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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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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确有诚意，应该处分冲击叶府的宦官，但他却并无表示。叶向高见状，坚持辞职。虚情假意几个回合，朱由校也就批准了叶的请求。
这又是阉党一大胜利。通往迫害的大门从此豁然敞开，杨涟、左光斗们即将大难临头。
东林党倒也不曾坐以待毙，但他们能够应战的方式，有限而且无力。一是在一些职位人选上，与阉党争夺；二是上书皇帝，指摘和抨击阉党。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孙玮病故，赵南星以吏部尚书主持廷推，拟由杨涟升任此职，但被朱由校断然拒绝。于是，改推高攀龙，得到批准。
结果似乎不错，处境似乎不是那么不利，东林党人紧张的心情，稍得松缓。这或许使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尤其是朱由校的态度。他们继续抨击阉党，试图在舆论上进一步影响皇帝。其实这根本没用。以朱由校那样是非完全混乱以至颠倒的人，就算递上一万本揭批奏章，亦无损阉党一根汗毛。至于个别职位的争夺，当皇帝本人已为阉党所左右的情形之下，也是毫无意义的；何况，允许高攀龙主掌都察院，难保不是阉党一计，故意给你一点甜头，让你错判形势，助你骄纵之气。
实际上，东林党不断参劾阉党人物的做法，确实已经让朱由校感到心烦。对于国事，他毫无兴致，只希望别来打搅他干木匠活、嬉玩。魏忠贤、客氏、王体乾等了解这一点。东林党人不断添扰之际，他们就在一旁挑拨，加重朱由校的不悦。他们说，这些人打着忧国旗号，目的却是拉帮结派。这个分析，很能打动朱由校。他觉得这些人喋喋不休的样子，确实像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十月八日，他第一次表态：
近日蹊径歧分，意见各别，爱憎毁誉，附和排挤。大臣顾昔【惜】身名，动思引去，小臣瞻风望气，依违自合。职业不修，政事隳废。当由纪纲不肃、结党徇私，以至于此。特戒谕尔等，涤虑深思，更【改易，丢弃】私易辙。｛125｝
虽然不曾点名，矛头是指向东林党的，“大臣顾昔身名，动思引去”这句一望而知是针对叶向高。整个旨意，明显可见阉党观点的影响，“结党徇私”四个字正是阉党急欲给予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的定性，现在终于被写入上谕。这是重大信号。
过了几日，因为山西巡抚人选之争，再出一道圣旨，指名道姓谴责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会推，以朝廷封疆为师生报德”。又有“你部院大臣，奉旨看议，何必含糊偏比【偏，偏向；比，勾结】，委曲【这里作不正直讲】调停”｛126｝之语。部院分别指吏部和都察院，它们的领导人，一个是赵南星，一个是高攀龙。这道圣旨再次提到“朋谋结党”。
受到皇帝明确指责，赵南星、高攀龙按照惯例，先后请求罢免己职，均得批准。其中，赵南星免职的旨意，径由内出，根本不经过内阁票拟，也就是不给内阁———叶向高去后，韩爌继任首辅，他也被视为东林党———说话的机会。高攀龙之罢，虽然交由内阁票拟，但当内阁认为以一件并不很严重的事，驱逐两位重臣（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属于“九卿”），处置失当时，朱由校———或者完全将他控制起来的魏忠贤等———便甩开内阁，直接传旨准许高攀龙辞职。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1）
韩爌、朱国桢两位内阁大臣做了最后抗争，批评这样的重大问题一个“御批径发、不复到阁”，另一个虽下内阁票拟却“又蒙御笔改移”，“大骇听闻，有伤国体”。而朱由校的回答，不仅重申对免职者“师生植党”、“附和依违，全无公论”、“不知有朝廷”的指责，还特意提到“或世庙时必不敢如此”。｛127｝世庙即世宗嘉靖皇帝，那是士大夫被收拾得最服服帖帖的一段时期，看来，朱由校以及魏忠贤等都对嘉靖时代心向往之，也希望亲眼看到那样的局面。
除内阁外，吏部和都察院是东林党人盘踞的两块最主要的朝中要地，吏部主管干部选用和升迁，都察院负责干部监察和纪检，因此，如果说东林党一度操天启朝组织工作大权，不为过。反之，自朱由校和魏忠贤来看，过去的吏部、都察院完全变质，为牛鬼蛇神把持，是个黑窝。赵南星、高攀龙被揪出打倒，乃端黑窝的第一步。要彻底打掉东林党人的黑线，还需要把斗争引向深入。
