃群众纪律，他一个政治部主任，还带头违犯！以后部队还怎么带！国民党说我们是土匪，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当土匪了！”尤太忠说：“政委，陈主任也知道错了，他现在就把自己关在了禁闭室，等着纵队处理！”杜义德还激动得脸通红，还不松口：“他知道错了，也要处理他！这次我决不会手软，那个通信员，也要严肃军纪！”尤太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默默地退了出来。
最后，纵队研究决定，陈孝关禁闭一周，留党察看处分。尤太忠又去纵队说了不少好话，杜义德这才放过了那个小鬼。
我们当时就在旁边，看到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都吓得不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六纵参谋长姚继鸣对部队执行群众纪律要求也很严格。每次行军时，他都要骑着马从头看到尾，发现有什么问题，马上过去纠正。有一次有个司务长，由于年纪大，眼睛不好，白天行军时，他没有看见远处田地里还有一些妇女在干活，就站在路边小便。姚继鸣看到了，立刻把他叫到跟前：“你是哪个单位的？”司务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大咧咧地讲：“警卫连的！”姚继鸣又问：“群众就站在你面前，你看到没有？”司务长摇了摇头，姚继鸣火了，指着他的鼻子骂：“你家有没有姐妹？你算个人吗？”这个司务长年纪大，被姚继鸣骂得狗血喷头，感到很委屈，当场就被熊得呜呜地哭了。
原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三营教导员侯建军回忆说：
我们刚进大别山时，群众纪律的确不好。大别山的鱼塘比较多，有些部队为了吃鱼，就把人家鱼塘里的水放掉了抓鱼。其实，鱼塘里的水比鱼还重要，老乡种稻子要用。后来上级来了通知，不准在老乡的鱼塘里抓鱼。有个老乡教我们一个方法，牵几头水牛在鱼塘里来回走几遍，把水趟浑，里面的鱼就昏头了，胡乱地往水面上蹿，然后用竹子绑个筏子，下去就可以捉鱼了。老乡说得也很诚恳：“不然你们把水放了，我们以后就没办法种稻子了。”我一听，赶紧让战士们找了老乡几头水牛，把它们赶到鱼塘里，战士们站在鱼塘周围，不让它们上岸，让它来来回回趟，把水搞浑了，果然鱼都露出来了。我也脱了衣服，跳到鱼塘里捞鱼。正在捞着，旅政委李震来了，我忙出来了，脸上、身上都是泥，刚开始他还没认出来是我，他站着看了一会儿，问我：“是谁带着你们在这捞鱼的？”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是我。”李震这才认出来我了，瞪了我一眼：“侯建军，你接到通知没有？”我忙说：“通知是接到了，通知上不是说不能放鱼塘里的水抓鱼吗？我又没放水。”李震很生气：“没放水也不行，你赶快让他们上来！”然后扭头就走了。我穿上衣服回到营部，刚坐下一会儿，李震也转到我们营部来了，见到我就又熊我：“你这个教导员，就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下面的战士以后还怎么带？”我还辩解了一句：“我这是好奇，主要是想看看老乡教的法子灵不灵，他们也同意了。”李震很不高兴：“老乡同意了，以后也不能这么干！”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忙一个劲地点头：“以后不干了，以后不干了！”这时也快吃饭了，我和副营长就留着他在营部吃了饭，那一顿吃的就是我们摸上来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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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枪毙，三个不准（5）
六纵整顿纪律的力度越来越大，许多违反纪律的相继被处理。部队违法乱纪的现象越来越少。李德生在他的《征程忆怀》里曾经讲到：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十七旅有个班的战士，来到老乡家门口，叫不开门，全班就在屋檐下过夜，战士们浑身淋湿，冷得发抖，也不进屋。有个机枪连，过新年住老乡家，为了尊重群众大年初一不泼水的风俗，全连一整天没洗脸。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当时只有14岁，没有鞋穿，行军时只能赤着脚，几天工夫下来，脚上鲜血淋漓。有一次部队在一个村庄外宿营，他偷偷地跑到村庄里，向老乡借了双布鞋。第二天部队出发后，走了半里多路，他想想心里觉得不踏实，就给班长汇报了：“我给老乡要了双旧鞋。”班长就问他：“你给老乡什么东西没有？”他说没有。班长忙给指导员汇报了一下，指导员立即让班长带上郭荣廷回去，把鞋子还给老乡，并给老乡道歉。班长也不忍心郭荣廷赤着脚行军，他把郭荣廷带回到村庄后，和老乡商量了一下，征得老乡的同意，他把自己身上的衬衣脱了下来，算是把这双鞋子换了过来。
