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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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从旧金山到纽约一周后，菁英按自己的计划去学服装设计了，蕊英去攻读师范课程，她们完成了陪同的任务，各奔前程，陈洁如就更孤独了。
　　5年后，蒋介石并没有履行他那与陈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诺言，等于把盟兄老张给出卖了，张静江在陈家母女面前，甚至在妻子朱逸民面前横竖都交代不过去，自然就对蒋介石很有意见。中国人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领袖呢！他这时才看清了蒋介石这个人的真面目，原来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小人！他心里非常失望，从此渐渐与之疏远了，加上还有政治上的种种分歧，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竟到了不屑于理睬的地步。
　　　　要建设，不要打内战
　　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之后，张静江与蒋介石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张静江一心要按总理遗嘱大搞经济建设，蒋介石则热衷于“剿共”，消灭异己。同时，蒋介石搭上了孔、宋和江浙财团，羽翼渐丰，登上了权力顶峰，张静江对于他来说，成了老朽一个，利用价值已经完了。
　　而张静江则不肯买账。他1928年当上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后，我行我素，大搞基本建设，对蒋介石想顶就顶。在修建铁路问题上，蒋介石出于“剿共”的需要，主张先建杭州到南昌的铁路，以路权向德国借款，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从经济发展考虑，先修浙江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铁路，并由他出面，向国内银行界借钱造轻轨，这样成本低，客货运输量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于是下令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同时，在修建浙江的公路上也未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以全力先建成了杭州到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内唯一盈利的公路。这些都令蒋介石大为恼火。
　　于是老蒋就存心找张的岔子，打击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威望，借嵊县一股土匪抢劫富户的案子，对张静江为省长的浙江治安大加批评，并在南京政府的“纪念周”例会上，有意给张难堪，还将他对此事的“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读了之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乃以出国就医提出辞呈。当时秘书的拟稿中有“请辞去本兼各职”字样，张大不以之为然，说：“我只是辞去省政府主席的行政职务，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绝对不辞！除非将我撤职！”21
　　你不辞职，蒋也有办法对付你！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弄了一个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所属各部主管的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于是铁路交给铁道部管了，电厂交给电力部了，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缩小了。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上面又多了一层领导，及至1938年，建设委员会干脆就归并于资源委员会了。
　　尽管如此，张静江在主持建设委员会的10年中，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他手里的启动资金只有10万元，其余主要靠民间集资，和发行地方债券。他先后办起了南京发电厂、戚墅堰电厂、杭州电厂、国际无线电台、长兴煤矿、馒头山煤矿、淮南煤矿、宜洛煤矿、江南汽车公司，以及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等等。221929年，还在杭州成功地举办了影响深远的西湖博览会，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展览会场的面积达5平方公里，参展的商品达万件，历时137天，接待国内外团体1000多个，参观者达2000万人次，再次显示了他那“民国奇人”的大手笔。
