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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2-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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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战争2 精彩导读(7)
19日21:38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此,金融事件同样如此。
金融市场背后仍然是人的利益博弈,人们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益。与其他利益博弈的情况一样,参与方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包括一切潜规则。金融市场的不同之处无非是将人们的利益进行了标准化的打包和定价,使得利益转让时“流动性”更好、成本更低、速度更快而已。因此,重大的金融事件同样会反映出超重量级参与方的利益格局,而且这些高能量的超级玩家,在市场的重大转折关头,往往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过是人性的再次重复而已,它与历史上的危机相比,同样存在着类似的规律,即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以及那些对人性弱点洞若观火并加以充分利用和收获最大成果的超级赢家。
利益博弈的核心就是零和博弈,只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仍然有效,那么同一资产在某个时刻只能存在着唯一的所有者,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资产都是如此。金融市场中交易的无非就是标准化利益(体现为资产或资产收益权)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决不可能被共享,它具有典型的排他性。
此次金融海啸的实质就是金融衍生产品在相同的基础资产之上,创造出了多重所有权的虚幻错觉,当基础资产无法持续产生足够的收益去填充创造出的利益所有权,并最终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时,表现出的就是利益所有权挤兑的危机。诸如CDO之类的金融资产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资产收益所有权的反复和多重复制,这些虚拟的所有权交易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
问题是,国际银行家们真的不明白如此明显的“庞氏骗局”,最终必然以金融灾难来收场这样显而易见的道理吗?这样的骗局在历史上早已被重复多次,并无任何“不可预见”的新鲜之处。危机的到来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事实是,巴菲特早在2005年就大声呼吁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武器”;保尔森早在2006年于戴维营就明确告诉布什总统,金融衍生产品的危机即将爆发;房利美等公司也在2006年夏天就开始布局大规模裁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月刊的封面上,就已经明确画出格林斯潘手持美国经济即将爆炸的“雷管”去交给倒霉的继任者伯南克;'1'各大对冲基金的经理们2005年就在博客上讨论如何将手中的CDO等“资产毒垃圾”转卖给“愚蠢的”亚洲投资人。即便是《货币战争》在2006年下半年完稿时,也已明确指出金融衍生品的重大危机和“两房”问题的必然出现,以及美元和美国国债的重大风险,并且预言次贷危机必将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最终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
而美国货币政策掌门人格林斯潘真的是到2006年仍然没有觉察到危机的临近吗?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放任究竟是无心还是有意?如此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果然是“随机发生”和“不可预见”的吗?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走进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格林斯潘的精神世界,去体会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世界统治精英们可能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战略目的,这个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危机又将如何演化。
第十章 回到未来
《回到未来》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它描述了一名高中生马丁在意外的逃命事件中,乘坐着布朗博士设计的一部时间穿梭机从1985年回到了1955年的美国,从而展开一连串惊险离奇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将乘坐时间穿梭机从2009年飞驰到14年之后的2024年,这时的世界将出现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统一货币。
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历来是世界政府理念的死敌,而世界统一货币的全部要害就在于废除主权货币。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全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利益问题。货币如果不是一种权力,那么我想像不出它究竟还有什么可谈的。
如果说世界统一货币的趋势不可逆转,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来主导世界货币。货币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利益,推行世界货币势必要求主权国家将本国的财富分配权拱手相让。
在一个中国尚无法居于优势地位的世界权势集团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是否加入一个别人主导的货币控制游戏,将事关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13亿中国人的财富与之息息相关,这是所有中国的战略决策中,最要害却最不起眼的一个。
支配还是被支配,这是一个问题!
