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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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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版 序
1986年7月10日，日本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即将推出的系列读者来信的中的第一封：这一系列的主题是“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半年以前，即从这一年的1月起，其他主题的读者来信一直显著地以“谈天说地”为专栏标题，出现在《朝日新闻·晨报》的“特刊”版面上。在这之前，“谈天说地”栏目已经推出过另外两个主题：“教师”和“男人女人”，反响都不俗。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把他们的想法和评说寄到报社，一种令人瞩目的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的局面出现了。这两个主题的来信后来由《朝日新闻》分别结集推出。 “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列本来计划出3个月，但由于这个题目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反响异乎寻常。在成功地抓住读者这一点上，大大超出了《朝日新闻》特刊版编辑原先的期望。这一系列一再延长，最后一直出到第二年的8月29日。来信总数达4000封，其中1100封获选发表。同年，配以适当的介绍，这些信又以一套两卷本的书籍《战争：血泪交织的证词》与读者见面。这书一上市，就入了畅销排行榜。 所有来信都直接关乎写信人的战争经历或对战争的看法。一些人是参战的士兵，他们写出了自己亲历的战事、自己在行军帐篷里和战俘营的经历；一些信写的是平民在战时的生活——遭到轰炸的日本城市里，没学可上的孩子；一些述说了战时军事管制下的情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们及一个个家庭。女人们，以及男人们，都在讲自己的故事。那些日本军人的妻子们、母亲们和孩子的感受，听上去令人揪心。大部分写信人如今已是六十出头，战争期间他们正值十几、二十几岁，但信里也说到了他们童年时候的往事。所有的人都在回溯往事。回顾与反省构成了这批来信的共同特征。 第一批来信发表了。对过去的事件与经历的回忆——这些事已经埋藏在他们心里几十年——许多人感到受不了，就像是重温早已忘掉的噩梦。这些信超乎寻常地坦率，编辑们常常为其直言不讳所震撼。大部分来信所揭示的，都是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事。似乎是，在渐入老境的当口，他们切望在离世前直抒胸臆。写信人的回忆覆盖了近乎20年，从30年代初日本进军满州，到40年代末最后一批战犯从苏联遣返回国。 这批信在80年代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事实上，许多读者已经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闻》：“我们眼下正在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我们正在极力把过去忘掉。”“别这么忍心，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求求你们，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汇编的后记中写道，“当人们回想自己私人往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都愿意将那不愉快的回忆尽量抹去。确实，作为个体，忘掉坏事确实属于某种具有自我净化作用的健康行为。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过去的坏事，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日本人——七千万都不止——正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世界头号强国。他们怎么干的，都干了些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已经做出来了。这是加在我们肩头的重负。毫无畏惧地面对它，能使我们得到珍贵的教训——这教训将成为一只罗盘，一只肩负着指示日本未来的罗盘。” 他的话具有预见性。这本“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文版（它在战争结束后55年才与读者见面）来得正是时候。也就是说，当日本——无论将它看成一届政府还是一个社会——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举国一致地企图将战争中的一切偷偷抹杀，因而遭到了举世的穷追猛打。和很早就面对战争责任、并尽自己之所能对纳粹时代的罪行作出赔偿的德国人不同，日本人一直迟迟不肯正视自己过去犯下的罪孽。 二战结束时，日本处在遍及全国的大震撼之中，主要是懊丧与悔恨。毫无疑问，日本人曾经全身心地投入那场战争。到了30年代后期，所有直言不讳的反战意见都遭到有系统的扼杀。为开初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战绩所激励，日本人为自己感到骄傲，万众一心支援军方。虽然私下里许多日本人对国家的这一战争政策是否明智、是否道德疑虑重重，但“须同仇敌忾”、“必举国一致”这类压力，是难于抵抗的。 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在很多方面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对待他们所犯下罪行上，变得不那么无所适从了。为顺利平和地达成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麦帅占领”（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Occupation）没有触动日本政体。