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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虚道德天尊-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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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李显继位时虽然已经二十八岁，已近而立之年，但他在武皇后所生的四子一女中，品行与学识是最差的一个。就连官撰的正夫为他下的结论也是：“廉士可律贪夫，贤臣不能辅孱主。诚以志昏近习，心无远图，不知创业之难，唯取当年这乐。”
他为皇子时就不学无术、不求上进，无德无才。晋为太子后，更只知玩乐，终日游猎戏耍，不知做太子的责任为何物，东宫的属官百般劝谏，他根本不听，我行我素。他愚昧、荒唐，懦弱无主见，根本无继位做皇帝的资格。他的品行、学识之差，李治和武后心如明镜。但是，当李贤被废后，论资排辈也只能轮到他为太子。在李治临终之前，明知这个不肖子难能担起社稷重任，才遗诏让皇太后决定军国大事，中书令裴炎为辅政大臣的。
她清楚的意识到前途的艰险：在新旧君主接继之时政局的骚乱，作为皇太后是新君的母亲辈，再去涉诸朝廷政务，更会遭到朝野的非难和反对。但是既然“受玉几之遭顾，托宝业于穷荒”，艰险再大也不能辜负李治的托顾，而应“割深哀而克励，力迷衿而自强”。所以她必须立即从深深的悲哀中走出来，拾起朝纲的全负重担，迎着难以预测的重重困难，继续坚定地昂首阔步走下去。
三十年的辅政及与李治同朝执政，她对唐廷的朝局太熟悉了。她擦干哀惋的泪水冷静下来后，立即做了正确的判断，做出了稳定朝局的内外安排。
首先，她发布第一道政令，安抚宗室诸王。这些位尊望重的王爷是新旧交结之时最不稳定的因素，先把他们稳定下来，就使李姓王朝的亲缘关系重新结成板块和网络，免在血缘上生出变故。当时，唐室的王爷有高祖的庶子五人，是新皇帝的祖辈。还有新君的叔伯两位王爷，即太宗的庶子。他们都是重要地方的世袭刺史，食有庞大的封邑。以往在历朝中，新皇登基时，反对力量多依重王爷，发动变乱。李治去世后，对于新皇帝来说，他们辈份自然开了一轮，官衔自应提升，李氏皇室自应由他们辅佐。所以，武后的第一道政令首先针对他们，让他们感到温暖。政令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为太尉，霍王元轨为司徒，舒王元名为司空，滕王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鲁王灵夔为太子太师，这是高祖的五位庶子。同时尊越王贞为太子太傅，纪王慎为太子太保，这是太宗的两个庶子，新君的两个叔叔。武皇太后尊他们为太尉、三司、太师、太傅、太保，这都是朝廷中极高的品级，使他们一时无语可说，不使致乱。
与此同时是确定新君的朝廷中枢。那个时候，李治时代的重臣们多已亡故或致仕。如戴至德、郝俊臣、崔知温、裴行俭等都先后病故；李义琰、薛元超年迈致仕；李敬玄因征吐蕃战败，又假装有病不上朝被李治贬逐。朝中重臣仅余刘仁轨资格最老，尚有被新提的辅政大臣裴炎及以外司四品新进的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刘景先等人。武皇后都作为新君中枢而任用。以老臣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刘景先为侍中，这是朝中的向位宰相。岑长倩提为兵部尚书参知政事、魏玄同以黄门侍郎参知政事、提拔左散骑常侍韦弘敏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北门学士刘祎之为中书侍郎。唐廷旧制，宰相们在门下省议事，把门下省称为政事堂。因为作中书令的裴炎受遗诏辅政，所以把政事堂由门下省改为中书省，宰相们都到中书省议事。
以备政权更替可能发生的不测之事，武皇太后派左威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孤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武皇后的出手果然不凡，经她果决处置，很快就稳定了李治去世后的内外政局，并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统治力量。使朝野为敬服。
一切都很好，也很对。但是，却在皇帝身上出了问题。