六纵十七旅五十团宣传股长杨志，是个知识分子，戴着一副500度的近视眼镜。晚上行军时，他就把一块白毛巾绑在通信员的背包上，看着那个模模糊糊的白影子，白的走得快他也走得快，白的走得慢他也赶紧慢下来。平常大家都喜欢和他开玩笑，有次行军，有个干事说：“股长，前面有个水坑，你要跳一下。”杨志一听，忙跳了一步，大家都哄地笑了。杨志也笑了。他虽然和大家嘻嘻哈哈的，但执行群众纪律方面他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有一天部队行军，他负责带领直属队，部队休息时，正好坐在老乡的甘蔗地里。大家已经走了几十里，口干舌渴。他们就怂恿通信员去“公关”杨志：“杨股长，你渴不渴？”杨志咽了一口唾沫说：“渴。”通信员忙很高兴地启发他：“你知道不知道咱们坐在哪里？”杨志看了一下，说：“我们不是坐在高粱地里吗？”通信员忙说：“这不是高粱地，是甘蔗地，甘蔗又甜又解渴。”杨志一听，警惕地看了一眼通信员：“甜也不能吃！”通信员还有点不甘心：“咱们偷偷地吃一些吧，再走路了也有劲。”杨志一口拒绝：“我说不能吃就不能吃！”说着就站起来，向大家提出了执行群众纪律的要求，结果，直属队没有一个人吃甘蔗，有的渴了，就趴在稻田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水。这些遵纪行为都受到了群众好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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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1）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邓大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要求，开始了边行军，边土改，分浮财，打土豪的运动，大别山区的土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民以食为天，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没有土地也就没有自尊，命运只能任人摆布。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都是不甘心任人摆布，揭竿而起，但赶走了一个皇帝，又出现了一个新皇帝，农民依旧没有土地，依旧任人摆布。再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熟悉国情，熟悉农民的政治集团了。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在解放区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动员解放区人民支援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5月4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接着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土改，力度之大，甚至连抗日时期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开明绅士也不能幸免。在毛泽东著名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提到的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其中刘少白在土改中粮食和房屋也被全部没收，还被上千人批斗，只留下两间破屋栖身，处境十分艰难，不得不向毛泽东写信求助。
１９４７年，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参加解放军
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虽然也有过火的地方，但它迎合了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使农民真正地得到了实惠，动员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也就顺理成章，农民成为解放军取之不竭的兵源，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空前壮大。经过土地改革，仅仅在晋冀鲁豫边区，截止1947年6月，就有24万翻身农民参军，出现了干部带头、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感人局面；游击队、民兵发展到100余万。数百万民工随军支前，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
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土改工作的强大威力，土改成为共产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土改刚进行完，标语口号也就刷上了墙：“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保田保家保乡！”然后再发支枪，一批批农民拿着枪就上战场了。再也没有比土改更好的动员参军的方法了。共产党尝到了土改的甜头，也就十分看重这个“革命法宝”，以至于大军所到之处，土改工作也随之展开。
