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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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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1）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再如一首云游诗：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
夜间不敢长伸腿，恐把山河一脚穿。
朱元璋受儒家理学影响非常深刻，如果说宋朝是理学的理论形成与成熟期，那么明朝则是理学的深入与实践期，他将儒家理学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儒学体系难以被蒙古游牧民族所理解，加之地域辽阔的蒙古帝国除本土文化与儒家文化外，所选择的文化还有吐蕃喇叭教文化、中亚###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等，所以元代建立后，对儒学采取拒斥的态度，废除了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汉人为此而悲痛欲绝，读书人也没了晋升出头的机会，对元朝自然恨之入骨。朱元璋对儒士的重用、对儒学的复兴、对科举的恢复无疑是汉人及民族文化的一道福音，特别是那些文人学士，更将他视为拯救衰世的“救星”，对他大唱赞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朱元璋却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国家”政权体制，将宋朝的“开明专制”、“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抛得一干二净，以暴力治天下，以威猛制民众，“果于戮辱，视士大夫若仆隶”。黄宗羲曾经论述道：“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
即使恢复后的科举制，也非前代可比。朱元璋将他纳入一条狭窄的轨道，将天下读书人的才华束缚成一条随意舞弄的绳索。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即每篇文章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天下文人为了猎取功名，只埋头于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只写空洞的八股文，对社会、时事、人生一无所知，“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培养了一大批被人视为书呆子的蠢材，造成了人才的空前浪费，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朱元璋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严格而言，刘邦不属正统农民）跃上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这也是自陈胜、吴广以来每一位农民起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上天”终于通过朱元璋这一历史人物得以实现。农民——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农民，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朱元璋这颗闪光夺目的救星，对他寄予了无限的企盼与希望。
朱元璋同样感到了自己肩头的重任与使命，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也似乎没有让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兄弟失望。
朱元璋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他最了解农民的疾苦。在他身上，既凝聚着农民俭朴勤奋、吃苦耐劳的优点，也汇积了农民那根深蒂固的缺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农民那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农民意识”。
就个人而言，朱元璋登上龙椅，已达到了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峰巅，但是，他的心中还有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与理想——那就是建立一个平等俭朴、富足安乐的农业社会。
据《明太祖实录》所载，朱元璋曾经说过：“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后，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
他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采取了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他扼杀了宋末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的商品经济。他认为农民是世上最为高贵的职业，在他眼里，似乎只有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才算符合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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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2）
为了对全国民众加以控制管理，征收赋税，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实行人口普查，核实民数，被西方统计史学家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记录。户籍制度建立后，他将农民严格地限制在田垄之中。“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并以此推而广之，把全国所有军民的活动限制在百里之内。超出这一范围，就得向地方官请领路引，即相当于现在的通行证或身份证。如果违反，必须擒拿送官。将广大民众局限于固定的地盘，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加封闭，如一潭死水般没有半点生机。