十月十六日、十八日，赵南星、高攀龙先后去位，仅隔两天，十月二十日，由顾秉谦、魏广微起草，朱由校批准的一份诏书，即向全国公布。｛128｝诏书有别于日常政务中的上谕，用以发布更加正式并且要宣达于全体国民的重大决策。与一般的简短不同，这份诏书长四百余字，有点鸿篇巨制的意思，实际上，它就相当于发动反对东林党运动的宣言书。内容分三层，首先是对朝中严峻的政治形势加以回顾和描述：
大小臣庶，坐享国家之禄，靡【无，没有】怀君父之忧，内外连结，呼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心思都在营私上】，事图【对事情的看法、思路和主张】颠倒，诛锄正人【阉党之自诩】，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
第二，当前“群小”的猖狂和斗争的紧迫性：“迩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提到四月份以来杨涟等踵继弹劾魏忠贤的浪潮，说：“朕前已有特谕，备极鲜明，如何大小臣工，视若弁髦【弁髦，古代贵族子弟行加冠礼时用弁束住头发，礼成后把弁去掉不用，后喻没用的东西】，全不尊信？”———我明明表过态了嘛，立场很鲜明嘛，为什么这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全当耳旁风？提到山西巡抚职位会推一事，“皆是欺瞒，但遂营谋之私”，提到赵南星、高攀龙的垮台及其反响，“今元凶已放，群小未安，或公相党救，或妄肆猜忖”，意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第三，发出严正警告，表明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谕尔徒众【正告你们这些反动派的追随者们】，姑与维新【姑且让你们参加到改过自新的队伍中来】，洗涤肾肠，脱换胎骨。果能改图【改变思想认识】，仍当任用，如有怙【恃，倚仗】其稔恶【稔，熟悉的意思；稔恶，犹言邪恶成性】，嫉夫善类【阉党之自诩】，甘愿指纵之鹰犬，罔虑胎【指早已种下的根因；《汉书》：“福生有基，祸生有胎。”】遗之祸患，朕将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袭姑息之政矣！
曾经有人设想，赵、高罢免之后，东林党人暂作韬晦之想，俯首低眉，或能躲过一劫。其实并无此种可能。权力斗争，犹如两个互相扼住咽喉的人之间的比拼，毫无退路，谁先松手，则性命立为对方所取。职是之故，尽管诏书声色俱厉，尚存于朝的东林党骨干仍然只能硬着头皮顺惯性往下走。赵、高空下的位子，需要提出人选。起初，吏部、都察院分别提出由吏部侍郎陈于廷、左副都御史杨涟暂时代理。这两人都是东林党，不可能获准。不过朱由校还算客气，只是留中不发，冷处理，但意思并不含糊：各位，请给我知趣点儿！
东林党人并非不知趣，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如今举朝除了他们自己，都团结到了魏忠贤周围，他们倘若不推举自家人，就只能推举阉党分子，那岂非太过搞笑！因此，朱由校留中不发之后，在陈于廷主持下又搞了一次会推，报上几个人选供定夺———这几个人，还是东林党。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2）
朱由校大觉此乃“给脸不要脸”，怒甚。十月二十八日，降下严旨，痛斥长期以来吏部、都察院为黑线人物所控制，已成独立王国（“吏部、都察院浊乱已久”），质问既然三番五次责令整改，“如何此次会推，仍是赵南星拟用之私人？”他接着立刻点出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三人，钦定了“钳制众正，抗旨徇私”的罪名，乃至痛骂“老奸巨猾、冥顽无耻”，最末一句：“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都著革了职为民！”｛129｝
写到这里，不能忘记交代一下。几个月来，今日一道圣旨，明日一篇诏书，似乎朱由校忽然之间变得勤于政事起来。但实在而言，谁也搞不清这些以朱由校名义发表的言论，究竟有多少真正出自他本人。《实录》都直截了当记在他名下，那只是因为它不便指出这些圣旨可能并非出于皇帝本人，否则历史会出现太多的混乱，太多的荒唐。但我们从侧面了解到，朱由校一直无心理国，一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所感兴趣的事。刘若愚证实，平时，魏忠贤、王体乾等专拣朱由校沉迷于自己手艺的时候来奏事，使后者感到不耐烦，挥挥手：你们用心去办，我知道了。｛130｝比较可靠的推想是，上述大多数旨意，都由阉党写好，念或解释给朱由校听，取得他同意，然后发表。至于怎么解释，以及念了什么，却是可以有很大自由空间的。
