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思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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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左脑和右脑的区别不仅仅是言语和非言语的区别。字面（text）和上下文语境（context）的区别，最先由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Ornstein）提出来，这个区别已被广泛运用。比如，一些语言是取决于语境的，如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它们常以辅音书写，这意味着读者只能依靠上下文语境推测出元音是什么。比如你读到一个这样的句子“stmpnthbg”时，填进什么样的元音完全取决于这个句子是出现在害虫预防手册（stomponthebug），还是出现在一个关于去邮局的小故事里（stampinthebag）。这些语言与英语不同的是，靠上下文语境辨别使用元音的语言通常从右到左地书写。前几页我们刚提到从右向左地移动眼睛是由右脑操控的。
　　语境对于语言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比如，许多研究已经发现右脑具有理解比喻的能力。
　　如果当你说乔斯（Jose）有着像蒙大拿州（Motana）般的心胸，我的左脑会迅速地想乔斯是谁，什么是心，蒙大拿州有多大。依句子的字面意思，左脑就纳闷：一个147000平方英里的心怎么可能放进乔斯不太大的胸腔？于是左脑就会让右脑解决这个矛盾。右脑跟左脑解释说，乔斯没有可怕的心室异常，这句话是说，他是个慷慨大方和仁慈的人。“两个半脑互为依存，”奥恩斯坦写道，“我们需要理解生活中的语境。”
　　４、左脑分析细节，右脑考虑全局
　　1951年，依赛亚柏林（IsarahBerlin）写了一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文章，给它起了个空洞的标题，叫《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出版商很喜欢这篇文章，但不喜欢题目，于是就换了个取自古希腊寓言故事的更容易记的标题，叫《刺猬与狐狸》。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配上新标题的文章使柏林出了名。这个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两个半脑的第四个区别，左脑是只狐狸，右脑是只刺猬。
　　神经学教科书上写道：“总体上，左脑分析信息，右脑合成信息，右脑尤其擅长将独立的因素整合起来感受整体”，分析和合成也许是最基本的信息处理方式，可以将整件事分成众多组成部分，或者将部分整合成一件事。两者都是人类推理所必须的方式，但由大脑不同部位来完成。罗杰斯佩里在他和杰尔利维－阿格雷斯特（JerreLevy…Agresti）共著的一篇论文里提到过这个差别。
　　“数据显示，无言的、次等的右脑擅长于完形感知，是一个外界输入的信息的处理者。言语的、主要的左脑正好相反，是按逻辑分析的、像计算机的处理模式进行运作。左脑的语言能力比不上右脑复杂而迅速的合成能力。”
　　左脑聚焦于单一答案，右脑延伸为完形感知。左脑注重分类，右脑则注重联系。左脑捕捉细节，只有右脑看到大情景。
　　让我们再回到脑部扫描。


掌管恐惧和厌恶情绪的杏仁核


　　大脑根部有两个杏仁状的组织，起到了大脑警备（相当于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作用。他们叫杏仁核，在处理感觉和情绪，特别是恐惧时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左右脑各有一个杏仁核，他们永远都警觉威胁的信号。这不奇怪，当我躺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器里，看着心烦意乱的人和场景的图片的时候，我大脑的杏仁核发出了警报，至于是左脑还是右脑的杏仁核发出的警报，则取决于我看到的是什么画面。
　　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当我看到脸部表情图片时，两半脑都活跃起来，但右半脑更活跃一些。当我看到场景时，左脑更活跃。这和我们已知的左右脑情况相符。
　　为什么左脑对场景的反应要比对脸部表情的反应活跃？因为准确地评估场景取决于迅速的连续推理，这一点正是左脑擅长的。回想一下前面男子拿枪的那张图片，大脑展开逻辑的顺序是：“这是枪，枪是危险的，他正用枪指着我，这很可怕。”于是我的杏仁核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打破玻璃，拉响了警报。相反地，在我看脸部表情图片时，左脑的杏仁核相对安静（当然不是绝对的安静），那是因为右脑，正如无数的研究揭示的那样，擅长识别人脸和表情。这些技能不取决于次序的分析推理，我们不是先看眼睛，再看鼻子，然后看牙齿什么的，而是取决于同时识别脸上各部分，合成各个细节从而产生识别结果。