公元684年旧历大年初一，因为新皇帝登极，乃改元嗣圣元年，大赦天下。第二天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又把她做普通参军的父亲韦玄贞提升为豫州刺史，豫州是中原要冲，管辖东都洛阳周围的州县。然而，中宗李显还嫌提拔的官位不高，第二天又要提为侍中，侍中是当朝宰相，为朝中首辅之一。而且，连中宗的奶**儿子都要授为五品官。
皇帝的这个决定也太荒唐、太离谱了。作为辅政大臣、中书令的裴炎苦苦地劝谏，坚决不同意皇帝的决定。韦玄贞没给国家立一寸功劳，仅是一个小州的帮闲小吏，两天之内就要提拔到宰相的高位上，其德其才其功业都太不可思议，这哪是一个皇帝可以做的决定呢，所以才“固争”。
韦后是个貌美而极有心计的女人，其实中宗的决定都是韦后出的主意。中宗惧内而对下属却非常傲慢，他见裴炎不同意他的决定，便大声喝斥裴炎，并说：“我就是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什么有可以的，何况一个宰相呢”裴炎听了很害怕，就把这事告诉了武皇太后。
武皇后听了非常生气。这个李显竟然如此荒唐没出息，比自己估计的坏上百倍，没做几天皇帝就为老婆做出这等事来，将来让他掌握了朝中实权，天下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所以，不能再让他当皇帝。但是，以前为了李弘和李贤已经让朝野误解太大，如今李治已逝、了显做皇帝又没有几天，朝野正在盯着她，而好不容易让局势稳定，如果不废新君，李氏宗族、文武百官、朝廷内外，不知道怎么闹腾，甚至会借此发动兵变，其不堪设想啊但是，既然李显糊涂透顶、不堪为君，她宁可担着自己再被误解、再被指骂，也决不能犹豫不决。她想，为了李家天下（当时她仍这么想），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对得起天地良心，李治在九泉之下也会同意和原谅自己，而如果是太宗，就更会毫不犹预地这么做。于是她当机立断，与裴炎一起商量君主废立之事，在商量定具体措施安排之后，她亲自草拟了废黜皇帝的命令。
嗣圣元年二月戊午日，武皇后在东都洛阳的乾元殿召集百官大会。先令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勗率领羽林军入宫警戒，选拔高级卫士到乾元殿上戒备，由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祎之总负责。
大唐宫室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坐在乾元殿里的百官个个惊恐、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宰相裴炎出班，当众宣布皇太后的命令：“中宗昏庸无德，不堪为一国之君，立即废为庐陵王”命令宣罢，立命卫士扶中宗下殿。中宗抗声大叫：“我有什么罪？”武皇后大声斥责：“你想把江山给韦玄贞，还说无罪”于是，把中宗软禁在别殿里，恢复了李哲的名字。中宗的长子、皇太孙李重照也被废为庶人。韦玄贞被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
第二天，改立武皇后的第四子预王李轮为皇帝，赐名旦，他就是睿宗皇帝，这年他22岁。他的王妃刘氏是刘审礼的孙女，刘审礼曾在对土蕃的征战中受伤，被俘死在土蕃。如今刘妃被立为皇后。李旦长子李成器被立为皇太子。改年号文明元年。
即位月余的中宗被废，朝野又起议论之风。李氏宗室、百官人等，皆攻击她图谋取而代之。
为防万一，武皇后任命刘仁轨为西京留守，命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去巴州，检查防守被废太子贤的住处，以防李贤被人利用。任命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任命她一手提拔的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伟之为同中书门下省三品。又徒封杞王李上金为毕王、鄱阳王李素节为葛王，李治驾崩，他们同赴父亲的丧事，丧事完毕，武皇后让他们出任外州刺史，以示对李治亲子的优容。
议论归议论，却无人敢于当面指斥或犯颜直谏。唯有刚被任命为西京长安留守、已八十三岁高龄的老臣刘仁轨上表直谏。武皇后委任他时曾给他写信说：“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表示对他的信任和重托。但刘仁轨是上疏辞任，要求告老致仕。再进一步劝谏说：汉朝的吕太后临朝任用外戚，事情弄坏了留在祸害，又被后人笑话。表中有言曰：“吕后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说的汉初发生的重大宫廷变故，武皇后心里很清楚的。那是刘邦死后，懦弱的汉惠帝刘盈即位，大权落在母后吕雉的手中。吕后控制朝政十五年，封侄子吕产、吕绿为王，形成诸吕一派，排挤功臣、迫害刘氏宗亲，搞得乌烟瘴气。待吕后一死，高祖的亲信大臣周勃、陈平等人把诸吕一网打尽，朝野无不称快。吕氏弄得汉初政潮翻滚，人心不宁；而吕后成了外戚专权的反面教材，为后人嗤笑。