与盟军当局在德国所采取政策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认为，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征。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许多人对此的抱怨，包括坚持认为裕仁犯有战争罪行，而且可能根本就是首犯这种说法。在整个1940年代后期，一心想着如何根除战时军国主义的美国，对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基本上取的却是一种 “搁在那里，放一放”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消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称了日本官僚政治中相当多的人的愿——他们只想把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统统忘掉。 到了1945年8月15日，在忍受了多年的艰难困苦之后，日本公众已处于麻痹状态。天皇前所未有地以个人身份宣布投降，更加深了民族的失败感和困窘。人们只想忘记。“忘掉战争”这一愿望，从美国方面而言，和日本方面一样，也是日甚一日。这是因为，美国和盟军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给日本造成的灾难——其顶点为对日本城市惨无人道的轰炸和对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依旧让美国人感到自责。虽然对日军暴行的记忆难于磨灭，盟军复仇的愿望已经相当淡化，这不仅由于日本军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已经得到确认，也因为日本平民当时的可怜景况，以及日本本土上那一座座几乎遭到彻底摧毁的城市。 于是乎，在日本教育中，战争这段时间变成空白。在观念保守的文部省的安排下，1937至1945这一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它钦定的教科书中一笔带过。而随后的年代，由于日本日渐繁荣，对战争的记忆日渐淡化，新的一代对历史真相、对确切发生过的事件，实在是所知甚微。年长的战争幸存者，包括对这一时期应该有更多了解的政治领袖们，采取了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一概不认帐的态度。比方说，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入侵，被说成是“进出”。在一些长于粉饰的日本历史学家的协助下，许多政客竟然争辩说，诸般罪行中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信口雌黄；而在缅泰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中对盟军战俘的粗暴折磨，也不见有人提及；直到最近，恶名昭著的731部队军医对犯人所施行的触目惊心地肆虐方被揭发出来。 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息。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如此众多的人对他们发表这些信件的做法作出的诸如“为什么要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从早已封存的记忆库里翻出来搅得自己不安宁”；“过去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就让它深埋在记忆里吧”这一类反应，耐人寻味。到了1995年，也就是战后五十年的时候，一些日本官员依旧在为这场军国主义战争涂抹洗刷，把它称做“亚洲人对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有些日本学者和历史学家，比如著名作家永三郎和色川大吉，曾经尽力描绘战争的实际状况，但他们的努力由于直面令人不愉快的过去而触怒官方，遭遇强大口诛笔伐。 但《朝日新闻》令人信服地发表了这批信件。《朝日新闻》本来就以提供论坛、供人进行不加掩饰的回顾而著称，这一回，它的编辑一个个不徇情、不苟且，更与它历来的形象相吻合。创刊于1879年的《朝日新闻》已经以其走过的岁月为自己作出证明：它是日本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之一，或许可以说，就是最杰出的。《朝日新闻》的杂志、书籍和日报全国发行，当天的报纸同时出现在东京、大阪、九州和北海道，发行量超过了1300万份（早报和晚报），覆盖全日本，仅次于《读卖新闻》。大阪起家的《朝日新闻》，多年来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它崇尚自由与理性，一直尽量对事件作不偏不倚的公正报道。 在战前的几年里，军部把持政府，《朝日新闻》为保持自己的特色举步维艰。1930年代，它的办公室数度被砸，还有几次被右翼打手翻了个底儿朝天。在美军占领期间，和后来的1970年代，《朝日新闻》采取的是相当温和的左倾（即关注现实以求改造）的编辑方针。这一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想——它曾经弥漫于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意图将日本变成“工人的天堂”——被证明其实是一个幻想时，也渐渐弱化了。眼下的一代《朝日新闻》的编辑们，在公正地对待新闻方面，在日本可能已无出其右。它立足于《朝日新闻》的信用：编辑对来信绝不做任何增删，正相反，力图保证原样托出。 早在1989年，在得到《朝日新闻》的这一两卷本时，我就下决心将它翻译出来介绍给美国读者。那时候，包括直到此刻，我都认为，美国人应该从对这场战争的讨论中有所得：这场由自己过去的作战对手所作的讨论，这场熬过了日本历史上可怕的艰难时期的人所作的讨论。好事多磨：寻找英译本资助者颇费时日。最后终于从细川和平基金会和日美友好委员会得到了帮助。对此，我们PBS（太平洋区域研究所）着实心怀感激。 