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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与鬼-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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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高中
与其后的初中和高中生活相比，小学生活还是比较放任自流的。小学里规定制服和发型的地方很少，但初中和高中大体上是规定的。据说在大阪的羽曳野市，甚至教师也穿起了制服。从发型和服装开始，校规延伸到学校的外面。有很多学校要求学生即使周末也要穿制服，也有学校禁止学生在放学路上饮食。
为了让学生遵守规则，有不少学校使用暴力。日本法律禁止体罚，但那是“原则”，“真实情况”不一定如此。福冈县某位教师殴打女生头部和肩膀致死，而在审判中，辩护律师声辩，因为教师打学生是常有的事，所以惩罚教师一个人是不恰当的。正规教育制度即使这样还过得去的话，送入特殊教育、进修班的学生就惨了。那里的设施大体上如同“新兵训练营”。其目的就是教师怒吼，加上体罚，通过将学生置于疲惫状态中来锻炼学生。
也有教师犯下暴力的，但校内暴力大多发生在同学之间。由于群体的团结性强，所以弱者可以虐待。弱者从幼儿园时代起就面临着融入集体这一强大的压力。孩子们容易走入“欺侮”。被欺负的时候，无依无靠。在日本学校里受欺负的学生反倒是不好的学生。老师在公开场合对反对欺辱，但因为重点是放在教育学生遵守群体和规则上，其结果是灌输了欺侮思想。1996年的日教组（日本教师联盟）年会上，根据共同通讯社的调查，大部分教师认为：“在严重的欺侮事件中，没办法只好让受欺负的孩子缺课一段时间”。认为让欺侮方缺课是合适的教师仅有11％。据畅销书《击退欺辱手册》的作者小寺靖子说，在向学校控告女儿遭受欺侮时，不管从学校方面还是欺侮者父母方面，都说那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小寺父母和孩子的问题，这就解决问题的方法。”
海外学习回来的孩子们明显不一样，容易成为被欺侮的对象。“回国子女”要上专门的学校，再接受训练以融入日本社会。
无论如何，作为产生群体意识的手段，最为有效的是跟着从扬声器中播放的音乐和播音员，一起走路、站立、坐下、说话等等。在训练中，打招呼尤其重要。打招呼的习惯是日本的美德之一，与漠不关心的纽约、不礼貌的上海形成鲜明对比。同时，打招呼也是教导学生进行协调的最佳工具，不经考虑就打招呼，学生不使用自己原有风格的词也过得去。
欺侮、训练、仪式、集体行动、打招呼，将孩子们变成了一个个非常乖的孩子。宫本政于将社会比作著名的SM小说《O小姐的故事》中描述的城市。O小姐被监禁在一座城里，按照所有的规则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隶。不遵守规则就挨鞭子抽打，在翩翩起舞时得到的表扬也是鞭打，并从中感受到喜悦。宫本说，“O小姐成了受虐狂…，在这里，可以将O小姐被监禁的城市比作日本的顺从社会，将O小姐换为工薪阶层，将受虐待的性服务换成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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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教育：遵从规则（3）
上课内容
我们从上文看到，学校教孩子该如何行为举止、如何遵守规则，这并非是课程表规定的内容。可以说，教导学生服从是日本学校教育的着眼点。埃贝茨 （Ray ，Cindelyn Eberts）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学校与其说是在教育孩子，不如说是在训练孩子”。至于宫本，他甚至将文部省称作“训练省”。
暂且撇开这一点不说，来看看外国专家羡慕的对象——…填鸭式地教授大量知识的算术和理科课程表又是如何呢？的确，同其他国家的孩子一比，日本的孩子算术分数普遍很高，但理科方面成绩一般。日本学生在照样套公式的题目中还可以，但一变成考分析和创造性思维的题目，日本学生就会失分。
为了考试及格必须灌输知识。但是，那种知识本身并不是相对性智慧？？？？，仅仅是一个个因素的集合，在生活上当然也不起作用。重要的只是记忆力。日本教科书全部经文部省的审定，内容是标准化的，因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的学生都读同样内容的教科书。很遗憾，文部省教的“事实”未必与世界的看法相一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尤其如此。
根据法院的审判，教科书审定的目的仅在于严密地核准事实。但是，教科书审定近年涉及到了战争以外的问题。文部省驳回了小学6年级用的某一教科书，因为某一诗人在描写河流时使用的拟声词与公认的发音不同。教科书上不出能现诸如离婚、单亲家庭这样的词。比萨一词也不能出现在教科书中。文部省从家庭科生活课的教科书中删除了比萨饼的制作方法，理由是“比萨不是家常菜中的必备菜”。