杨涟、左光斗丢官，是东林党人的滑铁卢。这是东林党战斗力最强、声望最高的两位斗士。他们的倒掉，就如同东林党旗帜的倒掉。
除上述三人革职，参与会推的其他官员，被降职贬外。
二十天后，首辅韩爌见局势如此，无心恋栈，求去，谕旨即准，且冷嘲热讽，给足难堪。
依序继为首辅的朱国桢｛131｝，既非东林党亦非阉党，算是当时的无党派人士，魏忠贤对他谈不上仇恨。但过不了多久，老先生发现自己在内阁里呆着，怎么都别扭。表面上他是首辅，权力却教顾秉谦、魏广微之流分去不少。他想不计较吧，别人觉着他还挺碍事，没意思得很。熬到十二月份，熬不下去，请辞，当然也获批准。
天启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新年来临之前，整个朝廷，从部院到内阁，原来位居要津的东林党人，辞的辞，免的免，贬的贬，几乎清理一空。毫无疑问，东林党遭受了惨败。
然而，赶跑东林党巨头，并不是阉党的最终目的。阉党分子虽然无缘拜读《农夫与蛇》的寓言，但休让冻僵了的蛇苏醒后咬上一口的道理，还是懂的。打倒之后，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的认识，也是有的。因此，历史掀到天启五年这一页时，“迫害”成了新的年度主题。
任何政治迫害，首先从圈定名单开始，排阵营、站队、确立打击目标；现在如此，古时也不例外。东林党一倒，各种名单马上出笼，顾秉谦、魏广微进《缙绅便览》，崔呈秀进《天鉴录》，此外有《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东林姓名》等。这些名单提供给魏忠贤和朱由校，作为组织清理的依据。《缙绅便览》对于列入名单者，分别以姓名旁点三点、二点、一点，区分其重要性。《同志录》与此相仿，唯将点改成圈，画三圈、二圈或一圈。《天鉴录》则将所有人分做首恶、胁从两种。御史卢承钦对提供名单做出解释：
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杨、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132｝
这种取浑名、将人妖魔化的斗争手法，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感到眼熟。别出心裁、最有创意的是《点将录》，考虑到上呈的对象文化水平不高，为使其了解名单中各人的角色和重要程度，特意模仿《水浒传》“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雷火惠世扬、鼓上皂【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早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133｝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3）
凑足一百单八将，就像美军发给士兵的萨达姆集团的扑克牌通缉令，非常形象，寓政治于娱乐，大老粗魏忠贤一看就懂。
这类名单一时满天飞，乃至有书贾借以牟利。江阴一位书商，不知从哪里弄来东林党人李应升（天启朝御史，《三朝野记》作者李逊之之父）之舅蔡士顺编撰的书稿《尚论录》，“凡列声气【志同道合者】二百余人”，刻印数十部携至京城来卖。礼科都给事中徐耀听说其中有自己的名字，“恐为异己者所构”，出大价钱把全部的书买断，“秘不出”｛134｝，等于被敲诈一把。
后来，形成了统一的钦定的名单：《东林党人榜》。朱由校批示：“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135｝
敌我“甄别”工作开展同时，再定是非，把被东林党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前面说过，魏忠贤在“移宫案”中追随李选侍、阻挠朱由校登基，这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他为己洗清的唯一办法，是推翻东林党赋予此案的是非。魏忠贤之外，阉党绝大多数人来自当年东林党的对立面，在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与魏忠贤有同样需要。
