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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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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国军队交了火。究竟是谁挑起的这场枪战目前尚无确论，此说有误。史实已证明，芦沟桥事变确系日军蓄意挑衅所为，其目的是为其全面侵华制造借口。并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编者注但操纵了关东军的“樱会”立刻抓住机会，把这一小冲突变成进一步侵犯的借口。当时在中国华北不过7000人的小股日本军队飞快扩编，几个军团顺序攻占京津地区。在东京大本营的策动下，关东军一举攻克并占领了华北。 为打击对方弱项，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动用他由德国训练的几个精锐师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他们那时正驻守在上海日本租界地。日本陆军和海军联合反扑，战事结束，在上海及其周边的作战中，大约25万中国军队伤亡。和以前对满洲国的侵占一样，东京的文官政府这一次依旧不具足够的权势对此予以干涉。事实上，新的近卫内阁已经转而支持军方。关东军将其侵占扩展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上海和整个沿海地带建立起要塞。所谓“中国事变”扩展成一场全面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外交界和半官方的各类使团，不顾首相近卫文NFDA7已经完全拒绝与蒋介石当局协商，一直努力与中国人达成某种安排。许多日本人依旧相信，中国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可能同化、成为某种超级殖民地的。他们希望日本人能和中国人发展出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如欧洲殖民者在上个世纪做的那样。 关东军可没有这类平和倾向。早在1931年，一些陆军校级军官就阴谋部署进行一场大暗杀，摧毁整个文官政府，最后仅受到高级将官的劝阻。这批人反对资本家，也反对外国人，认为日本应该进行一场“昭和复辟”——使用昭和年号，是表示对裕仁天皇的敬意——而这场复辟将最终恢复一个“纯粹”的、统治整个东亚的日本。这短暂但血腥的军事政变是由年轻军官们在1932年和1936年发动的——政府要人遭暗杀，反对军方的文官们从此噤若寒蝉。 1937年踏上中国国土的是一支忠诚、勇猛、其残暴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军队。被后方的宣传家称作“圣剑”，这支武装力量注定要为了“神圣使命”而占领中国——日本人民就是这么被告知的。纪律由一些编外的粗鲁的军官制定发布。对招募上来的新兵，他们拳打脚踢，让这支军队从后方的新兵训练营开始就绝对服从。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当值军官的命令或默许，日本军人会在战争期间犯下那样的暴行。几乎没有例外地，日本军官从将官到军士，一概告诉他们的兵士，所有他们遇到的中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是卑贱的敌人。军队得到命令就地取得给养，为自己的存活，对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实行系统的“三光”。帝国的军队被称作“皇军”，恰如飞来就吃、吃光就走的“蝗军”。 在接近1937年年底时，大股日军从上海开拔，朔江而上，直扑南京。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战胜者执行了一场近代史上罕见的屠杀劫掠。就在一些日军团队有组织、有预谋地杀害中国战俘的同时，其他团队开始对这座城市施以残暴的奸淫、杀戮、抢劫。至少10万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害，有证据大约2万名妇女被奸淫。在1994年的纪念会上，对此刻骨铭心的中国人宣告南京暴行致死者达30万人。 无论具体受害者数目有多少，对这座城市的劫掠构成了一幅惨绝人寰的图景。后来也被抓到南京的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商人们，事后作为目击者对日军谋财害命的行为给出了报道。其中一人是阿·冯·佛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这位德国将军当时正借调到中国为蒋介石训练军队。屠杀进行的当口，有人偷偷作了拍摄，大量摄影素材被保留下来。考虑到日本军队严格的纪律，南京暴行不可能是士兵的一时性起，必出于日本军方决策部门的精心设计。持有这一看法的人中，有一位是服役达30年陆军正规军大将朝香鸠彦，裕仁天皇的叔叔。还有一位是日军在这一地区挂名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日中关系的鼓吹者，他为以他的名义干出的这一行为所震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位松井石根，被1946年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宣判处以绞刑。 虽然日本陆军司令部最初认为战争将很快以自己的胜利而结束，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困窘。先是中国拒绝投降；接着，蒋介石展开拖延战术，把他的军队撤到了国土西部，并在重庆建都；游击队则雨后春笋般地在日军后方冒出来，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对待施暴日军。