始终忙忙碌碌
对学生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其他方面。那就是学校所教的内容竟然不出现在升学考试里。因此，放学以后必须上补习班和补习学校。在12～15岁孩子中，有2/3在上补习班，每天学习2～4小时。另外，体育和音乐兴趣班等课外活动等同于军队组织发挥着功能，为此，生和老师经常精疲力尽。
这里，我发现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始终让学生忙忙碌碌。，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很少见的。日本学生没有自主的兴趣爱好时间，而且总是疲惫不堪。早稻田大学菅野纯教授的专业是学校心理咨询，他这样指出：“孩子们经常说‘累了’，那是在学校或补习班学得筋疲力竭了。学生们的忙碌程度远远超出了生物学的极限。”
睡眠不足是典型的军队训练手段，战前的日本军队也有详细记录。据某一民间调查机构说，因在补习班学习，东京小学6年级学生中每3人中便有1人就寝时间不早于12点。
五花大绑的规则、身体上的不适、教师和学生的暴力、标准化了的教科书、上补习班、如同军队一般的兴趣班、睡眠不足由此带来的后果不难预料。日本的孩子讨厌学校，拒绝上学达1个月以上的高中生已达数万人。
从这样的统计数据就能明白，日本教育体系潜伏着重大问题。学生没有时间致力于个人爱好，喜欢的书也读不了，搞志愿活动也没空闲。上动物园去吧，去自然中做一次冒险吧，向国外学一下吧…………这些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简单地说，学校无乐趣。与考试地狱搏斗后上了大学，未来成为身着黑色西装的工薪阶层，或者是做工薪族的妻子，即便是这种目标也要忍耐。但是，不做那样的人又会怎样？好孩子的话没问题，但如果是坏孩子呢…。。？与父母不同，日本孩子不知道贫困的辛酸，生长在富裕时代的孩子否定了教育，他们在学校与社会的压力下成为垮掉的一代，他们变得只关心自己头发的颜色、摩托车的速度。其结果是，教室里坐的都是充满反抗的问题孩子。为创建一个顺民社会而构筑的僵化体系最后导致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打折扣的大学
孩子们在中学阶段所受的艰苦训练和压抑，到了大学阶段就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成绩评定手下留情，企业根本不关心学生的成绩。大学里学的专业和知识与毕业后的就业也没有多大关系，公司对新员工的培训必须从零开始。由于大学的学习几乎不影响将来，所以高中毕业以后的4年大学生活就以玩乐为主。
日本大学教育的奇怪之处是，看上去与社会需求完全没有关系。大学研究生院资金不足，体制也不健全，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所进行的重要的研究开发活动，在日本高校里几乎没有。
高等学府里，设施老化。到任何一所大学校园走一下，所看到的都是破旧的研究室，如丢弃之敝履，垃圾满地，杂草丛生；图书馆藏书少，也未加以整理。据东京理科大学森谦治教授说：“（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产业界陷入困境，他们注意到若想开发独自的技术，就必须从事基础研究”。于是，产业界的领袖们走访了东京大学，“看到的情况，令他们大为震惊。因为从他们当学生的时候起学校几乎没有进步。”
东京大学的确是学术精英登峰造极的大学，但以欧美的标准来看它不只是学术园地，也是是学术的坟场。大学原来的一大目标是培养学生奉献社会的精神，但是，东京大学对此全然不懂。毕业生直升政府省厅，在那里受贿，贷款给暴力集团；他们篡改病历，制定一些破坏河流和海岸的规划——同事和教授对此都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在发达国家的著名学府里，无论是对世界、对自己国家，还是对自己的社会，没有如此不作贡献的大学。《日本经济新闻》如此写道：精英大学的工作“与那些在产品上贴标签然后出货的‘罐头厂’相似，‘厂’里只发送贴着‘某某大学’标签的‘统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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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教育：遵从规则（4）
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这样叙述：“大学4年里，听一些枯燥无聊的课程，几乎不读书，也无所事事，这难道不是在浪费时间？这在效率优先的国家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是那样，答案就只有一个，我们只能认为，日本大学等真的没有必要。宫本说过：“在18岁时，日本的孩子完全变成了羊。”“就像草地上的羊没有意识到自由是什么一样，日本的大学生也对自由毫不关心。”也就是说，成了大学生之时训练已经结束。大学是打折扣的。
