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二0师六八九团征战历程-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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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哀鸣的悲惨景象。此时的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占地为王，争权夺利兵戎相见，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虽然北伐成功，打败了北洋军阀，却又把矛头对准帮助他们北伐成功的中国gc党，哪里还管人民的死活！农村土豪劣绅当道，世世代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老百姓雪上加霜，又一次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康应中出生地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是渭河北部土塬上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本来就是那种水比油贵，依靠蓄收雨水窖藏生活，纯粹靠天吃饭的旱塬。此时的特大旱魔首先肆虐于这里的人们，把一户户人家逼上了绝路。康应中原本姓刘，是张寨村老堡子的一个老户。刘姓是该村的大姓，康应中的父亲在同辈中排行最大，自祖上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户人家。有薄地数亩，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属于那种饥寒交迫能够勉强活得下去的景况。到了民国十八年大饥荒之时，家里也就很快到了揭不开锅走投无路的地步。康应中这年不满9岁，名叫刘春来，下边有个弟弟叫刘生旦。看着两个儿子饿得快要活不下去的情形，康应中的父亲咬了咬牙，横了横心，决定去陕南找粮食。以秦岭为界，陕南属南方气候范围，应该不像关中这样大旱。康应中的父亲听人说在陕南给人扛活儿，一个月能换来几升米。他想去陕南先在山上打柴或者给人扛活儿，换点儿粮食回来。康应中的父亲安慰妻儿说，他已打问好路径，过了渭河到周至县，从那儿进山走三两天就到了。到了陕南不跟人家讲工钱多少，只要给他粮食就给人家打工，干什么都行。就是上山打柴，一捆柴换的粮食他一个人肯定吃不了，攒上十天半月就能有一两斗，这样要不了多少天就能背着粮食回来了。此刻已无法可想，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只好去碰碰运气，刘春来、刘生旦小弟兄俩和母亲眼巴巴看着父亲上路，都盼望着他很快给家里弄回粮食来，饿罪难受哇！
　　谁知康应中的父亲这一走竟成了永别！
　　康应中的父亲走后，母子三人在家里掰着手指头计算着父亲出去和回来的日子。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直到半年之后，父亲仍然没有回来，而且渺无音讯。村里的本家去人到南山找过两次，一点儿踪影儿都没有。大家最终断定，康应中的父亲不是饿死在半路上，就是被深山老林里频频出没的野兽吃掉了。从周至县进山，要翻过秦岭之中的崇山峻岭，穿越两三百公里几乎荒无人烟的羊腸小道，途中极少有人家居住。常走山道的人知道应该赶至哪里歇脚，在哪里才能找到饭吃，不至于饿倒在前后无人烟的山坡上，也不会半夜三更把自己扔在深山老林里去喂野兽。康应中的父亲从小生活在平原上，过去从来没有进过山，对山道上的情形一无所知，加上长时间挨饥受饿的身子，要想顺利穿越秦岭走至陕南，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解放后，康应中曾在父亲可能走过的路上和去过的地方探寻过，却始终未有结果。留在康应中记忆里的父亲，只是－个被饥饿侵蚀而受尽苦难的庄稼汉的形象。
　　伟大的母亲
　　父亲走后再没有回来，想方设法让两个儿子活下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康应中的母亲原来的名字已无从知晓，出嫁后曾被唤做孙刘氏。解放后户口登记时，因为再不能称呼那个有辱于妇女尊严的孙刘氏，又因为她的儿子是部队上的大首长，老太太今后要享福了，便就为她登记了个名字，叫孙幸福。可是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孙幸福跟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的妇女们一样，从来没有享受到过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康应中的母亲是个饱受封建思想残害的农村妇女，一双脚自小儿被缠裹成那种如今已很难看得到的三寸金莲。据说封建社会妇女缠脚自童年始，原本白皮嫩肉的脚丫子，硬是折断骨头被弯曲回来，小拇脚趾压在脚板心，然后用一块数尺长的白布一层层缠裹起来，久而久之固定成形为一团畸型的肉疙瘩。女人缠足原本是那些宫院官宅内足不出户者的自身作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脚的用途范围很小。延伸至劳动妇女则成为灾难，一天到晚家里地里劳作不止，畸型的小脚带来的不仅仅是不方便，还是极大的痛苦。小脚女人孙幸福此时独自承担起一对尚且年幼的儿子长大成人的责任，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正常时节，种几亩地的庄稼，播种、管理、收获已非易事，更不要说在这大年馑、大饥荒的年代，实在是天大的难事。
