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历史的刀锋-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2）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历史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历史无法假设， 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 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历史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六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 “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3）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4）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文化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 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文化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文化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盗来西方“火种”， 才打破了这种儒家独尊的垄断地位。
诸子百家中，封建统治者为什么独独看中、选择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儒学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哪怕在战乱纷纷、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也能“一枝独秀”地主宰中国文化的命运？ 董仲舒那“一劳永逸”的“成功”密码何在？儒教的“一家独唱”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给我们民族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在思考中国古代文化时不得不面临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二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董仲舒诞生在赵国广川县一个名叫董家庄（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的普通村子。有关他的家世，史书未见记载。但从他小时候就接受启蒙教育这一点来看，当是出生在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庄户人家。董家庄没有学堂，小孩读书，得走上十多里路程，到邻近的十里长村去就学。十里长村有一个源自官宦人家、推崇儒家礼义的苏氏大家族，因此，学堂所教，不外乎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学说。儿时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决定、影响了董仲舒一辈子的人生道路。此后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也只能沿着早年的儒学一脉深掘精进。
学业稍有所成，董仲舒做过一番继续向外发展的努力，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成功。于是，他就回到故乡，当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民间教师。
在教学的同时，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春秋》，寻求该书的微言大义。
春秋时期，各个封国都有编订史书的传统，《春秋》，本是一部记载鲁国历史的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然而，经过孔子对它的一番刻意修订与整理之后，《春秋》顿时身价倍增，由一部普通的历史书籍变成了一部著名的儒家经典——融褒贬于其中，以儒家思想为宗纲的政治哲学典籍。《春秋》经文不长，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语言简练而意义朦胧，后人争相为之注解，流传且有名的主要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及《春秋梁传》。这三传分别阐述了作者不同的思想，它们各自成家，在历史上成为三门独立的学问。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2）
《左传》是《春秋》的第一个注释文本，出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之手，《春秋》只简单地记载史实，而《左传》则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事件的具体过程，它以事实解释《春秋》，是一部政治史书；《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梁传》皆得孔子正传，孔子将《春秋》的政治思想口授给弟子子夏，子夏又分别授予弟子公羊高与梁赤，这一口授心印的传承经过公羊高与梁赤的发挥，终至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春秋》学理论体系——《公羊传》与《梁传》，它们于汉代才形成文本，但《梁传》比《公羊传》还要稍晚一些。两书体例同一，很少叙述史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发挥、注说《春秋》大义，其差异主要在于解释《春秋》的思想观念各各有别。
董仲舒早年曾到齐地求学，拜在公羊氏的门下，在公羊学馆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深得公羊学之真传。此后，董仲舒便将春秋公羊学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主要研究目标。他的所有著述，其引文大都来自《春秋公羊传》。
董仲舒为探究《春秋》奥义，几乎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据《御览》八百四十引《邹子》所载：“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研究一深入，他书也顾不上教了，将自己关在屋内不分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地旁征博引、苦思冥想，三年时间，连到自家菜田边散步行走都不曾有过；骑马时也没想到要去分辨胯下所乘为雄为雌，一门心思所系，全在 “经传”二字。上述文字虽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董仲舒那种锲而不舍、刻苦认真的钻研劲头。不仅如此，他还以儒家思想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言一行，都染上了儒家的色彩，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具有了儒者的风范，乃至“进退容止，非礼不行”。
以董仲舒这种拼命的刻苦精神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聪明颖悟，可以想见的是，他在研究春秋公羊学方面肯定会取得超越他人的突出成绩。因此，在四十多岁时，他就被景帝拜为春秋公羊学博士，当时同拜这一官职只有两人，另一位是年事高迈的公羊学研究专家胡毋生。古代的博士并非现代的学位名称，而是学官名。秦朝时，只要通达某一领域的理论学说，都会授予博士官职，充当君王的参谋顾问，制定政策法令。由此看来，博士官不过是君王手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一个工具而已，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御用文人。而专为春秋公羊学设立博士位，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董仲舒被当朝皇帝授予博士，自然是春风得意、喜不待言，这可是自己长年努力的一种报偿，是学术成果得到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呵！然而，景帝时的博士官大多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头衔，他们只能“具官待进”，等候皇帝的任用。于是，董仲舒与胡毋生一同待在京城，一天到晚眼巴巴地盼望着景帝的招用。他们在一起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传来皇帝那掷地有声的神圣御旨。景帝只重黄老之学，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是当当“摆设”，做出一种重用天下知识分子的姿态而已，根本不会受到朝廷的真正任用。
胡毋生早已等不及了，就对董仲舒说：“与其这样等着干耗，还不如回家找点事做呢。”于是，跟董仲舒道过一声别，就匆匆离京返乡走了。董仲舒又在京城待了一阵，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曙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清点行装打道回府，准备重操旧业。
董仲舒一脚踏上故乡的土地，便与京城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他可是受到皇帝钦点的博士，在普通人眼里，博士就是学问与权威的象征。听说他要正式收徒讲学，前来报名、求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零碎而肤浅地讲说儒家学说，而是系统地向学生们传授春秋经传理论。学生一多，教室坐不下，有时不得不改在露天广场授课。董仲舒传授儒家经学，其规模与成就虽不如孔夫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但也培养了不少在中国历史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物。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记：“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就连《史记》作者太史令司马迁本人，也曾拜在董子门下求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3）
