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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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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两次把廷议退回“命再议”，以致搁置廷议不予答复，让张璁确信陛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自信在理论上也找到了突破口。眼下，满朝上下还无一人敢于站在皇帝这一边，跟杨廷和唱对台戏，张璁却断定僵局迟早要被打破。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能否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皇帝、抢得头功至关重要。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七月三日，张璁递交了他的《正典礼第一疏》。这是一个转折。此前，以嘉靖为一方，朝臣为另一方，阵线分明。嘉靖几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除了他从安陆带来的藩邸僚属，没有哪个朝臣敢于附和他的观点。现在，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终于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礼部观政进士”———类似尚未正式授职、处在实习期的大学毕业生———但毕竟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让嘉靖喜出望外的是，这声音还颇有分量，堪比重磅炸弹。
。。
嘉靖：万岁，陛下（8）
对这么一颗重磅炸弹，我们只能不吝笔墨，全文译为白话，俾令读者知其详尽：
正典礼第一疏｛21｝
臣下我个人认为：孝子的极致，是尊亲；而尊亲的极致，是竭尽一切和所有，加以奉养。
陛下应承天意、顺从人心，继承皇位，立即提出追尊兴献王、更正他的名号，同时派人迎接母亲来京奉养，这完全是发乎内心的孝情的自然流露，是必然的、无法抑止的。
现在，廷议形成了这种意见，说陛下由“小宗”入继“大宗”，应该以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夫妇为皇叔父、皇叔母。这种观点，无非是拘泥于汉定陶王、宋濮王两个典故而已，以及程颐所谓“为人后者为人子，不得顾私亲”的说法。对此陛下不能苟同，指出此事在礼学上关系重大，应该广征博考，得到最恰当的结论。我由此深深体会到，陛下具有一颗何等纯孝之心。
从收到的反馈意见来看，都认为廷议是正确的，这恐怕有胶柱鼓瑟之嫌，并不切合实际；其次，也是党同伐异的表现，并不符合圣人之教。对此，至少我是不赞同的。
试问，天下怎有无父无母之国呢？我身处清明的时代，对居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深感痛心，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些基本原理，为陛下辩护。
最高经典《礼记》说得很清楚：“礼，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而起自于人的情感。”因此，归根结底，圣人是根据人的情感来创作礼制的，以人的情感来规定亲疏、评判嫌疑、区别异同和明辨是非。也就是说，礼绝不违背人情。
汉哀帝和宋英宗，很早就被汉成帝、宋仁宗立为皇位继承人，养于东宫。这种情形下，“为人后者为人子”是说得通的。现在，武宗作为孝宗继承人，居帝位十七年，他驾崩之后群臣遵照祖训、奉武宗遗诏，迎取陛下入继大统。这是另一种继承关系。
我认真研究过祖训。祖训说：“如果皇帝无子，就实行兄终弟及。”孝宗皇帝是兴献王的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皇帝的亲弟弟，而陛下则是兴献王长子。武宗皇帝没有子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祖训所规定的伦序，实际上就是兴献王以孝宗的亲弟弟取得继承权，从而顺延到陛下这里。所以《遗诏》里面这么说：“兴献王长子，根据伦序应当立为皇帝。”这句话，丝毫没有以陛下为孝宗皇帝之后的意思。陛下是按照祖训规定的程序，直接继位为君的，这跟哀帝、英宗预先被立为成帝、仁宗太子而继位，其公私关系有天壤之别。有人或许感念孝宗皇帝恩泽，不忍心他无后，这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倘使兴献王今天仍然健在，那么当他继承皇位时，显然也没有因此变成兄长的后代的道理吧？