　　那时候，康应中的母亲正是三十多岁出头，如果只为了自己逃条活命，另外找个人家也不是多大的难事。但是东方女性中国母亲所具有的高尚品质，使她不可能扔下一双亲生儿子而只顾自己活命。她责无旁贷地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儿子活下去。对此，康应中感恩感德感慨颇深。他为母亲的伟大情操而感动，他对这种无私的母爱而情深！解放后，他已经有能力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是母亲却深深地眷恋着故土，同时也不愿意给儿子添“累赘”。上世纪50年代初，康应中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母亲曾经去南京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是为了给康应中看管孩子。康应中的爱人穆林在生头一个孩子时，康应中外出野营不在家，她因为没有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该生了，半夜三更不好意思叫人帮忙，直至天亮时才急急忙忙被送到附近的妇幼保健院，孩子生下后没两天就死了。母亲听说后，在穆林怀第二个孩子后，就赶去南京，精心伺候大月份的儿媳妇，生产时守在旁边，尔后又把孙子康智照管满了足岁，做了几双鞋子后，又回老家去了。
　　康应中在天水步校工作期间，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生活十分困难，他又把母亲接去天水。母亲在天水只住了不长时间，又闹着要回老家去，说是在那儿住不惯。康应中不让母亲走，母亲竟悄悄提着包袱去了车站。康应中听说后急忙赶到车站，拉着母亲回步校，母亲怎么也不回去。40多岁的康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政治委员，竟像孩子似地哭着哀求母亲，问母亲是不是嫌他们照顾不周到。母亲也像哄孩子似地对康应中说，儿子好，媳妇也好，她就是不习惯，不如在老家呆着畅快。
　　后来，康应中只好把母亲送回故乡，在老家盖了几间房，委托本家弟兄和后辈们照顾好母亲，由他付给相应的报酬和费用。“文化大革命”中，康应中的女儿康颖下乡插队，就是回到老家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康应中离职休养后住在西安，母亲仍然没有住到城里来，想念儿孙时到城里来住上几个月，随后又回到乡下去。直到1995年7月19日，以97岁高龄无疾而终于老家，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老堡子家中。康应中率领儿女们回到老家，儿子康智按照农村习俗厚葬了老祖母，并在坟前立碑，以示永远的怀念。
　　孙幸福在丈夫生死不明没了音讯后，想着怎样才能让两个儿子逃条活命。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虽然有几亩薄地，还有两间破房子，但是家家都为吃饱肚子发熬煎的时候，想用它们卖几个钱或者换点粮食根本不可能。这些东西便宜贵贱压根儿没有人要，有跟没有一个样儿。继续守在家里，只有饿死一条路。村里已有不少人家出门讨饭去了，孙幸福最终也选择了弃家出走，带着一双儿子乞讨为生。关中平原上的人们自古就有饿死不出门的传统习俗，那只是对守旧保守的关中农民心态的一种形容。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孙幸福以及村人们弃家而去乞讨为生，是在万般无奈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痛苦选择。
　　旧社会的乞丐实际上只是讨饭，不像当今的乞讨者只要钱不要吃食。一根打狗的棍子，一只破旧的土碗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出走没有目的地，晚上要在那里投宿不知道，一日两餐讨得到就吃点，讨不到就饿着。孙幸福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武功县境，随着讨饭的人群自西向东一路走去。人们都想着西边和北边比武功这里还要穷苦，往东走也许会好点。孩子们都还小，没有独自行事的能力，母子三人从早到晚形影不离。这样就更增加了讨饭的难度，在那种普遍受饥挨饿的时候，即使再有善心，也不可能一下子给三个人都施舍吃食。于是便常常出现只讨得半碗稀粥的情形，母亲就让康应中和弟弟分着吃，自己饿着肚子。有时候母亲也让年龄稍大点的康应中一个人去讨，但她也站在不远处看着，生怕儿子被狗咬或者被人欺侮。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男少女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欺侮穷人的恶癖，康应中常常遇到讨不到东西反被主人家放出来的恶狗吓怕咬伤的情形。