武皇后看了刘仁轨的奏表，便委派秘书监、侄儿武承嗣带去一封信安慰他，希望他不要辞职，并回答了关于汉初吕后专权的认识。那封信写的恳切感人。信中说：
今以皇帝谅闇不言，眇身切代表政。远劳劝诚，复辞衷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知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黾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此信足以显示武皇后政治家的气度和胸襟，她认为刘仁轨用吕后的事来劝告她，表示了刘仁轨的品质忠贞、耿正、高风亮节，能敢于直谏，是“劲直知风，古今罕比”。她真诚地表示，“初闻此语，能不罔然”，但静下来思考，真是一面明镜啊所以，表示感动、惭愧和快慰。因此，诚望您作为先朝的老臣，能以匡救天下为怀，不要丢下我们不管，不要因年老而告退。正因为武皇后披沥胆表明心迹，才让刘仁轨不再要注告退，以后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太后做事。
刘仁轨代表了老一代大臣，自己尖刻地拿吕后比武皇后，竟受到了尊重。这不仅是武皇后的政治风度，也表现了她的坦荡胸怀。所以，他的德高望重的声誉，继续受重用，继续为武皇后努力工作，就以一种无声的力量，堵住了许多官员之口。
当然，政治斗争毕竟是残酷的，有时会流血、会死人。
对那些直接影响统治地位的人，武皇后则直接或间接地消灭。一天，十几个参加废黜中宗的骑兵在酒坊里饮酒，议论着废黜中宗的事。其中有的说：“早知道没有勋赏，还不如拥立庐陵王当皇帝”其中一个人听后，悄悄出来，跪到玄武门告密。结果，饮酒的人没离座，就全被逮捕，关进了羽林军的狱中。第二天，在酒桌上非议的那个人被斩首。其他人知而不报被处以绞刑，好个告密的得到了五品官职。
再说那个被废的太子李贤，在这政治动荡的非常关口，武皇太后派左金吾将军丘神绩去巴州他的住宅检查，开监视他和周围人的行动。丘神绩到了巴州，把李贤软禁起来，逼令他自杀＇《西京杂记》，卷第9页。＇。当丘神绩回到洛阳后，武皇后宣布是他擅自杀死了故太子，把他贬为叠州刺史。又在显福门为李贤举哀，并追封他为雍王。很快又快复了丘神绩的原官。
这一过程，同样表明武皇后为巩固政权，对可能发生变故的重要人物，采取了坚决态度。李贤曾经密谋造她的反，对她早无母子之情，而李贤也认定她不是生身之母，对她极为仇恨。因此，在这非常时期，她认为李贤是个危险人物，可能被人利用来对付自己，所以只有牺牲他，以绝祸患，才密令丘神绩去逼其自杀的。不然，丘神绩是不敢擅杀李贤的，他虽然是被废太子，毕竟是李治之子，那要遭到杀身灭族的。不会只被贬放，而且很快又官复原职的。所以，丘神绩的举行，是受武皇后指使的。
与此同时，武后又把庐陵王李哲迁往湖北的房州（今湖北房县），几天后又迁到均州。如此迁来迁去，武皇后也在为政权的威胁和安全考虑。
睿宗李旦生于龙朔二年（第八子、武皇后的第四子，是李治武皇后的子女中最小的一个，被立为皇帝时也二十二岁了。刚出生就被封为殷王、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但是，他自幼年就养成爱读书、爱书法、爱文学的习惯，从来就没有王位、将军官衔放在心上，更不去想自己是一个王子，将来有可能做皇帝的事。正史为他论定为“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真是为他想得周到啊果然此计好用。这不，杀人狂武皇后就是被他的小儿子懵住了。守株待兔，最后皇位被他等个正着。
哎其实李旦并不怎么感谢通晓孙子兵法的先生们，也根本不懂你们为他出的那些鬼主意。李旦从降到人世间，血肉细胞里就没带着一颗政治的因子。是不是巴甫洛夫的算盘珠上出了毛病，还是哲学中的特殊论起了点作用，反正李旦没继承他**一粒喜好政治的生命因子中的文学、书法等艺术因子，他特别喜欢这些、所以，什么政治、计谋、阴谋、阳谋等等，通通和他绝缘；所以，再精细的史学家也没能记下他这么多年关于政治斗争方面的所想和所行。只能如刘昫那样，记下一点他读书、书法、训诂等所作所为来。就是说他“谦恭孝友”等，怕也难有儒家那“修身、齐家”等设计，只表示李旦一门心思弄他的书法和训诂，自然就地露出了“谦恭孝友”的形态来。绝没有政治家的那种谦恭，或是自然流露的谦恭风度；或者表面上的谦恭买好的阴谋。当然他更不存在自居易诗言中说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的恐惧和谦恭了，连边都沾不着。
