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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保险巨头AIG大揭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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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格林伯格尖刻、幽默的性格对AIG 的海外事业拓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样的故事可以说数不胜数。AIG 曾经在土耳其跟当地的报业集团汤姆阿耶特(Tom Ayat) 联合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土耳其美国保险公司(Turkish American Insurance pany) 。在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一份内部审计报告显示,AIG 在土耳其的合伙人正在从公司转移资金。于是格林伯格、约翰·罗伯茨和肯·诺丁汉姆就前往伊斯坦布尔处理此事。他们刚刚到达土耳其,合资公司的一位官员就解释说他们的主席正患重病住院,无法接待客人。对方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只要AIG 的人仍然留在公司,对方就不会结束眼前的这种做法。然后格林伯格等人就去吃晚饭。席间一位名叫泰勒的官员赶来,声称自己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谈。格林伯格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他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抱怨道,“为什么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谈呢?”泰勒解释说公司的大楼正在着火,所有的记录可能都会被付之一炬。于是格林伯格说:“既然这样,那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了,反正这里已经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可救了。”
  

埃及
一次在跟AIG 在伊朗分公司的伊美公司开完董事会之后,罗伯茨、格林伯格和诺丁汉姆沿途飞经埃及。他们计划视察一下自己在埃及的自由贸易区成立的那家合资公司,当地的合伙人安排他们从金字塔上空飞过。当时罗伯茨正在读《绿色向导》(The Green Guide) ,于是开始不停地大谈关于埃及王朝、金字塔的历史。最后,作为当时飞机上唯一的一名犹太人,格林伯格生气地抱怨道,“约翰,你就不能闭上嘴巴吗?修建金字塔的是我们犹太人,每一座金字塔我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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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的全球大捷(1)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AIG 遇到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商业运营规则的事件。公司的执行官们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这种不厌其烦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件事情起源于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还记得当史带设在古巴的公司被没收的时候他说过的那句话吗?“说到底,我们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一张保证书罢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那些想要在海外谋求发展的美国公司来说,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适应当地国家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这些美国公司就必须做一些他们在美国绝对不会去做的事情。AIG 也不例外。但与其他跨国公司不同的是,AIG 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往往更加强悍。当受到当地政府的威胁时,比如说AIG 曾经在尼日利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国险些被没收财产,或者被迫将公司出售给一家本地公司,AIG 总是会向华盛顿寻求帮助。一旦接到求助,华盛顿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贸易制裁、停止对当地政府的国际援助,或者是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生效,但有时候也会失败。
  可能对于像埃克森石油、哈利伯顿、通用汽车这样的公司来说,美国政府会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但AIG 与这些公司之间有两个本质的区别:一是华盛顿和这些跨国公司所在的当地政府都会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公司拥有巨大的价值。所以一旦这些公司提出抗议,华盛顿和当地政府都会给予高度的重视;第二个差别是一直到大约15 年之前,美国政府都认为只有像提炼行业或者是工程建筑行业,或者是制造行业才具有实际的价值,只有当这样的公司被当地政府没收的时候,美国政府才会出面索赔——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帮助美国公司争取到数目巨大的赔偿金。毕竟,这些公司已经在当地建立了巨大的基础设施。毫无疑问,这些基础设施确实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但AIG 不同。当卡斯特罗将史带设在古巴的保险公司国有化的时候,史带曾经这样描述道,“只是一张保证书罢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就是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保险公司的。还有一些公司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但AIG 必须努力说明自己的道理。所以AIG 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说服美国政府认可保险业的价值。可问题是,一张保证书又有什么价值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AIG 想要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它就必须在后方采取防御行动,避免美国政策抛弃AIG 。
  记得当AIG 在印度遭遇国有化危机的时候,公司的执行官曾经跟国务院印度科的一位官员进行过一段这样的讨论。“我知道你们的公司在印度被国有化了。但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可问题是,你们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呢?你们没有大楼,没有机械,没有工厂。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不动产。” “但我们是在为人们的生命提供保险服务。我们是在向他们以及他
  们家人承诺一个未来。而且我们用很多保险金在当地进行了投资。” “但你们想过吗?美国钢铁公司在那里投入了上亿美元来修建工厂。我们的汽车工厂也在那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修建产品流水线。那才是真正的投资。我们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
  谈话通常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的。我们最终是如何把话题转移到投资纠纷以及贸易纠纷等问题上的,我也不大清楚。我想华盛顿方面一定也对这种事情展开过大量的讨论。我还记得我当时(20 世纪70 年代) 曾经跟华盛顿的一位负责商业活动的助理国务卿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保险是否可以交易。我发现当时的人们其实并不熟悉保险这个概念。当我向对方解释什么叫海事保险的时候——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保险其实是可以交易的——对方对我的解释不屑一顾。