　　

6。张静江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7）
　　“我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
　　久之，张静江实际上被架空了，经济上的实权已经完全掌握在宋子文、孔祥熙手里，他逐渐对蒋介石的真面目越发看得清楚了，对之完全丧失了信心。他曾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像蒋介石这种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而且毫无信义！”23渐渐地，他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离开了中国，晚年在美国以念经和下棋度过了余生。
　　张静江在任何时候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绝不趋炎附势。一旦他认为是该做的事情，那是奋不顾身，什么都不怕的。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深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时有摩擦，蒋介石邀他前去南京面谈。李济深深恐有诈，到上海后先找张静江，问他怎么办。张认为蒋介石是欺软怕硬的，若胆怯不去，以后更难出头，还是应当去。于是邀了吴稚晖权当李济深的保镖，同去南京会蒋。张静江还说：“要杀头一起杀，谅他也不敢！”结果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附近的汤山招待所内，而张静江为了防备蒋介石对李的迫害，日夜与李同居一室，不离左右，并命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每天下午陪李下象棋消遣。张如有事离开，就一定要等到吴稚晖到来后才走。两人如此交替陪同，大约有一年时间。24张静江如此保护老蒋所痛恨的李济深，当然也成了恶人，只等有机会收拾他了。
　　抗战爆发后，张静江全家先是避往武汉，后来又转去香港。在武汉的时候，他家已经门庭冷落，仅有李济深、于右任等人时来访问。他满腹牢骚，不去重庆而决定去香港。在香港的时候，无形中还把宋子文顶撞了一下。那时他正患眼病，宋子文来看他，第二天为他请医生来家里看病，并关照账房，医药费由他来付。一周后张的病情有好转，他问账房花了多少钱。账房以宋子文的话相告，老张立即生气了，立马叫账房去医生那里要来清单，一定要自己付——我才不买你宋子文的账呢！
　　1938年8月，他们一家与他的侄子张叔驯夫妇离港赴欧洲，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治病。离开香港启程的前一天，张静江伤感地对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说：“此一去恐怕尸骨难归了！”
　　李力经问他，要不要电告蒋介石，他一下子变了脸，生气地说：“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了船后，前来送行的张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二哥此去有无电报给蒋介石？”张静江本来半躺在沙发上，听此话忽自沙发上坐直，非常愤怒地说：“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张这样发怒地对人讲话，生平是极少有的。25可见这当初的哥儿们，已经完全无法对话了。
　　

7。张静江十万元大搞基本建设（1）
　　穷衙门办大事，百代被其泽
　　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之后，一方面想继续北伐，另一方面党内的派系争斗也日趋激烈。这时的张静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系，也不愿跟任何人结党营私。他原本没有什么私利要图，没有必要投靠任何人，也就没有必要加入任何派系。他以往把无数的“私利”都捐献给民主革命了，现在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他政治上的目标基本已经达到了。所以他此时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大搞国民建设，造福国民。
　　蒋介石的想法与之两样，他面临的前途很广阔，但是麻烦也很多。而这时的老张，对不起了，政治上的是是非非他已经没有胃口了，帮蒋的忙也已经帮到家了。何况，自从“蒋宋联姻”之后，蒋介石毫不顾忌他的脸面，无情地把陈洁如赶得老远，这等于把他老张“放在火炉上烤”，张静江夫妇从感情上自然不可能再与蒋亲近。蒋介石那头呢，自从有了江浙财阀的支持，羽毛丰润之后，也不需要老张这个老朽了。时间久了，他们谁也不买谁的账。
　　起码张静江是不要看你老蒋的脸面的，他要按照总理遗嘱，光明正大地搞建设，有的是事情要做。1928年2月，他当上了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空跟那些小人口罗嗦。