董仲舒除在家乡授徒教学外，还游学四方，并受到河间献王的召见求教，一时声名鹊起，颇受世人尊崇。表面看来，他的日子似乎过得十分风光，可内心深处，却缠绕着一股无法化解的“从政情结”。“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儒者们一贯的精神支柱与人生追求，深得儒学精髓的董仲舒更是如此。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哪怕学问再多、名气再大、日子再风光，似乎也是没有多大的“出息”与价值的窝囊废。一晃悠，他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再一晃悠，一辈子的时光可就过完了，于是乎，心里免不了有着一种难耐的急迫与焦灼。然而，除了热切渴盼与静心等待外，也别无他策。
机会终于来了！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前几代君王“无为而治”的积累与铺垫，汉代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武帝认为，时代的发展再也不需要过去的黄老思想了，他可不想让无为而治束缚自己，他要站在祖辈的基础上实行有为而治，放开手脚大干一番。刚一即位，就征召贤良，表现出对儒家的极大兴趣，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儒措施，结果受到他的祖母——执掌汉朝实际大权、深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的干预而夭折。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早就跃跃欲试一展鸿鹄之志的汉武帝认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已然来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年号，将建元改为元光。也正是从他开始，此后的帝王动不动就养成了更年改号的陋习，陶醉在一种虚幻的信仰、夸耀与自我安慰之中，却给历史平添了一份人为的繁杂。
接着是一番对内对外的“综合治理”，然后，汉武帝那鹰隼般的目光又投向了天下文人学士身上，再次向社会广召贤良，让他们出谋献策，辅助君王治国，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
汉武帝初次征召贤良时，董仲舒正游学四方，停留在河间献王处与他切磋学问。他人居河间王国，户籍却在赵国，因此初次举荐的贤良之士中便没有他的名字。“福兮祸所伏”，如果初次征召进朝任用，以董仲舒的才能与性格而言，将很有可能遭到窦太后无情的压制与打击，当初建议、帮助汉武帝重用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就是在窦太后的威逼下撤职，尔后又自杀身亡。然而，董仲舒毕竟在年轻的皇帝身上看到了儒学振兴的曙光，并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因此，他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也更加努力了，“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等到汉武帝完全执掌朝政再次征召贤良这一年，董仲舒已是六十三岁的垂暮老人，虽然晚了一点，但他一直葆有着一颗“参政议政”的勃勃雄心，哪怕再老，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次机会。
于是，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又一次欣欣然地来到京城长安。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那样“坐冷板凳”，似乎为了补偿似的，还享受到了一份难得的殊荣：在所有被推荐的一百多名贤良中排列第一，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地令人满意，汉武帝又特地为董仲舒加试两场，以虚心的态度向他垂询较为系统、完备的治国之策。汉武帝三次策问，董仲舒三次答对，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为：一、君权虽为神授，但上天总是警告、谴责、威胁人间君王的恶劣行径。因此，君王要努力实施德教，贬抑刑罚，更化旧的陋习；二、兴办太学，培养贤士，知才善任；三、文化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是董仲舒的落脚点之所在，他抬出毕生都在潜心研究的儒家经典《春秋》为据对汉武帝说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4）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论的一个总纲，其展开、充实与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后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谓“正合孤意”。汉武帝审阅这些策论之后，自然大加赞赏，大多采纳，严厉推行：兴太学、建庠序、置明师，将儒家所存的五部经典《易》、《诗》、《书》、《礼》、《春秋》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经”成为儒家典籍的专称；废除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官由此为儒家所垄断，儒家之学也一跃而成为官学；将帝王的封禅活动及五行说纳入儒家体系，以神化儒学，运用五德始终说诏令天下，改定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对儒家的神秘感，将其思想渗入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儒学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社会生活行为的一种准则与规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假汉武帝之手，将儒学奉为永恒不变的###，奠定了儒学在当时以及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的主宰地位。
独尊儒学，虽然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其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了儒学的政治化。对此，翦伯赞曾在《秦汉史》中论述道：“儒学哲学变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变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标准的尺度。一切与这种原理相冲突的古典学说，即使比儒家学说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从头到尾被摧毁。从这一时代起，孔子便从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来，变成了东方世界之罗马教皇，而儒家哲学也就变成永恒不变的真理。谁要批判儒家哲学，谁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学仍被不少“卫道者”奉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于一尊，这是类似于秦始皇大规模焚书的一次文化浩劫， 所不同的是两者运用手段有别，一用强制毁灭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汉武帝、董仲舒的钳制手段远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变也更为彻底，影响也更为深刻。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认为：“秦以后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运：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举制度。在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政权的长期巩固所起的作用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长远。”
儒学一旦成为“国教”，也就变成了一门不是宗教的准宗教，广大民众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将那独一无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为封建帝王将相与儒家代表人物。一个没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贫弱，信仰必然世俗，一个两眼只盯着自己脚下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永远也不可能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巨人。
罢黜百家，使得全国只剩下了一门异化了的政治学问——儒教。当官的、教学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学成为一条通达之道，其他学说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学而优则仕”的主张，确立为正式的文官制度。从上到下，国人所读之书、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儿”。而儒家经典不过就那么少量的几本，其教义更不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两千多年来，全体儒生（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分子）所干的事情，不是诵读六经，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左冲右突，怎么也突破不了那张无所不在的“儒教之网”。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就这样白白地空耗浪费，他们留下的所谓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数量上相当于其他诸子研究总和的没有半点用处的儒学专著。国民性中的自我封闭、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莫不与儒学的定于一尊密切相关。
儒教以礼为规范，仁为思想核心，义为价值准绳，知（智）为认知手段。而礼教压抑人性，仁义限制经济的竞争与自由发展，一味地讲求道德使人变得虚伪，实用主义态度让人变得卑微委琐，怀旧复古使人陶醉于往昔的荣光中不思进取，三纲五常捆绑手脚束缚行为……人们没了自己的选择与思想，只能�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