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国:保险巨头AIG大揭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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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1）
AIG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而成就其历史的那些管理者们更是令人着迷，所以要写一本关于AIG及其主要人物的书，我首先必须得到AIG执行官们的配合，其中包括一些我二十多年未曾来往过的人。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采访，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一点，而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首先，我们曾经，而且依然是朋友，我们曾经作为同事一起经历过AIG历史上的狂风暴雨。其次，我们都热爱这家公司，喜欢一起回忆与分享在公司的历险故事。最后，我几乎见到了采访名单上所有的人，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本书的成书得益于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首先我必须感谢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他在AIG担任了近40年的CEO，他和AIG的CFO爱德华·马修斯（Edward　Matthews）一起接受了我的采访。虽然我和汉克是朋友，但我还是觉得他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一个准备写作AIG历史的人，可他没有。
　　我还要感谢纽约州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liott　Spitzer），他慷慨地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检察长本身就已经是一个足够挑战的工作了，而竞选州长更是难上加难。
　　有一些执行官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所以我在致谢当中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他们的名字保密。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老朋友奥克雷·约翰逊（Oakley　Johnson），AIG驻华盛顿政府公关部门主管，他对我的写作计划充满了热情，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并帮助我搜集了许多关于AIG的背景资料。
　　我还要感谢美国国际保险公司主席，AIG副主席——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AIU总裁，AIG董事——休顿·巴克·弗里曼（Houghton　Buck　Freeman）；AIRCO前CEO——厄尼·斯坦贝尔（Ernest　Stempel）。他们脑子里都装满了一大堆关于AIG的趣事。阿特密斯·邱考斯基（Artemis　Joukowsky）曾经负责AIG在东欧地区的业务，他也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一起举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聚会。我还要感谢ALICO主席——肯·诺丁汉姆（Ken　Nottingham），我们曾经携手帮助AIG解决过很多问题。还有负责公关的帕特·佛类（Pat　Foley）和公司的广告主管罗伯特·迈克考特（Robert　McCourt），他们都慷慨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最后，我还要感谢其他几位董事，包括已经退休的伯纳德·艾迪诺夫（Bernard　Aidenoff）。
　　汉克·格林伯格的儿子杰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以前曾经担任过AIG最高执行官，后来担任马什迈克里安（March　McClennan）的CEO。　他也抽出很多时间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的老朋友，也是在AIG家族中长大的克莱尔·特威迪（Clare　Tweedy）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他父母和史带的有趣经历。她还帮助我接触了很多以前我并不认识的人。
　　史带最初的钦定继承人比尔·扬曼（Bill　Youngman）的儿子罗伯特·扬曼（Robert　Youngman）也抽出了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的儿子和我一起在百慕大跟迈克·墨菲（Mike　Murphy）共进午餐。迈克是SICO的总顾问，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使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华盛顿并肩作战时的情形。我还要感谢史带基金会前任总裁——，还有史带的表亲玛丽安·布林（Marion　Breen），她曾经担任史带的助理，同时也在基金会就职。
　　此外我还要感谢一些AIG家族之外的人。其中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总裁——莱斯利·吉尔伯（Leslie　Gelb），他向我介绍了很多格林伯格如何慷慨地帮助委员会的故事。休斯·胡巴德·里德律师事务所的罗纳多·阿布拉姆森（Ronald　Abramson）帮助我理清了许多关于AIG的诉讼情况。还有我的财务顾问——多·埃利斯（Dong　Ellis），他帮我整理了AIG的一些数据，并对公司的发展情况做了一次详细的梳理。我的好朋友约翰·希金斯（John　Higgins）向我提出了很多指导意见和营销建议。我还非常感谢我的伙伴德威特·福斯特（Dwight　Foster），对我一时疏于公司业务的行为，他宽容地表示理解，并对本书创作也充满了巨大的热情。
　　跟阿尔一起工作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总是能够提出许多有益的指导建议，冒出许多有趣的想法。
　　我的执行编辑德布拉·英兰德（Debre　Englander），还有助理编辑格雷格·弗莱德曼（Greg　Friendman），还有高级制作编辑迈克尔·里斯克（Michael　Lisk）也都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如果没有我的经纪人，勒文/格林伯格经纪公司的詹姆斯·勒文（James　Levine）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问世。