为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抵抗所激怒，日军司令官对落到他们手里的战俘和平民更为凶残。在受到国军几次重挫，如1938年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以及中国游击队锲而不舍的抵抗之后，他们的愤怒愈加难于抑制。 大约有一千万中国平民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杀害。这场战争始于1937年，直到1945年以强制手段赢得和平。粗略估计，在这八年间，有150万日本军队派到中国，日本的地面力量从没有少于85万。日军伤亡严重，虽然对伤员的救治减少了死亡数目。 与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没什么两样，日本对中国的恐怖占领一直延续到这一天——施暴者心中苦涩和反责大量出现。正如一些这类来信所揭示的。日军士兵是被有系统地命令去干那类残无人道的暴行的——从使用中国俘虏作刺刀拼杀练习，到臭名卓著的731部队在哈尔滨实施的活体解剖——其恶魔般令人发指的勾当只有纳粹集中营可以匹敌。侥幸活下来的中国男人被成批（数千名）地转送到日本军队里当苦工——更确切地说，是当牲畜役使。女人的命运更加不堪。数千名中国妇女，和朝鲜妇人曾经历过的一样，转送到官方开办的军队“慰安营”——为满足兽性而开设的军中妓院——另外的人则交由士兵在行军中随意蹂躏，最后一杀了事。 犯下了这样的罪孽的人都是普通应征的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乡下的农民、城里的工人或小商贩。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突然就给发到中国去。几个月下来，他们慢慢习惯了军队严苛的纪律，脑袋里也给灌满了“天皇的军队怎么干都没错”的观念，一味盲目服从。很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干下的事可怕恶心到了极点，但在当时那种气候下，几乎没人有勇气抗议。正像来信清楚表明的那样，如果有谁敢于对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甚至已经制度化了的残忍提出异议，就等着严厉的惩罚吧。 美国介入太平洋战争看上去给中国带去了希望。可惜华盛顿没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战场投入足够的资源，而是错误地只将精力集中于欧洲舞台。当著名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发誓说，仅凭空军就能把日本人打回去的时候，当时盟军在中国的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曾极力告戒蒋介石不要这么干。他警告说：“如果空袭给日本人造成损伤，它第一个反应就是再向前推进，占领大后方。你们会给逼得比现在再往后撤。” 果然一语成谶。1944年初，日本军队开始了“一号行动”：日军如洪水一泻千里，从中国南部他们已占据的沿海基地，向中国腹地广西、贵州、湖南发动攻击。国军在这次行动中损失惨重，但游击队，无论是政府方面的还是共产党方面的，反而越发斗志高扬。他们的每次出击都使当地的日军首领大暴怒，接着作出更为血腥的决定，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中国人报复。 到了1945年，当俄国人参战后，日本军队发现自己大大地自食其果。虽然一些士兵从“###战争”回到日本之后大吹大擂，但大部分都品尝着惨败，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为自己曾野蛮地参与的暴戾。没有人急于将过去发生的事讲述出来。但十年、二十年过去，这支因其征掠而理应受到惩罚的军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反省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一个快乐的记忆。战后日本民众和政府的趋向一直是减轻甚至否认暴行发生的事实。写下这些信，是需要勇气和坦诚的。
画红圈的地方是心脏；不许往那里刺！
昭和17年3月，一根杆子立在山东省单县县城外边的一处墙角的地上。杆子旁边的凹地上，五名被捕的中国士兵，双手绑在背后，挤做一团。他们已经非常衰弱，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他们的脸在抽搐，身体颤抖不止。 这些俘虏是用来为大约20名刚刚征募来的新兵做刺杀练习的靶子用的。在我刚到甲府连队受训的时候，用稻草扎的假人当靶子。但到了这里前线，他们就用活人了。平生第一次用刺刀扎向活人，每个新兵都胆战心惊——他们的脸吓得煞白，站定了准备刺杀的时候，枪尖一直在打颤。俘虏被蒙上眼睛，绑到了杆子上。在他们的破烂衣服上有一个用红粉笔画的圆圈，标出心脏的部位。刺杀训练开始后，站在他们身后的训导员喊道：“准备——，画红圈的部位是心脏。不许朝那里刺。听懂了吗？” 我本以为训导员告诉他们那红圈是让新兵容易刺到要害部位，可我想错了。不许往那里刺，是想让那当靶子的俘虏尽量活得长一点。 过了几分钟，“杀、杀”的嘶喊还在县城外边回荡，那几个被刺得满身窟窿的俘虏，已经瘫倒在一片血洼之中。 战争把训导员和新兵变成残暴的嗜血狂。这一变态心理对今天从未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人说来，是难于索解的。 河野正人 67岁 饭店老板 横须贺市
烧死陈翻译官：中国人的眼睛