在日本，大学只是高等教育理念的大型摆设而已。作为社会成员的训练是在企业和省厅开始的，在这样的官僚国家里，大学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必要性。所以，大学设施会老化，学生得以从压力下解放出来，能够悠闲自得地度过4年大学生涯。认真读书的不是学生时代，而是就业以后。如果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就能充分理解为什么日本的技术发展仅限于极其狭窄的领域。由于跨越各领域的创造性研究（与环境和科学理论的新发现有关）未在大学进行，所以日本的精英仅瞄准有限的人类活动领域：制造、建筑和市场营销等。
还没学的课题
教育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说，“在教育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对大量常识的无知”。文部省向孩子们灌输知识的结果是，日本学生缺少常识。1996年2月，在大学建筑学科任教的美国人阿茨比·布朗（Azby Brown）公布了那里的实际情况。在建筑设计学科学生考试的时候，他发现，没有学生能够阅读100页的论文或对日语文献加以概括。不知道古根海姆（Guggenheim）美术馆，不知道平等院建于几世纪。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何时发生的仅有一人。不知道###教，甚至不知道默罕默德的名字。也有学生认为基督教始于公元600年。顺便说一下，这些人都是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下，学校不向学生传授分析性思考法、提出怪的或者独创性的问题的能力、人类皆兄弟的意识、对自然环境的挚爱等。尤其是我们可以断定，环境破坏的责任在于教育体系。日本不教学生对自己的环境负责。为此，除了少数具有叛逆精神的学生，河川和山坡即使用混凝土涂满，谁也不会加以关注并提出抗议。
于是，注意到大众变得无知的文部省想到了另外一个“鬼”——“终生学习”。由于退休人口正在增加，因此，文部省声称，社会应该提供机会，让老年人学习英语会话、茶道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兴趣，。“终生学习”是与大兴土木国家相吻合的构想，这样可以找借口在日本全国一个接一个建设“终生学习文化厅”。但是，“终生学习”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终生”这一表达。在小学、中学阶段，学校不让学生独立思考，在大学阶段，学生以瞎玩度日，成为社会人后，追求自己兴趣爱好的时间又被剥夺。这样的人上了年纪以后是否马上会产生学习欲望，是值得怀疑的。
一次性起作用的政策最难以改变。日本将国民作为企业的齿轮来训练并获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时代：制造业和建筑业是所有财富的源泉，日本人可以很容易地从海外引进技术，而且几乎是免费的。但是，随着服务业和信息管理时代的来临，随着软件业成为一个巨大的重要产业，社会需要富有灵活性和独创性的人才，而日本的教育体系则倾向于扼杀这种人才。
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吗：煮青蛙（1）
对日本来说，21世纪初的课题是日本是否会变。日本并非没有希望。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2次180度的大转变，日本完全改变了。同样的事或许还会发生。但是，万一改变不了又会如何？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组织，其作用在于顺利分配国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策划力、科学知识）。是否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成为官僚制度成败的基准。从这点来看，日本的官僚搞腐败，玩忽职守，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对资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误，这项检测不及格。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金融专业知识、环境保护、道路建设、工业废弃物管理、林业、渔业、农业、分区制和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水准、药品检测，都已落后，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尽管这样，从外国专家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日本公务员享受着一个无比宝贵的好处：伦理标准极高”（Eamonn Fingleton）；日本的“精英官僚”“世界上无出其。”（Ezra F。 Vogel）。