大别山也不例外。但在一定意义上，大别山的土改还带有一定的试验性质。
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纲领，把土改工作作为一项法律固定下来了。毛泽东在以后也接连撰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章，都强调新解放区要同老解放区一样进行土地改革。但他对在新区能否顺利建立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也心存疑虑，刘邓刚到大别山不久，他就给野司发来电报，询问新区是否可以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刘邓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找了一部分熟悉大别山情况的领导同志去征求意见。鄂豫皖苏区领导段君毅发表意见说：“用保甲长筹粮筹草，好
的一面是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负担，但大别山是我们几进几出的地方，国民党靠保甲长，解放军来了也找保甲长办事，群众会怎么看我们？”还有一位负责同志也明确表示反对，还向大家传达了华北土改的经验，倾向于仍旧贯彻华北“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办法来发动群众。段君毅、乔明甫：《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67页。）
刘邓回电毛泽东，决定在大别山不依靠保甲长、地主土豪，坚持“依靠贫雇农，巩固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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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2）
1947年10月10日，邓小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把土改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右倾现象，在有初步基础
土改
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半年内在大别山完成土改任务。这个指示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冷溶：《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二十六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225页。）
为了建立地方政权，领导土改，野司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各个纵队根据野司决定，抽出人员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刘邓大军实行土改的决心是坚定的，不但南下的4000多名地方干部参加土改，各个纵队还抽出干部、战士1000至2000人组成工作组，参加地方工作。另外，每个旅抽出1个团共13个团调归地方、军区建制，准备进行土改工作。
南下干部和部队抽出的工作组，凭着对革命的热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改运动。
但是，大别山的情况和华北解放区有着天壤之别。蒋介石这时已经专门成立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投入33个旅“扫荡”大别山，再加上大别山外围兵力，总计90余个旅。地主封建势力纷纷成立土顽武装，几乎每个乡都建立了乡保队。敌人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政治措施，恢复联保制度，规定群众在我部队、干部所到之处，必须举火或鸣锣报警，报告我活动消息；颁布极其反动的“十杀”条令，对所谓“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等，均格杀勿论；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大肆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仅岳西县我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被杀害100多人，区长李单堂牺牲后还被敌人割下头，挂在县城“示众”。乡长储协才的12岁的儿子也被敌人活活捅死。在敌人高压政策压迫下，群众不但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因为一和共产党接触，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和华北解放区一样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原六纵十七旅参谋张方山也分到了工作组，他回忆说：