昭和16年，我所在的小队驻扎在中国河北省府庄镇的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我刚应召入伍两年。小队长A军曹有一个随身翻译，姓陈。陈翻译官以前曾经在大阪当电工技师，说一口流利日语，还带着大阪口音。他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很有人缘。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陆军人事部从各屯军处抽调兵员，组成混合部队，被派到天津去占领英国租界。一天晚上，守备疏忽，我们的兵营遭到了共产党八路军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轰击。黑夜里那爆破火光很吓人。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敌人撤除战斗，转移了。 大概在八点钟的时候，陈翻译官像往常一样来上班。A军曹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陈的双手绑到背后，百般折磨，非说昨天晚上的袭击是因为陈向八路送了情报。陈百般辩解，说昨天整个晚上都跟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可A听都不要听。陈翻译的脸给打成猪肝色，肿了起来，A军曹就面对着这不成人样的囚犯，若无其事地吃他的早饭。 接着，陈给拉到兵营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当地人担心地从远处看着。我被命令推上刺刀，站在他身边守卫。A军曹朝农民喊，命令他们围过来。他当场宣布：为报复昨天晚上受到的攻击，以及惩罚陈的背叛，要把他绑在桩子上烧死。 排长右手提着手枪：谁要是想离开，他就一梭子甩过去。陈一直在哀告，他的双膝用绳子捆了起来，头朝下吊在柱子上。在他头下边，堆起了一堆柴，泼上了煤油。排长命令士兵点火。陈吊着，他的头和手臂向下垂着。 火焰升了起来，他的身子扭成一团，双臂乱舞，像是放在铁篦子上活烤的鱿鱼腿。这一景象延续了大约30秒，陈的烧焦了身体悬挂在浓烟里。在这残暴的景象前，当地人的眼睛里像是燃着愤怒的火。当他们最后把那尸身放到一块木板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抹眼泪。 那时候，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兵是可怖的“东洋鬼子”。后来我听当地人说，陈的太太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孤儿。 松ケ谷利夫 67岁 退休 千叶市
共存于战场上的魔与佛
战争中魔也有佛。魔鬼钻进人们的灵魂，但人类必须为自己找到佛。《缅甸的竖琴》《缅甸的竖琴》：日本当代作家竹山道雄以太平洋战争末期缅甸战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男主角后来逃离军队，在当地出家。那本书里的主角，就是一个找到了佛的人。 五年前，我们战时老伙伴第一次团聚。有一人说，“我要谢谢你，小队长，因为那次你告诉我不要去。”昭和17年他还是个一年新兵，他说的那事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一天，刚吃过午饭，值周的上等兵通知我们：“新兵集合点名！”一场以俘虏为靶子的刺杀训练就要在城外举行。所有的新兵要去观摩，好锻炼他们的神经。作为小队长和辅助训练员，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也不许我班里的士兵参加。对我说谢谢的那个人，是当年的一个没有失去人性的士兵。 1943年秋天，我作为中队传令兵参加太行行动，常常离开我所在的中队，呆在大队部。我老是要带着一个装有通讯器材和地图的大包，除此之外，还有刺刀和三九式手枪。虽然9月间山西河北交界处的温度一到晚上就陡降，白天的太阳还是和大夏天一样。 有一次，为了传达大队的命令，我进入一个友军刚刚经过的村子，我看到的情景让我一下子呆在路上了。一个大约10岁的男孩倒在地下，他挨了一刺刀，血从前胸的伤口涌出，整个上半身都染红了。他的嘴里冒着泡，火热的太阳烧灼着他的脸。村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让你舒服一点吧。”我说，拿枪对准他的太阳穴，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确定这孩子已经不再动，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已经走远了的队伍。一边跑，我一边对自己说，“我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对的。” 我希望那些对战争一所不知而长大的人能起来反战。 森伊七 67岁 公司雇员 仙台市
“爸爸在哪儿？”战俘的孩子问
我在山西荣河县的时候，战俘处决老是在城门外一个特定的地方举行。水流浑浊的黄河边上，见不到什么人。春天到了，一株孤零零的海棠树，红色的花兀自开在那里。 昭和14年开春时节，天气相当冷。我们抓到的第一名八路军俘虏给带进了院子，一个日本兵煞有介事地用刺刀顶着他。那中国人看上去三十岁还不到，手上领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他下嘴唇肿着，满是泥灰，但他宽阔的前额和轮廓分明的面容，表明这是一个有学识的人。队长命令把那个小男孩从他爸爸身边带走，小男孩哭喊起来，不知谁往他的小脏手里塞了一个饭团。队长让一个老兵把他背到城外去。 宣布枪毙的命令后，俘虏的表情依旧淡然。一语不发地，他把手探进了上衣内袋，掏出一块老式怀表。他想把这只表交给那发令的军官而有所请。那军官拒绝了。他朝四周张望，看到一块破损的墓碑。他高高地举起右手，奋力将那表朝碑上砸去，摔了个粉碎。就在他被一个粗壮的兵给绑到一根大柱子上的时候，他突然大喊起来，一脸愤怒，不许蒙他眼睛。被那双充满了怒火的眼睛盯着，那拿着绳子的新兵不知所措了。 就在这时，一名军士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或许是想在自己人面前显一显，他掏出手枪，走到距目标3米远的地方。一枪！又一枪！枪声在静寂荒芜的田野里回荡，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气味。鲜血从那战俘的脸上喷出来，像是一个挤碎了的石榴的浆汁。他瘫倒在地。 那天晚上，在我绕道返回设在县公署我供职的办公室之后，看见那小男孩正在我的房间，背靠白墙，自己一个人玩一个竹玩具。望着我的脸，他迟疑地小声问：“爸爸在哪儿？”这只陷在网子里的小鸟是想在猎人手里寻安宁啊！整整六年，直到战争结束，这没了爹娘的孩子一直在我身边。作为文官，无论我调到哪里，都带着他。 平川善三 72岁 大学行政人员 习志野市 。 想看书来