虽然《朝日新闻》将来信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出来，我觉得对美国读者——他们往往对日本事物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浅尝辙止——而言，背景知识的要求是高了一点。因此我决定先将这些信予以分门别类，比方说，侵华战争、后方等等，并在每一节前面作一个简短的介绍说明。这一打底工作，是在我的太太的协助下做的（她阅读了所有的信，并做了部分示范翻译）。而主体翻译，包括更具有挑战性的对来信的筛选，则是由数年来一直和我一道策划此书的柏思·凯瑞（Beth Cary）完成的：凯瑞女士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长大，无疑对此胜任愉快。作为一名翻译高手和熟手，她对全部来信反复簸扬、去粗取精，我只从旁小助而已。我们将原来的两卷本精心浓缩成现在的一卷，收入了能代表原来编选意图的大约300封。 为了便利美国读者，我有意将这些来信按照其历史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对许多美国人而言，特别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如果说不是全体的话），战争和战争中的挣扎奋斗，已经变成历史书中遥不可及的故事，或者是报纸上时不时出现的战争纪念日的评论文章。那些艰难时日，那些交战双方的士兵和平民曾有过的英雄主义气概，已经相当遥远了。我本人曾生活在战时，当时的景象在我心中不仅真切，且依旧栩栩如生。说到底，我们这一代就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铸出来的。 我是在1942年12月刚进大学的时候应征加入海军的。在经过了14个月的强化日语训练之后，我被派遣到太平洋战区成了一名美国海军情报部（Navy Intelligence）翻译官。 我参加了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的大部分登陆战役。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部情报收集中心供职，为我获得比较广泛的太平洋战区战略知识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具有相当特别的审问日本战俘的职业身份，和大多数美国同胞相比，我和敌人的距离要近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日本人熟识起来。到了晚一些时候，在美国对日本占领期间，我则尽一名外国观察者之所能，与日本人民一同度过了这段日子。读着这些来信，仿佛当时来往的那些人，以及在命运攸关的时刻经历的那些事，又回到眼前。 这些发表的信没作过润色加工，也没有以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予以增删。我们与写信人没有私交，感谢《朝日新闻》编辑部的出色工作，使这一英文译本在他们的同意之下付梓。它们保持大约十年前《朝日新闻》收到时候的原样，作为战争究竟是怎么样的见证——在这里，开口说话的正是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日本人。 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编辑和朝日新闻事业开发部所作的安排，特别是在此期间与我一道进行全书结构调整濑恭子女士，以及我在东京TBS部的执行秘书本田雪子女士。最后，让我向Sharp出版公司的道格拉斯·麦尔文以及他的同事，就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机敏的处置表示我的感激。 弗兰克·吉伯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 文 版 序
应该说，为《战争》中译本写这篇短序，感到特别不好下笔。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不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的创作，更不是出于专业作家之手。执笔者本是互不相关的个人，出于对一家著名报纸提议的回应，以投书的方式将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这是他们心底多年的私藏啊。他们写下的，不是对遥远幸福时光充满温馨的怀旧，事实上，对大部分投书人而言，拿起笔写下自己战时经历，是一件痛苦的事。许多人对他们干下的或者目睹的事表现出深深的自责与懊悔。有些不那么敏感的事物，则被归为“现在”与“当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有些信使我感觉到，投书人在努力将散落的小块拼成一幅完整的图，不顾那拼接要诀已然丢失。这一困惑与迷乱所带来的痛苦，没有比处理对华战争这一节更甚的了。日本皇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对中国的侵犯，如果孤立地看，简直就是历史上罕见的恶魔暴行。对其予以宽恕更加可耻，如果不是事实上出于GHQGHQ：General Headquarters（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简称，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设立的政务机构，它的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实际上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的太上政府。的指示的话。“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我们或许会问，“这些人，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是啊，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锐意进取、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那些我在过去二十年间开始理解并一直赞美的人们，与“文化革命”中那些麻木的人们、或者那些在早期政治迫害中对同志盯梢构陷的教条主义者联系起来？