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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的冬,热的雪-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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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眼睛还在闪闪发光。战士们臂挽着臂，手牵着手，踏着没膝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走一步，拔一步。即使这样，还是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一会儿工夫污泥就漫到胸口了，战士们去救他，看着是干泥巴，没有水，脚踩在上面，像是走在木板桥上，一弹一弹的，陷在泥里的战士喊道：“不要过来，这里是泥潭！”其他战士就用几条绑腿连起来，扔给他，让他抓着拖了出来。人还好办，一般都能拖出来，那些马和骡子就不行了，一陷进去就使劲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陷进去不见了。慢慢地战士们就有了经验，发现不对劲，就赶紧仰面朝天地倒下去，增大着地面积，这样就不会沉下去了，慢慢地再爬出来。最苦的是那些炮兵和汽车兵，汽车开进污泥里，就在原地吼着不动，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陷进了泥里，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扔掉了。
原六纵十七旅司令部参谋张方山回忆说：
我们旅有一门用13匹骡子拖着的榴弹炮，陷进了泥潭里，任凭战士怎么推，骡子再用力挣扎，那门大炮都一动不动。榴弹炮可是宝贝，扔了又舍不得。折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弄出来。这时，旅长李德生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过来了，他果断地命令道：“把炮扔掉，赶快行军！”战士们舍不得，但又没办法，只好忍疼把它扔在了那里，一个炮手抚摸着这门炮呜呜地哭了。李德生肯定也很难过，但他笑着拍了拍那个炮手的肩膀说：“小鬼，哭什么？今天把它扔了，将来我们再打几仗，不就又搞回来了？”这个炮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地走了。
从小米加步枪发展到拥有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共产党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对像榴弹炮这样的重武器充满感情，打仗时，只要炮兵一上来，部队的情绪立即就调动起来了。打扫战场时，都抢着要重火炮，甚至为争一门火炮，有些部队还会发生口角，甚至动手抢炮。在进行千里跃进大别山准备工作时，也曾有纵队领导提出，大别山山大路小，行动困难，不如把这些相当笨重的重型火炮集中起来留在华北根据地，将来打大歼灭战时再调归前方。但他们看到大别山军用地图上，纵横交错着不少公路，认为缴获的这批重火炮不易，还是带上的好。实际上这些重武器基本上都在大别山损失了。
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后来回忆过黄泛区的情景时说：
走了一夜，行程过四十华里。其中三十多里是黄泛区的积水区。天亮后，回头北望，一片汪洋，见到的村庄不见人烟，未倒塌的房屋只能看到屋顶，真是惨不忍睹。红军时期三过草地，还能见到青草，这个黄泛区内，什么青绿颜色都见不到。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146页。
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上将，当时是二纵六旅政委。他是湖北大悟人，10岁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党员之间联系的交通员。13岁入党，14岁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任红十五军团宣传科长时；他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一起；编创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以后几十年里，这首歌经过不断地修改，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首著名歌曲，至今还在部队传唱，可谓影响深远。刘华清后来又先后担任旅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他还担任过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他既当过军事干部，指挥过重大战役战斗，也当过政工干部，是解放军里军政素质俱佳的优秀人才。1947年8月，他也参加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黄泛区（5）