细菌战与人体活体试验
昭和18年秋天，我在山西临汾陆军医院作药剂师，时任第一陆军医务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少将来我们这里视察，此人曾任臭名昭著的满洲关东军731部队司令。 视察之后，院长和院干部做东，为石井少将举行晚宴。席间放映一部关于731部队的记录片。这部片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我们作讲解石井领导下的731部队在战争期间，在被俘的中国人身上，以所谓“试验人类在各种条件下的耐受能力”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恐怖的活体试验和解剖。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九州帝国大学日本军医和普通医生也以美国战俘和其他人为标本进行试验。（英译者注）。 而就在此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诺门坎事件中的日军惨遭灭顶之灾，在伊尔15、伊尔16战斗机遮天蔽日的掩护下，苏联坦克隆隆开过。被击落的日本王牌飞行员NFDA8崎中尉的尸体，也被苏联人从他的坟墓里给掘出来。 据传石井少将曾发下豪言壮语，要以陆军军医官身份晋升为大将。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做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人古老优美的武士道已扫地以尽，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不错，那些处在“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绝境的人精神状况不正常，但日本人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在人种上优于中国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手！德国人和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 67岁 社团顾问 习志野市
对珠江战役中一幕惨剧的猜测
昭和19年年底，我们离开广州，乘坐一组小船，每条船上五、六个人，向上游柳州进发。我们部队是一支航空特遣队，任务是在一座山上设置位置标杆，监视空中敌情。按计划是在柳州得到器材，然后开始这一标杆作业。我们是跟在步兵后边行进的。所有河边的小村都已荒无一人，有的已被焚毁。日本士兵的尸体排列在河边，战死的人漂在缓缓流动的河面。 就在我们已经快要到宿营地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那景象：河水从夹岸山岩间流过，就像是一幅中国水墨画。我们加快速度，互相告戒说，要是有人从两边山岩任何地方用机关枪向我们射击，必死无疑。就在这时，我们看见在右岸砂石山上，有十多个一动不动的日本兵，看样子是尸体。我们把船靠岸，看清一共16具，每具间隔一米，一共两排，整齐地排列开来。他们四周是乱扔着的帽子、撕破的衣服，还有步枪弹壳。 看上去他们死了有两、三个月了。让我们大气不敢出的，是死者身上留下的曾经施暴的痕迹。所有的人都赤身裸体，眼睛给挖了出来，鼻子和耳朵割掉了，腹部大开膛，肠子给掏了出来。总之，人身上所有包在里边的东西都给掏出来，而身体外边突出的部位都给削平。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每个人在大腿地方，都有大约10厘米的肉给片下来，露着白色的骨头。他们的左手一律齐腕割下，用白绷带绑着。而在不远处的河滩上，横陈着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尸身，不过他们没有被剥光。每人身上只有一处伤口：正刺在心脏部位。 我们毛骨悚然，赶紧回到船上，追上乘船进发的友军。那天晚上大家对这一幕惨剧作出种种猜测，结论是：这些士兵是在河滩上被敌方全歼的。他们的肉给大片片下，必是希望他们再不能行走，哪怕起死回生之后。割下的左手不见了，必是后来过路的日本军队作为带给遗属的纪念之物取下的。至于那对年轻的中国男女，大概是因为替日本军队服务而被杀的。我永远忘不了，有一顶帽子落在地上，上边还带着名签，写着一个名字：“黑驹”。 西村进 69岁 高中教师 静冈县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安排俘虏夫妇会面
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在中国北方山西省的军事行动中。我当时在后方做日常工作。一天，我被情报部的中尉叫去，因为有一批俘虏从前边下来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好象有什么话要说。长官说他没有翻译，一开始，我打算借助写汉字和他交流，但很快发现那人能说英语。我的英文虽说不那么好，但总比我的中文强。他下边说的那番话我都能明白。 他本是一名通讯技师，娶了一位医生，家庭和美。从军之后，他的太太也到队伍上当了一名军医，还带着他们一岁的孩子。他含泪告诉我，在你们昨天进攻的混乱中，他与他的妻儿失散。虽然现在就剩他孤零零的一个，可耳边老是响起孩子的声音。 我也有妻有子，所以反问他，“你参军打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么？”