　　根据我不同的反应有着不同的解释。一个人拿枪指着自己代表危险，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神经科学家阿曼德哈里里（AhmadHariri）认为，对这类图像的反应，“是因为经验或社会化得到这样的认识，因此左半脑区域产生了这样的反映，如果不是取决于左脑的反应，也是从左脑区域产生的反应。”如果我给一个从没见过枪，也不知道枪很危险的人看这张图片，那么他的反应也许是迷惑不解而不是恐惧。但是如果我拿前面那张女人的脸部图片给一个从没见过白种女人，或是从没接触过外界的村民看，他也许依然可以辨认出表情。这是旧金山市加州大学保罗埃克曼（PaulEkman）教授——形象图片（面部表情译码系统）发明者——的研究发现，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详述他的观点。教授在35年的脸部表情测试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文化背景不同，大部分人还是用一样的表情表达同样的情感，我们还没有发现相反的例子。”这个实验受试者涵盖了大学学生到新几内亚的偏远部落族民。
　　我的大脑，所以不仅仅看起来那么普通，活动起来也很普通。两个半脑分工协作，各有所长。左脑进行逻辑、次序、文字处理和分析，右脑则负责合成处理表情、语境和全景。


全新的思维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那些相信任何事物都能被分成对立两类的，另一种就是剩下的人。人类似乎很自然地用矛盾成对的眼光看待生活。东对西，火星对金星，逻辑对情感，左对右。但还有很多事，我们不需要分类，如果硬要分，就很危险。比如，不带情感的逻辑，就是冷冰冰的存在。没有逻辑的情感就是泪汪汪的、歇斯底里的，时钟永远走不准，公交车永远迟到，最终，阴总是需要阳。
　　这点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尤其如此。两半脑相互协作，就像交响乐团里的各乐队配合演奏，如果哪只乐队收拾乐器走人，音乐会就演不下去了。麦克马纳斯说得好：
　　“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它们实际上都是协作的，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唯一的联合体，是完整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右半脑了解世界。两者结合在一起，人类就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只用任何一个半脑的结果将是古怪可笑的。”
　　两个半脑分工的不同能够指导个人和企业或机构如何进行经营。比如有些人擅长逻辑顺序推理，他们就比较适合做律师、会计和工程师。还有些人擅长整体的、非线性的直觉思维，他们就比较适合做发明家、演艺人员和顾问。这种个性上的倾向性也有利于指导如何组建家庭、学校和社团。
　　第一种方式叫左导思维。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有着左脑的特点：次序的、字面的、功能性的、文本的、分析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很流行，有计算机程序员为证，公司企业很重视，学校也很注重这种思维方式的培养。这种方式受左脑特征影响，倾向左脑思维的结果。另一种方式叫右导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有着右脑的特征：同时的、比喻的、美学的、语境的、合成的。它们在信息时代不被重视，企业和学校也不注重这方面的教育，这种思维方式受右脑特征影响，倾向右脑思维的结果。
　　当然，我们需要上述这两种方式来过日子和构建多产、公平的社会。但我觉得有义务强调一点，那就是，很明显第一种方式也许暗示了我们受简约方式和二进制思考的束缚的程度。尽管有些人超越科学依据，神话了右脑的能力，但普遍观念依然偏向左脑。大众文化倾向于注重左脑思考，认为右脑思考有用但仍是次要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在改变，并且我们的生活也将重塑。左脑思考方式以前像是司机，而右脑像是乘客。现在情况变了，右脑思考方式突然掌握了方向盘，控制了油门，决定我们将要去哪儿，怎样去。左脑导向的智能可以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方式测试出来的，这种能力依然必要，但已经不够用，相反地，右脑的智慧常常被轻视和忽略，艺术性、共情能力、长远眼光、追求卓越等能力将决定未来谁主沉浮。这是一个使人眼花缭乱但鼓舞人心的改变。在下一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物质丰富、亚洲崛起和自动化盛行（1）


　　随我回到我的幼年时期，那令人激动的70年代吧。当我还是孩子时，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们总是传输孩子们老一套的成长套路：读书取得好成绩，上好大学，谋好工作，才能过好日子，也许还能声名显赫。如果你数理化好，就当医生，文科好，就当律师。如果律师界讲究出身的陋习使你觉得恶心，文字功底又还不错的话，就当会计。后来，计算机开始在办公室流行，CEO们在杂志上频频露脸，于是数理化优秀的年轻人又改选高科技专业，其他人则赶风扎堆又去读商学院，认为读MBA是成功的标志。