再看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守法的、总体上可称之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他们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是特定的民族性和文化必然演化成滥杀？还是罪恶普遍地潜藏在人的灵魂里，尽管宗教信徒一直在祈祷、启蒙教育家一直在期待？ 二十世纪一个绝大的悖论，是两个现象并存：一是人类在认知方面所取得最非凡的进步，一是它渴望施暴这一深不可测的堕落。近代以前，战争大致是士兵间的格斗，统帅不过是君主或讲究繁文缛节的官吏。这样的战争所造成的功业及灾难都有限。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不同了，事情无论好坏，都轰轰烈烈地全民上阵。大规模地集体作恶，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受过。无论那参与者个人天性如何、无论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怎样，国家和社会无一例外都被历史大潮所裹胁。正如技术和科学使社会全体受宜，20世纪战争导致的灾难，也是由社会全体承担，无法拆分责任。你今天获胜，明天可能就大祸临头。在信息传播完全为宣传所用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 当我为本书英文版检阅那些来信，并进行翻译的时候，这些想法曾一次次袭上心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在他们给《朝日新闻》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努力诠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他们干下的事，大多已经由整个民族偿付了。冤冤相报、以血还血。对骇人听闻的南京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有人会说，那报应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还有广岛、东京遭受的轰炸。但这依然不能回答，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我在日本住了很久，与日本人长期相处，却依然为上面的问题所困扰。对如此普遍的日本官员与右翼学界的傲慢自大，我依旧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暴行根本没有发生。这是历史健忘症——令人震惊且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我要说，我为那些日本人，那些记住并且写出自己的耻辱与懊悔的日本人骄傲。此外，我钦佩那些日本记者，那些有勇气、有远见把过去罪恶的记忆公诸于世的记者们。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弗兰克·吉伯尼 2001年4月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 文 译 例
本书译自英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信件中零星出现的日本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已分别注释（除注明为英译者注外，为中译者注释）。另外有若干反复出现的辞汇，在此单独提出说明。这些辞汇，富含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为日本人通用惯用。而每一个日本人在使用这些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辞汇时，也并不一定总是充分意识到辞汇中的含义。保留这些辞汇的日本用法，并非表示译者同意这种用法，只为保存信件的原貌。所以，以后文中出现此类词语时一律不再做特殊处理，敬请读者注意。同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书中某些观点肯定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亦不代表中文出版者观点，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明NFDB4。 昭和：除个别情况使用公元，日本人公私场合均习惯用天皇年号纪年。年号也自然地与历史进程发生联系，引起种种联想。如明治与改革维新相联，大正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联。一提昭和，就会与战争联系起来。1925年为昭和元年。 ###：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称中国为清国，以后称中国为###，现在对中国正式的称呼是中国。###是china的译音，并无特别含义，也曾为我国早期革命者所用。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一词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侮蔑意味。与###有关的词有###事变、北支、中支等。 满州：原为满族的自称，日本用来指称中国东北地区，以表示中国在此地并无合法主权。与满州有关的词有北满、南满、满州事变等。 终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日本并不承认这代表日本投降，只承认这是“终战”，即终止战争状态，战争结束。如果日本人想明确地表达失败的意思，会另外使用“战败”、“投降”等词汇。与终战有关的词汇有终战日、终战宣言等。 玉碎：牺牲的美称。 玉音：对天皇声音的美称。特指1945年8月15日天皇亲自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导 读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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