日本人自己不会像傅高义、芬格莱顿那样喜爱本国的官僚。可以作为明确事实加以阐述的是，僵化的官僚制度是20世纪90年代将日本逼到差一步就要破灭的元凶。借用大前研一的话，破产的住专“是大藏省搞的，是派领导去那里进行简单经营的例子”。 尽管有那次大失败，但大藏省只不过是许多官厅中的一个，与用混凝土将国土覆盖掉的建设省、持续破坏国家森林的林业厅、给长良川建造没用的河口堤坝的通产省相比，大藏省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以说望尘莫及。
内藤洋介给《日本时报》撰文写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这是对现在环境厅提出的严厉质问”。这是一个是很好的质问——为什么环境厅唯唯喏喏地同意谏早湾、博多湾那样的潮浸区遭受破坏？而且，知道这些错了的时候，环境厅为什么没有阻止那些破坏？或者也可以质问，又为什么无法控制恶英和石棉的使用——难道就不能有做个试验，检测一下是否有二恶英和石棉吗？肆无忌惮地非法丢弃有害废弃物的是无法阻止的吗？这些质问又会产生另一个疑：：为什么厚生省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造成1 400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观？各个省厅都有各自的腐败，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过时的想法是公务员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这几年，提日本的“第三次革命”很流行。最初的一次革命是1853年培理司令率“黑船”迫使日本开放之后发生的。此后仅20年间，日本就抛弃了将近800年的封建制度，转变为由军队和强大的资本家集团来统治的近代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第二次革命。这次是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率领的驻日盟军指导下进行的。麦克阿瑟使日本军队解体，削弱了战前大资本家的权利。为填补空缺，官僚登场了，而且诞生了如今的日本。
许多人认为，第三次革命应该现在发生。前两次不是日本人自发产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个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帅的指令。外面的人谁都不在意日本山川的命运，也不会有人派军舰前来要求：拍摄更好的电影，救助破产的养老基金，开展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教育，让国民住上更舒适的住宅。这次革命必须是来自内部的革命。其可能性并非没有。从本书引用的许多愤怒和焦虑不安的声音中就可以想像到这样的革命。
也有朋友担心：作为外国人如此批判日本，合适吗？但是，我不会这么担忧。前面提到的福田喜一郎将日本称作“幼儿园国家”，电影导演黑泽明说日本电影公司没指望了，关门更好。经济记者浅井隆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该死的，官僚！》这样的书名，大前研一评论道，住专的失败大藏省负有直接责任。宫本政于将日本教育称作“阉割”，作家猪濑直树将环境破坏和不良债权危机比作20世纪30年代走向战争的时代。京都市民奋起反对艺术桥（PONT DES ARTS）的建造。总之，日本国内存在发现诸多弊端而具有发言权的阶层，这里大有希望。但，光有不满情绪是能否获得左右日本进程的势头呢？。
现在，革命的要素齐备了。同时很遗憾，还要继续一段时间停滞不前的因素或许更强。在政治领域里，总算在2001年春自民党中也是不满四起，选出了改革派总理，诞生了小泉政权。但是，如同阅读本书也能明白的那样，日本官僚体制错综复杂，在社会上盘根错节。同时，虽说是改革派，但在自民党的政权下，到底能否突破政界和建筑业的关系等是一大疑问。现在说其成绩还为时尚早，但现阶段可以说的是，维持现状的维持派政治家为1分，改革派还是0分。
卡雷尔·范·沃尔夫伦尖锐地指出：日本官僚制度为了维持其权力，没有必要依靠国民的支持。其作用在与民主进程相去甚远的其他层面里运作。就像长野县知事的放弃大坝建设宣言和德岛县吉野川可动式堤坝的事例里所看到的那样，即使大多数当权者支持地方上的反对运动，议会和省厅对此还是若无其事地漠然视之。海外新闻记者一听到从日本国内媒体上涌现的批评和一般市民的怨声载道，就会产生错觉，以为这会反映到政治行为中去，就写道：“义愤填膺的日本国民一齐奋起，会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但是，迄今为止，那样的事件一次也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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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吗：煮青蛙（2）
