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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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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正非也像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
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
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华为在2008年*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
“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
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
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4）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他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
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
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
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
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战略选择的问题！
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
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
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
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
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
这一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
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
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
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
*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
美国37610美元 排第5位
日本34510美元 排第6位
中国1100美元 排109位
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两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忽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5）
这是一种什么质量的经济腾飞啊？！
如果有人不认可这个数据，那么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也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2003—2006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加，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逐年稳步提高。继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居世界的位次也由132位上升到129位。”（数据来自网站，此处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实为人均GDP，因为2006年的中国GDP是26452亿美元。）
假设这个数据不含水分的话，4年提升了3位！这还是在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年景！
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中国人均GDP要再提升100位，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至少需要200年的光阴，因为靠竞底提升经济的速度，将越来越慢。
从2006年至2008年，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形势就急剧恶化，沿海地区大批工厂倒闭关门，单是香港的国企就巨亏上千亿。众多昔日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企业家，面对成本上升，出口放缓，内需不振，均无计可施。
为什么会这样？竞底原理将告诉我们：竞底由于底线的限制，不可持续。
靠中国人传统的竞底模式，200年提升100名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如果继续我们的路子，中国会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吗？
但不靠竞底模式，中国人还能有更好的思路吗？
能不能提升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战略，正是拷问中国人智慧的大问题。
为什么说中国人在竞底呢？和打工妹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相比，让我们看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
2008年3月8日，财政部发言人自豪地公布：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万亿，增长32％，而同期GDP只增长。
人们不禁又提出了长期萦绕在心头的疑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偏高？
1994年，中国GDP近5万亿，财政收入5000亿，财政收入占GDP10％；
2007年，中国万亿，财政收入万亿，占GDP近21％，比2006年剧增万亿。这些收费中，不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不合理的乱收费。
对于民间的质疑，财政部发言人坚定地认为：“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财政收入特别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
如果刨去GDP中约1/3的外资贡献份额，以及外资对财政收入的9000多亿贡献，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出：仅在2007年，中国人承担的财政收入增长率（不含乱收费）就超过36％，其中绝大多数由民营企业承担。