部队开到浠水县马家寨，上面来了命令，每个旅都要抽出一部分人，以南下干部为主，就地成立区政府，进行土改。旅里就把我抽了出来，由团里一个姓王的供给处长带着，一共47人，带了一个班的战士，成立了浠水县第五区人民政府，设在朱店。其实我们也根本没办法去朱店，因为到处是敌人呀，大部队走了，把我们留下来，敌人又回过头来搞我们。我们就找了当地裁缝，每个人都做了一套便装，军装也不穿了。敌人到处追我们，我们一面打游击，一面分田。这里是老根据地，上点年纪的人都很懂革命理论，当我们给群众做工作，讲到分配土地时，群众说：“不用你们分，我们1927年就分好了。”有的还说：“在我们大别山，你们有个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到萝里精光（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到剥皮（陂皮河）才走的。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当地老百姓还有首民谣：“红军走了蒋军到，怀里揣了三把刀，头把刀子要粮食，二把刀子要钞票，三把刀子要姑娘。”说实话，除了第三个，前两个我们也要。所以，有时不但地主、富农反对我们，有时甚至贫农也和国民党走到一起了。我们白天给老乡分田，插上牌子，晚上我们一走，分到田的贫农就跑到地主家里求情：“大爷，大叔，这地不是我要的，是他们强要分给我的，我现在就还给你。”分地主家的浮财时也是这样，家具什么的，老乡都不敢去拿。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主家分浮财，他家也没什么东西，就搜出一点大米，地主婆一看，就躺在地上打滚哭着耍赖，说自己也是贫农。地主站在一边不吭声。可等我们一走，他就放出风来：“拿我一斗粮食，将来还我十斗！”我们的根据地没巩固，敌强我弱，到处都是敌人，老乡哪里敢要啊！
打土豪，分田地（3）
大别山的土改工作艰难地进行着。由于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大别山的实际形势，机械地照搬老根据地的做法，贫民团和工作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带领群众划阶级成分、分田地、斗地主，结果事与愿违，过早地分了地主、富农的浮财和粮食，分散了社会物资，触动了工商业，侵犯了中农，甚至贫农的利益。有的地方因为情况不熟，除了少数是积极分子，吸收了不少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人参加土改工作，不但没打击到真正的地主，反而伤害了贫雇农。在镇压恶霸地主时，有的地方又扩大了打击面，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抓人杀人的问题，犯了“左”的错误。
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一营一连战士郭荣廷是工作组成员，他回忆说：
打土豪，分浮财
我们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不起来，消息也不灵，走到一个地方，只能看看哪家房子好，屋里东西多，就认为他是地主，把他家房子、田地、浮财都分了。有时做得比较过火，斗争地主时，也有打骂的，或者把他吊在屋梁上，问他：“你家有金子银子没有？有武器没有？藏在哪里？”不说就打。通过这些方法，确实打击了一些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把藏在草垛里、埋在地下的浮财、枪支都交出来的。但有时打击面也大了，把好人当作了坏人来收拾。有一次到一个村庄，有一家院子很大，看着就像是地主，但他们家里人跑光了，留下一个给地主干活的，我们也把人家当成了地主，他说他不是地主，我们还认为他不老实，把他捆了一两天，打了一顿，营里教导员发现了，批评了我们一顿，这才把他放了。
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人民武装
李子英当年是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组织股长，代理麻城一区区长，有一次他们经过一个山腰，看见一个年轻人，好像在偷偷地观察他们。大家一商量，觉得这人形迹可疑，是敌人的探子，就把他抓了过来，问他有多少人，有多少枪，住在哪里。他说：“我不是土匪，也没有枪！”战士们认为他在说谎，上去把他捆了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个年轻人受不了，就说：“别打了别打了，我是土匪，枪就埋在我家里！”李子英他们就带着他回到村里，一到家里，他抱着他妈的腿就哭了：“妈，我不能活了，我给红军招了，我是土匪，枪在咱家里埋着。”战士们让他找枪，他在屋里团团转，磨蹭了大半天，也没找出枪。七连副连长认为他不老实，一把把他推到门外，李子英还没反应过来，副连长就一枪把他打死了。李子英忙向四十九团副团长汇报了这事，副团长就让他写了张报告，大意是说：“查匪XX，就地正法！”贴在了村子里。李子英至今还很后悔：“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时间长了，有老乡就偷偷地给我讲‘你们好是好，就是不分好坏随便杀人，对周围的老百姓影响都很坏’。”