朱元璋还将儒家的教化政策落实到社会基层。他很讲究实际，并不指望人人都成尧舜，却要求普通百姓不犯上作难、不滋扰官府。他发布了六句明白易懂的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规定由各里甲老人每天摇铃高声朗诵。还发布教民榜文、《御制大诰》等，不时“训导”，要求人民趋善避恶。朱元璋出身农民，最了解农民，他知道农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之类诘屈聱牙的文言文，就尽量将这类文告写得通俗易懂，或是将有关法典翻译成大白话，叫做“直解”。与以威猛治官相反，朱元璋对农民似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是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
他提倡节俭勤劳，讨厌游手好闲之辈，对赌博更是深恶痛绝。他治贪无路，治赌却成效显著。他在南京城内建了一座“逍遥楼”，将赌徒送入其中，让他们在里面赌个够，可就是不给饭吃。此举一出，弄得那些好赌者人人自危，个个悚然，不敢再赌。
朱元璋念念不忘的就是给农民一个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严惩贪官污吏、打击豪强地主，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扶植小农。
朱元璋大兴狱案杀死的十万多人中，大多数都是朝廷官员及民间富裕大户。对农村占有田土的地主，规定了许多义务条款，严厉限制他们的家财膨胀。朱元璋心中平等的理想社会，不是人人富裕的社会，而是要将所有富豪变为普通平民百姓。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别。追求一种人人都是自耕农，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人人自给自足安贫乐道的“小国寡民”社会。不唯农村，他也试图努力将整个中国大地变成具有田园风光的乡村社会，将整个中华民族的每一成员全部农民化。
朱元璋不可能超越他所置身的时代，更无法摆脱“农民出身”这一局限。直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上到下的普遍思想，也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那些属于复杂劳动范畴的脑力劳动者都是一些寄生虫，劳动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种时尚。即使今天，占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们还固执地认为唯有他们的职业才是天底下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些种田人，天下人都得饿死，这是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口头禅。一位农民进城后不禁疑窦大生：“那么多人游手好闲，也不知他们哪来饭吃，空着肚子怎么还活得有滋有味呢？”
农业、农民，是中国永远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六百多年以前的朱元璋更当如此。而要命的是，他将全国视为一个扩大的农村，用管理农业的手段治理国家，将整个中国农业化，攥住了已然前进的历史车轮，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凝固不变、停滞不前。
在外交方面，朱元璋对世界的认识，仅局限于周边及邻近的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对外界的陌生恐惧及短视自足，他故步自封，推行以守代攻的外交策略；他取消了历代曾经有过的民间自由贸易交往，曾下达过六次禁海令，“不许片板下海”，禁止一切中外商民贸易。他说：“朕因为海道可以沟通外国，因此禁止中国百姓往来，如果不禁止告诫，那就会使人人都为利益所惑而触犯刑律。”
他命人编定《大明律》，又亲加裁酌，作为有明一代始终生效、维护君主集权与封建等级制度的法律条文。
狭隘变态的农民皇帝（13）
他以农村春耕秋收、四时循环、万世不移的固定模式为本，将明代的基本国策用《皇明祖训》固定下来。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朱氏后代子孙遵守他制定的成法，就可以稳坐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因此，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活而治国，他都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制定得相当全面而详尽。然后，他嘱咐道：“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颁行时，他又对礼部训令道：“后世敢有言更改祖制者，即以奸臣论。”世代在发展，却为子孙后代制定一些条条框框，墨守成规，也就难怪明朝时期，中国文化即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他在提倡节俭勤劳的同时，却将皇族集团变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朱元璋规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凡出生的皇族成员，所有生活负担及死后安葬全由朝廷负担，一生都被国家给“包养”起来了。法律规定，皇族既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为吏，也不许做工务农经商，只能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空度时日。而皇族成员却在不断地呈几何级数增加，一百多年后，即达到了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已近十万人。这样一支庞大的人口，所有生活负担全由国家“承包”，仅诸王府禄米的支出就占全国粮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皇族寄生阶层成为巨大的沉重包袱，使得明朝经济、财政不胜重负。
……
写到这里，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看看同一时期的欧洲社会，定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感喟与感悟。当时的欧洲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其主旋律是高扬人性，提倡人文主义，开展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启蒙；对外，为了寻找财富，开辟新的市场，一批勇者强者正在进行着激荡人心的地理大发现探险活动。于西方而言，那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的社会，是一个意气风发、昂扬向上的伟大时期。