  所以我们只好继续默默地努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学会了贸易术语。很快,我们开始不断地使用一个新词“服务业,”并拼命地把保险、信用卡交易、运输( 包括飞机、轮船等)、银行交易等统统归入这个类别。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坚持认为跟其他商品一样,服务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也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为了说服相关政府官员以及那些民间的经济学家,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辩论,拼命推销我们这个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理念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他们经常会引用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 和戴维·理查德(David Richardo) 的话来反驳我们,把服务业说成是不重要的、二流的经济活动,根本没有任何实际价值,也不能被用来交易。。 最好的txt下载网

AIG 的全球大捷(2)
我们决定要改变这种观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联合了一些类似的服务行业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协会——服务业联盟(Coalition of Service Industries ,简称CSI) ,由汉克·格林伯格担任主席,并最终将这一协会形式推广到了许多国家。我们游说政府建立一个民间的顾问委员会,并在1974 年推出了我们的贸易条例——这是我们把服务业变成可交易商品的一个重要步骤。按照我们制定的顾问委员会架构,我被任命为政府行业服务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格林伯格被任命为更高一级的贸易政策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将在贸易代表人选问题上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们开始宣扬我们的理念,为我们的理念建立理论基础。陆续参加了一系列,比如在拉斯维加斯的百乐宫(Bellagio) 酒店,意大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剑桥附近距离丘吉尔故居不远处的迪奇雷(Ditchley) 等地召开的研讨会。我还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专门写了一本书《超越工业化》,(Beyond Industrialization) 来为服务业同行争取地位。
  1984 年,美国国会修改了贸易条例,第一次承认服务本身可以像商品那样被交换。就在这次修改当中,“服务业”第一次跟商品一起列入了第301 款。根据该款内容,美国政府有权对那些歧视某个行业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所以如果某个国家拒绝为一家保险公司发放营业执照,美国政府就可以对该国实行贸易报复,提高该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的关税水平。最终,服务被提交到了贸易谈判日程,美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条例用来规范服务贸易。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政府又陆续对这些条例进行了一些调整和修补,其中包括调整金融服务贸易条例的内容。
  就这样,在经过了近30 年的努力之后,AIG 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首先,美国政府开始承认了一种全新的贸易活动——服务贸易,并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条例。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一个国家认同了这些条例,AIG 公司就可以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在这个国家开展业务。其次,AIG 手中又多了一件新武器,从此可以利用国贸总协定(GATT) 和301 条款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争取更加广阔的市场,反对某些国家的国有化。最后,鉴于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领导者的角色,AIG 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也得到了大大加强。1986 年8 月30 日的《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位华盛顿的贸易专家的话,“如果谢尔夫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如果格林伯格没有这么大的毅力……如果美国快递公司没有加入进来……服务业根本不会成为一个如此受重视的议题。”AIG 显然以服务业议题的领袖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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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1)
《财富》杂志经常会定期评选“美国最强硬的十位管理者”。几乎所有的CEO 都不希望被列到这样一份名单当中,但如果汉克·格林伯格没有入选,他会觉得失望。人们对那些入选CEO 的直接下属们所抱有的心情通常都非常复杂——有人同情,有人表示敬畏。记得有一次,我在参加一次非常重要的午宴——这是已故的自动控制之父约翰·迪堡(John Diebold) 组织的每月一度的午餐沙龙——时迟到了十分钟,到达那里之后,约翰用大到全桌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没关系,罗恩。我们都知道你是在为谁工作。你能赶来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当我成为纽约城市合伙人(New York City Partnership ,该组织由戴维·洛克菲勒组织成立,成员大约是200 名CEO) 的CEO 的时候,对方最为看重的就是我曾经为汉克·格林伯格工作过。至少有三位CEO 成员告诉我,“要想做好这份工作,你必须学会如何跟州长、市长,以及所有纽约市的CEO 打交道,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十分狂妄自大。不过没关系,任何能够在汉克手下有所成就的人都会感到这份工作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所有在AIG 工作过的人都会遇到同样一个问题,他们的朋友或同事,哪怕是偶尔遇到的点头之交都会问他们,“你在那里的工作情形如何?你怎么能受得了?你难道不担心会被格林伯格当着别人的面破口大骂或者甚至被开除吗?”对于商业和政治圈里的人来说,汉克·格林伯格的坏脾气——无论是对下属、记者、主管,还是政府官员——是出了名的。许多人相信他的脾气之坏跟他所取得的成就一样,都是非常少见的。这种说法对汉克其实是不公平的。他的脾气远远没有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罕见,所以那些一味批评汉克成就的人很可能是在故意转移话题,故意忽视AIG 所取得的惊人发展。
  问题是:那些关于格林伯格的脾气的传言到底有多精确?他真的会像人们说的那样,经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对方大发雷霆吗?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是否有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他只是在用发脾气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呢?