　　可是，堂堂一个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要主办全国的铁路、公路、发电、煤矿等基本建设，蒋介石只拨了10万元钱，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张静江就是有顶着困难上的本事，有钱要办事，没有钱也要办事，而且要办大事。这个建设委员会的宗旨，是要实行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大凡国家基本建设如交通、水利、农林、渔牧、矿业、垦殖、开辟商港商埠及其他生产事业，均属于建设委员会主管。
　　张静江上任伊始，首先抓紧网罗建设人才，一些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和专家如曾养甫、刘石心、朱谦、朱世昀、霍宝树、程宗阳、王崇植、史维新、秦瑜、周贤颂、张家祉等，都是这个时候来到他的身边受到重用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各个建设领域的领袖人才，有不少还担任了各省的建设厅厅长。1
　　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间，现在的民国史专家认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形成，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工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诸如公路、铁路、发电厂、煤矿、通信、无线电台等等。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都是举步维艰的。这当中，他以10万元经费，为国家创造了5000余万元的财产，至于社会效益就更无法估算了。2
　　搞建设首先要有动力，动力又首先以电力为主。张静江是经济建设的高手，他亲自规划了电力发展的三部曲——首先建起了首都（南京）发电厂，南京的若干轻工业工厂遂得以兴办，把国民政府的首都装扮得亮堂了；接着又在原先私营的震华和耀明电灯公司的基础上创办了戚墅堰电厂，资本250万元，发电量6400千瓦，成为当时与北平、上海、闸北、华商、首都同等规模的大型发电厂，把无锡、武进（常州）一带的工厂以及部分农村水利灌溉都带动起来了（那时的无锡和常州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工业区，仅纺织厂和缫丝厂就有几十家，还有五家较大规模的面粉厂，这些部门的发展，都需要电力的支持），为这一重要的工业地区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保证。同时建设的还有杭州电厂。然后他要创办一个足以带动整个江南工业发展的大型发电厂。3
　　这三部曲的第三步是：在京沪杭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电力网。这个电力网以戚墅堰电厂为发展中心，先在无锡和苏州交界的望亭火车站附近建设一座10万千瓦火力的发电所（整个计划设计的总发电量为50万千瓦）。
　　望亭这个地方距离铁路和运河都很近，又濒临太湖，地点适中。电网建成后，可以高压线东经苏州和昆山连接上海；向西北经丹阳、句容接通南京，日后还可以延伸到芜湖；向北从丹阳可以接通镇江；向南还可以从苏州经吴江、嘉兴连接杭州，它的支线还可以接通湖州和长兴。这个巨大电网的覆盖区域，正是我国所谓最富庶的精华地区——富甲天下的江浙地区，发展的潜力最大，受益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人口当时有2500万，如果有充分的电力供应，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是毫无疑义的。
　　

7。张静江十万元大搞基本建设（2）
张静江和他身边的一帮技术秀才们，精心设计了这个中国前所未有的电力发展蓝图，并且积极付诸实施。张静江历来是说干就干的性格，要紧的事情，刻不容缓。他认定了的事情，一切都要快，就连开车也是这样。他规定他的汽车司机，从他家住的思南路开到火车站，不许超过10分钟，其速度可想而知，以至于有一次在南京到汤山的路上，因为车速太快，造成翻车事故，从此他的腿再也站不起来了。4
　　1937年春天，望亭新厂的厂基二百余亩已经买好，由武进西通丹阳的三万三千伏的高压输电线路也于同年2月完成，其他线路的先期工作也已经开始……可恨是年“八一三”沪战爆发，日本鬼子打进上海，一切计划顿成泡影！5要不然，江南一带的工业发展，肯定是另外一番模样！
　　那时候发电都是火力发电，以煤为原料，要发展电力，相应的又急需发展煤矿开采业。张静江十年间先后创办了淮南煤矿、长兴煤矿、馒头山煤矿及宜洛煤矿，实在是功不可没。
　　淮南煤矿在安徽省怀远、凤台、寿县、定远四县之交，北距淮水17里，东北距蚌埠百余里，所产烟煤，品质很好，不仅可供发电，还可供轮船、火车、工厂及家庭之用。据专家们勘测，该区内煤蕴藏量极富，达7亿吨之多，为华东地区所仅见（这个煤矿至今还在出产煤，已是个现代化的大型煤矿了）。这些数据又令张静江大为振奋，立马于1930年年初组设淮南煤矿局，投资150万，依法向农矿部请领执照，于当年4月间就开始开采。第一期工程每日产煤200吨，为期半年；预期第二期工程每日产煤2000吨，为期两年；第三期工程每日产煤5000吨至1万吨。6