而我们却陶醉在迷人的“小国寡民”的田园风光中不能自拔，人民被狭窄的田亩与地盘所束缚，国家画地为牢自我封闭，一大批文化、知识精英正在“六经注我”的八股科举中虚掷青春空耗才华，全国上下构成了一个没有隐私、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庞大“集中营”。
一方是昂扬奋发突飞猛进，一方是萎靡不振故步自封，两相比较，优劣自现。时间一长，差距就大了，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势不可免。而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这样看似偶然却不可避免地注定了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
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落后挨打，这笔“陈年老账”固然不能算在朱元璋一人头上，但明朝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他那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他的嗜杀成性、专制集权、短视自足、狭隘变态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作用与深刻影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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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
一
吴三桂虽然是一个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但如果将他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比较，显然是一个不甚起眼的角色。他不是政治家，缺乏纵横捭阖、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也算不上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在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中，他的个人武功固然高强，打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胜仗，但所逞多为匹夫之勇，并无突出的军事建树，而在后来的叛清大战中，更是指挥失误，将自己一辈子积累的所有资本输得一干二净；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仕明叛明，降清反清，反复无常，被视为没有廉耻的小人而遭万众唾弃；他与文化创造更是毫不沾边，一个连道德信仰都不具备的“小人”，哪有什么独特的思想体系可言？……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物，却在明清之际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那风云变幻的关键性时刻，吴三桂被命运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一颗决定性的砝码，左右了历史的天平。
吴三桂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生于辽东一个武将之家。其时，正是明代衰微，满族兴起，辽东战事频仍之际。吴三桂父亲吴襄为明朝武进士，因守辽东有功而官至总兵。舅舅祖大寿、祖大乐、祖大弼是赫赫有名的三员大将，他们率领的“家兵”是明廷倚重的抗清精锐。父辈的战场厮杀对吴三桂的儿时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血雨腥风的环境培养了他的剽悍勇猛、坚毅果敢与冷酷无情，也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
父亲吴襄身为军人，却对血腥残酷、动荡不定、命运莫测的军旅生活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情，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过上一种安定而平静的生活，就让他投拜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画家董其昌门下。董其昌学识丰富，诗文书画样样精通，吴三桂如能得其精义，在文坛上自有一番了不得的出息。然而，从小就为父辈驰骋疆场的矫健身姿所吸引，被刀光剑影的刺激撩拨得热血沸腾的吴三桂怎么也不可能安静地坐在斗室，在那狭小的纸页与局促的范围内消耗自己的青春与激情。他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志向，只是好动，喜欢舞刀弄剑。吴襄也只得顺其本性让他弃文练武。也许是父辈基因的遗传，吴三桂对习武似乎有着一股超出常人的领悟与天赋，加之他的刻苦勤奋，不出几年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功：十八般武艺样样俱能，对骑射尤为精通。就连自视甚高，以骑射为生的满人、蒙人也不得不对他啧啧称赞、刮目相看。
吴三桂精湛的武功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个人资本，也是他日后能够成为“砝码”的先决条件。此外，他还有一大足以引为自豪的天然优势——俊美丰逸、风流倜傥。他是一位典型的翩翩美男子，据有关史书记载，吴三桂“美风姿，善骑射，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鸷多谋，颇以风流自赏。”“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吴三桂祖籍江南，生于北方，兼得南北所长：既有南方人的潇洒俊秀，又有北方人的粗犷豪放。一位长相俊美的男人，自然深得风月女性的垂青与爱慕，何况还是一位有钱有才、权威势重的朝廷武将，更免不了要弄出一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惹出一段轰轰烈烈的浪漫情缘。由此可见，当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到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时，吴三桂那“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砝码”倾斜与他俊逸秀美的外表也不无关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被诗人吴梅村赞为“白皙通侯最少年”的俊美男子，其外表却有一个无法掩饰的缺憾——鼻梁正中有一道深深的刀痕，刀痕正中，不知怎么还有一线细丝般的黑纹。对于这条十分显眼的刀痕，吴三桂心中充满了一种奇特的感情：既爱又恨，既自豪又担忧。