  一位目前仍在AIG 任职的高级执行官曾经告诉我,大约20 年前他刚到公司的时候,格林伯格曾经不止一次地训斥过他,目的只是为了让他知道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老板,但这样的训斥很快就结束了。通过多年对格林伯格的观察,这位执行官发现,格林伯格其实从来不会对普通职员发脾气,但对那些利润中心的主管们他可就没这么客气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他感觉这些主管们要比普通职员重要得多。毕竟,他们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业绩。要想实现格林伯格制定的野心勃勃的目标,这些主管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否则的话,汉克就会冲他们发脾气。当然,这样也会显得那些普通职员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但事实上,在大多数公司里都是这种情况。
  格林伯格把人修理得体无完肤,其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就是,他很少会私下里训斥你。在同事面前受训是一回事——毕竟,你很可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但在外人面前遭到训斥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事情并不会经常发生。还有人认为,格林伯格之所以痛骂别人,其实是在弥补自己体型上的不足。虽然总是充满活力,但我感觉汉克的个头其实并不高,我想他最多只有5 英尺7 英寸。在跟人交谈的时候,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炯炯双眼似乎总是能看穿对方。所以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认为格林伯格具有拿破仑情结。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格林伯格其实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在跟其他成功人士打交道,或者是在跟女性交往的时候,他都充满自信。他可能会有其他情结,但绝对不是拿破仑情结。
  还有人说格林伯格可能是有些自卑——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有些缺乏安全感,所以只能通过他的声调和傲慢来弥补自己的低微出身。有人说他之所以购买了罗布洛兹(Loeb Rhodes) 的部分股份,就是为了购买一张进入上流犹太人社会的通行证。但事实也不是这样的——由于罗布洛兹合伙人公司本身就是AIG 的重要持股人,所以他这样做很可能完全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但我毕竟不是一名心理学家,根本无法理清他的内心世界。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2)
但在跟格林伯格交往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天早晨,当他和我们的CFO 爱德·马修斯(Ed Matthews) ,还有我一起在一家酒店结账的时候,我手里拿着美国运通卡金卡。突然,我感到有人抓住我的胳膊——我一直没注意到格林伯格原来就在我后面——他问,“为什么你的卡是金色,而我的却是绿色的?”我有些吃惊地回答:“因为我多付了20 美元。”他微笑了一下,然后放开了我的胳膊。可我并不会因此这次的事情就认定汉克·格林伯格有自卑情结。我想,可能他只是想拥有一些别人拥有的东西罢了,以及别人所没有的东西,仅此而已。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格林伯格在刚进入AIG 的时候的确感觉自己有些不足,但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他克服所有这些心态。在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本人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再加上扬曼和崔迪的祖上都是来自英国的纯正美国人,所以这会给格林伯格带来进一步更大的压力。正因如此,他很看重能够加入像Links 和Brook 之类的俱乐部。可如今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他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了——他成了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亚洲协会的主席,他甚至还被邀请加入了加利福尼亚的波西米亚树林(Bohemian Grove) 俱乐部。以往的典型美国人是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 ,他出身于亚特兰大的一个银行家家庭,后来成为了美国运通的主席。格林伯格不是很喜欢罗宾逊,他有一次甚至想要收购罗宾逊的公司,只是后来被他的董事会或史带合伙人公司劝止了——这可能是他最后悔的一次决定。另一方面,格林伯格并非真的对犹太同胞充满热爱,除了曾经向Riverdale 的老年人之家(Home for the Aged) 提供过捐助外,他很少参与犹太人的活动。
  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想学会在AIG 生存,首先就必须学会管理好汉克·格林伯格。当然,无论在任何一家公司工作,学会管理上司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当你的上司是格林伯格的时候,这件工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通常你会觉得应该是汉克·格林伯格在管理你。管理格林伯格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还是有一些秘诀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当你遇到一些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话题的时候,比如说那些他很可能会表示不同意见的话题时,一定要在私下里跟他讨论。他不喜欢大家公然反对。但当一对一地进行讨论的时候,他几乎总是能够认真地聆听,甚至会接受你的建议。第二个秘诀要更加困难一些:在跟格林伯格谈话时,设法让他认定严厉斥责你不会达成目标。做到这一点很微妙,但我相信,汉克心里一定非常清楚,当他向我大发雷霆的时候,我通常只会绷着脸,让他明白如果他对我大吼大叫,不会让我有更多的成就,只会让我不怕。