　　每次回想起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得到的那些帮助时，我就会想到以前人们常说的“作家埋头创作”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解。创作一本书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它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成就。
　　

前言（1）
当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y）因为会计丑闻而被迫辞去任职37年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CEO兼主席职位的时候，我想所有了解格林伯格，或者跟他一起共事过的人都会深感震惊。
　　如果你相信报纸上所说的事情，那么一个在近40年的时间里将一家保险连锁公司发展成一家世界级的保险巨头的商业大师的成就就此一笔勾销；他这个曾经与国王、总统，首相交谈的人；这个建立了一座几十年来始终令华尔街着迷的金融帝国的人，正在渐渐褪色。
　　就在格林伯格被迫辞职的消息发布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带着孩子们去犹他州的滑雪胜地度假。就在我享受滑雪——这个汉克·格林伯格最喜欢的休闲活动之一的时候，他本人正在经历着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最具威胁，最让他感到耻辱的挑战。
　　不幸的是，我在滑雪的第一天就摔断了腿。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兴致，我们决定还是在那里过完那个星期。他们去滑雪的时候，我就抽出大量时间来阅读报纸，了解事件的最新发展动态。
　　正当我紧密地追踪所有关于AIG的头条新闻时，一个想法逐渐浮现出来，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AIG如何崛起的书呢？毕竟，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这家公司最受信任的内部人士，而且我很可能是唯一一个敢写出这家公司所经历的困难的内部人士了。仅凭这一点，我就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于记者和管理专家的视角。
　　当时我原本想写一部以AIG为原型的小说，讲述一家在中国成立，回到美国后又把业务拓展到全球130个国家的公司的故事，这家公司有着奇特的经历，它的员工甚至有在伊朗和尼日利亚被关进大牢的罕见经历。这家公司的历史有着所有探险故事所必备的元素，有着像史带和汉克·格林伯格这样的传奇性角色。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好朋友们的时候，他们立刻表示反对：“你应该写一本关于AIG的纪实读物。这家公司现在正是新闻报道的热点，所以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
　　2005年3月14日，AIG一夜之间成了所有媒体关注的焦点，我跟所有已经退休，或者离开了AIG的员工，还有所有接触过汉克·格林伯格的朋友们一样，感到万分震惊。虽然已经离开AIG多年，但我在这里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在AIG工作过的人会想到格林伯格会被迫辞职。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真的有人可以接替格林伯格吗？没错，有人可以管理好这家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可问题是，他能像格林伯格那样在各国首脑，政治家还有权力领袖们面前昂首挺胸、坚守立场吗？
　　我曾经在汉克·格林伯格手下工作过12年，我享受那12年中的每一分钟。虽然我已经离开很多年了，但我依然能够感到格林伯格对我产生的强大影响。每次接到格林伯格的电话，或者是在会议上遇见他，我都会紧张不已。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每一次给格林伯格打电话都让我感到不安。虽然我后来也曾经历过一些令人兴奋的工作，但没有一件工作能够像在AIG的时候那样令人激动，那样富有挑战性，那样真实地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满足感。它可以让你在智力上不断挑战自己，能够带你到世界各地，还能够让你学习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权谋与外交的策略。
　　如果说在AIG有什么让我遗憾的事情，那就是，当我加入这家公司时，它的创始人史带先生已经去世5年了，所以我没有任何机会结识他，或者跟他一起共事。跟格林伯格一样，史带先生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他奠定了AIG王国的基础。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希望能够真正了解AIG（所有在这里工作过的人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组织）所发生的一切。是格林伯格的性格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说商业活动违反了政府监管规定，或是由于个人的政治野心？
　　我之所以要请阿尔·埃尔巴跟我一起完成这本书，是因为他既了解保险行业的许多深层内幕，同时清楚政治状况和监管环境所存在的问题。在听到AIG遇到的问题之后，阿尔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家公司之所以会落到这步田地，完全都是由于格林伯格的傲慢性格所致。可当我们开始深入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时，阿尔开始意识到情况远比他的想象复杂得多。在经过数十次针对AIG现任和继任执行官的采访，并且阅读过大量的资料研究后，一幅多姿多彩而头绪繁杂的传奇图景开始浮出水面。
　　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我的情绪开始由对格林伯格的愤怒转变为对董事会的失望，最后转变为对斯皮策监管手法的愤慨。在为本书写结论部分时，我犹豫再三，正像你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的结论并非黑白分明，而是灰色的。在复杂的国际世界中，在AIG得以繁荣成长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灰色的。但尽管如此，AIG的故事还是极富魅力，正像阿尔在我们第一次开始讨论工作时所说的那样，“这是这么多年来我所接触过的最令人兴奋的项目。”
　　在离开AIG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关注着这家公司的发展。时不时我还会到AIG那美妙的中国餐厅就餐，偶尔也还会看到汉克·格林伯格等人。写作这本书使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我一直深爱的公司。这真是一段令人兴奋、满足，又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外人，包括在AIG工作的人都对汉克·格林伯格抱有一种奇怪的迷恋。他们一方面为格林伯格取得的成就着迷，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坏脾气感到震惊，甚至恐惧。他们总是不情愿地仰慕他的坦诚，同时又对他在各种话题上的见识大为折服。