　　形势大好！欢欣鼓舞！老张像是年轻了许多。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又暴露出来了——矿区交通太不方便，煤是挖出来了，但是外运困难。当时的情形是，挖出来的煤先须用人力车运到淮河边，再用小木船运到蚌埠，然后再走铁路，利用津浦铁路运到浦口，辗转运驳，手续既繁，费用也大。况且津浦铁路南段原本就运输繁忙，每天再加运煤炭数千吨，也力难胜任。张委员长急了，立马再找专家们商量，于是决定在矿区建一条铁路直达长江边，尽快把煤运出来，保证各地电厂和工厂的使用。
　　这条铁路就是著名的淮南铁路，全长248公里，从矿区的田家庵开始，经大通、水家湖、下塘集、合肥、巢县、桐城，直达长江北岸的裕溪口。这样，淮南煤矿出产的煤炭在裕溪口经过整合，上可运芜湖、安庆、九江、汉口，下可至南京、镇江、南通、上海，北边经津浦路可以陆运，南边经长江可以水运，大大节省了运输成本和时间。这条铁路从1931年开始勘测施工，1935年竣工，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现在还是安徽省内的重要交通干线。
　　铁路建设，从清末始建铁路以来，历来是花钱填不满的“老虎洞”，不是少量资金能够奏效的。张静江知道政府拿不出钱来，就发起组织淮南铁路公司，利用各方民间资本集资，而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7
　　于1934年创办的江南铁路公司同样采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现在保存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内的有关卷宗里，可以看到当初组织投资的具体情况，证明该铁路完全是民间集资建成的。由于这条铁路干线长，要从南京穿过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直到闽粤边境，连接成一条南北大动脉，自然需要庞大的开支。
　　当时共集资300万，每股100元。张静江自任总经理，首先动员自己张家的兄弟和亲戚投资入股，结果张家人纷纷响应，几乎所有亲戚朋友都掏了钱出来，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也买了股份，蒋介石和宋子文也买了股份。其中张静江自己买1500股，其他人有：宋子文500股、杜月笙300股、尤菊荪200股、奚萼衔200股、许汉卿100股、钱新之100股、朱如山150股、吴达铨100股、蒋介石50股……张氏家族中，除了张静江自己，还有张澹如200股、张墨耕50股、朱逸民50股、张芹伯40股、张叔驯40股、张瞿庵40股、张景裴40股、张让之40股、张葱玉40股、张乃燕30股、张芸英10股、周君梅（延鼎）20股。周君梅是张静江的二女婿，初为该公司的总务处长，后代张静江任总经理，具体负责管理这条铁路的运营。8
　　

7。张静江十万元大搞基本建设（3）
对于张静江主持建筑的这些铁路（杭江铁路、江南铁路、淮南铁路）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铁路界前辈周贤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作了中肯的介绍：“抗战前夕，杭江铁路易名浙赣铁路，在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总长一千一百一十一公里。一位不认识张先生的作者，在他所著的《中国战时交通史》中如此报道：‘东西南北战场，军队辎重，得随军事形势转移，行动自如。徐蚌会战时，将南方军队，调至江北。及徐州沦陷，又调回南方，保护武汉，守卫长江。此调动自由，皆浙赣铁路之所致。’”9
　　周贤颂先生在文中还谈到自己的体会，颇有动人之处：
　　我第一次遇见张先生是在民国17年（1928年）冬季，当时我离开了北宁铁路，到上海养病。有人问我要不要搭主席专车，去杭州游览？一个头脑简单的职业铁路家，摸不清张主席是什么样的人，对游览杭州也没有什么兴趣，但听说可以乘火车，我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这是一个风清月白的午夜，沪杭夜车，从北站开出，突然地在上海西站停下。我在睡眼惺忪之中，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杠抬一架四方帆布椅子，从车尾了望台，迂回曲折地走上车来。到了车上客厅，扶进一位带了很厚很厚眼镜的瘦削老人。客厅里围着一大堆人，火车刚开，会议就开始了。除了曾养甫先生以外，我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懂他们所谈的事，就听得有人说三十万。我问友人怎么一回事，友人说，他们筹到三十万元钱，要修一条铁路从杭州到金华。
　　自认是铁路专家的我，轻轻地啐了一声：真是神经！这些钱不够造出杭州的城门！
　　两年以后，我的同事金士宣博士向我道别说，他去杭江铁路做运输课长，铁路总长200公里！
　　……张先生修这三条铁路之初，咒其狂妄者，不只我一人。成功之后，则千万人被其德泽。国家建设，赖以推进。抗战力量，增加百倍。他对国家的功勋，就是没有从前毁家纡财革命一阶段，也已是光芒万丈，永垂不朽。10