从炸花园口算起，快10年了，黄泛区仍然是遍地积水，淤泥无际，浅处及膝，深处及脐，没有人烟，没有道路。在这一宽达20公里左右的地带只能隐约看到一些被淹的民房屋脊和掠空而过的野鸟，真是悲惨凄凉。
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的淤泥坑里，一步一拔，非常费力气。部队开展了体力互助活动，人与人、班与班，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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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夜，仍没走出20公里宽的黄泛区。
16日，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晴天。晴天有晴天的麻烦。时值盛夏，太阳发威，黄泛区成了大蒸笼。水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往上冒，弥漫着腐烂腥臭气味。阳光灼热，无遮无拦射下来，许多人中暑晕倒。行军极为艰难。
刘邓大军骑兵通过遍地积水、人烟稀少的黄泛区
车辆、马匹的通过困难更多。有时骡马陷入泥坑，奋力挣扎，但越挣扎越下沉，需要数人才能从泥里拽出来。我虽配有坐骑，但没法骑，也和战士一样赤脚行军。我旅有50多辆豫东的木轮车，用来拉载伤员、粮食和弹药。有的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战士们把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伤员们看到这种情况，硬从车上跳到水里，和大家一起干。火炮也陷进淤泥，拉不动了，炮手们只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8月16日，我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72—173页。
黄泛区虽然难走，但咬着牙还是能克服的。最让干部们头疼的是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了开小差的。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会计赵歧贤回忆说：
开始进军大别山时，部队只是传达了旅首长这一级，其他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战士开小差。部队进行动员时，旅首长就讲：“毛主席有了命令，我们要作为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但敌人的心脏在哪里，就不再讲了。营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是让多带粮食，每个人带二三十斤，要多准备子弹，骡马要尽量多带，准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去，准备打大仗。还要求无论白天有飞机，还是晚上有追兵，也要勇往直前，也可能要过河，什么困难都有，要多想着吃苦。战士们要写保证书，就是坚决不掉队，不开小差，要成立“互助小组”，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干部们也都表态：“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我们有毛主席、刘邓首长领导，一定能打败敌人。”当时我们还想，不就是打仗吗？北边是解放区，东边是华野部队，还能困难到哪里？
十七旅有个骑兵通信员，叫王庭夫，带了三匹牲口，到野司去拉地图，就是大别山的地图。可他那时又不认识地图，只知道上面有圆圈的是山地，以为又要回太行山了，我们部队里大部分都是太行山人。他回来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战士们情绪很高，天天唱歌。但部队一出发，就往南边走了，往南边走了，也没事，因为我们也去打过亳州，心里还想，往南边走几天就可能要回来吧。谁知越走越不对劲了，走了10多天，也没发地图，也没讲行军路线，有些战士心里就犯嘀咕了：“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各种猜测都有。战士们都恋家，抗日战争时也没觉得有什么苦，那都是在家门口周围转着打仗，唱的歌也是“誓死不离开家乡”。大家都是宁愿向北走一千，不愿向南挪一砖。走到了黄泛区，一些人一听说要过黄泛区，思想就动摇了，知道部队这是往南走，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就开了小差。机关也有人逃亡。我们司、政、后是一个伙食单位，每天吃饭，总会少了几个人，黄泛区走了一半，一清点人数，我们后勤的会计减员一半，有的是掉队了，有的是开了小差。
黄泛区（6）