退一步说，虽然兴献王不在人世了，陛下称他一声“皇叔父”还不是特别为难的事，但陛下生母仍健在，而且就在迎来北京的途中，今后如以“皇叔母”相称，那么母子就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天底下哪有以自己母亲为臣的呢？
依礼，长子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后代。况且兴献王只生有陛下一个儿子，虽说利于天下而为别人之后蛮高尚，但无论如何也不存在儿子让自己父母绝后的道理吧？
所以我认为，陛下在“继统”武宗的同时继续尊崇自己父母，是可以的；反之，以“继嗣”身份成为孝宗后代而与自己父母绝亲，是不可以的。“统”与“嗣”不是一回事，继统不必循父死而子立的关系，从前，汉文帝以弟弟身份继统于惠帝，宣帝则是以侄孙继统于昭帝，都没有听说需要以放弃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条件。
仍旧是那句话，礼的本质是人情，抽掉人情这个根本，礼就走到自身反面，成为非礼。
以我个人孔见，今日之事如此处理为善：应该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单独的奉祀场所，来突出尊亲这一最高孝道；同时本着母以子贵的原则，使陛下生母享受和兴献王一样的尊荣。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突出兴献王作为一位父亲、陛下生母作为一位母亲本来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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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9）
人，都该当自觉认识生命本于父母这个道理；“礼”的探讨者，也都该当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礼学真义。可现在有些人，不去考量古礼的根本出发点，反而拘泥于后代的一些典故；不遵照祖训中的明确思想，反而从史书中翻出陈旧的篇章说事，这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
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谈论“礼”。现在，陛下虚心求言，我才敢就大礼问题发表己见。我坚决反对以廷议为大礼之议的正确意见，它将助长后世的实利主义，亦即为了利益而抛弃天伦，这是大大有害于孝道的。
手握威柄的大臣固然可以指点江山，却也不妨碍微不足道的小臣有所献言，这都合乎各自的本分。古训说，遇到什么话违乎你心，一定别忘了考量它是否合于道，遇到什么话与你志趣有异，也要看看它究竟怎样不合于道。有时候，以忠耿的样子说出的话，未必都合于道，同样，好像志趣不高的话，也未必都不合于道。我以上所谈，既不敢献谀陛下而使自己失于忠诚，也不敢为刻意表现自己的什么耿直而误陛下于不孝。一切，都请陛下明断，在我，只愿做到恳切和服从。
秀才就是秀才，头头是道，正本清源，直接从根子上打击“继嗣派”；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一句“圣人缘情以制礼”，让嘉靖吃下了定心丸。
《明史·张璁传》说，此前嘉靖受阻于廷议，自己又无力反驳，正不知如何是好，“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立刻批转廷臣讨论。而对方的反应，则“大怪骇”，既意想不到，也很有些慌乱。可见张璁之半路杀出的威力。
为什么？
一来张璁所据理论，确实站得住脚。儒教纲常，忠孝为本，这是人所皆知的。其次，张璁认为论礼不得悖逆人情。“圣人缘情而制礼”，并非他的杜撰，查查《礼记》，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礼记·丧服四制》明白地写道：“顺人情，故谓之礼。”
其二，张璁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背后有人，而且还是一股颇为强劲的力量。近世学者欧阳琛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的人，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22｝
“姚江王门”，指王守仁（王是余姚人）。“大礼议”中，赞助嘉靖的人，往往为阳明弟子，或与之有思想渊源者。王氏本人虽未直接介入“大礼议”，但他的理论主张，无疑是跟继嗣派相左的，例如他说：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23｝
