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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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在当初，郑振铎先生是冒了多大的政治风险啊！其苦心，不就是为了保住张葱玉这个人才吗？而这样的“罪行”在“文革”中，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
　　　　南锣鼓巷北屋轶事
　　近几年，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写了不少关于其父亲的回忆文字，其中谈到他们在北京南锣鼓巷的生活，非常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北京国家文化干部的生活风貌。
　　张葱玉1950年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时，先住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吃饭也在郑先生家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局里就把他们安顿在南锣鼓巷胡同的北屋，是一溜朝北的平房，生活条件比上海的花园洋房简直不能比。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热爱新中国的文物事业，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文物工作，其他公益活动诸如兴修十三陵水库等体力劳动，他都乐意参加。国际乒乓球赛在北京开赛，他会买来全套的票，让大家轮流去看，说是只要看到中国人打败了外国人就心里高兴。
　　那时张家突出的特点是朋友多，这是他们家的老传统了，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如此，只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宾客盈门，有时一拨还没走，另一拨又来了。平时晚饭后也是朋友们上门的时候，大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围绕一两件字画，有时是交流情况，有时就是谈天说地，因为张葱玉见识多广，待人又随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常来的朋友有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长）、周贻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伯驹、张学明（张学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专家，邻居）、杨仁凯（辽宁博物馆馆长）、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许源来（许姬传的弟弟）、唐兰（任职故宫博物院）、谢稚柳、黄永玉、黄胄等先生，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专家如故宫的刘九庵，文物局的章敏、罗哲文，考古所的王俊明等等。黄永玉和黄胄还曾画好画，题了词送给顾湄女士。
　　后来还有一些喜欢文物收藏或和古代文化的首长，如党内理论家邓拓、海军司令肖劲光，也来光顾张家。肖劲光司令来的时候总是在晚上，车停在院子里。还有早期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也曾来讨论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几个警卫员跟着。院子里很黑，警卫员就在院子里打手电筒，照来照去，门口还有人把着，别人一律不让进去了，院里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宾主们在屋子里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放松得很呢。还有一位叫魏金非的广东省省长，也是文物爱好者，有便到京的时候，总要往张家走走的。11
　　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一家人围着火炉不出门了，而他戴上棉帽、围巾和棉手套，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他说话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离张家较远，总是骑自行车来。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还很讲究美食，能烧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极为讲究。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到山上采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有时他又有了什么美味好菜了，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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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9）
自然，当这些老朋友一旦知道他们的葱玉突然离去的消息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启功和王世襄一进门就嚎啕大哭……
　　那时虽然经济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相处得很和谐，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社会风气也比较淳朴，心情也就比较坦然。政治上虽有“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但张葱玉是个不问政治的文化人，上面又有郑振铎先生这个保护伞，也就安全多了。先生们合作得愉快，太太们也相得益彰。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和顾湄，以及徐邦达先生的夫人，都成了好朋友，她们之间常相过往，在一起度过了几十个“牌桌上的春秋”。
　　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结婚时，因顾湄正患肋膜炎卧病在床，张葱玉就带了女儿前去王府饭店参加婚礼。若干年后到张葱玉的女儿结婚时（1972年），两家的男主人都早已去世了，郑夫人就带了老佣人唐妈和孙子孙女到南锣鼓巷来贺喜。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满屋的人除了新郎官就是女性世界了，徐邦达夫人是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来的。一张紫檀木八仙桌子还是当年从上海带去的（是当时张家仅剩的两件值钱的家具之一，还有一件是张葱玉的书桌，也是上好的紫檀木的，台面上还嵌有一大块暗红色带花纹的玉石，抽屉的拉手都是精美的雕花玉石。后来在天下大乱的年头家中屡遭盗窃，不得已就卖掉了。当时卖了17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到现在，真不知价值几何），铺上台布，放上几盘糖果，几碗茶水，就算是婚礼了，大家身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高悬在天花板下面。对比张葱玉夫妇上海大东酒楼的二十几桌酒席，回家后又有茅台酒招待，真如天壤之别，而时间上只是一代人之差。历史巨变中的豪门盛衰，有时真的无法预料。