  格林伯格非常善于管理自己身边的人。我至今还记得,在我刚加入AIG 时,有一次我们在格林伯格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关于菲律宾问题的会议。当时菲律宾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凯撒·扎拉米亚也在场,此外还有###位其他执行官。我们坐在格林伯格办公室左侧的会客厅里,他从连接两个房间的门里走出来。他还没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经常来这里见格林伯格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坐在哪儿,并且会想办法把那些不小心坐在格林伯格座位上的人,即便是非常重要的客人,请到其他座位上去),就开始为即将讨论的在菲律宾发生的问题大发雷霆。只听他破口大骂了五分钟左右,中间停顿了一下,接着让萨拉梅亚解释了一下眼前的问题,然后又听了一下其他人的解释。接下来会议又持续了30 分钟,格林伯格发布了一些指令,随后我们一边安静地离开,一边暗自庆幸会议终于结束了。当时格林伯格并没有给我分配任何任务,而我当然也不会主动请缨。
  五分钟不到,我再次被叫到了格林伯格的办公室参加下一个会议。看起来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格林伯格态度优雅、幽默,我们交谈得非常愉快。这种会议一天可能有好几个。在经历过几次这样的事情,或者说见识过几次格林伯格的双重性格之后,你就会明白格林伯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想不出其中的意义就会每天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生怕碰到格林伯格身上可怕的一面。我慢慢意识到,而且我想我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格林伯格的这种做法至少有一部分演戏的成分在里面。毫无疑问,他有时候的确非常生气,但他这样做有时候也的确是为了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当他希望通过表演的方式来达到后一个目的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3)
时候,他会变得非常谨慎。而且对那些根本不会因为他的发怒而更加努力,或者说这样做对AIG 的利益并没有好处时,格林伯格绝对不会发火。
  但这不表示格林伯格不会骂人,那些仍然在AIG 工作的朋友们都会告诉我,汉克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得圆滑。虽然他的脾气没有变得更糟,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强硬。一旦有人惹怒了他,他就会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国会议员、大使、其他公司的CEO 或任何人,让对方知道他的感受。我在AIG 的朋友们告诉我,每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设法平息对方的怨气。
  我要说的最后一个秘诀不仅可以帮助你在AIG 生存,而且可以让你在这里有所发展。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合适时间传达坏消息的秘诀。所有的执行官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物,而且许多执行官宁愿主动告诉上司,也不希望自己的上司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某个坏消息的。我们在AIG 曾经就“何时向格林伯格传达坏消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玩笑,而且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但传达的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信息。AIG 有一位全职按摩师。公司里的有些要人每个星期会去做一次按摩,但格林伯格每天下午4 点的时候都会做。他会一边做按摩,一边通过电话跟AIG 的执行官们讨论问题——我总是觉得他的这种做法真是糟蹋了这位按摩师的工作。如果你在下午4 点,也就是他刚开始按摩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你们之间的谈话往往不会太愉快。但如果你在接近5 点钟,也就是他已经按摩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拨通他的电话,你通常会发现一个温和版的格林伯格。
  “汉克,今天泰国发生了一场大火——我们的损失很可能会高达4000 万美元。”汉克可能会告诉你,“哦,人生本来就是如此,这也正是我们从事保险工作的原因所在。我想我们的再保险公司会负责承担大部分成本的。明天再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吧。”
  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谈到的秘诀并非适用于所有跟格林伯格打交道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边缘状态,总是战战兢兢。他们没有一天会感到舒服,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自己很可能会接到电话,或者被叫到格林伯格的办公室。我也不知道该提出怎样的建议——你必须学会自己克服这种恐惧感,或者你也可以学会习惯这种感觉。这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我最近往汉克的新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跟一位以前的同事聊了几句。我想请她吃顿午饭,她非常高兴,可一听说我要从她那里了解一些汉克的近况,她就开始犹豫起来了。然后我们的谈话就变得不那么愉快了。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她显然觉得格林伯格不会喜欢我写这本书的,她觉得我的想法简直太可怕了。