所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显然正是张璁持论的基础。
王学的核心诉求，欲使理学返璞归真，从形式主义回到本义和本心，“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虽先王所未有，亦可以义起”，认为不论天理或人礼，皆源于良知即内心的真善，否则，“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走到反面。王氏所要摇撼的，正是宋以来以程朱为正统的理学。黄宗羲评之：“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他要拨开这迷雾，使人了解“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24｝的道理。
这里面的玄学奥思，我们不必深究，只是应该晓得，嘉靖挑起的这场“大礼议”，因为背后有新兴理学崛起的缘故，才如此波澜壮阔。倘若不然，就只是嘉靖的一点私念而已，很难走得那么深，那么远。
一面是嘉靖死命维护个人利益，一面是杨廷和等主流官僚要捍卫正统理学价值观，一面是张璁等反宋儒的新兴力量想在思想和理论上崛起。这三方各执一端，一并混战，好戏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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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0）
嘉靖把张璁的《正典礼第一疏》交发廷议，杨廷和只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毫不客气地将疏文封还。封还，又叫“执奏”，是明代内阁的一项权利，虽然旨意到阁，但如果内阁认为不妥，可以退回请皇帝重新考虑。同样，皇帝如不同意内阁意见，也有一个针锋相对的办法，即“留中”。先前，嘉靖对内阁用过“留中”这招，此番杨廷和投桃报李，回敬一个封还。
张疏被封还之后，嘉靖索性直接用手敕的方式，强迫内阁拟旨。七月十六日，他亲自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这几位大学士，当面把一道手敕交给他们，上面写道：
卿等所言俱有见，第【只是】朕罔极【无穷尽的，专指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25｝
既有点可怜兮兮，却也有图穷匕现的味道。谁知，杨廷和等人顽固非常，以“不敢阿谀顺旨”为由，再次封还。顺便说一下，手敕里提到的“祖母”，指朱祐杭生母、成化皇帝的邵贵妃；嘉靖不单要将父母升格为皇帝皇后，也想给九泉之下的老祖母邵氏加上皇太后的名分。
男人之间的矛盾闹到这地步，一般就陷于僵局，除非撕破脸面，真刀真枪干仗。嘉靖当然很想对杨廷和们来个一锅端，但此刻尚非其时，自己羽翼还不丰满，腰杆还不硬。因此，必须有另一种人物登场了。
自然是女人。
平素生活中，一家人和另一家人吵架，纵然男人揎拳裸臂，多半并不济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女人，谁家女人泼辣、耍得开，能够连哭带骂，满地打滚，拿出“今天老娘跟你们拼了”的狠劲，胜利的天平就会朝那一边倾斜。
其实我们发现，国家大事上面往往也如此。
就在杨廷和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自己立场的时候，通州传来消息，嘉靖的妈咪、兴献王妃蒋氏已经大驾光临。样板戏《沙家浜》里，刁德一先生跟阿庆嫂女士才交谈数句，就连连叹息“这个女人不寻常”；不过倘与蒋氏相比，恐怕阿庆嫂之“不寻常”，犹有不如。因为蒋氏根本不用进城，就已经搞得大家狼狈不堪。
九月底，奉迎蒋氏的船队抵达大运河北端终点。不知她早有所闻，还是到了通州后才了解到儿子数月来与大臣———自然，以她来看，主要还是幕后的武宗之母张太后———之间就大礼问题发生的争论，总之，这个极具楚地风骨的女人双脚刚刚踏上京郊土地，便怒声宣布，兴献王尊号问题一日不解决，本老娘便一日不进北京城！她说到做到，当即赖在通州不走。史书上，留下了她的两句话。一句是：“安得以我之子为人之子！”这话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讲的，应该也是讲给另一个母亲听的。另一句是：“尔曹已极荣宠，献王尊号胡犹未定？”｛26｝这句是以兴献王妃或一个妻子的身份讲的，但讲话对象却是随朱厚熜先期来京的王府人员，这实在有点奇怪。无论如何，那些人对于尊号问题是无能为力的，也根本轮不到他们插嘴。因此，如果说前一句话尚可因母子情深而被人理解，后一句就简直是找碴和胡搅蛮缠了，由此可见她的风格。