天启五年初，这种呼声渐起。四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上疏，全面推倒“三案”（梃击、红丸、移宫）。五月，吏科给事中杨所修主张正式布置官方历史编写机构，以新的观点，对“三案”历史问题重新叙述；还要求比照“大礼议”后嘉靖皇帝———又是嘉靖———所修《明伦大典》，把“三案”中的有关奏疏编辑成书，从中传达何为正确何为谬误的立场。天启六年元月，正式决定开馆修《三朝要典》（成立写作班子），特谕明确指出，《要典》“凡例体裁，一仿《明伦大典》”，“凡系公论【阉党观点主张】，一切订存。其群奸邪说，亦量行摘录，后加史官断案【反映官方立场的批判文字】，以昭是非之实”。｛136｝
《要典》以极快速度编成，八月即刊行天下，规定：今后一切咸依《要典》论是非。彻底否定东林党，乃是主旨。因此，从万历年间立储争国本（替朱常洛争太子地位）到朱由校登基问题，长达六十年的历史，全部按照反东林党的观点重新审视。这当然符合阉党利益，但让人永远弄不懂的是，当时在所有相关问题上，东林党诤谏朱翊钧，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均是直接间接维护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的地位，然而到头来，朱由校却与当初损害他的人站到一起，判东林党为非，东林党敌人为是。即便这里无涉正邪曲直，单从常识讲，朱由校的行为亦实难为任何旁观者所理解，无怪后人称其是世所罕见的至愚至昧之人。
既然能搞出这样一部敌友不分的“历史决议”，接下来，当年两大救驾功臣杨涟、左光斗被活活整死，也就不足为奇。
东林党是倒了，被他们“窃取”的权力也都收回，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不曾谋反，也不曾叛国，没有犯任何死罪，双方只是###，套用现代语说，只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这让魏忠贤以及很多对杨、左等恨之入骨的人，感到不爽。他们是希望看见东林党骨干分子锒铛入狱，甚至人头落地的。
怎么办？另找突破口。
按现代的经验，欲把人整臭，就说他有“生活作风”问题。在明代这一条不灵，妻妾成群合法，寻花问柳也不丢人，相反叫“风流”。那时能把人拉下马来的好办法，是指责他“招权纳贿”。一旦如此，政治问题就变成刑事犯罪。
阉党打的正是这个主意。他们重新想起约数月前那个曾被逮捕却让前镇抚司头头刘侨释放的汪文言。而今，刘侨早已被魏忠贤革职为民，让亲信许显纯掌理镇抚司。
天启四年十二月，汪文言“二进宫”，这次罪名是受熊廷弼委托，行贿。收受贿赂者谁？杨涟、左光斗诸东林党人也。
熊廷弼行贿，这件事是有的，但行贿对象不是杨、左，恰恰是魏忠贤！《明史·熊廷弼传》：“……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137｝熊在个性上，确有怪诞之处，讲好用四万两银子买条性命，交易达成后，却翻悔，不肯出钱，把魏忠贤气得七窍生烟。正好，他想置杨、左等于死地，即把索贿的罪名安在他们头上。这才叫猪八戒倒打一耙。
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4）
熊与东林党人之间，从头到尾始终有不解之缘。朝中为官时，他因“刺儿头”脾性，跟东林党彼此闹得很不愉快。后来去辽东主持军事，被人进谗言免职，反而是东林党人（首辅刘一燝）替他说话。重获起用后，与当时辽东另一负责人王化贞，在战略及诸多具体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王化贞又偏偏是东林党领袖、时为内阁首辅的叶向高的门生。王仗着叶向高，打压熊廷弼，而实际上，王的一套都是错的，正确路线掌握在熊廷弼手中。因为不采用熊的策略，遂于天启二年正月酿失守广宁（今锦州）、溃退关内之祸。王化贞下狱，熊廷弼免职听勘。四月，三法司专案组确定狱词，判王、熊同罪，“并论死”，敲定狱词的，恰恰又是左都御史邹元标这样的东林党人。于是才有熊廷弼行贿“内廷”的举动发生，没想到，又因此大大得罪了魏忠贤。魏忠贤一恼，熊廷弼和东林党人，从冤家对头忽然变成同伙，死于同一桩案子。再过两三年，到了崇祯朝，出面呼吁为熊廷弼平反的，竟然也是东林党人，复出再任大学士的韩爌力奏：“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耿耿刚肠犹未尽。”｛138｝这段历史的曲折跌宕，真让人惊讶不已，而最终看来，东林党还是做到了秉公论事。
回头再说汪文言“二进宫”。此番由大酷吏许显纯鞫治，情形自不一般。五毒备至，死活逼汪供认杨、左收纳了熊廷弼之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杨大洪【杨涟，字大洪】哉！’”｛139｝“以此小辶浚兴啦怀校 保�140｝真是条汉子！许显纯无奈，动手伪造供词，“文言垂死，张目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这提醒了许显纯，“遂即日毙之”｛141｝。