　　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与郑家也有一段温馨的交往，在她十岁左右读小学的时候，每星期都去郑家借小人书看。因为郑振铎先生是文化部部长，出版社出了书都要送他一本，所以他家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其中有不少是小人书，堆在书橱的下格里。张贻文一到周末，就提上个小篮子到郑家去。她沿着皇城根到景山后街，再转到黄化门，走上约半个小时，就到文化部的宿舍大院了。她可以先坐在地板上翻看，挑出有趣好看的就放在篮子里带回去，下周来时再调换。那时就已经有《红楼梦》小人书了，给她很深的印象。她一进门，胖子哥哥（郑尔康）就会迎上来，告诉她哪些是新送来的，可以先看。
　　张贻文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时的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了北京后，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的时候，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12
　　　　在文物鉴定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领导们信任，同事们配合默契，他就很高兴了。五六十年代的工作都是日以继夜的，白天忙完了晚上回到家里，不是埋头写东西，就是接待来访的同事和朋友。一旦发现一件有特殊价值的字画，他就会高兴得不断地摩娑，连连赞叹。
　　据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先生讲，解放初他被作为国家仅有的两位书画鉴定专家之一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最初主要干部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家属还没来。那时白天的工作已是非常繁忙，晚上张葱玉总是还要看书、写作到很晚。一个看院子的老职工曾说，整个院子就属张葱玉的屋里熄灯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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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0）
他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间，为我国文物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建国之初，文物处处长一职原先要徐森玉先生担任的，但徐先生执意留在上海，后来就没有再调处长，由张葱玉这个副处长主持工作。1952年，东北发现了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佚目》书画，他就立即组织调查，参与制定政策，设法征购，组织鉴定后，充实到已经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中。当1953年故宫绘画馆正式开放时，已经有了自隋朝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五百多件了，他为此激动地写下了《古代绘画的厄运和幸运》一文，回顾了历史上古画的历次劫难，指出目前在绘画馆里展出的这些展品的意义和价值，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感情。
　　1950年代初期，从大陆去香港、台湾的有钱人和文化人，带去了不少古代珍贵书画，几年后，他们中有些人有意出让，而国家正在筹备成立国家历史博物馆，也需要把这些文物买回来，就派了一位资深干部前往广州，鉴定字画，具体办理此事。香港的商人从中捣鬼，使出美人计和糖衣炮弹对这位干部进行拉拢，此人经不起袭击，明明知道是假画，还是花重金买了下来，使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那个干部回到北京后，知道骗不过张葱玉的眼睛，就对张葱玉打招呼，叫他不要吭气。张葱玉一看果真是假的，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说？”于是坚决予以揭露，挽回了国家的损失。
　　196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存国内的书画家底，决定由张葱玉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对全国的文博机构所藏书画进行一次普查。他和谢稚柳、刘九庵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北京、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东等地，鉴定分布在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近十万件，从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及时地抢救了国家的文物财产。一路上这些单位多次邀请他作学术讲演，他在向大家传授鉴定书画经验的同时，重点强调了一个观点：鉴定的主要依据是“时代的风格和画家个人的风格”，给大家很大的启发。这些讲演后来经有关专家记录整理，编为《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于1964年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还被介绍到日本去，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
　　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的一手绝妙的瘦金体字还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
　　解放初出版的介绍敦煌壁画的一部书中，有一篇郑振铎先生写的序言，毛笔字是请张葱玉代书的。书出版之后，毛泽东也获得了一本，看到郑振铎的序言的毛笔字写得这么好，就记住了，以为是郑振铎的字。后来在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公约时，毛泽东就提议让郑振铎来抄写正式文本。郑振铎得到通知后才知道是主席误会了，于是叫张葱玉进中南海执行任务。张葱玉为此还专门准备了笔墨，到中南海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当初书写时用的毛笔和砚台没有让带出中南海，再后来就与书就的《和平公约》原件一起，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了。张葱玉有一次陪客人参观该馆，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笔墨也被陈列在玻璃橱里，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13