他参加革命后最能接受和理解gc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学说，并且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为之奋斗，正是因为他小时候就已经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康应中已经不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讨饭生涯中的细枝末节，但是其中所遭受的艰难和痛苦却始终留在他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母子仨住过破窑烂洞，蹲过有钱人家的房檐坎子，蜷缩在麦草堆里。还住过好多个晚上的旧庙，那呲牙裂嘴的泥胎神像吓得他和弟弟整夜睡不着觉。寒冷的大冬天，母亲把他和弟弟搂在怀里，瑟瑟发抖盼着天亮。他似乎天天顿顿都没有吃饱过，肚子一直遭受着饥饿的折磨。在讨饭的路上，小小年纪的康应中吃遍了天底下所有的苦，流过一次又一次的泪。因此，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再大的苦他也能吃得下，受得了。他甚至不觉得那是苦，苦与不苦本来就是相对的。
　　为了活命弟弟送给人家
　　最让康应中铭刻在心难以忘怀的是与弟弟刘生旦的生离死别。弟弟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期饥饿造成的发育不良使得看起来更加瘦小，用皮包骨头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弟弟每天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只有八九岁的康应中背不动弟弟，只好由母亲抱着背着，走走停停。旧社会讨过饭的人都知道，即使最好讨的村子，也不能天天就留在这里不走。那些还肯施舍的人家，只对第一次上门乞讨者表示最大的同情，如果接二连三便很可能遭到拒绝。因此，为了能够不断讨得东西，就要不停地从这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每隔一些时日还必须长距离转移。
　　母子仨只在一个距黄河边不远的村子住过稍长一些日子，站在村头的高坎上可以望得见黄河，村子里的耕地大都在河滩上。大概是黄河湿地的特殊作用，这里相对于别的地方不是特别地干旱。康应中后来知道这是到了豫陕交界的潼关地界。这里的饭相对好要点，孙幸福是个很要强的女人，织布纺线缝缝补补样样精通，一路上她就不断帮着施舍的人家做点针线活，常常能被留下来住上一宿，或者额外地给母子三人管一顿饭。到了这个村子，她又给一户人家织了好多天的布，换得晚上有个栖身之地。主人家偶尔也给弟兄俩盛碗饭吃，更多则要靠康应中领着弟弟去讨。在那种年月，不存在劳动与报酬的等价交换。
　　再好乞讨的村子也不能永远呆下去，还要继续朝前走。康应中的弟弟每天都要母亲背着或抱着，母子仨便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弟弟的生存不仅没有最起码的保证，而且还成为康应中和母亲存活下去的最大负担。他们从武功县家里已经走了两个多月，才走了约摸二百多里地的路程。一路上，讨饭的人成群结队，大都是从陕西关中过来的，乡党们之间格外有一份亲切感。一天，一男一女讨饭的俩口子跟康应中他们一路相伴而行，不免相互间讲了家里的情形。夫妻俩家住周至县，也是一时再也想不出办法而跑出来要饭的。夫妻俩知道康应中家的情况后，对康应中的母亲一个女人家带两个孩子出来要饭，表示很大同情。那个女人不住地说，大嫂子，你真不容易呀！康应中的母亲说，哪有啥办法？他爸出去连个影儿都没了，我总不能跟娃都饿死在家里呀。
　　不料第二天走在路上，那个女人却对康应中的母亲说，他们俩口子没有娃，要是康应中的母亲愿意的话，可以送给他们一个。并说他俩口子商量过了，主要是看大嫂子困难，怕养活不了两个娃。要不，他们也在要饭，连自己都顾不了，哪还敢再添张口。孙幸福对此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半天没有开口。心想，他爸现在不知是死是活，剩下他们母子仨要死也要死在一块儿。那女人又说，大嫂子，你不情愿就算了，我们这是为你们好，我们三个人养活两个娃，总比你一个人养活两个娃好得多。
　　孙幸福看着这夫妻俩是一片好心，自个儿静下心来考虑了一番，终于狠了狠心答应了。第二天天不亮，母亲把康应中悄悄叫醒，趁着弟弟还在熟睡中离开了投宿的地方，让那俩口子一会儿来把小儿子领走。康应中哭着闹着不愿意丢下弟弟，被母亲捂着嘴巴扯着走了很远，怕吵醒了弟弟就走不了了。那天康应中一直闷着声，脸上的泪珠子一颗接着一颗直往下流，跟在母亲屁股后边不住地回着头。骨肉分离，刻骨铭心，此后与弟弟天各一方，康应中不由得不伤心落泪。然而，母亲的决定是对的，与其三人一起流离失所乞讨为生，很可能终有一日冻饿而死，倒不如让弟弟逃一条活命是一条活命。