六纵十八旅炮兵连排长刘占魁一进黄泛区，头就大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炮兵连的装备都是缴获敌人的，战士70％也是解放过来的，有的还是在鲁西南战役时解放过来的，还没来得及教育，没到黄泛区，就开小差跑了不少。进了黄泛区，炮兵连就更苦了。一门门野炮在泥泞中马拉人推缓缓地前进着，一不小心，一门野炮掉进了泥潭中，哼哼哧哧忙了半天，还没搞出来。连长齐凤元心里很着急，过来就讲：“算了，算了，扔掉吧！”我有点舍不得，这门炮是在鲁西南缴获的，还没用过就扔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天空中由远而近地响起了轰鸣声，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骡马、大车被轮番轰炸，趴在车下的许多战士，连同车辆、牲口一起被炸掉了。炮兵连的一个战士的腿被炸断了，抱着腿在叫：“排长，排长！”我顾不得头顶上的敌机嗡嗡地叫，爬到他身边，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要给他包扎伤口，这名战士头一歪，就在我怀中牺牲了。一发炸弹又落了下来，污泥溅了我一身，我刚把脸上的污泥擦掉，只见连长齐凤元浑身鲜血倒在旁边。我爬过去一看，连长已经牺牲了。敌机刚飞走，我松了口气，站起来一看，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老战士，其他不知道都去哪里了。指导员让号兵吹号集合，还是没有人，指导员气得骂娘：“刘占魁，你给我到四周找找！”我朝四周看看，只有不远处有几个土包，像
是坟堆，我走过去一看，只见那些战士都趴在那里，往这边偷偷地看着，就是不出来。我火气也上来了，站在那里吼：“都给我站出来，怕死鬼！”但那些战士看着我，就是不动。我一下子把手枪拔出来了，吓唬他们说：“你们再不出来，我就枪毙几个让你们看看！”连哄带吓地把这帮人集合起来了，这时营里通知也来了，让我任炮兵连连长。我一听，说什么也不干。从排长一下子提为连长，本来是件好事。可我那时就是不愿意干，我心里发毛啊，这些解放战士，成群成群地开小差，一到宿营地，别人抢着住房子，他们就不愿意，总往坟地土坡后跑，想逮个机会就开小差。我说什么也不干，指导员叫周吉亮，他给我说：“你不干谁干？”我还是不想当这个连长。一直到第三天，指导员让通信员过来，把我被子抱到连部，我这才没办法，只好去当了连长。
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泛区。刘邓首长率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二纵、六纵及南下干部团一部，18日夜赶到了沙河。豫皖苏军区部队已预先搭好了浮桥，部队顺利通过。18日，三纵从旧县集渡过沙河，21日，一纵从祝湾等渡口全部渡过沙河。
三纵七旅在夜渡沙河
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告急，纷纷报告民团、保安部队被###大部队收拾了。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是，有个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解放军路过后，捡到了一份丢失的地图，竟然是湖北省的！种种迹象表明，###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蒋介石急忙命令顾祝同，从开封移至郑州坐镇指挥，除督促北面的国民党军尽快追赶解放军外，还命令乘火车到了平汉线南段的吴绍周的八十五师，立即在确山下车，返回汝河南岸堵击。
刘伯承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刘邓大军过了沙河后，刘伯承立即指示各纵队：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正部署堵击中。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各部队要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但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火炮和车辆被埋藏和炸掉的并不多，有的首长几次命令炸掉，但都推脱说没炸药，始终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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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汝河（1）
大军出动，最怕的是过河。在历史传说中，李闯王为了带兵渡过黄河，一夜愁白了头发。历史上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在陆地上驰骋沙场，却在江河上栽了跟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曾在鄱阳湖大败湘军，几乎让曾国藩投水自尽，最后却在大渡河被地方土司武装挡住了去路，全军覆没。