有人这样评价她：“母亲蒋氏，也是一个个性顽强的人，一直到她在15３8年死去为止，对这个少年皇帝影响最大。……要不是母后蒋氏为他撑腰，一个顽强而不懂事的少年君主，想不会那样硬干下去的。”｛27｝
因此，下面一幕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做出来的，是母子之间灵犀相通的里应外合：嘉靖皇帝听说母亲因为伤心和愤怒，拒绝进城，留在通州不走了，他“涕泗不止”，跑到张太后那里声称宁愿不干了，“愿避位奉母归”。
这种情形，是谁都不能预见到的。大家的反应，《明史纪事本末》只用四个字来描述：“群臣惶惧。”惧是害怕，惶是慌乱、不知所措。仅仅害怕，也还罢了，要命的是，大家被搞得措手不及，方寸大乱。
蒋氏这一手，跟一般泼妇的“坐地泡”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比如拆迁纠纷中，不愿被拆的一方往地上一躺，说：“有本事，你就把老娘也弄走。”往往就真的弄不走，如强行弄走，是要出人命的。
嘉靖：万岁，陛下（11）
蒋氏在通州“坐地泡”，她的宝贝儿子则在紫禁城闹辞职，配合极佳。自古以来，皇帝———传说中搞禅让的尧舜不算数，他们并非“皇帝”———除了自己翘辫子和被赶下台，都是一屁股坐到底，向来无有主动请辞的。没想到，嘉靖小小年纪，居然要创造这样的历史。
谁想得到呢？想不到，当然就“惶惧”了。
趁众人“惶惧”之际，嘉靖再次召见杨廷和、蒋冕、毛澄一班阁员，重申“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张璁也得了风声，赶来火上浇油，递交第二篇攻击内阁的奏疏，说：“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言下之意，议礼乃天子专权，陛下完全不必理会阁臣，自己做出决定。
几经搅和，继嗣派的防线不知不觉已呈颓陷之象。十月初，嘉靖突然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
卿等累次会议正统之大义、本生之大伦，考据精详，议拟允当，朕已知之。
钦奉慈寿皇太后【张氏】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成化皇帝，庙号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28｝
这道上谕，是政治造假术的一个典型文本。首先，它根本不是来自嘉靖本人；其次，里面“朕辞之再三”云云，亦纯属子虚乌有；所谓“考据精详，议拟允当”这种对辅臣的称赞之词，更不会合于嘉靖的心意。
只有一处是真实的，即旨意来自张太后。这说明，在蒋氏和嘉靖分别上演了“坐地泡”和“撂挑子”两出闹剧之后，继嗣派顶不住了，脓包了，认了；尤其说明，弘治夫人张氏不是弟媳蒋氏的对手———也许朝臣与嘉靖之间尚未分出胜负，这两个女人之间无疑却已见出高下。
以谁为皇考的问题，这里仍未解决，然而，对方被迫接受兴献王可以称“帝”———尽管还小气抠门地吝啬于一个“皇”字，只称兴献帝，不称兴献皇帝。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继嗣派开始退却。《明史纪事本末》叙述这个文件出笼经过时说：“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诏下礼部。”从最初以天时、地利、人和而居上风，到相持不下，再到“势不得已”，继嗣派已走上下坡路。对继统派来说，这比眼下取得何种战果都更有实质意义。缺口一旦打开，只会越来越大，那是无法阻挡的。
列位看到这里，不免愈来愈困惑，外加好笑：什么“大礼议”，说来道去、你争我夺、伤肝损脾，不就为了几个词儿、几个字眼吗？说实话，在下亦甚感无聊也。然而列位有所不知，先圣孔老先生有句名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29｝名，就是词儿———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表示权力专属的词儿罢了；器，是用具，这里专指标志着名位、爵号的器物，本质仍然是“名”。盖因权力这东西，一方面最实在，最实惠，另一方面也最虚玄，最神秘兮兮。搞权力搞到最后，往往就进入一种神秘抽象的境界，时常发生幻相，且需要通过幻相来揣摸、猜忌、狐疑、试探、旁敲侧击、察言观色……不一而足，所以，爱护权力非得像爱护眼睛一样，疏忽不得，保持高度的紧张与敏感，以至于细腻到一字之差。譬如轰轰烈烈的“大礼议”，到目前为止，双方你来我往咬住不放，我们瞪大眼睛所能发现的，始终是在个别字眼上的讨价还价。继嗣派这样强调他们的雅量与胸襟：瞧，我们已然同意在“叔父”前头加一个“皇”字，在“王”字前头加一个“大”字，来表示对兴献王的尊崇，你们怎么可以还不满意呢？等到抵挡不住，不得不称兴献王为帝时，他们却又很仔细地收回了那个“皇”字。而嘉靖及其母亲蒋氏哭天抹泪、寻死觅活要争的，恰恰也无非于此。