第一章 德国:国际银行家的发源地
导读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在普奥战争千钧一发时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普军乘胜出击即可能一举攻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有利态势下,竟然以辞职和跳楼为威胁,坚持放弃战机。
在这场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我们会看见一个接一个国际银行家的身影,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奥本海默……而这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之后,盘踞着一个个四通八达,纵向深远且彼此勾连攀附的家族金融网络。他们相生相克,一边提携协作,一边斗法设局。
这张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金权网络实质上在操纵、掌控和决定着欧洲错综复杂的国家内政外交、战争与革命、政权和阴谋。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势崛起、德国统一进程、1848年革命、丹麦危机,到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无不与这张法力无边的金权网络息息相关。历史也在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际惊心动魄地演绎着。
谁是国际银行家(1)
19世纪以来,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17个主要国际银行家族,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发祥地,逐步扩散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最终形成了对当今世界影响深远的金融人脉骨干网。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宗教势力和封建王权逐渐衰落,旧的社会统治势力集团趋于土崩瓦解,新兴的资产阶级迅速填补着社会权力真空。在工业革命所产生的铁路、冶金、矿业、军工、机械、通讯等行业的爆炸性扩张过程中,当欧洲列强势力不均衡所导致的历次战争爆发时,国际银行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历史性的重大机遇,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为工业扩张和各国之间的战争筹集大笔资金,在获得巨大而惊人的财富的同时,也对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财富的力量体现在对权力的腐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控制上。国际银行家在资本供应与需求对接的过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资本和信用流动的渠道,并制定了一整套游戏规则。从霍普、巴林家族联手到英荷同盟的确立,从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银行家族的幕后运作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从“高特银行家”资助“雾月政变”到拿破仑给予其法兰西银行垄断的慷慨对价,从巴林、维灵—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脉网到美国路易斯安那购买融资,从贝列拉、福尔德联手挑战罗斯柴尔德到法国“动产信贷银行”的金融创新之争,从布雷施劳德扶持俾斯麦到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鲁士大军,从鲍林、沃伯格家族挑动德皇威廉二世扩张到罗斯柴尔德刺激英国反制,从贝尔蒙特参与废除林肯绿币到赛利格曼家族策划巴拿马独立,从阿拉伯人大起义到《贝尔福宣言》,从德意志帝国银行私有化到制造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从纳粹崛起的华尔街输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创新,从原子弹机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双料间谍,从罗兹会社的雄图大略到美国基金会体系的“影子政府”,从安·兰德的点拨到格林斯潘的顿悟,从当今的金融海啸到世界中央银行的启动,从美元最终的崩溃到世界单一货币的倒计时,历史事件背后金融势力的身影依稀可见,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世界资本与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国际银行家高效与绵密的人脉关系网之中。
今天的中国人对“渠道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详,如果连沃尔玛在商品流通领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议价能力都让众多企业家如芒在背,那么,对全社会人人都需要的资本与信用流动渠道的垄断性控制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则远不是沃尔玛所能比拟的。
国际银行家从卑微的社会地位起家,从攀附各国权贵阶层开始发展壮大,逐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各国的资金及流动渠道,渐次控制了工业与商业系统并形成了利益互锁,进而开始影响国家政策取向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与权贵阶层利益日益融合,运用难以抵制的金钱诱惑,日益主导了从政府官员任命到总统大选的政治家人选,从经济政策制定到外交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情报系统的运作到军队将领的升迁,从组建精英团体到影响公共议程,从经管媒体出版“自律”到左右社会信息来源,从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识塑造……金权经过两百多年的进化,已逐渐完成从萌芽到壮大,从影响到垄断,从前台到幕后的历史转型,成为了西方社会中隐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驾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之上,完成了金权专政的蜕变。
谁是国际银行家(2)
这样一批高能量的国际银行家包括:
纵横国际金融江湖二百余年的大哥大级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心腹柏林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oder);
德国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国汉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国巴伐利亚出身的华尔街银行家赛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国法兰克福出身后在美国成为超级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国汉堡起家后来发展到伦敦和纽约的施罗德家族(Schroder);
德国法兰克福起家后在美国兴起的斯佩尔家族(Speyer);
德国柏林的老牌银行家族门德尔松家族(Mendelsohn);
英国19世纪与罗斯柴尔德家族齐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国皇室倚重的福尔德家族(Fould);
法国盘踞在法兰西银行董事位置上长达百年的马利特家族(Mallet);
法国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产信贷银行创始人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银行家的泰斗米腊博家族(Mirabaud);
原来是罗氏家族门下后借美国崛起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金融主导势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国际银行家是这个世界上能量巨大的关键性少数群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他们来到哪里,哪里就会一片兴旺,他们抛弃哪里,哪里就衰退萧条。他们能够在翻手为云的过程中刺激社会大量创造财富,也能在覆手为雨的运作里攫取巨额金钱。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这些家族曾经在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以这些家族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会庞大和复杂的人脉关系网络,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陨落了,但大多数家族仍然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力。
世界每天都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但人类的本性却始终不断地自我重复。人性在数千年前对财富有多么贪婪与恐惧,对权力有多么执着与诅咒,今天仍然如此。人类向往自由却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时又心怀自私,渴望美好但无法摒弃邪恶,无论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还是西方历史中的金钱权谋,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性的本质。这正是我们通过研究历史来把握未来的意义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先例。
中国人对权力的人性历史决不陌生,但对财富的人性历史还远不熟悉,让我们从国际银行家最密集的出产地德国开始这个曲折的探索历程。
戛然而止的战争
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上,罗斯柴尔德家族重点关注两件大事:战争与革命。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交战双方为了进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b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奥战争萨多瓦会战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
1855?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 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奥本海默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构。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润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日益膨胀,撑裂了原来紧紧束缚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贵族统治和宗教神权势力,衰落的社会传统权力架构已经摇摇欲坠。金钱的权力将会从各种社会结构的裂缝和权力坍塌的废墟中快速蔓生起来,它们搭钩结网,攀垣附缝而上,逐渐茂盛,终至遮天蔽日。
年轻气盛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审时度势,决定从传统的宫廷放贷、钱币兑换业务转向政府债券承销、跨市场套利等新兴业务。到18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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