　　他曾立志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进行科学总结，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从1960年开始，他数年中夜夜奋笔不辍，先列目录，再逐项介绍，每至深夜。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连像样的稿纸都不易觅到，只能用像草纸一样粗糙的纸张，而他那蝇头小楷毫不马虎，计划要写二三百万字。可惜这个计划因为他的健康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他在48岁时即告别了人世。他患的是肺癌，因手术失败而逝世。
　　好在他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煌煌13巨册，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学术财富。14
　　张葱玉先生逝世后，启功先生曾有一幅挽联，大概是对这位卓越的收藏家、鉴赏家公正的评价：
　　　。。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1）
投分推诚，久弥敬笃，最痛心，一旦摧毁，百身何赎；
　　高才博学，日益精勤，堪屈指，十秋赏会，四海无双！15
　　他本人也有一首打油诗，诗云：“积习平生未扫除，十年浑自滥齐竽；眼昏睡少知何用？夜夜灯窗苦著书。”这的确是他数年勤奋著述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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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1）
　　中国古钱币大王的坎坷生涯
　　◎往事仍在眼前◎
　　张南琛（张叔驯之子）：
　　纽约是个诞生传奇的地方。父亲张叔驯的最后传奇就是在纽约度过的。
　　纽约比日内瓦拥有更多的中国人，但是初到纽约的时候，我们一家的生计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心。由于我们的财产都在国内，带出来的有限的现金无法应对长期的海外生活，父亲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就只得四处向他平时接触过的古董商、收藏家和博物馆打探，看看是否有人对他带出来的各种古董感兴趣。
　　卖古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迅速缓解他步步逼近的现金短缺。幸运的是，二叔公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在巴黎为二叔公工作过的卢芹斋（就是大名鼎鼎的古董商），在纽约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古董店。他给了我父亲一份工作，月薪400美元。我觉得卢先生是在还父亲一个人情，因为父亲多年前在上海时曾经是卢先生的好主顾。400美元的收入，扣去每个月240美元的房租，剩下来不多的钱，还是让我们一家颇为拮据。重压之下，父亲病倒了，患上流血性的溃疡。
　　好在慢慢地，纽约文物界渐渐认识了父亲的存在，以及他手上的古董的价值，父亲也能够卖掉一些东西了，渐渐改善了现金短缺的局面。耐人寻味的是，他作为中国的古钱大王，一生收藏了数万枚珍贵古钱，但是一旦到了紧急关头，真正解他燃眉之急的并不是他的古钱，而是他收藏的古玉。
　　当家里经济状况稍一好转，父亲一高兴，他那在上海时的小开派头又抖出来了——他在家境并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下，买了一款特别型号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在我记忆中，那是辆非常帅的轿车，是他用一块珍贵玉石换来的。母亲因此非常恼火。父亲终生对轿车和收藏的喜爱，使得他常常在金钱用度上失去理智，鲁莽行事。
　　后来，他的财政情况越来越好，好像财神又一次神奇地光临了我家。一位著名的美国收藏家，芝加哥的艾弗里·白伦德其（Avery　Brundage）先生，从父亲那儿买去了许多珍贵的玉石。白伦德其先生是美国20世纪30~50年代最著名的收藏家，他在芝加哥做地产生意发了财，专门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等等。他的藏品在晚年都捐献给了各大博物馆，玉器捐献给了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他从我父亲手里买去的珍玉，现今也收藏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为此，我们去参观过很多次。
　　渐渐地，父亲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做古董生意。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在拍卖会上选价廉物美的东西，然后再转手卖掉，这样很快就能赚到利润。后来他觉得这和他在卢芹斋古玩公司里的工作发生了冲突，于是就辞职了。
　　在1942和1943年间，父亲奇迹般地又成了大富翁，这使得长期盘踞我家的经济阴霾被一扫而光。我父亲的生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朋友——无锡籍的（薛寿萱又名薛学廉）先生明智的建议。
　　那些年，在纽约的中国人有三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中最大的就是唐人街上的广东人，他们的上一辈人是当年来美国掘金和建铁路的老华侨，他们传统、守旧但是极其爱国，由于美国人排华，他们只好聚集在唐人街。也许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生意大多局限在餐饮业、洗衣店和手工业。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整个纽约城中国人并不很多，知识分子很少，大多都是干体力活儿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好，有的理发店不对中国人服务，有的房主也不肯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甚至也没有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所谓的中国菜，只是一盘炒什锦（Chop　Suey）或炒面（Chow　Mein）而已。纽约直到1946年，才有一家由山东人开的“上海饭店”，里面有北方的饺子和北方菜，也有南方的“狮子头”等，生意很好。第一次在海外吃到正宗中国江南菜的时候，我们真是开心极了。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2）