　　关于张静江建设铁路的事情还有一个插曲，是张静江的亲戚，张弁群的女婿赵曾珏先生，在纪念张静江诞辰一百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中提到的。文中说，在1930年张静江筹建杭州至江山一段铁路（杭江铁路）时，工程已经动工，正在积极施工之际，有一天张静江突然接到当时的交通部的电报，那时的部长是王伯群，电报中说，建造铁路依照国府的条例是中央的职权，省政府不得兴建，应立即停止。张静江不服气，立即赶到南京汤山，向蒋介石讨说法。他的看法是，中央应遵照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积极规划全国的铁道发展蓝图，在中央财力有限的时候，各省如有财力，省内的铁路应当鼓励自建。他还以美国为例子，说明铁路的营运应当鼓励民营，这样我国的交通才有望发达，全国的铁路才有望形成网络，民众可臻富庶……
　　蒋介石没有话说，只好同意了张静江的意见，杭江铁路方得以继续施工。这件事情的意义还在于对全国有指导意义，此后又有了浙赣、湘桂、黔桂等新铁路的兴建，促进了全国铁路建设的蓬勃发展。11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的真如国际电台，那是中国人自己办的范围最大、历史最早的电台，也是张静江任职建设委员会期间的杰作。有了这个电台，中国从此可以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他在创办这个电台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里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概念呢，张静江在这个领域里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奠基人。
　　　　西湖博览会——振兴民族实业的历史图卷
　　张静江两次出任浙江省省长，在主浙期间还有一件极具轰动效应的政绩，即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博览会——西湖博览会。
　　西湖博览会于1929年6月6日在杭州召开，宗旨是提倡国货，奖励实业，振兴文化。规模之大，把大半个西湖都当做了会场，包括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宝石山麓以及葛岭沿湖地区，周长达4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布满了博览会的各种展馆。内设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还有特种陈列所、参考陈列所、铁路陈列室、航空陈列处、电信陈列室等等。展馆、展厅、展室和商店有上百个，参展展品1476万件，展品来自全国各个省市，为了便于比较，还展示了少数外国商品。一时中外嘉宾，南北商贾，长衫礼帽，大摊小贩，云集西子湖畔，热热闹闹地办了4个月的展销，参观人数达2000余万，参观洽谈商务的海内外代表团有1000多个（海外商团有美国华侨参观团、美国记者团、日本考察团、教育代表团、英国商务考察团、朝鲜商务考察团、万隆考察团等等），总收入约万元……万头攒动，盛况空前，震惊中外，大大推动了地方商贸和实业的发展。这些，历史已早有定论。
　　

7。张静江十万元大搞基本建设（4）
论规模和气魄，这个博览会的确很符合张静江的一贯风格。他是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史无前例。他担任了这次博览会的主席。人家当主席喜欢挂挂名就行了，而他干任何事情都是不来虚头的，而是事无巨细，都要真枪实弹地实干。为此，他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从展馆的设置，到展品的选定，场地的搭建，奖项的评定，以及展区内的交通和抽奖的细则等等，他都要亲自过问。
　　举办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博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挺有诗意，决定要征集一个会歌，到时候在会场上播放，造造声势，于是发出征###歌启事，一时应征者无数。但是主席大人和筹备委员们文学水平甚高，全都看不上眼，一时选不出与这次盛会相称的会歌。最后来了一位大手笔，总算解决了问题。他就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文学系教授，大词曲家吴瞿安先生。歌词写道：“熏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南金东箭西湖宝，齐点缀，锦绣钱塘。喧动六朝车马，欣看万里梯航，明湖此夕发华光。人物果丰穰。吴山还我中原地，同消受，桂子荷香。奏遍鱼龙曼衍，原来根本农桑。”12