  在我看来,那些偶尔见到格林伯格的人是最倒霉的,而那些每天都会见到他的人可能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后者渐渐就会变得习惯,而且也知道该怎么应付格林伯格。不管怎么说,汉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热情洋溢、极为善变,总是会把AIG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想到要见格林伯格,他们就会十分紧张或者是焦虑不安。对于这些人,我也没有办法。幸运的是,他们只是偶尔见到格林伯格一次。我有时甚至怀疑格林伯格很享受这种让下属局促不安的感觉。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全力以赴。
  所有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只要格林伯格在场,你就会感到紧张。哪怕是房间里有一大堆人,而你只是穿过房间跟其他人交谈,你都不会忽略格林伯格的存在。汉克会让所有人感到恐惧,不仅仅是员工,就连那些部门主管,我们的客户,政府官员或者是偶尔来AIG 的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汉克太聪明了,而且他非常善于观察别人,所以没有人能够躲过他的眼睛。至于他到底是否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学会让人感到放松,那我就不知道了——而且我甚至怀疑他根本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性格。
  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总裁莱斯利·吉尔伯曾经跟我谈到过他与格林伯格共事的情形——格林伯格是这家委员会的副主席。吉尔伯说他听说过格林伯格的脾气,而且也亲自见过他冲着下属大发雷霆。他还说说自己只是把所有一切都摊到桌面上,包括坏消息和失职。结果两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吉尔伯的解释是:格林伯格知道他并没有试图隐瞒任何东西。所以吉尔伯相信,格林伯格之所以会在AIG 发脾气,很可能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下属可能会向自己隐瞒一些不好的消息。 。 想看书来

跟汉克·格林伯格一起共事的日子(4)
当访客到格林伯格的办公室去见他时,迎接你的永远是王先生:早在我加入AIG 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格林伯格在一起了。当格林伯格离开AIG 的时候,王先生也同时离开了这家公司,并追随格林伯格去了他的新办公室。只要你一进格林伯格的办公室,王先生就会帮你脱下外套,然后带你走进格林伯格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我相信,但我并不确定,可能这位王先生早在史带时代就已经加入公司了。我曾经跟王先生交谈过很多次,而且我相信其他同事也都跟他非常熟悉。比如说有一次听说我要去巴西出差,王先生告诉我,“谢尔夫先生,我在里约热内卢有两套公寓,您能帮我照看一下吗?”听说我要去香港,他又会告诉我,
  “谢尔夫先生,我在香港有栋写字楼。您能帮我照看一下吗?”似乎连我们的餐厅服务都拥有数十万美元的AIG 股票。在AIG ,即便是那些不起眼的小角色都过得不错。这还只是AIG 传奇的一部分,而格林伯格本人生活的简朴更是为AIG 增加了更多的传奇。他在纽约的公寓非常简单,他在布鲁斯特的家尽管很漂亮,但也非常简朴。他不会在艺术品、衣服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上花太多的钱。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曾经告诉我他经常去的那家教堂附近的鞋店正在大减价,并说这是一个买便宜货的好机会。虽然格林伯格也很喜欢他的豪华汽车,私人飞机,以及史带帝国给他的其他特权,但对于一位身家数十亿的富翁来说,他的生活方式的确是太简朴了。
  AIG 帝国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那些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以及公司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豪华公寓,比如说摩法尔庄园,香港的山顶别墅,以及公司在百慕大AIG 大楼顶上的公寓;还有格林伯格位于马哈顿松树大街70 号的办公室。公司总部是格林伯格以1500 万美元的低廉价格从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 买来的;公司总部的餐厅能提供各种中国美食并配备华人服务生,公司还拥有私人豪华喷气式飞机等等。
  1981 年,在我结束中国之旅时,我和其他10 位同事一起参观了香港的山顶别墅,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这都是一个极尽奢华的地方——尤其是我刚刚在中国停留了三个星期之后。后来我在我纽约的公寓宴请了同批人,整个宴会由AIG 的中国服务生负责安排,他们为我们定做了极富异国情调的中国美食。为了让我们品尝到地道的中国美食,他们专门邀请了自己在唐人街的厨师朋友,让大厨们搭出租车一道一道地把菜送到我的公寓。跟AIG 的其他高级执行官一样,我也可以享受到史带在世界各地修建的公寓,其中包括在东京市中心的番长屋(Bancho House) ,那里的厨师据说曾经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厨师。
  无论是对于主人还是对于客人,在AIG 总部进餐都是一次美妙的享受。在一顿丰盛而健康的午餐开始之前,我们会享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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