　　律师、医生、会计、工程师和执行官，伟大的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给这类职业者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知识工作者（KnowledgeWorkers）。所谓知识工作者，指那些不是靠体力和手工技能而是靠课堂所学的知识吃饭的人。这类人与其他劳动者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解析知识和实践理论（换句话说这些人擅长左脑思维）。这类人也许数量上不是很多，但他们将在知识社会中崭露头角，获得特殊的社会地位。
　　德鲁克又一次预言成功，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思维方式确实在现代社会确立了主导地位。想像一下任何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去上班时要经过的过路收费亭，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高考预考（PSAT）、高考（SAT）、工商管理硕士MBA入学考试（GMAT）、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医学院入学考试（MCAT）等。请注意一下最后两个单词的相似性，这些工具测量的都是不折不扣的左脑思维。这些考试要求逻辑和分析能力，要求考试者给出校对过的唯一正确答案。这些测验是线性的，按顺序进行的，有着时间限制。一问一答，你答完一题接着往下继续做题，直到考试时间结束为止。这些考试成为进入白领社会、成为中产阶级的敲门砖。它们创造了考试一族，在这种考试制度下，要想进入小康生活，人们必须具有迅速的逻辑推理能力。这可不仅仅是美国现象。从英国的入学考试到日本学生超负荷的学校，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培养左脑型的知识工作者。
　　考试制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打破了贵族特权，开放了教育和职业机会给各类人。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但考试一族现在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左脑思维虽然重要，但已不够用。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右脑思维决定优势地位的时代。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于另一些人，可能被认为是胡说八道。这一章是为后者写的，后者是那些遵循长辈教诲，上好学，考试成绩好的家伙们。为了说服他们，我用左脑的因果逻辑的机械的语言来解释发生这种改变的原因：物质丰富、亚洲崛起和自动化盛行。结果：左脑思维的重要性减弱，右脑思维重要性日益加强，
　　物质丰富
　　我来举另一个关于70年代的例子：每年八月我母亲总会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去买新学年的衣服。这意味着去俄亥俄州三大购物中心之一——东方购物广场。在这个购物天堂里有全国性的大百货商店——西尔斯（Sears）和杰西佩妮（JCPenney），也有当地的百货商店，如拉扎卢斯（Lazarus）。这儿的童装部货架上摆满了衣服供人挑选。除两端的大商店外还有30多个小商店和精品屋。就像大多数美国人当时认为的那样，我们也认为像东方广场这样的季节性的室内购物中心是现代物质丰富的极至表现了。
　　而现在我的孩子则认为这不算什么。从我们华盛顿的家开车20分钟，就有40家大卖场，那面积之大、商品之多在30年前根本不能想像。就拿北佛吉尼亚（Virginia）第一大道的波特马克（PotomacYards）为例，八月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和我太太还有三个孩子开车到那儿为重温学生时代的远足做准备。我们从开始的一家大商店开始逛，在女装区，我们挑了莫西莫（Mossimo）的帽子和毛衣、梅伦娜（Merona）的运动夹克、艾萨克米兹拉希（IsaacMizrahi）的短上衣、丽兹兰格（LizLange）的孕妇装。童装部也同样宽敞而时髦。于是我们又买了很多莫西莫牌的童装，包括给两个女儿买的天鹅绒的裤子和夹克衫套装。服装款式比我小时候更新颖，更漂亮也更丰富了。现在的童装比起我小时候那有限的时髦童装，时尚多了，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现在的童装更便宜。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些时尚精品屋里买东西，而是在塔吉特百货（Target）里购物。塔吉特百货是美国第四大零售商——高级折扣零售店——这家商店能让人拥有愉快、省时的购物体验，商品质量高于传统折扣商场，价格又比百货公司低很多。比如天鹅绒的裤子和夹克衫整套才14。99美元、帽子9。99美元、给我太太买的那件依萨克小山羊皮的短上衣才49美元。隔几个过道是卖家具的，托德奥尔德曼（ToddOldham）设计的系列家私比我父母当时从西尔斯买的便宜多了。整个商场里都是物美价廉的东西。