德伐日太太的披肩
虽说那样，但暗流还在涌动。与马克思理论所教导的不同，在日本，大众革命是罕见的。鼓动革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官吏，他们被称作“精英阶层中的阿喀琉之踵斯”。而且现在，阿喀琉斯之踵正在发痛。
《美丽日本的残像》出版以来，我有时会作为专题讨论会提问人出席会议，受邀写专著，甚至被委任为政府机构的顾问。于是，我注意到，许多组织的中间层（几乎是40~50岁这一年龄层）对现状感到破灭，因无法产生变革而焦躁不安。关于“中间层的幻灭感”，由于没有统计，行进在出人头地的仕途上的官僚和企业干部也不会写书和写论文，因此，从文献中引用较难，只有凭自己的经验来谈。
1994年，我写了一篇报道，批评上野国立美术馆寒碜的展示和粗陋的内部装修。就在此后，在展览会开幕式席位上，我碰见了经营那家美术馆的某位高层官员，原本以为对方会对我的报道表示愤怒，我也对此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是，从他的口中让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话：就个人来讲我认为日本的美术馆管理之差是国家的耻辱。但是，即使像他那样处在较高的地位，对现状也几乎无能为力。
为了就现代化的美术馆运营得到建议，该官僚从史密森博物馆（Smithsonian；美国国立博物馆）成功地召集来了专家小组。但是，要实现专家的大部分忠告，必须等待时机。同样，日本全国的中层干部也在等待时机：思想老化的上司退休，或者省厅陷入戏剧性的困境，这样自己就可以掌握领导权。未来改革者们的这个团体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德伐日太太，她几年如一日地默坐在酒吧里，将憎恨的贵族名字织入披肩，是个暗地里的革命家。革命终于爆发时，她在断头台旁占了个位子，当人头落地就把织入披肩的名字拆掉。即使在日本，也有许多人正在等待拆毛衣的那一天。
革命的脚步声正在临近。随着日本与欧洲，以及与新近得到财富的亚洲各国之间的差距扩大，日本国内怨天怨地的情绪日益高涨。从古到今，作为社会结构之一，日本存在上下级关系，在国民的意识中，上下关系不仅是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家的排行榜中，日本人当然想让自己的国家列于首位，因此在与海外的比较中一旦显现出落后，日本人的不满程度就会激增。
几百万日本人去海外旅游，从新加坡漂亮而有效率的樟宜机场，回到令人不快的成田机场。其差别巨大，无法忽视。在金融界，东京证券市场凋敝，2001年时价总额跌落至纽约的1/4以下。中国电影导演正在世界上争夺票房收入，而日本一大成功之作是“口袋妖怪”海外的明亮光芒、激动人心，与日本国内的灰色平凡形成强烈对比，日本人对此感到羞愧。这既是耻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动一场惊天大改革的原动力。
革命难行
近年来日本高谈“改革”，特别是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官员也开始战战兢兢地朝着改革行进。然而，日本的改革概念有一大欠缺，就是没有向前看的姿态。改革的目的大体是停留在维持现状上，不是以常见的“犬与鬼”的方法，积极处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找到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方法：仅仅表面有变化就罢手。
20世纪90年代，为了回应国民的批评，日本政府高举改革大旗，但根本性的改革没有进展。比如，“狗”，也就是作为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政府想出了这种规定：官员不得从各省厅管辖下的事业中获取营利。如果想在几年内处理公务工会等的储备基金，解决公务员在那些事业中的特权，那么政府部门就必须马上进行改革。但是，日本政府却花费大量精力去变更各省厅的名称，这是“鬼”原则的典型例子。2001年各省厅撤并的结果，只是名称的更改，增加了“厚生劳动”、“文部科学”等四个字的省，对此，也有政治家批评为“平庸无奇”。至于激烈的政治策略中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那是无法估计的；而且换牌子、合并后省厅的搬迁费也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然而，中央省厅的工作内容却一点没变。如果在其他国家，这种“改革”也许会被称作“停滞”。
煮青蛙
坊间有“煮青蛙综合症”这一说法。在沸水里放入青蛙的话，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把青蛙放入温水里青蛙心情就好多了，即使水温慢慢地上升，青蛙也不会注意到发生了什么。青蛙就这样被煮熟了。