　　虽然他们可能并不了解格林伯格的性格，但他们确实尊重他的行为方式。而且他们甚至怀疑，是否只有像格林伯格这样的人才能取得和他一样的成就。
　　汉克·格林伯格始终紧随史带，一位虽性格截然不同，但却同样聪明，同样极富进取精神的领导者的脚步。在过去的87年里，AIG十分幸运地招募到了一系列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才共同效力于同一家公司。当其他人甚至还没有想到进军海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创建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公司。他们的领导者——史带和格林伯格——总是未雨绸缪，始终走在浪潮的前方，紧随经济潮流、监管制度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
　　最后这一次，汉克·格林伯格似乎没能跟上监管法规的变化速度。结果，他不得不放弃对心爱的AIG的领导权。这点虽然不幸，但让格林伯格感到欣慰的是，他自满于没有人能够达到，哪怕是接近他所创造的记录。
　　

发迹上海（1）
1919年11月，史带走下了停在上海港的一艘蒸汽轮船的甲板，走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城市，开始拥抱他过去10年求之不得的机遇。12月19日，史带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简称AAU）。在随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保险公司遍布整个东亚地区，同时他还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商之一，并且成为两份报纸和一家杂志的发行人。史带很可能是一个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取得成功的人，但上海几乎比任何其他地方却能让他快速发迹。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隙，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远超香港，甚至超过了日本的东京。对于有些人来说，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被称作“东方荡妇”。而在其他人眼里，上海却是东方的巴黎。
　　虽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外国人在管理，但它却并不是殖民地；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但却并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自从19世纪上半期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上海陆续被划分成了许多外国租界。英国是当时上海人口最多，实力也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在这些租界中，外国人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警察，甚至带来自己的建筑。当时的上海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之一，充满活力，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转眼赤贫，生生死死的闹剧每天都在上演。同时它还是避难者的天堂，为了逃离战争、革命，或者是新政权的压迫，世界各地的冒险者们纷纷聚集上海。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并成为知识分子聚集的中心之一。事实上，当时上海居民国别、组族群繁杂，而且不同人群之间几乎没有重合的地方。西方人居住在上海西部，可以完全不与周围的中国人往来，而且大都不会说中国话。他们的世界完全是一种典型的英国殖民地模式，人们的生活主要围绕着赛马会、教堂、交易所，贸易公司与银行。
　　那时的史带还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毛头小子，他早年曾经先后从事过不同的职业。他出生在加州北部的一座名叫布拉格堡镇（Fort　Bragg）的海边小镇，母亲经营一家寄宿旅社，同时向附近一家妓院的常客们出售各种烈酒。他的父亲是一名来自荷兰的铁路工程师，在当时的工会伐木公司（Union　Lumber　pany）工作。在史带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史带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约翰，一个叫本。早期在生意上取得一定成功之后，史带便开始照顾自己的母亲，并跟哥哥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跟史带一样，这两位哥哥也都没有生儿育女。两位哥哥在事业上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成功，而且据史带的一位表兄说，本还经常手头拮据。除了偶尔会谈到自己出身贫苦之外，史带几乎不与任何人（他最好的朋友除外）谈论自己的家庭生活。他不懈奋斗的动力似乎并非来自母亲的早期教育，显然也不是受到哥哥们的影响。史带似乎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听从自己命运的召唤。他是一个典型的天生就要成为商业领袖的人，这是天赋异禀，并非后天培养成功的商业领袖典范。可除了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是表现得十分匆忙之外，史带的早期生活似乎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成功人士的迹象。
　　许多年以后，当史带基金会在全球各地广设奖学金项目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以他母亲或哥哥的名字命名的。（更不要说他父亲了，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这些奖学金就叫“史带奖学金”。不过话说回来，史带基金会直到1955年才成立，当时该基金会也没有太多资金。然而，史带的确一直跟自己的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事业成功后给母亲在旧金山买了一所大房子。他还在希尔顿·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Astoria）为她80岁生日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但根据史带的表亲，也是他的前任秘书玛丽昂·布林（Marion　Breen）说，史带并不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对母亲十分亲爱。