　　塔吉特百货仅仅是为中产阶层量身打造的商店之一。接下来，我们还将光顾美国三大办公用品零售商史泰博（Staple），这个办公用品超市，有2万平方英尺，销售7500多种办公用品，这个品牌在美国和欧洲拥有1500多家像这样规模的连锁超市。紧挨着史泰博的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全球头号连锁宠物大卖场（PetsMart），在美国和加拿大有600家连锁店，每家连锁店平均每天的营业额高达15000美元。这家店甚至有自有品牌的宠物饲养节目的演播室。宠物大卖场的隔壁是北美家喻户晓的家电零售巨擎百思买（BestBuy），在北美拥有780家零售店，一整层电子产品零售商场比我住的街区还要大。其中有家庭影院设备的专卖区，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双臂宽的等离子高清晰平板彩电，型号款式也很丰富，有42寸、47寸、50寸、54寸、56寸、65寸等。在电话专卖区，我数了一下，光无绳电话一种就有39款。以上四个大卖场只是这整个购物天堂的三分之一。
　　令人惊奇的是，像波特马克这样的购物天堂非常多，在美国很容易就找到这样类似的大型卖场，欧洲和一部分亚洲国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购物天堂仅仅是现代物质生活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例子。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人类的物质很匮乏。而今，当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则极为丰富。
　　我们的左脑使我们致富。在德鲁克所谓的“知识工作者”的引领下，信息经济产生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这是西方世界的祖辈们难以想像的生活。


物质丰富、亚洲崛起和自动化盛行（2）


　　以下是一些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物质极端丰富的例子：
　　●在20世纪，大多数中产阶层美国人的梦想是有车有房。现在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二个拥有自己的房子（事实上有13％的住房是第二套住房）。至于车，现在美国的车比驾照还多，意味着平均算来每个有驾照的人都有自己的车。
　　●自用型仓储业务（self…storage）——专门提供人们存放多余物品的行业，在美国，这个行业年营业额高达170亿美元，比电影业还多。这个行业在其他国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当我们家里的东西放不下时，基本上是扔掉。商务作家波莉拉巴尔（PollyLaBarre）写道：“美国这个国家使用的垃圾袋比世界上90％的国家使用的垃圾袋还多。换句话说，美国垃圾容器的花费比世界近半数的国家消费的商品还多。”
　　但物质的极大丰富产生了一个讽刺性的结果：左脑思维的优势已经减弱。它所释放出的物质繁荣给了右脑思维发挥的空间——美感、精神和情感上的需要凸现了。商业上，仅仅生产一个价廉的、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已经不够了，这个商品还必须美观、独特、有意思，符合作家弗吉尼娅波斯特尔（VirginiaPostrel）所说的“审美需要”。也许关于这种变化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像我们家去塔吉特购物所反映的那样，是新的中产阶级对设计观念的喜爱。世界著名的设计师，比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如卡林拉希德（KarimRashid）、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Starck）等现在也为中产阶级精英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商品。塔吉特等一些零售百货店已经卖出了近三百万个拉希德设计的废纸篓。设计师设计的废纸篓呀！试着给你的左脑解释一下吧。再看看下面这个马桶刷，它是我逛塔吉特百货时的另一个战利品。
　　这可是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Graves）设计的马桶刷！迈克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教授、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和商品设计师。猜猜这样的马桶刷多少钱？5。99美元！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才可以创造漂亮的垃圾桶和马桶刷，把普通的日用品当做艺术品来设计。
　　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仅满足逻辑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经远远不够了。东西光有使用价值还不够，如果东西不引人注目惹人喜欢的话，没什么人会买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选择。在设计、顾客感情和其他软智能上占优势，是商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主要法宝。