被立为皇帝之前的简历是，乾封元年（666年）徙封豫王；总章二年（669年）徙封冀王，这时把初名旭字去掉，就叫李轮；上元二年（675年）徙封相王，拜右卫大将军；仪凤二年（677年）改名李旦，徙封豫王。
这么多年来唐宫廷发生的斗争，母亲历尽的各种风险，他不闻不问；后来又接连发生他的三个哥哥和母亲之间复杂关系，兄长们或死或废，或监国或称帝，她没见着他的任何动静，史书未留下他的只言片语。作为皇子，作为政治风浪之中的皇子，父母兄弟全家上阵，或斗人或自斗的血和火斗争中的皇子，他干什么去了？于是，有些人便替他去想。出于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去想，一些人就认为他在用韬隐。看到了母亲的阴毒，嗅到了哥哥被母亲杀死的血腥，只好学刘备种菜骗曹阿蛮了。
＇奉献＇
………【第四百二十二章。勿看】………
第四百二十二章。勿看
然而，造化弄人。突然有一天，就是他的三哥被拉下龙椅的第二天，有人请他去当大唐皇帝。此时他是怎么个形状，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史家也无一字留记，所以也不好妄自忘记述。估计他是任人摆布：穿上龙袍、扶上龙辇，前引后拥地进入金鸾殿，再扶上那个无比宽大、坐上去极不舒服、而许多人又想做的那个龙椅，由很多官们拜下去山呼万岁，由宫中礼仪司长宣布他从此就是大唐天子了。总之，犹如唱大戏那般形式，李旦就像个活道具，被人家搬弄着，坐到大唐皇帝的龙椅上了。
但是，当他坐到这个位子上后才知道问题颇严重，不像他每天读书写字那么轻松了。这时候或许他想到过他的三个哥哥，想到他们与母后之间的关系，都弄出个悲惨的结局来，他才意识轾做那个在椅子上的危险。由于他的本能和无能，才选择了一个求生的方式，他可以做天子，但这天子一定要徒有虚名。他知道要平安无事，就不能参与朝中的任何事情，从根本上说，他也无能力处理朝中的任何事情，他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因为压根就没有想过那档子的麻烦事。
所有的历史都说，皇帝、皇后们和皇子们建立不起来平常百姓家的那种温馨的你子、母子感情来。武皇后同她的儿子们也是。如今，历史把她们母子推上政治舞台了，一个是不称职也不情愿做的皇帝，一个是形势迫得她再无后路的皇太后。她们被冷冰冰的政治隔离着。
武皇后突然很心疼这个神情木纳的小儿子，因为她看见了儿子脸上的泪水，也听到儿子怯懦的声音。这声音似乎又唤起了她的记忆，唤起她对自己生下的幼小生命的记忆。于是，她不想为难李旦，他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于是，她轻轻地说：我知道你很为难，我也很为难。而且也很痛苦，我的身上背着很多罪名，在你的身上，恐怕仍要再背一个罪名。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咱的国家，为了黎民百姓，这些你可能不懂。但你一定要能理解我，理解你的母亲所做的一切，能原谅我。你的二哥和三哥都没能理解我，也没能原谅我。现在，你父亲去世了，你三个哥哥又都远离了我们，今天就只有咱娘俩，今后我也只有依靠你了。
李旦听了母亲的肺腑之言，看着母亲凄怆的哀情，突然升起了那种早已没有了的与生俱来的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他突然跪了下去，突然泪水滂沱。武皇后轻轻地抚摸着儿子，让自己的泪水任意流淌，这是母子间血肉情怀的表露。
李旦开始去寻找母亲的手，武皇后把手交给了李旦。李旦感到这双手是如此柔软，但又感到如此有力。他无比相信这双手，这是一双擎起山河的手、改变世界的手。但同时感到了羞愧，作为儿子，却不能为这双手分担，更不能让这双手只是用来抚摸自己。
李旦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从心底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一个二十好几的大男人，却不能担起做皇帝的担子，而却要让六十岁的母亲替自己去做，背着罪名替自己去做。但自己又的确没有这个能力，怨恨自己、讨厌自己都没有用，不行就是不行。那是做皇帝，不是临模王羲之的“一波三折”和“永字八法”那么等闲。