凭着捏造而且死无对证的“汪文言口供”，阉党提出长达二十余人的有罪名单，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皆在其内。他们从中挑选最为切齿痛恨的六人———杨涟（前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前左佥都御史）、魏大中（前吏科都给事中）、袁化中（前御史）、周朝瑞（前太仆少卿）、顾大章（前陕西副使）———派缇骑（锦衣卫）至各地捉拿，投入诏狱，分别栽赃三千两至四万两不等；赵南星等十五人则命各地方抚按提问、“追赃”。
吴中为东林发祥地，有一大批东林要人。故而，天启六年春，继杨、左之后，魏忠贤为使吴中东林要人落网，又专门炮制一案。手法与汪案如出一辙：造假。他们抓住了任苏杭织造的太监李实的一些把柄。据说吴地东林党人被逐还乡之后，有意效仿当年杨一清用张永除刘瑾故事，“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事为魏忠贤所闻，威胁李实，命他以“空印白疏”———盖了苏杭织造官印的空白公文———为交换，然后由魏忠贤死党李永贞于“空印白疏”上构撰诬陷文字，呈奏朱由校，将苏、锡、常一带削职或落职在家的八位重要的东林党人逮捕归案。｛142｝以上只是一说，内幕则一直不明。实际上，东林党人不大可能与李实密谋，后者贪虐，屡与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东林党人相冲突。刘若愚说，崇祯元年七月初四，他被提出监，御前讯问，“只辨朱墨之压否何如”，即辨认文字是不是后写上去的，据此“乃止以墨迹盖朱，即指为永贞成案，永贞虽死，真正捏砌填写此本这人，尚漏网幸免扬扬于圣明之世也”｛143｝，语气相当存疑。
被批捕的吴地八位重要东林党人是：高攀龙（前左都御史）、周起元（前右佥都御史、苏松巡抚）、缪昌期（前左赞善）、周顺昌（前吏部文选员外郎）、周宗建（前御史）、黄尊素（前御史）、李应升（前御史）。他们的罪名是贪污———“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144｝———周起元贪污公款，并用于东林党人的活动与联络。上述八人，坐赃三千至十万不等，先后被投入诏狱；只有高攀龙在缇骑将至的前夜自沉园池，他在遗书中说：“臣虽削籍，旧属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屈原】之遗。”｛145｝事后看，他的自杀，竟然幸免于炼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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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5）
两次大逮捕，在各地都引起社会严重反弹，甚至激成民变。这是整个天启统治期间，中国唯一令人感动的时刻。
杨涟“在朝正直，居乡廉谨，天下共知”。因此，在其湖北老家，“一闻逮系，郡县震惊”，老百姓奔走相告，“欲夺涟而禁官旂”，城外“众集至数万，府道开谕【府、道两级政府发布公告】不能散”。最后，是杨涟亲自“带刑具出城”，以“恐累族诛”为由恳求父老乡亲，群众始散。等到杨涟押解上路之日，随囚车前来送行的，有上万人之多；老婆婆、卖菜的、盲人和乞丐“争持一钱以赠涟”，为助杨涟“完赃”略尽绵薄之力。各州县以及乡村，“为涟设醮祈祷生还者，至数百处”。连锦衣卫官兵，或出于感动，或示好民众，也出钱在关帝庙前为杨涟设醮。进入河南，情形一如湖北。“河南州邑，无不为涟请祷。”更有数以千计的人，自备资粮，把杨涟一直送到黄河岸边。｛146｝
周顺昌在故乡吴县极有声望，平时民间若有冤情，抑或事若涉及民众利益，他经常出面找有关当局陈诉，“以故士民德顺昌甚”，非常认可他。抓捕周顺昌的消息传开，一连数日，县城喧闹不止，街头到处是非正式###，为周鸣冤叫屈。到起解那天，数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期而至，向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徐吉请命。素来飞扬跋扈的厂卫鹰犬，起初没把人们放在眼里，厉声呵斥：“东厂逮人，鼠辈安敢如此！”把镣铐狠狠扔在地下，气势汹汹地叫嚣：“犯人呢？犯人在哪儿？”