中国什么行业每年的利润，能平均增长36％以上？
在如此剧烈的竞底之下，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苟延残喘，实属不易。
而即使在如此高的财政收入增长下，中国人并不满意他们所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教育、治安等等所有的公共服务。
日本在30年腾飞之后，非常关键的半导体产业超过了美国，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产业状况。据调查，中国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在21个产业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如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
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5家电梯厂商，已由外商控股；
汽车行业90％的销售额，来自外国品牌；
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
……
只要假以时日，外资可能会把中国所有值得一提的行业（甚至大豆生产）统统收入囊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6）
为什么会这样？
战略选择的误区所致。
日本经过30年腾飞后，贫富差距非常小，我们也可以看看中国的贫富差距：
平安*在上市公司中的年薪，已逾万，而很多内地打工妹正在为保住她们4000元的年薪，而忐忑不安地奋斗。中国30年所形成的贫富悬殊，远远胜过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按国内机构的统计，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逼近，但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调查，内地的基尼系数已高达或。按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属于分配比较均等，~属于分配比较合理，~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超过则意味着已出现两极分化。
这，就是竞底的恶果。打工妹们的收入18年没有实际增长，民工们被打到底线，贫富能不分化吗？我们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被破坏，却很少关注人文环境的被破坏，贫富悬殊、行贿受贿，等等，就是对人文环境的践踏。
贫富严重分化，显示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底线状态。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因为两极分化，流民遍野，在歉收之年民变四起，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最终达到“人相食”的底线，终致改朝换代。
中国处于顶层的富人和贵人们，本能地很担心社会向这条底线发展，他们预先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同时“*”在中国做生意、演电影电视小品，或“*”在中国当官，尽量捞到最后一点可捞的东西，只要一有风吹草动，立刻脱离这个竞底社会。
有多少富人像娃哈哈的宗庆后那样，在大张“爱国爱民族”旗号赚钱时，却怀揣美国绿卡？
有多少“贵人”像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那样，在大谈“崇高追求”时，却怀揣他国护照？
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新华字典再版时，应增加“裸官”和“*做官”这样的新词汇。《南德意志报》对“*做官”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最受“裸官”们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引渡协议。但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自杀，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经营企业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漂亮的、吃不着、摸不到的GDP增长吗？是为了一味地把企业做大吗？
还是为了广大中国国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企业家、员工的幸福感增加？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GDP超过了美国（这是个可能的任务），而广大打工妹们每个月的收入，还是只够她们吃最低劣的快餐，那么这样的经济奇迹，即使有了，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有一天，企业进入了某某500强，企业家却心力交瘁，员工却怨声载道，这算是成功吗？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年轻的大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度垦荒、砍伐、放牧、污染，所带来的环境代价，知道这些做法是在寅吃卯粮，但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看到：志强厂的那些打工妹们在日日夜夜的加班中，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健康、机会，既没有积攒下多少金钱，也没有得到技术、知识的积累，更没有获得高尚的情操熏陶，培养出现代公民的理念和健全的人格。
几亿这样的打工者累积下来，构成中国庞大的国民基础，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寅吃卯粮呢？
我的一个朋友有房有车，也算小有积蓄，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政府为了保证GDP增长，大力鼓励消费，以拉动内需。他动容地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万十几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从他的话里我悲哀地联想到：如果志强厂的打工妹们，今后含辛茹苦将她们的孩子供上大学，她们的孩子在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再辛辛苦苦地有房有车后，会不会也要说：“我的父母老了，他们没有医保，一有什么问题，随时几十万就出去了，我怎么敢消费呢？”
那么，中国人要到哪一代才敢消费呢？中国的经济何时才能真正进入良性循环呢？
有关战略管理的理论，前人在操作层面已作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管是对战略分析，还是如何制定战略、选择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调整、评估，等等，前人的工作已相当完善和系统化。但他们对于战略决策者和实施者的人性层面，并没有进行详尽研究。