第二个群体就是政府和半政府机构里的一些常驻的或者临时的官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后代当中，渐渐出现了不少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他兄弟，3他们在抗战之前就到美国了，拥有一家华昌贸易公司。他们主要做钨、桐油和猪鬃的生意（那时最好的油漆是一定要中国的猪鬃刷子刷的），非常富有，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另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大富商就是无锡的（薛寿萱）先生，他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的孙子，他还是他的同乡、著名的实业大家荣氏家族的亲家。这类人在抗战之前并不很多。
　　第三个群体就是抗战期间来到美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我们一家就属于这一群体。这个时期来美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多起来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才渐渐发生转变。抗战胜利之后，来美国的人就更多了。不仅有大陆来的，还有从台湾和香港来的。现在旧金山就有五个中国人的社区。那时富人逃难，到香港的多，到美国的少，还有一部分人到了巴西，因为在巴西开工厂容易，而在美国开工厂被控制得极严，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美国开工厂，都是做些商贸生意。
　　最初，薛先生只是做蚕丝和丝织品贸易，但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在股票和日用品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有一年，美国农业部批准他为最大的大豆贸易商，这使得他在旅美华侨中更加出类拔萃。他住在纽约最好的住宅区，他那豪华的两层楼房可能有1000平方米。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吃饭，并且招待那些来访的中国显贵。也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父亲还认识了几位高层的民族主义者，如宋子文和顾维钧博士。
　　对中国古董的共同兴趣把父亲和薛先生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们早在上海时就已相识，但直到我父亲到纽约的几年之后他们才成为密友。薛先生也是在生意发达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收藏家的。那时，他相信父亲谨慎的鉴定和中肯的意见，还想建一座一流的中国古董收藏馆。在后来的交易中，古董总是那么令人愉快，即使不是为了据为己有。他们喜欢在小店铺、拍卖会和私人收藏馆里搜寻他们中意收藏品，查证它们的背景和历史，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真伪，最后估算它们的价值。
　　1942年的秋天，我去麻省理工的自然科学学院学习。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工程师和科学家很急需。所有的技术学院都是四年制的。我一年到头地埋头读书，很少回家，只用了三年而不是四年就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那几年，由于我没有时间回家，取而代之的是我父母每年从纽约驾车到我的学校来看望我几次。在学校里，我曾经一度不再熟悉我父母的活动和他们的财政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到了我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到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最好的饭店去与他们会面，可以邀请很多学校里的同学或朋友（10到15个）一起来吃豪华大餐——我父母热情好客的天性再次获得尽情的展现。
　　后来我才知道，父母那时正在发达时期，他们采纳了薛先生的建议，投资股市。1944年的一个夜晚，父母突然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他们已经从“河谷”搬到“公园大道”（即Park　Avenue；纽约市内另一个高级住宅区）的一栋豪华公寓里去了。
　　我推测那时候我父母已经相当富有。从1942年到1944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平均上升超过了60个百分点。任何人如果也像我父亲一样，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买进股票，那么他也能轻松地赚到6到8倍的利润。1940年代中期真是我父母一起在国外生活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很多在上海的老朋友因为退休或者是做生意，这时都陆续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变得更大了。
　　那时候，薛家就是他们这个社会层次的活动中心，来客都是所谓的侨居美国的高等华人，主要有Walter　Kwok夫妇（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儿子，跟我父亲当年就是打网球的朋友）、（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的侄子，当时任纽约中国银行行长）、Victor　Hoo（胡世泽，中国外交官，法国政治学院博士，1940~1945年间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即毛泽东的同乡李国钦，华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老华侨，是当时旅美华商中最有实力者）、（无锡望族唐家的人）、Bang　Hsia（夏鹏，上海人，中国交通部的顾问，还是纽约环球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国钦的弟弟，我父亲在上海时一起跑马的朋友）、（荣鸿三，上海面粉业和纺织业大王荣宗敬的二儿子，与父亲是多年的麻将、扑克朋友）、Alfred　Sze（施田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儿子，当时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环球贸易公司的人）、Victor　Yung（无锡荣家的外甥）、（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开会）、（席德懋，我丈人席德柄的哥哥，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李叔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杭州电器公司总经理、大同化学公司总经理）、（姚叔莱，张静江元配夫人姚蕙的弟弟，为张静江管理生意）、（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Soldmon　Leung（席德懋的女婿，与宋子良是连襟），以及卢芹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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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3）