走狗的气焰益发激怒民众，有人喊道：“我还以为是皇上抓人，原来是东厂这帮杂种！”一语甫毕，在场数万人“蜂拥大呼，势如山崩”，竟动起手来，打得厂卫鹰犬抱头鼠窜，当场打死一人，多人重伤。毛一鹭、徐吉吓得不敢吱声。直到较有民望的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曲为解谕”，事态才渐渐平息。｛147｝另一说，现场大乱时，是周顺昌亲自劝解，加上巡抚、巡按被迫承诺，暂不押解周顺昌，“明晨出疏保留”，然后百姓亲眼看见将周顺昌安置在官署，方才作罢。第四天，趁夜半寂无人知，缇骑押着周顺昌偷偷乘一小舟，“如飞而去”。｛148｝逮捕周顺昌引发的暴乱，令魏忠贤“大惧”，一度不敢再派缇骑出京。
左光斗、魏大中、周宗建等人的被捕，在各地均引致程度不同的骚动。
镇抚司诏狱，实为人间活地狱。里面的酷刑，除想象不到外，没有做不到的，种种惨毒，难以尽述。权以杨涟所受之刑为例，他被许显纯铁钉贯耳、土囊压身，毒打至“体无完肤”｛149｝，“死而复甦【苏】者数次”｛150｝。清初桐城派泰斗方苞，作为左光斗的同乡后辈，在名篇《左忠毅公逸事》中，记录史可法亲口对其父母讲述的当年潜入诏狱探望恩师左光斗，所目击的情形：“左公被炮烙……倚墙席地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左光斗意识到，再这样下去，魏忠贤、许显纯一伙势必用酷刑直至把他们整死。他不甘心这样被了结，与他的同志们商议，是否屈承罪状，“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151｝。这是因为，自从朱棣以来，诏狱便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秘密监狱，生杀予夺，一切可以不依程序，当犯人罪行被确定之后，才移交刑部等司法部门定罪。左光斗的建议，就是抱此一线希望，先逃脱许显纯毒手，再图后举。这提议，其他五人均表同意；他们当中一半人原先职务与司法有关，显然，是依据经验认为可行。他们的天真在于，面对穷凶极恶之魏党，仍然以为程序可以起作用。于是，“诸人俱自诬服”。
可是他们所期待的情形根本不曾发生，六人的认罪，让魏忠贤喜出望外，益觉立于不败之地，继续羁押六人于诏狱，并迅即转入“追赃”的下一阶段———“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追比，即给完赃规定日期，到期不完者用刑；五日一追比，就是以五天为一期限，不能如数缴款，到期用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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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36）
这些东林党人，大多为官清廉，家境也很清寒。魏大中“宦游十载，家徒四壁”；周顺昌“出入京华，唯一肩行李；涉历宦途，止廿亩山田”；李应升“廉名远布，宦橐萧然”。｛152｝
杨涟更是家境“素贫”，所有家产充公，尚“不及千金”。他下狱之后，年迈老母流浪在外、寄宿谯楼，两个儿子以乞讨糊口和奉养祖母。“征赃令急”，杨涟根本拿不出钱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153｝，仍是杯水车薪。根据许显纯的奏报，追比的成果不过是：七月八日追得三百五十余两，七月十三日追得四百余两｛154｝……而栽在杨涟名下的赃款数额是二万两！以此速度，最后完赃将追比多少次可想而知———他是断无活命之望的。
尤有甚者，朱由校感觉五日一追比还不过瘾，特命加重处罚，改为“逐日追比”。
杨涟等赃私狼藉，著逐日研刑【细致、深刻用刑】追比若干。著五日一回奏。待追赃完日，送刑部拟罪。｛155｝
这个朱由校，且不说作为一国之君，即便从任何日常为人的基本道义看，都可称狼心狗肺。他宠任客氏、魏忠贤等，驱逐朝中正人，甚至将杨、左等逮捕下狱，我们皆可置之不问；然而，他竟以“逐日追比”惨毒无比的方式对待杨、左，完全超出于“愚闇【暗】”之外，唯以天良丧尽可堪解释。当年，杨涟于“移宫案”中，为他帝位不保忧心如焚，日夜焦思，“六日须发尽白”｛156｝。这种光景，我们仅见于阻于昭关的伍子胥，所不同者，伍子胥乃为自己性命不保、家仇难报至此，杨涟却是为他矢志效忠的君主和国家如此。对这样的忠臣和恩人，朱由校竟然似欲食肉寝皮而后快，普天之下心肝烂掉的人，他可算头一个。
有此严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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