而就一项具体的战略来说，不管是在分析、规划、制定阶段，还是在实施、修正、评估的过程中，都必须由具体的人来完成。战略由人制定，为人服务，因此战略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人性因素，将大大影响战略的各个方面。
中国乡下的老农民都不是管理专家，他们从未学过战略管理，但他们知道：
什么样的地，适合种什么样的庄稼。
这句朴实的话，翻译到战略管理的领域，就是：
什么样的人，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战略。
日本国土狭小，地震海啸频发，经历长期的封建社会管制，因此日本人行事严密，注重细节，讲求纪律，强调可靠性。日本人的这种天性，正适合大批量制造高品质、短小轻薄、原创性不多的产品。
而美国国土辽阔，物产丰饶，没有历史的束缚，美国人大多是基督教新教徒，似乎“大大咧咧”，实则崇尚理性、简洁和创新。比质量他们可能不如日本，比价格他们一定不敌中国，但美国人靠高科技、知识产权、产业标准、商业模式，等等，在世界独领*。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战略管理背后的人性因素。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战略？这些战略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成功和问题？实施这些战略需要何种技术和技巧？
本书的目标，就是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第一章一、竞争
竞底是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要讨论竞底，必须先简单地讨论竞争。
“竞争”这个词在中国社会已运用得极为普遍，但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东西，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理解，为了给后面的讨论确立共同的基础，我们有必要将竞争再次明确：
1。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是许多个体对必需资源有共同的需求，当需求量超过供应量时，个体间为了战胜其他的个体，所发生的相互作用。遗传学家通常认为，竞争是指自然选择的主要因素，其作用是淘汰较弱的个体，而有利于保存较强的个体。
2。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上，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既定目标，而力图胜过其他主体的行为和过程。
因此在前言中所说的，任正非的“拧毛巾”，李志强的改变加重块，打工妹尽量提高装配零件的速度，乃至家电行业的价格大战，房地产行业的概念炒作大战，保健品行业的广告大战，以及各地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大战，其实质都同样是竞争，为的是“战胜其他的个体”。
虽然竞争的形态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但背后还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循。
归根结底，竞争到底是什么呢？志强厂的张晓虹是初一没读完的打工妹，整天坐在流水线旁给电话机打螺钉，她从来没有学过什么叫竞争，该如何去竞争，但生活却让她知道，如果自己把螺钉打得又快又好，尽量不给后面的工序添麻烦，并和工友们和睦相处，那么当公司订单不足时，裁员就可能不会落到她身上，幸运的话，还能在任务饱满时多挣几个钱。
打工妹张晓虹对竞争的直觉是正确的：竞争最核心的本质，就是对性能价格比的衡量。但此处的性能、价格是广义的，而并不单指产品的使用功能，与消费者付出的货币代价。
案例：戴比尔斯的竞争策略
钻石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戴比尔斯垄断了全世界钻石批发量的70％以上。他为钻石制定了统一评判标准，使每件钻石都有了一个价值基础。
实际上，钻石并没有货币职能，保值增值的能力理应比不上黄金，同时还面临着其他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翡翠的竞争。
那么，戴比尔斯是如何通过提高性能价格比，来制定其竞争战略的呢？
戴比尔斯一方面控制每年的钻石供应量，另一方面采用“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口号，推广订婚钻戒与结婚周年戒，作为爱情象征并表达持续的承诺。
永恒的爱，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价的，戴比尔斯将它与自己的钻石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在想到这种神圣感情的时候，决不会考虑其他的宝石，谁会把绿宝石和爱情联系在一起？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钻石的性能，从而提高了自己产品的性能价格比。
一件产品的广义性能，不仅包括产品的使用功能多寡、质量高低、寿命长短、品牌大小、服务好坏，还包括该产品一切与价值有关的内容，如美感、便利性、环保性。当然，广义的产品也不仅仅限于有形的物品，政府提供的行政管理、社区治安、文化氛围、社会保障，学校提供的教育，医院提供的医疗，都可以算作产品的范畴。
而一件产品广义的价格，则是消费者消费某个广义的产品时，所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机会、成本、心理感受等各种代价。
为什么有些很好的高科技新产品昙花一现，没有赢得市场的认可呢？就是因为公民觉得“价格”太高，他们还是选择沿用习惯的方式。
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公民的心里有杆秤”。这杆秤是用来称什么的呢？就是用来称性能价格比的。秤的一头是公民的收获（产品性能），另一头是他们的支出（产品价格）。公民大多根据这杆秤来行事：
1。如果收获远远大于支出，百姓们的满意度很高，产品就获得良好的口碑。如告状的含冤者，在大街上意外碰到个“青天大老爷”；如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遇到了爱才的史今、袁朗。
2。如果收获等于支出，公民嘴里虽然不说什么歌功颂德的话，但还是会默默地消费；
3。如果收获明显小于支出（这是竞底社会的常态），公民在怨声载道的同时，一方面他们会要求产品提供者加强性能，如旧城改造中“钉子户”要求增加补偿。但这条道路常常会受到打压，因此另一方面他们会通过“投机取巧”、行贿逃税、偷工减料等拿不上台面的手段，尽量减低他们的支出，争取达到更低层次的收支平衡，如中国相当多的不得不“避税”的商家。这样一来，公民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刁民”。
中国人很聪明，本性大多纯良、质朴，但要使他们从“刁民”变成“良民”并不难，只要让他们觉得“收获大于或等于合理的支出”即可。同时，要让他们从“良民”变成“刁民”也很容易，就是让他们心里不平衡，并无法有效地申诉。
中国自古以来盛产“刁民”，不过是因为竞底社会提供的产品性能价格比太低，因此他们不得不用“歪门斜道”，甚至刀枪棍棒来为自己争取一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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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二、竞争的两种模式：竞优和竞底（1）