　　早在史带满12岁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持续了自己一生的事情—工作。离开文法学校之后，他给自己找了一份包雪茄的工作，之后又在当地的怪人大厅（Odd　Fellows　Hall）打扫卫生，第三份工作是在浸礼会教堂（Baptist　Church）当守门人。
　　虽然史带曾经告诉自己的一位商业伙伴，说他曾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法学院读过一年书，并且最终拿了个学位，但他显然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高等教育。在史带去世后AIG公布的纪念册当中，人们发现史带的确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读过一年书，可没过多久，他便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克莱德·韦尔（Clyde　Ware），说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在大学里为了一个学位而耗上4年。”
　　1914年史带搬到旧金山之后，开始跟旧金山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律师一起读了一年夜校，几个月之后他通过了加州律师资格考试，而且据说成绩是当时的第一名，并最终于1915年获得了律师执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不用上法学院但却能取得律师资格的唯一途径。
　　离开伯克利之后，史带曾经回到过布拉格堡镇，在当地原有的冷饮店的基础上开了一家冰淇淋商店。这是史带早期最典型的做法：通过尝试一些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来寻找机遇。他的冰淇淋店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对史带来说，这点成就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他以1　000美元的价格（根据AIG的纪念册上的说法）把冰淇淋店转手给其他人。然后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辆霍普莫比尔（Hupmobile），当时Hupp汽车公司出产的一种非常流行的中等价位的小轿车。
　　

初显身手（1）
史带后来又去了詹姆斯·尼尔森（James　Nelson）物业公司，并在那里迷上了保险业，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干这个可以发大财。”当时的物业公司也经常从事保险业务。史带在到达中国后，曾经进过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名叫弗兰克·杰伊·雷文（Frank　Jay　Raven），公司的主要经营方向是物业和银行业务，其中在开展银行业务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保险部门。史带显然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因为仅仅就在中国开办自己的公司几年之后，他便开始把尼尔森物业公司的许多原则成功应用到自己的公司中。
　　闲暇的时候，史带还有一个疯狂的爱好。在上海的那些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个爱好——当一家新闻周报《布拉格堡镇纪事报》（Fort　Bragg　Chronicle）的市闻编辑。这份报纸每周出刊一次，史带为这家报社写文章期间，特别喜欢拿当地发行很久的一家周报和附近的一座小镇开玩笑。我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说明史带对新闻业感兴趣，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在于体现了他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独立气质，一旦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就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看法。许多年以后，当史带因为说话过于耿直而被从上海的一家Rotary俱乐部驱赶出去时，我们也不会感到特别奇怪了。财务自主时说真心话是一回事，当员工时说真心话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史带在布拉格堡镇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时候，便遇到了这种情况：他是公司职员，却好发议论，妨碍公司业务开展，显然，老板根本无法接受这种戏谑调皮的新闻做法。
　　1914年，搬到旧金山之后，史带曾经进入太平洋海岸事故公司（Pacific　Coast　Casualty　pany）做过一份在大街上销售汽车保险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请自己从布拉格堡镇一起来到旧金山的朋友威尔帮忙观察大街上的那些新车，因为史带相信，每一辆新车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随后他在别人的帮助下创建了一家保险中介公司希姆戴西（Sheam　&　Deasy），他于1918年3月份，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个月的时候应征入伍。在此之前，他一直经营着这家保险中介公司。
　　即便是在军队里，史带的那种企业家天分还是展露无疑。他觉得当地的洗衣房收价过高。于是便从附近租了一辆送货马车，跟外地的一家洗衣房达成交易，与本地洗衣房争抢业务。通过这种方式，他每个月的收入高达400美元，甚至超过了上校的收入。根据AIG一份出版物中的说法，在1919年从陆军退役之前，史带一直做到了中士或者是少尉，更可能是中士。他因为自己没能前往欧洲而大失所望，但真正让他失望的并不是没有机会上战场，而是这次参军经历没能满足他的旅行愿望，这也是当时美国西部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当时史带对大洋彼岸的东方充满了向往。
　　退役后不久，史带便坐上了前往横滨的轮船。他在日本呆了半年时间，在一家名叫太平洋邮递公司（Pacific　Mail　；）的蒸汽船公司工作，可没过多久，史带便急着想离开。因为上司想找他的时候，虽然办公室很小，上司还是坚持按门铃叫他。就这样，最终史带怀揣300日元来到了上海（这种说法的可靠性令人怀疑，因为此前出售保险公司曾经给了史带一笔不菲收入，他也正是用这笔钱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的）。虽然史带也没有百分之百地把握自己的未来就在中国，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后来史带告诉自己的朋友，跟日本老板共事的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段经历让这位天生的企业家开始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公司，而且也帮助他培养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不仅要对所有的员工公平，而且要让他们参与到公司的事业中来。当我在AIG任职时，他的秘书，玛丽安·布林，就持有公司的大量股票。每次在著名的AIG餐厅用餐，当那些中国服务员离开之后，我经常会说，“刚才给你上菜的那位很可能是一位百万富翁。史带先生给每个人都分了股票。他们之所以继续做服务生，因为他们非常怀念史带。”