　　物质的极大丰富提高了右脑思维的地位。将来我临终之时，不太可能想着：“唉，一生中我犯了好些错，至少在2004年我弄坏了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马桶刷！”物质丰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美的东西，但那堆东西并不一定会使我们更快乐。繁荣的矛盾在于，尽管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可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一边追求物质一边又不满足于它，人们企图寻找意义来解决这个矛盾。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Delbanco）教授说的那样，“当代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卓越的不懈追求。”
　　看看发达国家兴旺的社区和方便的购物，你可以窥见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从社会主流崇尚的异国之术，比如瑜珈和冥想，到工作环境的精神性和书籍电影中新教会的主题等，对目的和意义的追求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已将注意力从日常生活转向了更广更深的意义层面。当然，发达国家并不是人人都享受物质富裕，更别提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但是物质丰富确确实实使成万上亿的人不再为温饱挣扎，像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WilliamFogel）写的那样：“物质丰富使得人们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越来越普遍。”
　　如果你现在还是不相信的话，我还有最后一个证据——统计数字。电灯在一个世纪前还是稀罕物，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电灯泡也很便宜。大家都用上了电，谁还会用蜡烛呢？表面上看，多数人会认为蜡烛没用了，但在美国，蜡烛业每年有24亿的营业额。原因就是人们使用蜡烛不是出于照明的逻辑需求，而出于一个富有国家对美和卓越的向往。


亚洲崛起


　　这是我为写这本书做调研时结识的四个人：
　　他们都是我在这章开始时所描述的知识工作者的典型。像许多聪明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他们听从了父母的教诲。高中时读书很好，进入好的大学读工程或计算机专业，现在大型软件公司工作，为北美银行和航空公司写计算机程序。他们从事高科技工作，然而年收入却不超过14000美元！
　　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们现在面临新的竞争：以来自印度孟买的四个年轻人——斯里维迪亚、拉莉塔、卡维塔和卡梅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抢走他们的饭碗。
　　近几年没什么话题比外包风潮更能引起焦虑、更有争议的了。那些来自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的程序员真正把欧美的软件工程师和其他左脑职业者吓坏了，他们纷纷抗议和进行抵制，引发了许多政治问题。那些外包出去的工作不久前还是由欧美的电脑工程师们来完成（跨国公司所需的最复杂的编程除外），他们每年收入达7万美元。现在25岁的印度年轻人就抢走了这个活，因为他们同样干得又快又好，即使不是更好，也同样快，就是没有同样快的话，那也便宜很多——他们的工资和连锁快餐店的收银员差不多。这种工资水平在西方标准看来是很低的，但在印度却是一般收入的25倍左右——因此能够提供给他们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能度假有房产。
　　我在孟买遇到的这6个程序员，只是全球外包浪潮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包工程师的例子。每年，印度的大学都有350万工程学士毕业。全球500强企业超过半数现在把软件服务外包到印度，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比如，通用公司（GE）约有48％的软件是在印度做的。该公司在印度的雇佣人员多达2万人，甚至其印度的各办公室张贴有“擅自进入者将被聘用”的告示。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印度雇佣好几千名软件工程师。西门子（Siemens）在印度雇佣3000名计算机程序员，并且还将再雇佣15000名外包程序员。甲骨文（Oracle）公司有5千名印度员工。