刀疤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场酷烈战争的见证。
那是发生在明朝天启年间的事了。都指挥使吴襄正带着五百兵丁出城巡逻，突遭清廷皇帝皇太极亲自率领的四万八旗主力包围。吴三桂在锦州城楼上远远望见父亲被围，自然心急如焚，急忙请求身为总兵的舅父祖大寿发兵相救。当时城中只有三千兵丁，如果出城迎敌，无异于自取灭亡。祖大寿除了坚守城池外，别无他策。吴三桂突然跪在地下请求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敌人剁成肉酱而见死不救，请允许我带家兵与敌决一死战。”吴三桂说完，不待舅父作答，便率领二十多名家丁骑马飞驰出城，旋风般地杀入敌阵。吴三桂挥舞大刀左冲右突，怒吼着拼死向前，二十多员家兵紧随其后，一时间如入无人之境，竟然杀开了一条冲向包围中心的血路。突然，一员满将高举红旗带着一群士兵从斜里刺杀过来，吴三桂急忙拉开弓弦一箭射去，对方应声仆倒在地。然而，正当他飞马向前割取敌将首级时，不料这位满将拼着最后一股勇力，挥刀向他砍来。吴三桂没有防备，躲闪不及，一刀正中鼻梁。处于万分危急之中的他根本顾不上包扎，只是顺手擦了一把，结果弄得满脸惨红，面目狰狞，而他的拼杀也更加神勇了。他终于杀到了父亲身边，不由得高声叫道：“快跟我来！”接着又转过身来，带领残剩的明军，向来路杀回。
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2）
二十多人的轻骑投入四万敌阵，无异于主动送到狼嘴里的一块肥肉。然而，正是这不合战争常规的突然袭击，弄得老谋深算的皇太极疑窦丛生，担心明军故设诱兵之计，竟未加追赶，听凭吴三桂父子逃逸而去。
虽然留下了一条刀疤，但吴三桂以同归于尽的气概拼死救出父亲，孝勇之名顿时传遍遐迩。就连皇太极弄清真相后，也赞不绝口，夸他是条“好汉子”，还不无遗憾地叹息道：“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皇太极更为遗憾的事恐怕还在死后，那就是没有亲眼见到他的这声叹息后来竟变成事实，吴三桂成了清廷夺取江山的得力鹰犬。
吴三桂的崭露头角对国势日蹙的明朝来说自然更是大加看重，先是让他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接着又担任游击、副将等职；此后，吴三桂一路看好，频频擢升，二十八岁那年，就被封为镇守一方、独当一面的宁远总兵官。
正是这条无法抹去的疤痕为吴三桂带来了鲜花与盛誉，它是忠诚、勇武、孝义的象征，也是他的发迹之始。因此，他“敝帚自珍”地爱惜这道伤疤，为这块荣誉之疤感到自豪。同时，这又是一块令他忧患乃至痛恨的伤疤。影响他那俊美的外在仪表倒算不得什么，关键是一位算命先生端详他的“尊容”后，竟在背地里说他的鼻梁刀疤是一块“败相”。他说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这条刀疤生得突兀，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断梁，即房屋梁柱倒塌，那会有什么美好的结局与下场？吴三桂听了，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冷冷地笑笑而已。明明是一块发迹之疤、荣耀之疤，怎就坏了自己的“风水”呢？他不相信。但内心深处，却不时地生出一股隐忧，恨不得来点“美容术”把它抹个一干二净。因此，每遇重大决策及难解之事，吴三桂总是下意识将手移至脸面，捂住鼻梁上的那道疤痕。
吴三桂最初进入史家及后人视野，正是他的舍命救父行为：“最初救父出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似乎也打上了这种孤注一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独特风格。
身为职业军人，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乃为家常便饭。吴三桂每每临阵，总是毫无惧色地一马当先。他带兵打仗不怎么讲究军事谋略，似乎都在硬碰硬、硬拼硬。
随着清廷与明廷争夺辽西走廊的战争愈趋激烈，被蓟辽总督洪承畴擢升为宁远总兵官的吴三桂更是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从所部两万多兵士中严格挑出一千精甲，亲自训练直接指挥，组成一支类似敢死队的先锋营。这支先锋营分为二十队，每队五十骑，设一领骑。吴三桂将每一骑首的姓名刻于竹签之上，插入靴筒之内。紧急之时，信手抽出一签，上面刻有谁的名字，便大呼一声。这位领骑就头也不回地率领本部五十精骑视死如归地闯入敌阵。在这些冲锋陷阵的精骑鼓舞下，军威立时大振。因此，吴三桂这一奇异的练兵、用兵之法使得吴军实力大增，成为明廷对付清廷的一支劲旅。
在与清廷的长期交战中，吴三桂由一介武夫渐渐地变得机敏善变、干练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居于局部地位，应付的全是一些具体战务，也就缺乏统领全局的气魄及卓越军事家的宏观谋略。不论带兵打仗，还是为人处事，吴三桂的出发点首先考虑的便是个人私利。他那时时受宠、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人生际遇也助长了这种唯我独尊、唯我至上的性格特征。机诈、权变、喜欢耍点小聪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无可更移的弱点不仅注定了他难以成为一名“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手笔”，也预示着他那悲惨的人生归宿。
常言道，烈火识真金，板荡识忠臣。一遇关键时刻，吴三桂的个性弱点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来。
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八月初，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之战进入了白热化的决战阶段。明军主帅洪承畴凭借八镇总兵、十三万人马的优势，以志在必得的气势逼近锦州城南，向围锦清军发动猛攻。身在沈阳的皇太极闻讯，不顾大病初愈的虚体，亲率救援大军赶赴锦州前线，切断明军退路及粮道，并乘机夺取了笔架山的积粮。于是，形势发生了逆转，明军顿时处于欲战力不支、欲守粮已尽的劣势与窘境之中。军心低落，士气动摇，各路将领都在考虑如何撤退了。而只要稍有军事头脑的人就会知道，除了与敌决一死战外，已无退路可走。于是，洪承畴只得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第二天与清军的生死大决战上，他说：“现在的情形是守亦死，不战亦死。只有决一死战，或可绝处逢生。往日大家都说要尽忠明廷，现在正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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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3）