　　可是不知为什么，孙幸福老人对于那段痛苦的讨饭生涯却讳莫如深，不愿提起往事，甚至不许人在她面前说出“讨饭”二字。在忆苦思甜最为盛行的年代里，家乡的年轻人作为光荣历史说到老太太旧社会讨过饭，竟引起了老人家的强烈不满。老太太挪着小脚，把那些说她讨过饭的年轻人“告”到了公社。公社干部们自然知道这是一位解放军军级领导的老母亲，便专程去张寨村“批评”了那些年轻人，让他们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康应中听说了这件事后也不觉得好笑，他深知这是母亲心灵上的创伤，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领养康应中弟弟的那户人家姓马，后来带着康应中的弟弟回到了周至县家中。康应中的弟弟改名马巨才，解放前也参加了人民的军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的一名指战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转业至广东省汕头市，娶妻成家，离休前任汕头市医药公司总经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康应中跟弟弟重逢后，一起带着妻儿老小到陕西省武功县老家看望母亲。孙幸福老人看见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很有出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高兴地说：“现在让我死了，我都能闭上眼了！”
　　康应中的弟弟被送给那户姓马的人家之后，他和母亲便离开潼关县，继续着乞讨生涯东行。他们仍跟过去一样，没有目的地甚或没有固定的方向，哪里能讨到吃的就往哪里去。河南人曾经被称之为中国的“吉普塞人”，善于到处流浪四海为家，一副担子挑着简单的行李，或者一头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屁股后边跟着女人，走到哪儿算哪儿。陕西的关中平原曾经是河南人逃荒要饭的首选地，大大小小几乎每个村子至今不乏当年逃荒要饭的河南人的后裔。而此时关中平原上的人却逃荒要饭到了河南，足以让河南人感到惊讶。
　　康应中和母亲在河南境内的乞讨生活举步维艰，河南人历来以红薯为主要食物，母子俩几乎所有勉强讨得来的东西都是红薯，吃下去不耐饥，等不到下顿饭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于是母亲决定渡过黄河往北走。康应中已记不得是从哪里过黄河的，反正是一条大木船，有几个只穿条裤衩子的庄稼汉撑篙和摇橹，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到达对岸。康应中的母亲事先打问得知，如果是讨饭的就上不了船，因为船家知道他们根本付不起船费。母亲让康应中先上船去，她随后赶了上来，上船后也装着不认识。到了河中心收钱，母子俩都说是要饭的，身上没得一分钱。此时不可能把船开回去赶他们下船，船家只好自认倒霉，骂了几句粗话作罢。
　　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康应中和母亲一路讨吃讨喝，傍着太行山边缘地带向北走，期间又受尽艰难困苦，最后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王坡村，一个滹沱河南岸的小村子。此时离家已近一年时间，母子俩似乎已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枯瘦如柴的身子再也迈不动了。
　　第二故乡河北平山
　　河北省平山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早在抗战初期，它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解放战争中又是党中央的中枢机关所在地。毛主席在这里的西柏坡村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然后由此进入北平，因而曾有“南有兴国，北有平山”之说。而平山作为康应中的第二故乡，却非康应中自己特意的选择。
　　平山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西侧，距石家庄仅30多公里，是个有山有水有大片平坦耕地的地方。民国十八年的特大旱灾对这里似无太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跟往常年景没有什么区别。西王坡村和东王坡村首尾相接连成一片，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村庄。行善乐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尤其对穷苦妇女的施舍更显得大方一些。康应中和母亲索性就在西王坡村滞留了下来，每天只在这个村子里乞讨，好像还能活得下去。西王坡村与十多年后闻名于世的西柏坡村相距不远。
　　时间不长，村里的人差不多都认得了讨饭的母子俩。有的人还了解了康应中和他母亲的底细，知道他们在陕西关中老家已没有了什么亲人。西王坡村有个打光棍的木匠，名叫康梦才，是个手艺人，勤快又厚道，家道还不错。康梦才人特爱干净，出门能做木匠活，回家能做家务活，虽然独身过日子，家里却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过去村人们给康梦才说过好几个女人，康梦才不是嫌这就是嫌那，老是觉得不如意。也许是千里姻缘一线穿，合该康应中和母亲在此落脚，当有人向康梦才提说把那个讨饭的女人娶回家时，康梦才竟十分爽快地答应，并催促从中说合者快办。