对刘邓大军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指战员大多数都是北方的“旱鸭子”，就是单兵过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加上车炮弹药等辎重，遇到河流，最让人头疼。最麻烦的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时间耽搁不起。
强渡汝河，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刘邓首长是跟着六纵赶到汝河岸边的。
8月23日，一纵、二纵、三纵顺利渡过汝河，三纵并且已经抵达淮河岸边。六纵是最后一支渡过汝河的部队，纵队副司令韦杰带领十八旅为纵队先遣部队提前出发，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开辟进军道路。
十八旅刚赶到汝河岸边时，旅长肖永银开始并不觉得汝河有什么特殊，这条河并不宽，有60米左右，水流也不急，在1：5000的军用地图上它也只是一条细线而已。
十八旅前卫五十二团赶到汝河岸边时，已经天黑了。
原十八旅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回忆说：
我们赶到汝河时，我先去看了看地形，河倒不是很宽，就是水速比较急，还比较深，只听见河水哗哗地响，也没什么特殊情况，对岸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这我们也习惯了。部队已经很疲劳了，我把防务部署好，刚要准备休息，接到了肖永银的电话，他对我说：“你们想办法立即派一支部队过河，构筑掩体，掩护部队过河，汝南埠有些土顽，问题不是太大，你们把它解决掉。”
千里跃进大别山（曲谱）
我找到几个团领导研究这事，团长是李少清，他对我说：“老沈，你先带一个部队过去。”我就去了三营，找到三营长郑学文，把这个意图给他讲了。这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要去找船。我对他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船？咱们就用土办法，用高粱秆、柳条子，捆上门板，铺在河上。”我们很快就做成了几个，就像木排那样的家伙，但一放到水里，就被冲走了，只能用绳子拖着。然后我们找了几个会游泳的，大概有一个班，带着轻武器过去了。到了对岸，除了有零星的枪声，也没什么情况。我们到的是小雷岗，接着就做工事，向大雷岗延伸，电话线也架起来了。三营也都过了河，这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进入了阵地，半天没动静，我们派出了流动哨，向村庄搜索，村庄有一些土顽，我们很快就把他们赶走了。
上午基本上没什么动静，中午，突然有敌人向我们打炮，有的炮弹把村庄也打着火了。汝河南岸敌人大批部队已经赶到了，公路上尘土滚滚，人喊马嘶，敌人的炮兵、步兵、马车，黑压压一大片，沿着公路从西向东源源不断的涌来。我看了看表，这时是中午12点。我忙给旅里打电话讲：“敌人正在行军，这是打敌人的最好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冲它一下！”是旅参谋长邢荣杰接的电话，他说：“好，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就在那里等，但一直没消息，我只好再打电话，邢荣杰已经不在了，是一个参谋接的，他对我说，参谋长给旅长汇报去了。敌人在行军和渡河时是最好打的，我这时很想带部队上去打它一家伙，但那个参谋说：“你冲一下，暴露目标怎么办？”我们只好再等，一直到下午，敌人进了村子，站稳了，并且还开始零零星星地向大小雷岗打炮弹，但估计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也不大清楚，也没什么大的动作，属于袭扰性的。
这时，汝河岸边，另一场架设浮桥的战斗，也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着。十八旅工兵连和十六旅工兵连并肩战斗在一起，工兵战士们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下午3点多钟，架起了一座能通行车马的浮桥，为后续部队过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飞机也来了，开始俯冲轰炸，浮桥又被炸坍了。肖永银命令工兵连长：“再给我架！”工兵连长很为难：“老乡的门板都用上了，没有木料了！”肖永银瞪了他一眼：“那么多房子是干什么的？”工兵连长立即带着战士跑到附近的村庄，老百姓早在大军到来之前跑光了，眨眼之间，工兵连就把一个村庄的房子拆掉了，木头和木板被运到河边，继续抢架浮桥。
强渡汝河（2）
天黑后，十八旅指挥所移到了离桥头只有100多米的一个小村庄。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来到河边，观察敌情，只见南岸满天通红，敌人在对岸连绵30多里的村庄，放起了大火，房屋烧着了，草堆烧起来了。肖永银后来回忆说：