在金融界，飞账手法就是保持煮青蛙的水温，掩盖失败。由于靠国家的钱支撑着，倒闭的公司和无能为力的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没有机会来反省错误。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哄国民入睡，继续哼着悦耳的摇篮曲。榊原英资的《作为文明的日式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日本优越于颓废的欧美。
在大海、山川、市镇和城市景观的可悲状况背后，也是煮青蛙综合症。乱七八糟的开发、标志性工程、稀奇古怪的公共工程糟蹋了国家的文化财产。但是，煮青蛙的水热得还不到烫伤的程度。因为是“古代文化”和“爱自然之心”这一摇篮曲让日本国民迷迷糊糊了。
如果发生急剧变化，那就是变成一个无法忍受的时代。不过，对日本来说那日子还在遥远的未来。粗看一下日本财政危机，即使银行破产、股价大跌，也不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的国民都没有失去冰箱和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日本现在还是一个过得去、容易生活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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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吗：煮青蛙（3）
即使说“容易生活”，也并非说它是一种欧美人和东南亚中产阶级所羡慕的生活。对日本人来讲，狭小的房子、很少的自由时间、城市和地方的环境恶化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甚至想像不出还有其他选择。借用一下历史学家麦考莱（英文？？）爵士的话：“人们知道奢侈和赤贫，却不晓得舒适”。的确，这就是日本的形象。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人所设定的拥有电视机、烤面包器和汽车的目标被固定下来，直到如今成了日本现代化的极限。只要有烤面包器，如今是只要有手机，那么买房子即使有些困难，加班即使增加，环境即使变丑，也几乎没人发牢骚。因为那样的事看上去极为理所当然，就像难以回避的宿命一样，所以即使重新考虑也毫无意义。人们一边忍受困难，一边不去考虑回避或减少困难，特别是在困难悄悄来临之前。
亚洲之梦
日本有这样一种梦想：东南亚与日本携手，作为产业增长的新引擎而发挥功能。如果那样的话，日本将再次跳到舞台中央，以往政策的正确性将得到证明。倡导这种新型共荣圈的理论家典型是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白石隆教授。据白石教授说，作为其样板和具有主导地位的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必须“选择”美国或日本。而且，其选择当然应该是日本。
至于外国对的日本批判，尤其是对认为日本模式和开发至上论如今都要破产的英美胜利主义论调”， 白石隆教授表现出了愤慨。他讥讽地论述：“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公平的规则、透明性这些自由市场的想法都很好，这些大概都是投资家所必需的投资组合吧。”“但是，作为工业化、技术开发、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法，依靠市场行吗？”
白石隆教授的疑问——应该依靠什么呢？——与本书所提到的许多疑问有关。自由市场的价值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官僚的作用、正确的信息这一类问题堆积如山。搞清楚其答案需要的是时间。
东南亚到底“选择”美国还是日本，对于21世纪的日本是一场豪赌。赌赢了，日本就会恢复往日的霸权。在以此为基础的新产业的支撑下，日本的学者和官员不必担心国内荒芜的城市、混凝土覆盖起来的乡村、娃娃脸式的文化。各种牢骚和不满都作为“英美的胜利主义”而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日本或许能回归迄今为止一直忙忙碌碌的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赌输的可能性。其一，东南亚各国或许并不认为除了美国和日本二者选一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还有尚未完成统一的欧洲，也有强大起来的中国。并且，在亚洲本身，也存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富裕起来的四小龙。那里的精英人士开始意识到，日本不是迄今所设想过的文化和经济天堂。他们质疑，理想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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