　　康应中的母亲当年来到河北平山时，正是作为一个女人风华正茂的时候。我们从孙幸福老人年愈古稀时留下来的照片，就不难想象得出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妇女。秀气的脸庞，姣好的身材，就是逃荒要饭也把自己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康梦才也许早就注意上了这个讨饭的女人，对她的言谈举动有过细心的观察，因而跟提说的人一拍即合。
　　孙幸福和儿子是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这样四处流浪乞讨为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哇？再说，自康应中的父亲在陕西老家出走失踪后，村里的人也都帮忙寻找过，最终的结论是一定没有人了。因此，另外走个人家，也是孙幸福的必然选择。当说合的人把康梦才领至近前时，相互看了那么几眼后，孙幸福便在心里做出决定：就是他了，这是我后半辈子的依靠。然而他们的结合却成了次要，成与不成的中心问题是康应中。孙幸福说她千辛万苦从陕西逃荒要饭到这里，为的就是要把儿子抚养成人。要不她嫁人在陕西就嫁了，何必跑到你们河北平山来。她要求男方将来无论如何要对康应中好，说：“你有多大的能耐就要用多大的能耐养活我娃长大成人。要是嫌弃我娃，咱这事就不提了。要是将来对我娃不好，我就带着我娃回陕西去，不要到时候又说我这人没情份。”
　　康梦才什么条件都答应，因为看上了孙幸福这个人。他也讲了自己的要求条件，不过是个软性的建议，那就是想让原来的刘春来跟他姓康。要是现在当下不愿意改姓也可以，等到娃年龄大了，让娃自己拿主意也行。康应中的母亲当即答复说，这事能成，娃的主我做了。只要你对娃好，娃就会把你当亲老子，甘心情愿跟你姓。
　　就这样，河北省平山县成了康应中的又一个故乡。人生道路上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往往能够影响到整个一生。倘若他们母子死守在陕西省武功县张寨村的土塬上，倘若他和母亲逃荒讨饭不是来到平山，或者走到过平山但是最终落脚却是在其它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康应中的历史就很可能要重写了。
　　康应中的继父康梦才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婚后对于康应中如同己出。村里有个民国后办起的小学堂，既有头上留着小辫子的老先生教“三字经”，又有主张新学的教师教算术国语，能够入学就读的大多是富家子弟。孙幸福一字不识，却十分向往读书识字有学问的人。她向康应中的继父提出，想要康应中也去村里小学堂读书。如果说康梦才拒绝康应中母亲的这种“奢求”，也完全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事先的承诺中没有这一条，再说那时候孩子上学读书是有钱人家的事儿，与普通农家的孩子无关，所以属于非份之想不切实际的过分要求。然而，康梦才却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十分支持。对此，康应中感恩于继父一辈子！
　　不难想象，在那种穷困的日子里，仅凭着木匠手艺维持生计的康梦才，陡增了作为妻子的一个女人，还接纳了半大小子的康应中，两个人的生活必需已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此时，再要去供养并非亲生的儿子去读书，倘若不是本身的心地善良，或者对新婚妻子的挚爱和报答，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满足这种近乎荒唐的要求的。此后，母亲为了康应中能够上学读书而对于再婚丈夫的感激，对于家庭生活的辛劳，在感情和体力上的无限投入，那是用笔墨难以描述的。母亲的伟大，伟大的母亲，是康应中辉煌人生的基石。
　　康应中上学后，自知这样的读书机会来之不易，便格外地用功。上课时两只眼睛牢牢地盯着老师，生怕漏听了先生教的每一句话。别人写大字有笔有墨有白纸，他没有钱买，就用木棍在地上练习。晚上回到家他还要继续学习，家里却穷得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因此每到农历十五前后，他便要借着明亮的月光抓紧时间。康应中从小养成的勤奋学习习惯，伴随着他在炮火连天的战斗间隙里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学习时，一直到离休后上老年大学，都特别地用功和努力，并且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劳动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终归与上学读书无缘。在母亲和继父的全力支撑下，康应中最终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读完了初小考上完小，却因为交不起学费只好辍学了。那时候的学堂都是私人办的，学费十分昂贵，每学期要二三百斤麦子，家里实在拿不出来。康应中在学校里是个优等生，辍学后老师还找到家里来，想动员家长让孩子继续读下去。可是看到康应中家里贫穷的状况，老师只好摸了摸眼含泪水的康应中的头，惋惜地走去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康应中辍学后，就开始帮助继父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继父是个手艺人，家里没有土地，他先是在农忙时节给人打打短工，给几个钱是几个钱。由于年龄太小，常常只是混口饭吃，人家一分钱一粒粮也不给。后来渐渐长大了，就去给地主扛长工。地主很苛刻，给一分钱的工钱就想让他干一元钱的活儿。什么苦活累活，不管他干得了干不了，都让他去干，手脚稍微慢一点，就又打又骂。有一次，地主一巴掌抽得他头脑发晕，脸蛋肿起来老高，还得继续干活儿，好多天都好像昏昏沉沉的。一年到头睡不上一个囫囵觉，天天晚上干到深夜，喂牲口，剥棉花，总能给你找到活儿干，第二天天不亮又得起来到地里去。