武皇后看着小儿子真挚的表情，突然想起了明崇俨关于李旦有天子之相的预言。李旦绝无天子之才，但他却有做人的真挚。真挚使人明智，人贵有自知之明。李旦有三个哥哥，做皇帝轮不到他，所以他就不寻思做皇帝的事，所以也就没有争皇帝做的野心。于是，他便切实地把握了自己的人生。李弘也没有天子之才，但他去不敢表白，最后硬是让皇帝的头衔压死了、压碎了。李显也无天子之才，但却狂妄自大，刚坐上龙椅就得意忘形了，张扬失态，他虚有太宗其表，最终身败名裂。
李旦怎么样？还是让史家说话吧。史称：“自则天初临朝及**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旧唐书》卷7，《睿宗纪》。＇前文已述，众多人把这段文字理解为睿宗行韬隐，才免遭武后之毒手。实际上为睿宗写纪的史家刘昫已在这段文字的前面表述过了，睿宗李旦只会书法、章句，没有学做皇帝的本领，根本没想做皇帝，后来皇帝的大帽子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只能自觉自愿地同他**配合，自己做个傀儡，让她母亲去做皇帝的麻烦事。他落得清闲，仍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他没有行韬晦，没有必要，她母亲没有要杀他。她比一个身无束鸡之力的人，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拳师，去威震武林什么的。一把比武刀也扛不动，拳手让位，就没有人再去杀他抢他的位子。还用得着行韬晦吗？
史学家们拿武皇后的四个儿子变着法子整她。武皇后的小儿子平安无事地直活到寿终正寝，人们又说是因为他恭俭退让，就将难免于祸。好像武皇后自己生下儿子，就留着长大后杀着过瘾的，非杀不可的一样。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甲子，武皇太后御武成殿。史书记载：洛阳宫有三个向南的正门，中曰应天门，左曰兴教门，右曰光政门。自光政门向里走，先过广运门，再过明福门。和明福门并列着的是东西的武成门，从武成门进去，一个大殿便是武成殿。这一天，皇帝率领王公以下的百官为武皇后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由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此由武皇后亲自临轩执政，而当今皇帝则居之别殿，不再过问朝政这事。问事地点在乾元殿后面的内朝宫宇紫宸殿，仍以浅紫色的帐慢隔着接见百官。据《唐六典》记载，洛阳宫里没有紫宸殿这个名字，也可能因武皇后因女性临朝，以紫色帐慢为帘，故有其名吧。那一年，武皇后是六十一岁。
武皇后临轩称制后，百官称贺，并争着言“符瑞”，即所谓“瑞禾”、“瑞鸟”、“瑞麟”、“瑞云”等一类吉兆，表示对皇太后的拥戴。嵩阳令樊文又献“瑞石”，武皇后让他把“瑞石”取来在朝堂上让百官观看。尚书左丞冯元常出班奏称：“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这个冯元常就是曾经劝告李治抑损武后的人，他敢于当着百官和临朝武后的面，指责这些祥瑞是谄谀欺骗，说明不有相当一部分官员不满武皇后的执政，他向武皇后上奏樊文献假瑞石，实际是指责武皇后欺骗天下人。武皇后很不高兴，就把冯元常调出去做陇州（今陕甘一带）刺史。
为表示她的新政改制，把李治去世的这一年改过三个年号，即嗣圣、文明和光宅，分别代表着中宗继位、睿宗即位和太后临朝。自从武皇后入宫辅佐李治之后，唐廷改用过许多新年号，这都是武皇后的主意。高祖只用了一个武德年号、太宗只用了一贞观年号，而武皇后先后用过三十多个年号。每发生一件大事，她就改个年号来纪念，的确反映了武皇后的改革新思想，旧的传统观念难以约束她。
她亲自临轩执政后，就把大唐的旗帜易为金色，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改八品以下官员旧服青色为碧色。
她又一次大改官名，目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从而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相；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依次改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改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加一个右肃政台。其余的省、寺、监、率名称，都按各部门的职权令改名称，表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史书对武皇后的改制成见很深，认为标新立易，乱改一通。而武皇后举例解释说：“御史是分管官吏风气的官职，要起到整肃吏治的作用。现在国土之大，州县官员之多，很难整治。现在把御史台改为肃政御史台，增设右肃政台，就是用以监督地方官的风纪。而旧御史台不变，专管京中的部门和军队的风纪。”＇《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这说明武皇后的改官员名为的“适事以标名”，而增设官为的是更好的做好国家的工作，只要不是对她有成见，就可以看以她改革的用心了。