望着这连天大火，我想得很多。这几十里长的火光后面，到底有多少敌人？敌人是否还在增多？下一步怎么办？打过去？摸不清敌人的底；新的情况报上去之后，由于联络中断，还没得到指示。等吗？如果敌人继续增加兵力，巩固工事，就更难办了。一大堆的问题压得我心里沉甸甸的。
我们在采访肖永银将军时，他曾坦率地告诉我们：
当时韦杰也很着急，他给我讲：“我看应该坚决打过去，是不是把部队都放出去打一下？”事后来看，他这个意见是对的，但我那时觉得敌情不明，想得太多，就对他说：“你知道对岸有多少敌人？我们摸不清敌人的底，打过去是不是很危险？”我当时有点急，说话有点冲，韦杰皱了皱眉头，走到了一边，不再吭声了。我把尤太忠拉到了一边，商量了一下，我就过来对韦杰说：“我们是不是绕到汝南埠东边十七旅那边去过河？”韦杰沉思了一会儿，默默地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我就命令部队停止过河。
原五十三团作战参谋尹萍回忆说：
在24日下午3时，我们五十三团赶到了汝河岸边的杨湾村。当时也发现了敌情。三个营长都急忙跑到指挥所，着急地问团长蔡启荣：“这是敌人的正规军，怎么办？”我正好在旁边，看到团长正在思考，就插了一句：“别急，已经派人去请示旅长了。”一营长周新体说：“既然遭遇敌人了，我们应该趁敌人立足未稳，冲过去把河堤和村庄抢过来！”
这时我们都看到五十二团已经抢占了对岸的大雷岗。政委李震宇和我都讲：“冲过去抢占河堤和村庄。”蔡启荣立即命令：“好！冲过去抢占河堤！”戴发生营长带领二营找来30多块门板，挑了几十个个子高的战士，跳进河中，用肩膀扛着，搭了一座“人桥”，三个连队迅速从“人桥”通过，占领了南岸河堤和小雷岗村北河堤上的两栋房子。正当机枪连过桥时，接到旅骑兵通信员送来的命令：“停止前进，待命”。蔡启荣问他：“为什么要停下来？”那个通信员说：“我也不知道，旅里就让我这么传达的。”蔡启荣一边命令二营机枪连停止渡河，一边催促我赶快把电话架好。电话架通后，我把电话打到了旅部问参谋处长宋崇魁：“敌人正在南岸抢占河堤和村庄，我们为什么停止前进呢？”宋崇魁说：“这是纵队韦副司令和旅长的命令。”我忙问：“纵队和旅首长是什么意图？”宋崇魁说：“你去给你们团长讲一下，这里过不去，准备绕到东面十七旅方向渡河。”
我忙跑去告诉了团长、政委，团长随即命令已渡过河的四、五连撤回来，仅留下了六连控制南岸河堤，全团在汝河岸边待命。
这一等就是四五个小时，天慢慢地黑了。对岸的敌人不时地打过来几炮，仍然不见命令过来，身后也已经能够听到隐隐约约的枪炮声了。一营营长周新体忍耐不住了，焦急地说：“我看这没什么好犹豫的，前有阻拦，后有追兵，等等等，等到敌人控制了村庄、河岸，工事修好了，在敌人炮火下运动能行吗？照我看，不如直接冲过去算了！”二、三营长、教导员也议论纷纷，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团长、政委和我也同意这个意见，但不好表态。没有得到旅里的指示前，指挥员是不能擅下决心的，万一打过去了，旅里又要让向十七旅方向转移怎么办？团政委李震宇为稳定大家情绪说：“耐心等等，很快命令就来了！情况这么紧张复杂，怎么行动是个大事。旅里和纵队首长也得请示刘邓首长才能决定嘛，这需要时间！”
韦杰、肖永银、尤太忠此时正站在河边，焦急地等待着纵队指示，但由于联络不畅，纵队一直没有消息。在这危急时刻，刘司令员、邓政委和李达参谋长赶到了汝河岸边。纵队政委杜义德也赶到了，他看见韦杰就问：“怎么还没有行动？一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韦杰忙说：“对岸敌人有多少，目前还不清楚，是不是从东面十七旅的方向过河？”杜义德的脸色立即变得很难看：“怎么能这样干？时间还够吗？四十六团已经在后边打响了。我们已经准备把四十六团牺牲掉了！”李达也抬起头严肃地看了一眼韦杰：“绕到那边去，那边就安全吗？”
强渡汝河（3）
邓小平的声音也很冷峻：“绕到东面走，部队次序打乱，影响士气，必须破釜沉舟！”
韦杰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被纵队、野司首长当面这么不客气地批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肖永银、尤太忠忙低了头，大气也不敢出。韦杰默默地站在了一旁。
刘伯承严肃地扫了他们一眼：“你们了解情况吗？”
邓小平扭头对李达说：“打开地图，向他们介绍一下情况！”
李达在油灯下打开了地图，他指着地图说：“我们过沙河后，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战略意图，开始派部队向我追击，企图拦住我军主力，在洪河、汝河之间进行决战，以打乱我进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现在敌整编第八十五师和十五师1个旅，约3万人，已赶到汝河南岸，后面追击我们的罗广文兵团整编第五十八师、四十八师、七师等3个师，其先头已经与我后卫四十六团接火，已离我们只有50里路了。”
韦杰、肖永银、尤太忠听得头皮发麻，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性。