他反驳道，“你的家在日本。如果你作战阵亡，他们会得到合理的抚恤。但这里是战区，没有谁能得到保护。你不觉得两者是有区别的么？”他说话态度尖锐，但没有恐惧和仇恨。 “你的立场我能了解，”我说，“但我不过是一个小兵，只能把你的话报告给上司，尽量帮你就是了。” 他点点头，安静了下来。 过了几天，押来一个带孩子的女犯，可能就是那个女军医，但那名犯人却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对中尉说，我愿意尽快把这母子送到那人那边，长官立刻就同意了。我带上一把刺刀和一只备用手枪，押解五名犯人上路。 中尉是个话语不多的人，但他善解人意，态度随和，不摆架子，很得大家信赖。 谢天谢地，那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行安全到达。任务交卸完毕，归队前，我偷偷看了一眼那犯人一家感人的团聚。我感谢上苍——为我卸下重负后所获得的心头的安宁。那天傍晚，那落日分外美丽。 那家人家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一直放心不下，我自己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无论过后发生什么事，我可以肯定地说，那轮落日留在我心里的样子没有变过。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会不会来临：让尽可能多的人，平静地活着，心安理得地死去。 栗林猪太郎 75岁 退休高中教师 小樽市
不要再给捉住
我驻扎在宝丰的时候，一个俘虏五花大绑着从连队所在地鲁山押了过来。我们没有接到处置他的任何命令，就一直让他坐在我们下士官简陋的办公室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从食堂端来和我自己一样的饭菜，先尝了一点表示没有下毒，然后把他的绑绳稍微松了松。他一定是饿了好久了，拚命地吃了起来。我对他说，关于他的命令明天会下来，我已经布置了夜间守卫，别想逃跑。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T中尉的命令，对俘虏予以处决。如果我押着他穿过街道走到城外，不管怎么样总会有当地居民看见我们。这里直到几个月前还是敌方地盘，也许居民里边就混有敌方士兵。而且把他就地处决，明摆着一定不得人心。那时， T中尉是宝丰警备队队长，手下50名兵，都是各团挑剩下的和不要的。三名军士，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挂着花，刚从医院出来。我们没有资格上前线。队里还有两名朝鲜人，有一个连日语都不会说。 我把俘虏放在一辆马拉的大车上，向城外走去。当地不少居民站在路边看我们经过，眼睛里充满恨。我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我想到树林里结果他，一边走一边和他说话。我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为什么给捉住等，心里直替这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难受。我决定放了他。我自己给自己辩护，放了他，当地人就不会闹事，对宝丰警备队的安全也有好处。 我对这俘虏说，我要放了你，今后再也不要回到这一带，到别处去好好活着。他哭了，一遍一遍说“XieXie（谢谢）”。我把枪口朝天，放了三枪，回营房去了。我回过头去看他，那俘虏使劲冲我挥手，向我深深鞠躬，接着飞快地跑了。 我回到城里，每个当地人都朝我微笑，说“大人，您辛苦了。”我想他们大概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我对俘虏的处置。 这事发生在昭和20年3月间。 内田敬治 66岁 照相机商人 小田原市
忘不了，鲜血从那中国孩子的胸膛涌出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州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既没有敌人来犯，也无需出兵###。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给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得自己忠于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二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两兄弟，一个十八，一个十六。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也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在里头。但那些已经习惯于平安无事状态的兵士，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八月如火的阳光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文给他做临终祈祷吧！”我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也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全身战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文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MaYa；MaYa。（妈呀，妈呀）”，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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