印度知名的软件服务公司维布络（Wipro）有17000名工程师，为全球最大的家庭装潢零售商——家居货栈（TheHomeDepot）、诺基亚（Nokia）、索尼（Sony）等世界知名大公司服务。越来越多的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加入到外包行列中来。通用公司的印度首席执行官在伦敦的《财经时代》（FinancialTime）上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任何工作都可以在印度做，不怕印度人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事实上，外包工种已不仅仅局限于计算机程序员了，还扩展到了其他专业人员。著名的金融服务商雷曼兄弟公司（LehmanBrothers）、贝尔斯登（BearStearns）、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等纷纷把计算和财务分析工作外包给了印度的工商管理硕士们（MBA）。著名财经新闻社——路透集团（Reuters）也将初级编辑的工作外包出去。在印度，你经常可以看到，注册会计师在计算美国的所得税，律师在为美国的官司做相关法律准备，放射线学者在研究美国医院的CT图片。
　　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世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各行各业的左脑白领们也正纷纷涌入外包大军中。摩托罗拉（Motorola）公司、北电集团（Nortel）、英特尔（Intel）公司在俄罗斯纷纷建立了软件研发中心，波音（Boeing）公司也将大量的飞机制造工程转移到那儿。全球第二大电脑服务公司EDS（ElectronicDataSystem）在埃及、巴西和波兰都设有软件研发基地。匈牙利建筑设计师们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加州设计公司设计规划图。菲律宾的会计师为管理资讯顾问公司凯捷安永（CapGeminiErnst&Young）担任审计工作。荷兰皇家飞利浦（Philips）电子公司在中国雇有700名工程师，中国现在每年的工科毕业生几乎和美国的一样多。
　　外包的主要原因是钱。在美国，一般的芯片设计人员月薪7000美元。而在印度每月只有1000美元。在美国一般的飞机工程师月薪6000美元，而在俄罗斯月薪不到650美元。在美国会计师月薪5000美元，而在菲律宾月薪只有300美元。然而，这点薪酬对于这些人均年收入为5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不是小数目。
　　对于庞大的国际性知识工作者来说，这股新的世界外包定购风潮是件好事，而对于欧美的白领、左脑工作者来说就是噩梦了。例如：
　　●未来2年，美国IT行业每10个工作就有一个外包，到2010年就变成每4个就有一个。
　　●佛瑞斯特研究机构（ForresterResearch）预测，到2015年至少330万份白领工作和1360亿薪水将从美国流向低工资的国家，如印度、中国和俄罗斯。
　　●日本、德国和英国也将面临同样问题。在未来几年，仅英国就将流失25000份IT行业工作和高达30000份的金融业工作到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欧洲将有120万份工作流向海外。
　　对外包局势的担忧和焦虑有些过头了，我们不会明天就全部失业。从短期来看，外包的影响被夸大了，而长期考虑的话，我们却有些不够重视。由于全球通信成本几乎为零，发展中国家持续不断地培养出高技能的知识工作者，欧美、日本的职业生活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日常的左脑工作，如财务分析、放射线研究、计算机编程工作将大量外包，通过光纤即刻传输给客户。这种变化对多数人来说很难适应，但比起以前我们经历过的巨变来说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制造业也发生过类似的转移，在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跨洋转移。就像当时那些发达国家工厂工人要掌握一系列新技能和知识一样，现在的知识工作者也要掌握一些新的能力。他们需要做那些海外的外包人员无法质优价廉地完成的工作，用右脑思维的优势去缔结关系而不是处理业务，去应对新的挑战而不是解决日常问题，掌握大局而不是着眼于局部。


自动化盛行（1）


　　让我们认识两个人，一位是画面上的人物，但不知是否确有其人，另一位是真实的人，他的懊悔的一幕成为了经典画面。
　　第一位是下面这个美国邮票上的不朽人物：约翰亨利。
　　约翰亨利的故事大部分美国学童都耳熟能详，他是一个钢钻工人，天生正直，力大无穷（上帝，没人能肯定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人。历史学家认为他原先是个奴隶，美国内战后，当了一名铁路修建工人）。亨利所在的工作队的任务是用长长的钢铁钻头在岩石上开凿隧道，铺设铁轨。亨利可不一般，他比所有人的力气都大，用钢钻开凿的速度也飞快，不久他的非凡气力成了传奇故事。有一天推销商带来了一台自动气钻机，宣称能胜过最强的钢钻好手。亨利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