然而，就在当夜，却发生了大同总兵王朴率兵突然逃跑的意外事件。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是，素日以勇武善战闻名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也率众追随王朴逃遁而去。
部将的逃跑打乱了洪承畴的全盘计划，明军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的意识与能力，只得下令突围。这场临时决定的所谓突围，实质上就是一次少有的大溃败与大逃亡。黑夜之中，士兵不辨方向，建制混乱，无法指挥，自相践踏、跌入壕堑、掉进山涧、涌向海边溺死者不计其数；而清军又四面设伏，一排排箭矢、滚石铺天盖地袭来，结果五万多人马在这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溃败中丧生，致使明廷的这支庞大精锐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吴三桂因紧随王朴抢先逃跑，占据了有利的时机，加上部众骁勇，相对而言，损失不大，基本保全了自己的实力。
如果说吴三桂早就开始谋划逃跑，那可能有点冤枉了他。此前，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敢拼敢打、敢作敢为的血性男儿。在这明、清命运的大决战前夜，特别是听过洪承畴的训话之后，吴三桂肯定也想过要效忠朝廷。然而，王朴的突然逃跑在一瞬间就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与其说他的紧紧跟随是一场有目的的预谋，毋宁说是一瞬间的本能反应，一种保存实力、趋利避害的深层人格弱点的自然流露。也就是说，吴三桂这一潜藏极深的劣性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就开始暴露无遗。
二
吴三桂死里逃生，侥幸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他深知自己追随王朴逃跑带来六镇精兵尽失的悲惨败局，将为朝廷国法所不容。而崇祯皇帝的轻于杀人与刻薄寡恩更是人所共知，因此，对那不堪设想的惩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虚害怕。然而，数月后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朝廷只将王朴一人判处死刑，对吴三桂仅作降罪三级的处分，仍命他镇守宁远。
同罪不同罚，吴三桂对朝廷的格外开恩不禁愧恨交加，感激涕零。而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没过多久，一纸诏书仿佛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明廷任命吴三桂为辽东提督，总领辽东主、客官兵。
一员逃兵之将，为何一再受到命运的青睐？难道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就不能将吴三桂与王朴两人等同视之开刀问斩吗？
关键是北方将领中，唯有吴三桂一人的实力、勇武、用兵可与清军的铁骑精锐抗衡。崇祯皇帝所面临的，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是那纷乱动荡的复杂局势“成全”了吴三桂。
当时的明朝，已处于内外交困的风雨飘摇之中。农民起义波澜壮阔，愈演愈烈；清廷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南下蚕食明朝领土。为了达到一劳永逸之效，崇祯皇帝抽调北方主力与清廷决战，将赌注押于松锦之战。一败涂地的战局不仅使得明朝失去了洪承畴、祖大寿、曹变蛟等一批有勇有谋的大将，更使得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乘机攻克洛阳、襄阳等地，尔后挥师北上逼向京城，直接威胁明朝的统治。为了对付迫在眉睫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再也无暇顾及辽东。历来镇守辽东的祖氏家兵中，可以倚重的将领也只剩下吴三桂一人了。因此，面对吴三桂临阵逃跑的可杀之罪，崇祯皇帝不但没有严惩，还不得不采取先抑后扬的方式——在象征性地降了吴三桂三级之后，很快又将他升为辽东提督，并为此下了一份专诏：“欲专吴三桂提督之权，不欲掣其肘，至领兵官亦令三桂拣得心应手之人。”朝廷将拱卫辽东的重任一股脑地寄托在吴三桂身上，为了达到用人不疑、收买人心之效，还让他破例享有培养心腹、培植亲信之权。
可不要小看崇祯皇帝对吴三桂的提升及他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 松锦之战惨败不到一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便被清军全部攻破。于是，吴三桂所镇守的宁远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成为明军狙击清廷问鼎中原的前哨阵地。吴三桂若降清，辽西走廊大门则全然洞开，八旗铁骑将无遮无拦地跨越关城直取燕京；而吴三桂在明，明廷虽失重镇，边关依然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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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4）
一个犯有可杀之罪的区区武将，就这样慢慢地被风云变幻的历史推到了前台，成为明清争夺战中的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明、清的战局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除了依靠吴三桂——依靠他的关宁铁骑，依靠他的顽强阻击，依靠他的忠心耿耿外，崇祯皇帝再也无法控制。他早已被糜烂的局势搅得焦头烂额，目光与精力之所在，全都放在了对付潮水般席卷而来的农民起义上。
清廷也自然非常看重吴三桂现在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自攻下锦州城后，就开始谋划收取宁远、招降吴三桂的策略。
通过激励的手段，往往能收到惩罚难以达到的奇妙效果。吴三桂于崇祯皇帝的不杀之恩与眷顾垂青自然是感激不尽，力图报效。因此，吴三桂对清军的招降一开始表现得相当坚决。清廷先后派遣已经投降的吴三桂舅父祖大寿，昔日同僚张存仁、祖可法，亲眷裴国珍等人劝降，吴三桂一一拒斥。然而，当他得知洪承畴被清军活捉后不仅没有以死效忠大明王朝，反而拜倒在清人脚下做了一名降臣时，不觉万分震惊，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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