由于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因此工作组的环境日趋恶劣，地主阶级展开反扑，“小保队”四处疯狂地捕杀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工作组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有一次，“小保队”几百人冲到了麻城木子店区政府，工作组边打边退，冲出了重围，但还是有几个文工队员被“小保队”抓住了，这几个人有的被割了鼻子，有的被挖了眼睛，还有的被割了生殖器，挂在树上示众。特别是那些在地方工作的女同志，落到土顽手里，更是受尽了污辱，被强奸后，又脱光衣服，吊死在树上，有的被卖给地主恶霸当小老婆。
当年任六纵队文工团美术队队长的王建敏回忆说：
在大别山文工团就不再演戏了，主要是做群众工作。为了站稳脚跟，上级号召男女同志认干爹、干妈，同时广泛了解情况，谁家穷，谁家是当年的红属，开始组织贫民团。老百姓被国共双方折腾得胆战心惊，所以大别山就是穷人，也不一定向着我们。社会环境十分复杂。文工队员张佩英，是和姐姐张佩兰一起参军的，她年纪小，京剧唱得好，大家都叫她“妞子”，王近山等纵队首长都很喜欢她，一见到她就喊：“妞子，来一段！”她也不害怕，亮开嗓子就唱。在大别山时，“妞子”在本子店下半区一个叫台子湾的村子拜了个干妈，老太婆对“妞子”很好，好吃好穿的都给她。后来有红属悄悄透露，老太婆的儿子是“小保队”的，她在工作队前是人，背着工作队就是鬼，背后在村子里到处散播谣言，说抓到我们要一刀一刀地剐。她和我们套近乎，就是为了随时了解我们的动向。另外我选了个贫民团长，是个贫农，本来以为他可靠，这人工作也很积极主动，每天来提供情况，还从国民党那儿搞来了90多支枪。由于我们人少，这些枪带不走，就沉入村里的池塘里。我们开会、打土豪，分田地，走到哪儿都带着他。没想到，他也是“小保队”的，那90多支枪是他用来换取我们信任的“礼物”，没过多久，敌人包围我们时，他就悄悄地捞了上来，给敌人了。我们让他送到梅庄区十六旅炮兵连所在地的伤员也被他在路上杀了。
打土豪，分田地（4）
在本子店，小保队和青红帮的势力很大，如果我们的同志被他们逮住，准没命啦。文工团的两个同志就被“小保队”用石头砸死了。鲍先志曾经带着一个连的武装，和一部电台路过木子店台子湾，我们给他汇报了这事，他说：“敌人手中拿的是枪，你们拿的是烧火棍？”他还告诉我，敌人已经杀了我们不少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我们要想站稳脚，就要镇压他们的骨干。我们一商量，就把“妞子”的干妈和那个贫民团长，还有“小保队”的骨干和顽固的原保甲长带到上半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死刑。晚上悄悄地把他们拉到村外，用刺刀把他们捅死了，不敢用枪，恐怕再惊动了“小保队”。文革中，我为这事还受了批判，说我当年把自己的“贫民团长”杀了。那时在斗争紧张情况下就是这样，副区长，甚至工作队员就有生杀大权，杀一个贴一个布告，在上面画一个大红勾，就是宣判死刑了。有时也真有点杀多了，所以连基本群众也躲着我们。
那时天天都很紧张，晚上睡觉，都要转好几个地方，六七点到一个地方，###点又得换另一个地方，十点以后再换一个地方，有时一晚要折腾四五次。因为没有群众基础，我们不但要防国民党部队、“小保队”，还要提防老百姓去报告。
有一次，我带领两个贫民团长到县里开会，县里说情况紧急，他们也要转移。会没开完，我就带着人回来了。到了中午，我们组织起来的六七个民兵，嚷着要回去吃饭，我让他们下去了。等了半个小时，不见他们回来。文工队员田夫下去找，在半山腰，一个老乡来报信，说他们过去投“小保队”了。田夫赶紧回来，周围的枪声就响了。我和田夫操起枪就往外冲。我打了两枪，枪就卡壳了，只能做做样子。村边上围了一大堆人，也分不清是好人坏人，他们喊：“王区长，你过来，没事！”我肯定不能过去，他们没拿枪，但不少人手里拿着扁担，我一过去就要死在他们手里。我朝他们喊：“你们不准过来，过来我就开枪。”田夫又打了两枪，他们害怕了，这才往后退。我们顺势过了河，往对面山上跑。还有一个队员叫石鸿章，他从另外一条路突围了。山上松树密密麻麻的，我和田夫跑散了。但那次运气不错，都跑回来了。我心里难受啊，村里90％以上是贫农，可就是没有人帮你，你为穷人打天下，穷人不领情，还带着敌人来捉你，这最让人寒心。可是也没办法，工作还得做。
过了三个月，我们又到了木子店，有人报告说：“有两个人，把农会主席的儿子挑了！”我们几个人就到村里开会，让乡亲们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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