他们经常去薛家的豪华住宅里打扑克、搓麻将、吃饭，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在合适的季节，赛马也还是一个受欢迎的日间运动，但是我父母还是经常和Walter　Kowk一起去游览各地名胜，他们对旅游和社交的爱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尽管父亲忙于照看生意、寻觅值得收藏的古董、和朋友一起参与社区活动和比赛，但他从未忘记二叔公，他和母亲每个星期都要驾车15公里去看望他老人家。
　　抗日胜利以后，一些从上海过来的中国人就急着要回去，而我父亲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他在纽约的生意进展良好。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六姑妈很负责地回家帮父亲料理各类事务，并在父亲不在上海的时候卖掉了他的房子来还债。这些债务包括了父亲用一部分最好的钱币藏品作的抵押贷款以及在国外初期的一些花费。其实，那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回国，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多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在市场鼎盛时期，他们的股票价值40万美金。按现在的价值来算，相当于350万美元，甚至更多！
　　悲哀的是，这些财富只是一个好梦，而好梦总是不长久的。在1946年9月，美国劳动节后的那个星期二，当我们的财富经过四年半的累积几乎达到了1942年初的两倍的时候，股市开始暴跌。这成了我们家后来漫长、悲伤而痛苦经历的开始。
　　母亲总是很果断也很实际。在经历了股市的暴跌之后，她变得很紧张。她敦促父亲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并且提醒他说，这样我们虽然损失了很多利润，但是剩下来的仍然使我们很富有。然而父亲迟疑不决，他希望看到股票可以再次上涨。后来的确上涨了一点，但没涨到他满意的程度。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一直不景气。因为他的投资是举债经营的（股票以极小的毛利购进），利润很快化为乌有，这样一来，父亲就更不愿意卖了。
　　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为投资的事情吵得很厉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们开车去看望二叔公。母亲再次规劝父亲清算他的股票，父亲不同意。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父亲说：“别再强迫我了。否则，我就开车撞墙，杀了全家！”
　　到最后，他的经纪人迫使他对资产进行清理，因为这时他连自己的原始资本都赔进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开始买股票时的市值还要低。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寿萱先生这时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薛先生和他的处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在这场金融巨变中还可以挺得住，不过好几个跟着他做股票的亲戚，老本都赔光了。
　　父亲于1946年圣诞节，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从自己在中国的资产中清理出一部分，来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但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进展甚微。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在他出国期间，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张智哉代为保管的。抗战胜利后，张智哉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她在战乱中，曾把不少固定资产过户在别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有不少在战后被政府没收了）。他分拣了他收藏的珍贵钱币，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带到了美国。
　　更可悲的是，从他1947年4月回美国之后，坏消息就一直不断。
　　1942到1946年间，他做股票生意挣了很多钱，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会免税的。但是一回到纽约，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美国税务局给了他一张四万美元的税单。他的心都碎了，整个家庭也为之惊恐不安，因为这笔税单将把我们仅存的宝贵家产抵消殆尽。我听说了他的经济灾难，当时我在学校，我立即决定从学校出来，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时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和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过分贪婪。由于上述的原因，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和弟弟泽琏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靠独立奋斗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也许我对于1946年经历的这场灾难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我一辈子都没有借过钱，甚至没有过房屋抵押贷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结婚度蜜月时借过400美元。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4）
当时有一位很有钱的中国商人，相信人们在战后一定会对中国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纽约开一家古董店，请父亲收集一份详细目录，并且请父亲来经营这个店。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父亲是在上海与他会面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陷入金融绝境的家庭唯一的一点希望。也许父亲通过这次冒险可以重操旧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东方良艺”商店终于在1947年春天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