　　治外法权，当时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的特殊权力（它可以保证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按照本国的法律从事业务）给这位进取心十足的年轻人提供了无比美妙的商业环境。从1840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在上海专门划出了一块土地供外国人居住，他们可以像在本国的土地上那样生活和贸易，这块地方的总面积大约有半个曼哈顿那么大。

初显身手（2）
到上海之后，史带开始遇到一系列极富传奇色彩的人。幸运的是，他很容易就跟这些人成为好朋友。一位同事把史带描述成一个沉默寡言，不做作，谦虚但态度却极其坚定的人。“他可以把任何东西卖给任何人。”或者更为确切一点，史带先生沉默寡言，说话很平静，坚定有力，但脾气并不是很好的人，他跟他的继任者格林伯格有很多共同之处，除了不爱说话那一项。到达上海后不久，他便前往拜访弗兰克·杰伊·雷文，这个人很快就给史带带来了好运。莱文在当时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家伙，主要活跃在不动产和金融行业，身家高达数百万美元。
　　同样是加州人的莱文1904年的时候就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基本上全是英国人。一到上海，他就被这座城市那种无法抵挡的经济原则深深吸引了。到了1914年，莱文在上海房地产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7　00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水平，这无疑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跟史带一样，莱文也非常喜欢上海，他经常被选作上海市政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的妻子埃尔茜·赛茨（Elsie　Sites）是一名传教士的女儿，一名狂热的禁酒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全都送进了海德堡（Heidelberg）的学校。史带到达上海多年之后，莱文的银行破产，美国租界的一名法官以“诈骗储户”等罪名把他投进监狱。
　　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带从此接管了莱文旗下的保险公司。其后出任AIG副主席的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则听说：史带是在莱文的保险公司陷入破产的时候将其收购的。而另外一种版本则宣称，莱文在自己的一家银行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保险部门，并指派史带担任该部门的负责人。至于哪个版本是真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怎么说，史带在到达上海之后没多久就决定自立门户了。没有人知道他最初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人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资金是他出售自己在旧金山的保险公司得来的，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向莱文或其他人借来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1919年，也就是在史带到达上海的当年，便在南京路和四川路交叉口租下了两个房间，聘请了两位办事人员，开创了美亚保险公司。他邀请莱文担任公司的董事。就这样，在27岁那年，史带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即后来的AIG。
　　刚开始时，史带的主要业务对象是当时已经进入中国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保险商，开始成为消防员基金（Fireman’s　Fund）等几家保险公司的副代理。1921年，他去了一趟纽约，希望找到一家自己能够独家代理的保险公司，并最终跟汉诺瓦（Hanover）保险公司达成了协议。他拜访了这家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海利（Charles　Highley），双方谈完之后，哈伊雷先生走出会议室，骄傲地大声宣布，“这就是史带先生。他将是我们在中国的代表。”
　　后来，他又找到了匹兹堡的国家工会火险公司（National　Union　Fire　Insurance　pany）。这也就意味着他并不是在用自己的公司承保，而只是从为其他公司承接保单的过程中，自己赚取佣金，或者正像中国中央银行前行长贝祖诒所说，“我们（史带和贝祖诒）是1920年在一艘名叫亚洲皇后号的轮船上见面的。”正是这次会面使史带意识到美国公司不一定要通过英国保险公司来推行保险业务。“于是他回到美国，便说服了一群保险商组织起来，为远东地区提供保险服务。”（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在中国代理的保单都会汇总到一起，然后由每家保险公司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承担风险。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家庭公司（American　Home　panies）就可以为史带签下的所有保单承担10％的风险。）
　　将近40年后，史带把公司搬到纽约，并且开始收购诸如Globe&Rutgers、国家工会等曾经代理过的保险公司。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可以让史带顺利地以一个比较高的起点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美亚保险公司在1919年开始成为一家保险代理公司，为多家美国保险公司代理在中国的保险业务，提供火线以及海事险之类的保险服务。

初显身手（3）
想象一下，有多少29岁的年轻人，能够在入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穿越大半个地球，前往纽约说服保险商们相信自己，让一个在保险业寂寂无名的新手担任自己在中国的总代理呢？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不多，可史带完成了这个奇迹。
　　史密斯是史带1920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长达50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