　　康应中在河北省平山县虽然总共生活了不到七年时间，但这里却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对于康应中戎马倥偬一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相隔四十年后的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康应中当年的老团长韩先楚，在由福州军区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接见全区军以上干部时，还没有等到康应中报告，韩司令一眼就认出了他，并说：“你是从平山参军的。”在平山县西王坡村小学所读的四年书，也为他参加革命后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使他为革命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康应中的继父康梦才解放前因病去世，解放初陕西省武功县观音堂乡张寨村老堡子刘姓本家，打听到康应中的母亲在河北平山，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康应中生父五弟刘世杰，专程赶往西王坡村，把孤身一人的嫂子孙幸福接回了陕西老家，使她叶落归根。那时候康应中正在抗美援朝前线，根本无暇顾及到家庭和母亲。
　　此后，康应中与河北省平山县似再无牵连，然而他仍然没有否认他是平山人，继续随继父姓康。因为在平山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难忘怀的，继父康梦才是他永远应当感激和尚未报答过的恩人。
　　平山人也没有忘记康应中。笔者撰写此书稿时，在百度搜索中写上“康应中”三字，竟在“平山网”上的“平山将校名录”中，发现载有康应中的专节，计有500多字的生平介绍。康应中也是平山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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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在战斗中成长

　　　　　　　　　　　　　　　　　　　　　　　　
　　
　　1937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也是康应中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国gc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8月31日，徐海东率领的八路军三四四旅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八路军三四四旅是由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改编而成的，而第十五军团则是原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组建起来的。红二十五军是原第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先于中央红军一个多月长征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为迎接毛主席党中央来到陕北奠定了基础。开赴抗日前线后的八路军三四四旅，首战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和八路军三四三旅共同完成了漂亮的伏击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三四四旅撤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此时的五台山地区已建立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河北省平山县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休整期间，八路军三四四旅根据党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和上级指示，从原有六八七、六八八两个团抽调一部分人员，扩编一个团，成立六八九团。六八七、六八八团是原红二十五军时的建制，原红二十六军的陕北子弟在陕西三原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时被打乱了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