武皇后代子临轩，改元光宅时曾写改元赦文，表示自己要励精图治的决心。其中有语曰：“以社稷之大任，属荒眇之微躬。钦奉遗言，载深悲惧。遂以兹菲德，开导嗣王。”“惟欲励精图治，克己化人。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宇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文中谨表示她身负先帝的遗言和社稷的大任，要用心教育皇嗣，要把重担子挑好，使社稷稳固，让百姓有好光景，以此报答先皇的顾眷和委托。只能看到她垂念先帝的慈心、教育好皇嗣的苦心、治好国家的雄心，而并不见她吞并社稷的野心和害国害民的祸心。
二十五迅速剿灭徐敬业们的叛乱
正当武皇后改元称制，除旧布新，准备为大唐江山的巩固与发展、为黎民百姓的安乐与幸福大干一场时，一场由唐朝勋旧大臣的后代发动的叛乱爆发。叛乱距废黜中宗李显、置新群于别殿、宣布临轩执政仅仅半年；距离易帜改元和改官名只有十十几天。对勋旧势力的可能叛变，武皇后是有预料和准备的，但她也没有料到会发生得如此之快。
叛乱发生的原因，按传统史家的说法是“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因而为自保而发动。如司马光的记述：“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其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水从。”于是追尊五代祖考妣，皆为公、王和夫人。又在山西文水建五代祠堂，并任用诸武，才激起唐宗室和勋臣后代的叛乱。
这个原因并不成为叛乱的原因，这仍然是“顺口而言”，把西汉吕后任用“诸吕”的先例顺手加到了武皇后的头上。试问：如果武皇后任用的是“诸李”，把李姓宗室孩娃不留，一个个全用上，是否就没有人说话了呢？这是什么思想在作怪，还用再多说吗？当李世民、李治执政时不是把李家的祖宗八代全追封为“皇帝”吗？李氏兄弟子侄哪个不是王侯呢？史家们感到完全应该。何况，武皇后当时也都把李氏宗亲全安排到很高的位子上去了，高祖的五个儿子、太宗的两个儿子都安排在中央中枢的显要位子上了。中央的三省六部堂官现任宰相、首辅大臣全部是原来班子余下的老臣或新晋的多姓大臣。任用“诸武”是以后的事，是许多顽固大臣、李氏宗室叛她而去，才用上她的几个侄子为官，而朝中的主要官员仍是多姓，始终未出现“诸武用事”的大局（此问题后当论及）。所以，这次叛乱是另有原因的。
具体原因，司马光接着就叙述出来了。而且行文十分简炼，简直数语道破：
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盩厔（zhu，zh县名，在陕西省——引者）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县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盩厔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恕望，仍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资治通鉴》，卷203，光宅元年九月。＇
有这段文字的记述，这次叛乱的具体原因太明白了。原来是一群犯罪的官员阴谋报复，所进行的作乱。这些龌龊小人因贪赃、受贿、赌博等原因，被贬了官，便凑到一起，先是发泄不满情绪，然后利用形势变动进行政治投机，便以匡复庐陵王李哲为旗号，“乃谋作乱”。司马光已经给他们的阴谋活动下了定论：“谋作乱”，即阴谋发动叛乱。看来，正统官史对历史上的叛乱者也是痛恨的。
叛乱祸首是被赠爵为太尉、英国公、扬州大都督的李绩之孙李敬业。
李绩在前文已经叙述过了，他是高祖兴唐建国后的三代功臣，也为武皇后能成为皇后立过汗马功劳。武皇后和李治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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