这都是孔夫子一再强调的那句“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在今天，我们觉得很无聊、很神经，当时双方无疑却一致同意“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场围绕着几个字眼而闹得不亦乐乎的大论争，不久还进一步升级，直到闹出十几条人命，兼带着把整个政局掀了个底朝天，这似乎就更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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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12）
且说兴献王、妃分别得了帝、后称号，蒋氏颜面有光，乃收起“坐地泡”，赏脸入了京城。但是，他们自不会就此消停，仍然念念不忘那个“皇”字，以及更多。
隔了一个月，十二月中，嘉靖两次试探。第一次，只提出单给蒋氏的兴献后称号加尊皇字，被杨廷和顶了回去；第二次，御批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又被拒绝。由这两次行动，可以看出嘉靖背后蒋氏的作用，因为第一次单提出给兴献后加尊皇字，可想见这女人特别在意，也闹得特别起劲，被回绝后，羞恼之下索性提出两个一道加。杨廷和不胜纠缠，表示不能受命，自己唯有引退。表示一出，即有百余官员齐声高叫“老九不能走”，上疏皇帝务加挽留。嘉靖一见，做了个顺水人情，“优诏留之”｛30｝———他本来意在试探，除了试探杨廷和现在态度究竟怎样、反对有多坚决，也想试探杨在朝中受拥护程度如何。现在，这两点他都已清楚。看来，事情暂不能操之过急。
他需要时间，来搬走杨廷和这块大石头。
不光是嘉靖需要时间，别人同样需要时间———那些希意干进、却还拿不定主意的人。时间将为他们把窥伺之门推得更开一些。不过，开头总免不了有几个去充当替罪羊。
例如一个叫史道的兵科给事中。此人自以为已看出端倪：皇帝与首辅势不两立，杨廷和这棵大树迟早要倒———这一点，他的确搞对了。他不曾搞对的是，跳出来充当弹劾杨廷和的第一人，势必会成为嘉靖倒杨行动的祭品。
他上疏质问，正德年间朱厚照荒诞不经地自称“威武大将军”，没有听说杨廷和有所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31｝他说得有道理，但一是持论过苛，难以服众———像武宗那样不可理喻之人，力争又有何用？二来，这番高论其实有犯忌之处，嘉靖看了未必舒服，因为他将兴献王尊号问题与朱厚照为自己胡乱加“镇国公”、“大将军”、“总兵官”头衔相提并论，岂不是嘲笑嘉靖昏乱。三来，他跳出来弹劾杨廷和，是很好的，不过嘉靖却不宜立刻倒屣相迎，相反他一定要表现得很生气，挺身回护廷和，这才便于他将来除掉廷和时得以阐明如下姿态：大家看啊，朕都保护他Ｎ次了，实是迫不得已的。所以，史道成为倒霉蛋儿，一道谕旨，他被送入诏狱，而杨廷和因遭弹劾依例提出的退休申请，却不被批准。
紧接着，又一个冤大头跳将出来。御史曹嘉替史道打抱不平，他认为史道弹劾杨廷和，尽其职责，没什么不对；皇帝把史道下诏狱，对廷和则温旨慰留，处置有失公道；又暗指替廷和及为之辩护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这个指责很严重，大臣要公忠体国，聚为朋党实为大忌。所以曹嘉此言一出，马上引来轩然大波。众臣反应显然是协调一致的，从曹嘉上疏第三天起，连续十一天，内阁成员集体留在家中，没有赴阁办事。而后，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以及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户部尚书孙交、吏部尚书乔宇，各自提出辞呈，杨廷和和蒋冕连续递交了几次。嘉靖概不批准，三番五次派员至上述诸大臣府第传旨，请他们回阁视事，杨廷和等却称疾坚不出。表面看来，嘉靖仁至义尽，杨廷和们却颇为托大，乃至有要挟之意。其实，曹嘉的说法确实让人吃不消，廷和等人必须讨个说法，在未得到明确说法之前，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出来工作。而在这十一天里，嘉靖虽对杨廷和们好言相慰，一再重复如何寄予信任，却始终回避曹嘉劾章中的关键之处，即这些重臣之间是否存在朋党关系。以嘉靖这种聪明绝顶之人，早该清楚杨廷和避而不出所为何来；但他偏偏言不及义，尽说一些空洞的劝慰的话，且言语间不时微指杨廷和们只爱惜自己名誉，置大臣之义于不顾。似乎，他有意延长内阁瘫痪的时间，来彰显杨廷和等人的自私负气。直到后来，十三道御史刘廷簠在奏章里点破这一点，“自古去大臣者，以朋党为说”。并举出正德初年刘健、谢迁、韩文被以朋党之名搞掉的例子，嘉靖这才表示：“朝廷清明，岂可辄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至此，十多天内阁空不见人的局面方告结束。杨廷和们虽然得到了“说法”，但这么多天“擅离职守”或“旷工”，纵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究竟也造成不好的影响，而在道德上付出代价。至于那个曹嘉，在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之后，只落得一个贬谪的下场。唯一的赢家，是皇帝本人。｛32｝