　　张静江一看：“太好了！”有诗意，有意境，有理想，把杭州这个人间天堂的特点写出来了，也能紧扣博览会的主题，“货殖”“梯航”“农桑”都提到了，真是难得的好歌词，令人鼓舞！于是主席大人也来了个诗意大发，立马亲批条子：“送稿酬一千元！”那时候，一个银行职员的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一个大银行经理的月收入，不过500元。一个二三十口人吃饭的大家庭，月开支300元也足够了。一首会歌竟开出如此高的稿酬，可知这个博览会在张主席心目中的地位。吴瞿安教授人在南京，张主席就派专人携款送去，留下了礼贤下士的佳话。当时上海的小报刊出此事，还颇有醋意地说：这首会歌仅有76个字，计算下来，每个字的稿酬是元，大概是自古以来最高的稿酬了吧！13
　　这次为期四个月的西湖博览会，最直接受益的恐怕还是杭州市民，他们眼界大开——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了飞机，不仅看到了航空表演，还能走到飞机这个庞然大物身边拍照；第一次看到了如此盛大的焰火；第一次认识了动物园里的动物；第一次见识了十万大洋的抽奖；第一次见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那么多商品……杭州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省长。
　　直到现在，杭州人只要一提起张静江，就会谈起那次轰动中外的西湖博览会。
　　

8。银行界和藏书界的双栖明星张芹伯（1）
　　六年创办了三家银行
　　张芹伯（谱名乃熊　；1890~1945）是张氏南号的长房长孙，张石铭的大儿子，一位谦和、内向的学者和银行家，在大家族中很有威望。
　　作为长子，按照传统大家族的惯例，其父去世以后，他继承了比他的弟弟更多的遗产。经济是基础，在一个用经济实力来衡量一个人的功过成败的社会里，他必须在家族的实业上做出业绩，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基于种种考虑，他在打理上辈人留下来的房地产和典当的同时，也在上海滩炙手可热的金融界一展身手。
　　张家后人谈起这位老人，总以“老夫子”、“书呆子”、“好话（音WU）头”、“老好人”论之。其实不然，他有他筋骨里的东西，“该出手时才出手”——他在上海和天津有很多房地产，在南通建有围垦公司，在东北也建有牧场，还先后在上海创办了3家银行，而且是在6年时间里连续出击。3家银行即东南信托公司、江海银行和大康银行，他担任了这些银行的董事长。1
　　张芹伯的品性和为人是一面旗帜，他出面办银行，诸多亲戚朋友，包括上海银行界、实业界很有名望的人物，如吴蕴斋、殷继常、谭敬、沈莱州、刘荇荪、张叔培、张振飞、孔颂馨等都来入股，后期还有王晓籁、盛苹臣、徐士浩、李祖永、李祖基、李祖洵、姚慕莲、吴同文、吴启鼎、孙锡三、张星联、盛丕华等等加盟，很能说明他的人缘和号召力。
　　熟悉上海金融界的人一看就知道，进入这个名单的绝不是商界的等闲之辈，而是一些在上海滩颇有影响的人物。其中谭敬是华业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广东人，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路口的华业大厦及其周边的大量房地产，都是他家的产业。谭家在上海和韩国都有悠久的经商历史，抗战之前在汉城拥有一条海味商业街。在上海主要做房地产和茶叶生意，著名影星阮玲玉的丈夫，号称茶叶大王的唐季珊，就是谭敬的舅舅。其他人如殷继常，是金城银行的副经理；张叔培，原是振业银行的副经理；沈莱州是上海绒线大王（生产小囡牌绒线，这个名牌至今还在）；张振飞是张澹如的小儿子，原是振业银行的总稽核；孔颂馨原是国信银行的监察人；张仲森是张家初闯上海滩时开办的盛大钱庄的副经理。
　　到了抗战胜利后经国民党官方“整顿”，加入领导层中的“大腕儿”人物就更多了，其中王晓籁，是号称海上闻人的人物，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理事长，他还是大来、天来、泰来等丝厂的老板（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娶了张秉三的一个女儿）；盛苹臣是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七），在重庆时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公馆派”人物，也是股票市场上的弄潮儿；李祖永、李祖基、李祖洵兄弟，是著名实业型家族浙江小港李家的实权派，其中李祖永是大业印刷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另外，徐士浩是大中华火柴公司的董事长；吴同文是颜料业界的巨子（北京西路常德路路口绿房子的主人）；姚慕莲是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还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渔牧公司的董事长（他与张家还是亲戚，他的儿子娶了张叔驯妻子徐懋倩的三妹）；孙锡三是寿州孙氏家族企业的代表人物、中孚银行后期的总经理；张星联是民国财政部次长张寿庸的儿子；吴启鼎是四明银行的总经理；盛丕华是创办了很多企业的著名实业家，生意上与张家是老搭档，大世界对面的红棉酒家就是他创办的，张家也是股东；张家的这些银行也常借红棉酒家开董事会。盛丕华1950年代出任上海市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