刘伯承开口说道：“同志们，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赶上来，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要从敌人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野司要从你们这里渡河！”
邓小平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
杜义德和韦杰果断地布置：“十八旅先插到敌人中间，强行打开通道，十六旅接替十八旅大、小雷岗阵地，掩护全军渡河！”
李达接着说：“刘邓首长随十八旅行动！”
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回忆说：
我当时听到刘邓首长要跟着我们十八旅走，心里一愣，我们旅要从敌人中间杀出一条血路，那可是硬碰硬，你死我活，来不得半点含糊，子弹又不长眼，首长跟着我们太危险了！我想了想，还是鼓足勇气对他们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首长跟着我们旅……”我话还没说完，邓小平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不要管我们，你们打好仗就行了！”我忙接着说：“打好仗没问题……”邓小平立即打断了我的话：“那你还不快去打仗！”
十八旅立即行动起来。肖永银召集各团干部传达刘邓首长的命令和纵队的作战任务。大家一听刘邓首长到了六纵，到了十八旅，并且就在河边，顿时群情激昂，命令传达到营、连，不到一小时，整个汝河岸边就沸腾起来了。刘伯承司令员说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话，真把战士们的斗志激起来了。十八旅在战术手段上，也采取了坚决措施，规定：“各团以一至九连的序列，排成4路纵队，一律枪上刺刀，手榴弹揭开盖，遇到敌人坚决消灭掉，所过之处不许留下一个据点，一个敌人，打开一条进军大道！”
刘邓首长是跟着五十三团走的。十八旅政委李震专门找到团长蔡启荣，对他说：“你们团一营担任保卫刘邓首长的任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绝对保证刘邓首长的安全。”
五十三团一营有700多人，全部日械装备，在全团是战斗力最强的。蔡启荣自己到前边指挥战斗，留下政委李震宇带领一营，负责保卫首长。他对李震宇说：“万一我牺牲了，你负责指挥全团。”李震宇说得也很干脆：“好！我保证首长安全。”说完就立即带着一营出发了。
部队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五十二团、五十三团为第一梯队，五十二团在左，五十三团在右，并肩沿大雷岗，由北向南打；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这时又来了情报，后卫正在和敌人激烈接火。邓小平果断地给野司作了三点指示：“一、各部门立即将机密文件全部烧毁，以免遗失；二、桥头之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里了，直属队接第六纵队后尾过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以免前后接敌被迫作战；三、预定宿营地在彭店一带，过河后到齐一个单位即指定专人负责带走，以免遭空袭。”王玉彬：《第二野战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0页。
强渡汝河（4）
杜义德也进行了相应部署，命令副司令韦杰负责全军过河，维护秩序，并且派人通知后卫四十六团，打到最后，过不了汝河，就地分散打游击，或者想办法转回鲁西南。六纵九个团中，四十六团是唯一的红军团，也是战斗力最强的团之一，杜义德下了这样的命令，可见当时情势确实非常紧急。
杜义德随即赶到前卫团指挥作战。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有人说，十八旅这场仗打得顺手，是因为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一一旅旅长、地下党员廖运周有意“怯战”，遇到解放军就往后退，让出了一条大路。
原六纵司令部参谋武英此时正在后方养伤，并没有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汝河之战，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在师长、地下党员廖运周的带领下起义时，是他孤身进入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阵地，接应一一师起义，脱离淮海战场。他也因此与廖运周结下了深厚友谊。关于汝河之战，他曾经问过当时任国民党军八十五师一一旅旅长的廖运周。他回忆说：
建国后有一次在北京，我遇到了廖运周，我就问他，为什么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在汝河边打我们？他对我说，他根本就没怎么打。解放军冲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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