不管是产品的性能好坏，还是价格高低，都是人的一种主观判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自身，也与人本身有关。保护华南虎不灭绝，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华南虎，而是要让人类世界保留一种多样性，而这种保护也需要人类作出努力，即付出成本。
同样，提高竞争力也离不开人的因素：
1。竞争力的提高，是靠人的智力和体力完成的，这是竞争力的起点，也是竞争的手段；
2。提高竞争力是为了提高“产品对于人的性能价格比”，这是竞争力的终点，也是竞争的目的。
价值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同时每个人生存的目的，也是为了其个人的价值最大化。
人们竞争的目的，也是为了其价值最大化。
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人的性格爱好不同，因此每一个人对价值的判断和评价有所不同，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客观的普适价值观，如：
1。对生命的尊重（因此元朝、清朝、日本人、希特勒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在任何场合、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的耻辱）；
2。对个性自由的尊重（因此，洗脑式的企业文化，是丑陋的落后形式）；
3。对幸福的追求（因此，打工妹们十八年来收入没有实际增加，是一个可悲的失败）；
4。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因此，不公正地对待不同意见，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不同意见的交流甚至交锋，才是产生真理和知识的必由之路）；
……
正是由于普适价值观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较为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打工妹在劳动强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善劳动技能，或由于整个产业升级，使其实际收入有所增长，那就是她作为人的价值增加了。
而年轻人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进入黑煤窑，在缺少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工作，尽管他们挖出的煤有利于提升人类价值，但他们自身的价值却受到了打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从大量的社会竞争现实中，总结出两种不同的竞争方式：
A。以提升人的价值为手段和目标，从而提高竞争力的方式。我们称之为“竞优”，顾名思义，即竞先争优。
农业革命提高了人的耕种效率，使人类获得温饱；
工业革命以机械取代人力，使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其中血淋淋的“羊吃人”是局部的竞底）；
信息革命以数据取代纸张，极大地加速了信息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减少了砍伐；
*、自由解放了人的思想，激发了每个人的创造热情；
……
这些方式或手段，都大大提高了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因此，它们是竞优。
B。以打压人的价值为基本手段，从而获得暂时的竞争力提升。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竞底”。
不顾疲劳，“头悬梁、锥刺股”地背书，以应付考试；
以长时间的加班，以强大的不安全感刺激员工奉献；
不顾矿工生命安全，以人类生理极限的强度进行的黑煤窑采掘方式；
牺牲环境的过度砍伐、放牧；
……
这些活动在短时间内，能达到某些人为设定的指标，或提高部分人的价值，但往往损害了较长时期内，较多人的价值，这就是竞底。
正是由于普适价值观的存在，我们可以较为客观地判断人的价值增减，因此才可以客观地判定某种竞争手段，到底是竞优还是竞底。
竞优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在本书前面的例子中：
第一章二、竞争的两种模式：竞优和竞底（2）
1。戴比尔斯的竞争策略，是尽量提高钻石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从而提升消费钻石人群的价值（价值是人的主观评判），这是竞优。
2。李志强以水泥代替铸铁加重块，成功压缩电话机的成本，由于这种改动并未影响人们对电话机的使用和评价，因此也是一种竞优。
但从竞优滑向竞底，常常很容易，也很“自然”，请看以下案例。
案例：电话机厂的竞底
李志强改变加重块成功后，在这种“偷梁换柱”思维的推动下，他一鼓作气，对电话机的原材料进行了一番“大手术”：进口器件改为合资厂的；合资厂改为内资大厂的；内资大厂改为乡镇小厂的。这番“革新”之后，电话机的品质达到了边缘状态，李志强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质量，首先保证能通过买方验收，同时保证在保修期内不出现大量的维修。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好几次成货柜的电话机从大洋彼岸退回来，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志强厂就日夜不停地加班，个别体弱的打工妹曾昏倒在流水线边。而李志强也借口产品质量问题，克扣工资以处罚工人，设法减少工厂的损失。这种近乎无情的加班、罚款，是在考验工人的生理、心理极限，这就是典型的竞底战略。
同样，华为的任正非“拧毛巾哲学”也有很强的竞底色彩：如他不断提醒“进了华为就是进入地狱”，无休止地强调“艰苦奋斗”，以企业文化隐形推动长时间的加班，以员工的高流动性变相使用低价的新员工，等等，这些都是竞底。
如果他将“拧毛巾哲学”用于提高设备、资金等物资的使用效率，以优质的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等方面，则是一种竞优。
和竞优相比，竞底是一种前现代化的竞争方式。对一个缺少现代性的人来说，为了某件任务，艰苦奋斗、不眠不休、一哄而上地进行短期大会战，显然比精心规划、用心培训、按部就班、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只需要蛮勇和坚韧，而后者却需要高深的智慧和理性。蛮勇和坚韧，比起智慧和理性，是一种更接近于动物的本性，一个社会或企业如果过多地强调这些本性，只能说明其现代化的程度还不够高。
竞底打压人的价值，在当今社会显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即使是采取竞底战略的人们，也常常并不认为这种方法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但他们会用很多“客观”理由来开脱自己，来强调自己为何要实行竞底战略，他们通常的理由是：
1。要打开市场，就不得不低价格，而要低价格，就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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