嘉靖：万岁，陛下（13）
这时，是嘉靖二年正月。
转眼来到年底。万岁小爷入住紫禁城已然两载，眼看就要十八岁。若在现代，十八岁即为成人，从此取得公民权。明代无此一说，但十八岁仍不失为人生一个重大关节，乳臭未干的嘉靖，目下应该喉结突出，颔生黑须，昂然一丈夫了，也终于到梳理羽毛，振翅高飞的时刻。
是年，对于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及浙江来说非常不利，先是大旱，后又大涝。南京户部右侍郎席书递交的报告称，该地人民景况只有三等：“有绝爨枵腹、垂命旦夕者；有贫难已甚、可营一食者；有秋禾全无、尚能举贷者。”｛33｝就是说，处境最好的也需要告贷维持。
恰在此情势之下，嘉靖拟派遣内官前往南方办理织造。所谓织造，指宫中帝后等人服饰的供给，其本身费用已属奢巨，加之任事的内官往往乘机大捞，扰民极重，正常年景已令地方不堪，何况又逢大灾之年。所以消息传出，朝臣纷纷上疏谏阻。但嘉靖却如吃了秤砣一般，铁心不变，一再催促内阁拟旨。杨廷和反复申明江南民不聊生，人民犹处水深火热之中，如逼煎太甚，“各处饥民岂能垂首枵腹，坐以待毙，势必起为盗贼”。嘉靖就是不听，君臣再起争执。前者见无法说服内阁拟旨，竟撇开内阁，直接让人（应该是某位近侍）草诏，并付诸执行。
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也是公然的排斥。正如杨廷和所说，根据祖制，明朝“诸所批答，俱由内阁拟进”，这是制度，在当时犹如法律，而嘉靖的做法不啻于越过法定程序，性质非常严重。
杨廷和震惊于嘉靖的一意孤行，忍不住质问道：“今臣等言之不听，九卿言之不听，六科十三道言之不听———独二三奸佞【指宦官】之言，听之不疑。陛下独能二三奸佞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
末一句深中肯綮，语气未免过重。老首辅忧民心切，激于义愤，一时不能自已，而说出这种近乎顶撞的话来。
其实，嘉靖是用这种举动，宣布对杨廷和内阁的遗弃。杨廷和感觉到了这一点，却又难以置信。他在奏疏中提到一句：“臣等固当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则止之义。”这并非正式辞职，而是希望借这样一句话，换来皇帝积极的自我纠谬的回应。
但此番较量相较以往，判然有别。一贯对杨廷和加以挽留的嘉靖，突然改弦更张。《明史》记载，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一月退休，“帝听之去”，并无片语劝留。这就好像一出戏，推来阻去的一直很热闹，可突然间，一切就戛然而止了，人声鼎沸的世界瞬时死一般寂静，以至于一根针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自正德崩后，一手敉定政局、定策迎立、拨乱反正、宵衣旰食、勤勤恳恳的老首辅，就这样去了。类似杨廷和这种级别的重臣，如果提出辞职，通常的做法是前两次都要予以拒绝，以示挽留，第三次才予批准———哪怕皇帝已极讨厌该人，巴不得他滚蛋，也要做做这种表面文章。嘉靖不按规矩出牌，尽管杨廷和久有去意，乞休并非假心，但从皇帝方面来说，至三方准，其意不在挽留，而是以示对一个服务多年、做出重要贡献的大臣的尊敬，嘉靖却冷酷地剥夺了这种敬意，尤其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出手如此辛辣果断，充分展示了他意志坚定、恩威莫测的性格。在以后的岁月里，人们还将有更多的机会来认识这一点。
杨廷和走了，不因“大礼议”，而因织造，这总让人感到蹊跷。在大礼问题上，杨那样执拗地与嘉靖作梗，而且多次恳切请辞，嘉靖竟一概不允。他不倒于“大礼议”，却倒于不相干的事情上，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明眼人自能看出，嘉靖此计乃借刀杀人。因为“大礼议”本身未见分晓，尚无结论，不可能以此斥退廷和，那么很好，我就利用织造之争把你挤走。织造这件事，有很多刻意而为的迹象。江南灾情那样严重，嘉靖偏偏要在此时行此事，且当从内阁到各部负责人再到科道官等所有人一致反对的局面下，不管不顾，矢志以行，甚至不惜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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